第四级簿-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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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钉上木条，所剩无几的玻璃窗肮脏不堪。厂一房里光线很差，大部分灯泡　不亮，有的房间根本没灯泡。天花板很高，那是殖民时代建筑物的标志，挂着　的吊扇看起来大多已不能运转。（厂内的两个景象令人吃惊：一是古老的纺织机　的隆隆轰响和转动，机器橡是来自工业博物馆的陈列物；另一是空气中的古怪气　味，一种棉花纤维、灰尘和噪音的混杂体。这种气味令人无法描述，那是一种　我似曾记得，但是一时叫不出名来的气味。我仔细观察这所房子。当我的目光　转向高高的天花板时，我立刻知道那种气味的来源了。悬吊着的天花板多处　已经褪变为灰『色』甚至黑『色』，有些地方已经完全腐朽。这种变『色』，这种味道一一　我忽然想起来了。

　　　　蝙蝠。

　　　　正如同热带非洲的大多数建筑物一样，天花板成了蝙蝠窝。入夜，这些夜　间生活的动物就从房顶倾巢而出，尖叫着去捕捉昆虫、瓜果为食。一到早晨，　它们再飞回来头脚倒悬地美美睡上一天。是它们排泄的粪便使天花板变『色』。天　花板腐朽后，蝙蝠的粪便滴落到厂房的地板上，与棉布和尘埃结合后产生出那　种阿摩尼亚味道，我在非洲住了很久，知道蝙蝠对人类无害。我们常在夜间爬　到房顶上去捕捉它们。我们戴上垒球手套以免伤害它们，然后把它们放掉。这　里的人们对蝙蝠习以为常，工厂工人对它们毫不介意。然而对我来说，我不能　不怀疑蝙蝠在埃波拉病毒的传播上也起了一定作用。

　　　　

第一卷　8。与死人同机

　　　　蝙蝠的排泄物会否是埃波拉病毒的载体呢？如果是，病毒又怎么在蝙蝠体　内生存呢？那就得假定病毒相对说来对蝙蝠无害，而对于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　物则是致命的。这并不是不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不同病毒有不同的适应『性』。　但是要证实蝙蝠要对苏丹或任何其它地方的埃波拉病毒负责就困难了。我们没　听说过蝙蝠与扎伊尔的埃波拉病患者接触的报导，但由于非洲到处都是蝙蝠，　这也不能说明什么。

　　　　猜想棉纺厂是恩扎拉瘟疫的传染源并不能说明它一定就是。要解开这个谜，　必须进行广泛的调查以证实蝙幅是否载有病毒。我当时不可能大量取样测试蝙　蝠是否广泛受病毒感染以致传播该种疾病，或者是它们没受过感染。几天后到　达的世界卫生组织苏丹小组收集了几只骗幅，然而样本不够，他们不仅没能分　离出埃波拉病毒，也未能说明任何一只蝙蝠与过去曾发生过的瘟疫有关。由于　人类很少从自然载体中传染上疫病，所以不论病毒来自什么动物载体，病例也　不会很多。1978　年，卡尔·约翰逊一行对非洲的丛林野兽进行广泛搜寻以发现　埃波拉病毒的载体时，曾对各种蝙蝠及其他兽类作过试验。后来美国陆军传染　病医学研究所（unitedstatesarmymedicalresearchinstituteofinfectious　diseases，usamriid）的吉恩·约翰逊（genejohnson）又曾对一可疑的蝙蝠　洞『穴』进行过一次彻底的闪电式调查，他掌握的原材料比我们多得多，但也毫无　成果。

　　　　瘟疫能否从苏丹进入扎伊尔，对此我是有怀疑的。假若病毒是由蝙蝠携带　的，那绝不会只是一只蝙蝠而已，如我在此之前说过的那样，人类的交往也不　像是传播的渠道。谁会千里迢迢地从恩扎拉到扬布库去呢，他在几乎无路可走　的漫长道路上跋涉又为了什么呢？那里没有生意可作。恩扎拉棉纺厂生产的棉　纱和布是通过朱巴运往喀士穆或是内罗毕的。无法从扎伊尔出口，扎伊尔也没　人会买。

