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作品集-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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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脚。（读读描写学院派内幕的小说是很容易理解的。）他翻译的北岛诗集瑞典出版社今年居然不想出版，间接说明马悦然的学术权威在发生变化。　
　　莫言的原因更充分。他的力作“红高粱”英文是Goldblatt的翻译，翻译得很精心，并且，诺贝尔得主大江建三郎也曾提到他。　
　　而郑义也有传说。最近的传说是，他自我感觉都要得奖了。　
　　“高行健呢？”陈迈平当时问。　
　　我承认，我没想。并且，我坦率说，不觉得他真那么棒。　
　　“不过，”迈平微笑说，“他的剧本，他的小说，加他的评论，关键是他有评论，他的作品在欧洲评论很多……”　
　　不难联想到，最近得主们创作和涉猎广搏的前例，特别是想到文字游走国际时候，评论制造的幻觉，常常可能大于文字内容的幻术效果，如果说，这是一个国际化商业时代，特点之一就是，说法要比内容更重要。我立刻就同意他的预测了。何况，他分析了诺贝尔文学奖内部新生力量出现：于是，高行健的作品不需要仰仗英文市场的汉学家，也不需要瑞典马悦然提拔，他可以从法文翻译，通过其他评委直打诺贝尔。　
　　虽然当时我听这句不是很用心，但是，接着，见到马悦然，我就明白了。当年我见过马，10多年了，他还是那样，一头银发，很有风度的样子，不过，有了多年闯荡国际文化江湖的经验后，我承认，我看人看事不一样了。那一次是中国女经济学家何清涟唱主角，马在听众席里。然而，作为听众发言的时候，他可不是听众的角色。在批判了中国知识分子都缺乏反省之后，突然，话题一转，他提到高行健，说他最近看了高行健的作品，他非常欣赏高行健。他要翻译高行健。　
　　他的发言长度和内容完全超过了听众提问，和会议话题毫无关系。坐在台上角落里，在福尔摩斯的启发下，看这位汉学家，直觉着，他的话是放出来给其他什么人听的。我是不是敢说，我那时候就认定高行健是重要人选了？不过，和陈迈平讨论下来，我们认为，主攻高行健的话，也还需要几年。我们还是太狭窄于文化游戏，那时候忘记WTO这类参数。　
　　依我看，眼下真想议论高行健的中国评论家，可能不是刘再复，而是李陀等大陆80年代那时候的文化风云人物？高行健在大陆文化圈子里最早知名的，与其说是在小剧场上演的《车站》（我用来写在《剧场效果》的短篇小说里），不如说是《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册子。那是80年代初，他和李陀，冯骥才讨论小说的新形式，新手法。后来他们自己认为，很难说那有什么真新的东西。那个扬起来的“屁股帘“（当时文学评论语）引起大讨论和大批判的一部分。我也因此成为大批判对象之一。　
　　在处境小改善之后，我得以进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作导演，高行健当时在人艺当编剧，刚写了话剧《野人》。副院长林兆华导演，想让我给他作副手。我读了剧本。我对高行健的剧本是有看法的。我觉得，他的剧本和他的小说一样，说法上的玄妙，要大于阅读快感和舞台实践的魅力。换句话，他比较像为评论家二度创作提供的原本创作。我在大学里读过些当代“外国戏剧”手法，我能在他的剧本里找到对照，而刺激我的创作欲的生命本源性东西不那么多。并且，林兆华是有他的狡猾的，你很难说他是不是理解了作者，理解了剧本，他也喜欢用说法罩住舞台，而不是哪怕说不出来的诱人的地方。我委婉地说了我认为的舞台修改方法，高行健当然是自我坚持的，是非常温和的，不过，是只可以领会他，不可以向其他创作合作者开拓的，而我，宁愿剧作者是激烈对抗的，那更可能出现新创作。大不必为一个戏搞僵了关系，于是，我就骑车走运河，写自己的去了──现在我是不是应该说，我是认识得主的？　