　　　　离开恩扎拉之前，我写了封信给唐·弗朗西斯（donfrancis），他后来成　为畅销书《乐队继续演奏》（andthebandp1av0n）的已故作者兰迪·希尔　茨（randyshiltz）关于人类免疫系统不全的主要顾问。唐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曾参与在苏丹境内的一次天花疫病调查。通过无线电波传播我得知他现在参　加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小组，现在仍滞留古巴。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他会来　恩扎拉，也愿意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信中我提到埃波拉的第一个病例。告　知他死者的埋葬地点。我也详细地告诉了他瘟疫的发生情况以及如何去寻找医　生和存活者。应该说这是我带着十分满意心情写下的一封信，因为它说明我是　进入恩扎拉的第一个调查人。后来他告诉我说，他看到那封信时既惊讶又高兴。

　　　　在恩扎拉呆了三天之后，我决定离开。虽然调查很有趣，但是再呆下去我　也不可能找到苏丹和扬布库两次瘟疫爆发之间的联系。我唯一可做的是收集样　品和捕捉一些可能携带病毒的动物，但是我没有条件也没有仪器来进行如此规　模的调查，因此我决定回扎伊尔的扬布库去，然后再北上，去中非共和国。

　　　　由于我曾成功地进入苏丹、我想也许我也可能进入另一国境。但当我抵达　离边界约　15　英里处，发现有一棵横躺着的大树挡住去路，既无法绕着它走，又　无法截断它过去。没人知道为什么要砍倒那棵树，但它倒在那里已经好几个　月了。就算是大树被搬走也没用。人们告诉我说还得渡过一条河。那么说得要　条渡船。问题是没有渡船。　于是我掉过头来往回走，到别处去寻找埃波拉病毒。大雨下个不停。红泥　浆路越来越泞滑，走起来十分危险。但是司机满不在乎，途中我们捎带上的一　个乘便车的人也如此。车子不断地打滑我越来越胆战心惊。在非洲，于弹和病　毒是我甘冒的两种风险，然而车祸呢？！　我不断要求司机开慢些，每次他都口中咕喀着表示同意，但仍然照开不误。　一路上他都没有尊重我的意愿，显然现在他也无意改变他的习惯。经过一个名　叫比利（bili）的小镇之后，他突然一个急转弯，速度之快使整个车子打滑起　来，橡个陀螺那样打转转。窗上显出各种『色』彩：绿『色』的树、棕黄『色』的泥巴，红　『色』的粘上，就好像快放的影片一般。后座中　50　加仑的柴油桶疯狂地碰撞着，没　捆住的东西四处飞舞，我『摸』索着想抓住什么东西，而吉普车继续飞速前进，　一会左、一会右地激烈摆动，最后终于翻倒在路旁。

　　　　当我睁开眼时，我看到的是天空。我发现我栽倒在司机身上，耳中满是震　耳欲聋的叫喊声，那是出自搭便车的人之口。

　　　　我被震得四肢麻木，但幸好并没受伤，我艰难地爬出车外。几乎站不住脚。　司机则花了更大的劲才勉强站起来。最糟的要算那个搭车人了。他痛苦地嚎叫　着：“我的脖子断了！”。但是即便我还处于头晕目眩的状态，我也看得出他是夸　大其词。脖子断了的人，一般是叫不出来的。我试着搬动一下他的四肢，还好，　四肢能动弹，但他实在痛得够呛。我把他放倒，给他作检查，看他的神经是否　严重受伤。看来他是肌肉痉孪很可能是由于受到剧烈震动所致。他自以为是快　要死了，陷于歇斯底里的状态。我再三劝慰都没用。然而假如我们不能开车　上路，也无法送他上医院。附近的居民跑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在他们的帮助　下，我们把吉普车翻转过来。现在我有可能对它作一次检查。车子损坏得还不　算太严重，车头有一部分凹陷进去，两块车窗被甩了出去，但并没破碎，我再　转向搭车人，他仍在嚎叫不止。

　　　　我想我得想办法把他的脖颈固定住，然后再找个地方让他躺平休息。但在　目前状况下，我没法搬动他。由于他并未丧失知觉，我认为他的伤势不至于太　严重，也可能是碰伤了脊髓。我翻了翻我随身带的医『药』箱，你猜怎的，居然还　有安定针剂。我给他打了一针。他逐渐缓解下来并睡着了。这时我就用衬衫垫　着碎布给他做了一个颈箍。我把颈箍给他拴在脖子上，固定在手臂下，这样我　们就能把他搬上吉普车的后座。后来我们得知这个人的近亲就住在离此　20　英里　远的地方，幸而吉普车还能勉强开动，总算运气，终于把此人送到了那里。接　着又用了将近两天的时间修理车子。

　　　　后来我们到达一个名为阿布蒙博兹（abumombozi）的小镇，位于扬布库疫　区中心以北　80　英里处。传说扎伊尔的疫病第一例病人、一位小学教师，就曾乘　车通过这里北上，因此我很想知道这里是否也有瘟疫的迹象。有位医生告诉我，　他没听说附近曾发生瘟疫，但他不时见过带有伤寒症状的病人。他见到的真是　伤寒病人吗？扬布库的医生在未能对病情作出确切诊断之前也常说病人患的是　伤寒。医生是否把两种疾病混淆了呢？我无法得知，因为现在没有病例，而过　去的病人又没有留下化验结果。

　　　　当我到达扬布库后，我们的小组还在村里作调查，询问村民，采取血样，　以便了解有多少人受到感染。我的同事们当然十分想知道我曾否发现扬布库和　恩扎拉两处瘟疫之间的联系，我只能使他们失望了。“从一处到另一处需要穿　过　4　个不同的部落地区，而且人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要到另一处去。”我这样告诉　他们。他们对我的说法抱有怀疑。两个地方同时发生瘟疫，不能不使人们怀　疑两者之间有联系，但我对自己的调查结果深信无疑。三年之后才证实我的看　法是对的。

　　　　旅途的下一站是本巴（bumba）。我们在当地的天空教布道处过夜，打算搭　乘第二天的军用机回金沙萨。上午十点左右，我赶到机场，原只说按计划有飞　机到，并没说明一定有。

　　　　因此当我到达机场看到有架飞机停在那里，还真有点惊讶。更使我惊奇的　是看到有群人围在飞机周围。大多数是『妇』女，脸上涂沫着白灰，悲伤地大哭大　叫，捶胸顿足。好橡机舱尾部发生了什么灾祸，是什么灾祸说不准。走近些时，　我看见有人把几个木箱抬进机舱。天啊！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些棺　材！我得与飞机上满载的死人一同飞回金沙萨。

　　　　我问旁边的一个人，那些人是埃波拉病人吗？“他们是飞行员，先生，”　他回答说，“他们开的直升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了。”这人看着我，似乎在考虑要　不要把真象更多地告诉我。“天气很坏”，他好像认为这点解释不够，又接着说：　“飞机没有油了。”“谢谢你”，我说，并准备走开。

　　　　但这人又加上一句：“他们喝酒了，喝得大醉。”后来我听说，我的一个　同事彼得皮奥特（peierpiot），扬布库小组的成员，本来打算乘那架出事的飞　机回金沙萨的。当他看出这些飞行员的醉态，就明智地没上飞机，我们同在扎尔　伊作过关于爱滋病的调查，相处很好，他现在是联合国艾滋病项目的负责人。　我猜想他会常常想起那桩事件的。

　　　　找到飞机残骸和那几具尸体，曾花了几天时间，因此尸体已经腐朽发臭了。　机舱内的恶臭可怕之至，我当然愿意与另一伙人同行，但我又有什么办法。我　从哭喊着、脸上涂着白粉的『妇』女中间穿过，走上飞机。在空中要呆整整两个小　时，无法摆脱令人作呕的恶臭，怎么受得了，然而也只能如此。我系好安全带，　坐在死人堆中。

　　　　几个星期之后，另一批物品被运往金沙萨，转运亚特兰大。这批物品实际　是从扬布库及其附近居民中采集的　600　瓶血清一一送往疾病控制中心实验室去　作埃波拉病毒抗体化验的。

　　　　我们无从了解的是这些小瓶装着一个和埃波拉病毒无关的秘密。它和其它　几千种样品一起，像是神话故事中的恶魔一样，被紧锁在“疾病控制中心”　的一个冰箱内。十年过后，我们才掌握了打开这把锁的知识，然而一一切都太　晚了。

　　　　

第一卷　9。了解拉沙病毒

　　　　在贫穷的塞拉里昂共和国，约翰·卡马拉（johnkamara）是少有的特权者。　他今年三十来岁，毕业于该国最古老、最知名的福拉·贝（foralibay）大学。　毕业后他回到他的老家边远又贫困的东方省塞格布韦马，在圣灵（ho1vghost）　学校当一名历史与法语教员。他受到学生的尊敬，学生把他当成楷模。塞格布　韦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像他那样的人不多。人们有事都来找他商量。他不　只是老师，更是他们的朋友。他能帮助学生解开法语动词中的奥秘也能和他们　一起踢场足球。