　　和高行健交往的时候，从来不谈小说，不谈创作。我主观地想过，因为观点不很相同。不过，作为朋友，有的时候，你居然会有比以为的生命既创作的更多的真正话题。这种感觉，我倒是从高行健那里体会到的。是90年代初，我到法国作访问学者，私下里和高行健研究能不能在那里生存。行建给我的指点非常直接。一点饶弯都没有。那时候他靠卖画为生，（尽管他的画我觉得也是说法大于“看法”。）说写作是绝对不能吃饭的。当然，他有法语，他大学是法语专业。他就这样直接摊开自己，让我研究一下我自己怎么个活法，怎么才能以其他来养自己的文字。高行健是不是个超等作家，现在很可能成为私下争议的话题。不过，在我的感觉里，高行健倒是个诚恳的人。　
　　在创作层面，做人的诚恳与文学表现，这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普通读者以为的那么大。问题是，这里其实没有普通读者的份。高行健得奖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果真是扮演对抗专制的创作者吗？作品现在被禁止吗？还是说，在商业化时代，放到焦躁的中国，他的作品没有什么出版市场？而诺贝尔不是奥斯卡，和大众阅读市场无关，不过，在21世纪“全球化”的虚幻感下，个人创作这种精神生存行为，其实空前依赖于评论的隐蔽的商业化促销，而销售是异地来的好销，是以他乡“轰动”转销的。至于转销之后，好不好销，又是另外的事了。而高行健究竟是不是中文的一流写手？外国人是不是在翻译里走了眼？这问题有点意思。依我看，人对语言的感觉是相当有地域性，内心时空性的，以为中文老大的读者们自己，也不能全以自己的口味来评定文字。而高行健文学“成功”的现象，提出了主题哲学化，空灵化，可能还和着国际文化市场（谁说不要读者的诺贝尔不是市场？）对中国创作产品多年来缺乏哲学感，内省感，史诗感的口味感？还有一个隐秘的问题：如果说，高行健的小说，虽然在台湾销路也极小（一个人的圣经销200册），但是台湾有些小出版社能够给大陆作家印书，这个事实是不是提醒我们，文化在高度商业化的世界里，目前在哪些异地有更多的小生存气候？因为，同样的，高行健的一些戏剧创作是得到法国文化部奖金支持的。好奇的是，高行健这两天在准备的发言稿写作里，会不会感激继续他的创作的文化滋养者？　
　　而中国文化知识分子会因此内部乱一下？而怎么乱，才不是在骂或捧，而老百姓仍然说看不懂的表面文章上？那会比80年代努力过的情景还不如。　
　　就在诺贝尔出结果的前几天，大江建三郎到中国访问。这一次大江没有提莫言，只提郑义。他透露给人的感觉是，郑义很有可能获奖，而一个国家不应当把自己的优秀作家放逐门外。他在发言里再三地提郑义的名字，坚决要求翻译把这些内容都翻译出来。结果也都给翻译了。　
　　离开中国的前一天晚上我到一个女编辑家，她是把大江的版权作品引进中国的人，也是《今天》早年发起人的亡妻，自己是一个极好的散文写手。我进去的时候，迈平才来过电话。她带着震惊告诉我说，她问迈平来着，这次哪个国家的作家会得奖？她想着版权引进的问题。迈平告诉她，这次可能是中国。她猜到郑义。迈平说不一定。只说，“我为老北岛悲哀。不过，你等着看，这次是很有戏看的。”　
　　我告诉她，他说的是高行健。她不能相信。　
　　这位女编辑的小桌上摆着和丈夫的旧日照片。我每次去都会默默看上一会。这个当年帮助抄写的女学生，后来，丈夫病了，在长期卧床后终于去了。她一个人带着孩子，总处在被监视，被抄查的恐惧里，她写作着，她作着出版，进了家，放下书包，就趴在稿子前。和照片上那个天真的女人不同，她已经相当老辣，还有反省。下一代诗人在里搜集了一些回忆，包括她的回忆。不像高行健的作品，这书的确被禁止了，只印了6000册，但是，至今仍然在公开出售和盗版中。永远打着6，000册。无以记数的读者在书中寻找微小的回忆，盗版商只看中偷摸的利润。迈平打长途，本只为告诉她，他的床头也放着一本，读着这本书勾起他写自己的文学回忆。而当我们在瑞典街上走着的时候，讨论著高行健和诺贝尔，也和迈平讨论他自己的新小说。他自己还说了一个故事，说当年第一次见到阿城的时候，有一桌人，阿城正在大成名，却说，自己写小说是有榜样的，小说的一个榜样是个“万之”。当场的人都直笑阿城，指着陈迈平。万之是陈迈平的笔名。迈平是大陆现代小说的先驱人物。　
　　听他讲自己的老故事时，我有一种淡然的伤感。感觉迈平这样讲，有点强行自我提示，自我鼓舞的味道。他还在写小说，是写给儿子们的自己生命的经验，不过，他的新小说失去了早期的先锋性，是非常老实（太过老实！）的方法。　
　　──所有游走边缘的，曾经的文学分子和不文学的过来的我们，不知道，此刻的其他人，是不是像我一样，在表面的自我鼓舞下，在温和的质疑里，呼唤着遥远的，过去的，一切的自我修行？　