　　　　他体格壮健，很少生病，因此当他在　1977　年　2　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半夜醒　来感到有点不舒服时，还感到奇怪。他的皮肤『摸』上去有点发烫，头有点疼。他　的肌肉即使在一场紧张的足球赛之后也没这样痛过。当然，他刚从附近的一个　村探亲回来，那里的路很难走，而且天气酷热，尘土飞扬。所以他认为是由于　旅途劳累而引起的不适，于是翻过身来试图重新入睡。

　　　　第二天早上他感到更加不舒服。头痛得厉害，肌肉也更加酸痛，并且肯定　发烧了，但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约翰生长的地方，疟疾多得是，因此他认为他　是得了疟疾了。在塞格布韦马和非洲其他许多地方，人们一旦发烧、头痛、肌　肉酸痛，往往都被诊断为患了疟疾。成人也如此，尽管他们一生中饱受携带疟　疾菌的蚊子的叮咬应该具备了某种免疫力。约翰给校方写了个便条请假，说明　自己病了，然后吃了几片阿司匹林和　4　片氯奎宁（这是当时治疗疟疾的标准　方法），就上床睡觉了。下午，他觉得好了些，但他发现肌肉酸痛转到后背底下，　而且嗓子开始疼痛。

　　　　当天晚上，情况更糟了。体温上升，嗓子痛加剧，肌肉疼痛也更厉害。他　开始觉得他患的可能不是疟疾而是其他的病。第二天，他的体温持续上升，疼　痛也加剧，他于是去塞格布韦马的尼克松纪念医院就诊。为他接诊的伊莎贝尔·金　医生（1sabeileking）立刻知道了他患的是什么病。

　　　　拉沙热！　年月，对扎伊尔的埃波拉病毒的调查结束之后，我回到我刚在塞拉利昂凯内马建立的项目现场去完成我的未竟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一　个研究拉沙热病的长期规划。

　　　　两项主要未完成的工作正待我来做：一是找个住处，二是搞起一个像样的　实验室。『政府』拨给我的那所房子，得花些工夫才能把它改装成一个可用的实验　室。首先我得装上发电设备，房顶漏雨，得好好油漆一番，还得取回我在亚待　兰大买的设备。设备已经到达塞拉里昂，存放在港口的仓库里，但愿它完好无　损。在塞拉里昂，除了我之外，没有别人知道怎样摆弄它。　但是在非洲，特别是在塞拉利昂这样贫穷的国家，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什么东西都可以被“回收”，做法千奇百怪。例如，放置在路旁的一辆报废汽车，　顷刻之间就会像动物园中的野兽尸体一样，被吞噬一空。因此我必须到港口去　指导把设备安全地装上卡车，以免设备受损或是被“遗忘”在仓库里。

　　　　我到达港口后，沿着一条弯曲小道南行，找到货运经理，他向我担保说设　备完整无损，但不允许我亲自去作检查。两天后我收到仓库的紧急通知，说　我租用的卡车后门不够大，盛仪器的木箱放不进去，因此我还得再找一辆后门　开得大些的卡车来搬运这批仪器，任务是完成了，代价是我几晚未能成眠。

　　　　有了这批仪器，我得通上电源。我在扎伊尔教书时，有摆弄电线的经验，　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只能雇用当地的一名电工。我想我在旁边监督着他干活，　一定能保证他把活干好。　当他说他已经干完活时，我对『插』座和缆线检查了一番，似乎没什么问题。　关键的时刻到了，电源是否接通了呢？我把一个　110　伏特的显微镜『插』上电源，　可我却立刻遭受到　110　伏特的电击，肯定电源接错了。我又把小点的仪器『插』上　电源，结果是一样。肯定这是根本『性』的装接错误。电工忙着向我保证说一切都　是按我指点的那样做的，那么我的手指怎么会遭电击，又那么疼痛？我怀疑是　地线有问题。我打开保险盒，看见里面的地线都没有接上，原来是电工把零线　和火线接好了，但是地线却绕成一团，没把线头接上。他把我当成地板了。我　耐心向他解释地线是干什么的，怎么个安装法。他听到后就照办了。我不知道　凯内马其他的建筑情况会是怎样。管它呢，幸好现在我可以坐在我的实验室的　椅子上『操』作仪器而不会遭受电击了。

　　　　要使我的实验室运作，得找些人来工作。我需要四个方面的人选。鉴于我　们的工作条件，我不能只要求专业水平，还得对拉沙病毒免疫。我们的研究对　象是一种生活在灌木丛中中等个头的鼠类，大小在一般老鼠和美国的家鼠之间。　它们是拉沙病毒的载体，在胚胎期间就受到病毒感染。它们自己不发病，但是　『尿』『液』中分泌病毒。病毒在老鼠体内不断繁殖，然而却躲过了它的免疫系统，也　许是让免疫系统误认它是老鼠本身而不是病毒了。疾病的持久『性』使病毒得以　在病人体内不为断繁殖。病毒就是如此残暴和聪明，如人体免疫系统缺损病毒　就会使无数人终身为它们服务，而我们至今对它仍缺少了解，既不能医治，也　不能预防。　当时，从患过病的人身上取得的抗体是对付疾病的最好方法。抗体不能防　止人们再次感染疾病，但至少可以使人们再次患病时，病情不会过于严重。不　管怎样，我得尽量防止我的工作人员染上瘟疫。要和分泌大量病毒的老鼠打交　道，那是桩十分危险的工作。我对这事有点担心，但是也没必要过分忧虑，因　为不难找到有拉沙病毒抗体的人。主要问题在于要找到既有抗体而又能胜任此　项工作的人。塞拉利昂东方省没有几个人上过一两年学，应征者中最高水平的　只上过高中，粗通文化和一般计算。在这里除了通过人事关系而获得少数几个　『政府』职位外，可干的工作就是农业，谁有必要为此而上学呢，因此，我能找到　的应征者极为有限。我也需要会说本地方言门德语（mende）和较通用的克里奥　语的人。最后我还需要掌握基本医学知识的人。很快，我发现很难找到这样　的人。实际上，要为这项工作找到训练有素的医生的努力早就失败了，这不足　为奇，塞拉利昂没有医科学校。本地的医生来自两条系统，或在西方或在苏联　受过训练的。在西方上过学的，回来后一般在弗里敦找到较好的岗位，或是为　『政府』工作，这样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好处，可观的年金，下午和晚上还能在私人　场所兼职。他们很少到农村来。

　　　　从苏联受训的人口国后则大多到『政府』医疗系统工作并立即被派往农村。从　理论上说，在苏联受过训的医生在派往农村前要先在费里敦实习，而实际上，　这种所谓实习只不过是从几乎不合格的医生中把最不合格的淘汰出去而已。地　方医院中充斥着这种不合格的医生，他们大多是莫斯科卢蒙巴友谊大学　（patricelumumbafriendshipuuiversity）的毕业生。该学校的课程表中政　治理论课要比解剖学来得多。许多在苏联受训的医生比屠夫强不了多少。他们　在毫无戒备的当地居民身上随心所欲地胡『乱』『操』作着。过不了多久，连最无知　的村民都懂得对『政府』医院要退避三舍。

　　　　不幸的是，村民常常是无处求援。垂危的病人要乘一种蓝『色』的小卡车在破　烂不堪的道路上颠簸几英里去找一家比较好的教会医院。这种卡车是作为万能　车辆行驶的，通常挤满人和货物，牲畜也像沙丁鱼似地挤在一起，粪便四流。　挤不进车厢的乘客就爬在车顶或悬挂在车箱两旁和尾部，真是生死攸关。

　　　　尽管没有合适的医生，我却获得许多应征者。用凯内马的标准来衡量，我　快成为大雇主了。卫生部向我推荐了几名候选人。我面谈的第一批人竟都是卫　生部某个人的亲戚，根本不符合条件。我很快发现我必须接受他们推荐的任何　人，这些人被录用后得付钱给他们的推荐人。我需要卫生部的合作，否则我　没法实行我的方案。因此，我的处境相当微妙。

　　　　于是我采取超额雇用人员的办法，录取了包括卫生部推荐的人和真正符合　条件的人。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只是试用，之后要根据他们的表现择优录用。这　种作法，不管最后谁被录用，大家都不丢脸。落榜的人只好责怪自己不够条件。

　　　　于是我在凯内马开始培训新雇员。训练开始，我让他们实际『操』作并接受书　面考试以了解他们的水平，最后我留下了一批我认为可以培训成为合格技术人　员的年轻人。大多数高中毕业，没多少工作经验。这也不错，他们还没来得及　养成不良的工作习惯。我从最基本的要求作起，告诉他们必须每天准时上班，　在实验室里，我告诉他们要完成哪几件事：不幸的是，那时，这些简单的要求　对塞拉利昂的许多资深的『政府』雇员来说也是新鲜事。

　　　　录用和培训雇员是桩艰苦差事，但是高兴的是我找到几个很不错的人，其　中有些人和我们共事了　13　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