韩少功谈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



　　近日，韩少功接受美国《纽约时报》、法国《世界报》等媒体电话采访，谈对高行健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　
　　高行健从八十年代起活跃于中国大陆文坛，九十年代主要在法国从事戏剧的写作和导演活动，可能不为中国年轻一辈读者了解。他是一位有成就的剧作家、小说家、文艺理论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值得我们祝贺。第一个要主要用中文写作的作家获诺贝尔奖，也表明中文写作正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有越来越大的影响，这是一件好事。　
　　当然，文学评奖不是体育比赛，获诺贝尔奖并不相当于拿世界冠军，其他评奖机构完全可以作出另外的选择和评价，但这并不妨碍高行健的创作值得用授奖的方式给予鼓励。　
　　像大多数评奖一样，评定诺贝尔奖历来都难免政治因素介入其中。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从事改革和建设，不需要从任何机构领取政治指令。但人们即便不赞成诺贝尔奖所体现的政治倾向，也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政治废文学。连周作人的作品眼下在中国都大量印刷发行并广受好评，为什么一个高行健就不可以接受呢？很多政治倾向与中国主流标准不符的外国作家在获得诺贝尔奖或其它奖以后，都在中国受到普遍的推介和尊敬，为什么一个同胞、一个华裔作家反而就不能受到同等的宽容和善待？　
　　高行健的文学创作获诺贝尔奖或其它奖都值得我们大家高兴。　

王朔话高行健


　　对大陆著名作家一向不假词色的作家王朔，这次却显得意外的温和。他表示，他觉得高行健非常了不起，因为高行健除了中文之外，还能用外语（法语）写作。在80年代，高行健的剧作《车站》、《绝对信号》为当时的前卫话剧，他的话剧形式具有争议性，有人说是突破传统，有人批评为离经叛道，王朔回忆自己曾在美国纽约看过高行健的戏，不过他没有读过高行健的小说，因为大陆没有出版，大陆媒体也已经10几年没有高行健的消息，所以大多数中国人不认识高行健。　
　　他认为高行健不算中国作家，而算华裔作家，因为高行健拿法国护照，他开玩笑地说，若依奥运的计算方式，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应该算在法国名下。他也随即表示，他不喜欢将文学等同于国家产业的说法，文学是很个人的，作家写作不是为了得奖，应该为了自己，像他觉得不写就很难受。运动员得奖有标准可言，哪个运动员跑得最快、举得最重，就可以得奖，但文学没有绝对标准可言，谁得奖他都觉得很好。　
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



作者：刘小枫


　　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　
　　值来诱惑人的意志，奸狡地混淆善与恶，诱惑人的意志　
　　服从它。　
　　——俄国流亡哲学家N。洛斯基　

　　一　

　　流亡话语现象之所以值得文化社会学作为一项重要课题来讨论，其理由不在于，流亡话语是二十世纪文化的突出表征之一，而首先在于，流亡话语是人之文化的原生观象。流亡是人的存在的一个生存论现象，流亡文化不过是其表达形式。早在人类精神文化的第一个繁荣期，流亡话语就已经突出地呈现出来：荷马史诗《奥德赛》以流亡为主题；旧约全书整个来说是流亡话语的结集；屈原的《离骚》可视为第一部汉语流亡文学作品，而孔夫子则把流亡视作一条在道不显的时代的生存之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流亡话语伴随着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正如流亡伴随着人的存在，直到今天，不仅未曾减少，反而更显突出。　
　　流亡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维度，一种独特的话语形式以至一种人的生存方式或临界处境。　
　　我先不从哲学方向上去提问，也不从历史现象描述方面来处理这一课题，那将是一个繁复的工作。当我打算从文化社会学视域来考察某个时代的流亡话语，而不是对它熟视无睹，这暗含着我设定的问题是：既然流亡（Exil一词的中文译法似应为“放逐”）与人类精神文化几乎有一种孪生关系，那么，由此所显示出的社会存在与知识类型的关系是什么，以及在流亡话语中所显示出的人的生存论上的存在处境和精神处境是什么。　
　　文化中的某些——而非所有——话语形式有如情意结般隐含着多维度的人的存在处境和精神处境的症候，流亡话语就是这样的话语形式。对某一时代的流亡话语的透视，有可能获得至少三个维度的景观透视：a。话语的源初的政治性——政治性（Politik）既是在这个词的希腊词源（Politdia）的含义上来使用的（即具有“公民性”、“公众性”和“国家性”等含义），又是在这个词的当前汉语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含义上来使用的；b。话语与个体处境之关联的独特现实性；c。话语中精神意向的历史处境性。　
　　在本文中，我不打算从文化社会学的立场来处理一般流亡话语及其历史形态，而只打算对某一特定时代——二十世纪的流亡文化加以分析，进而讨论这一时代的上述三个维度。从历史的情形来看，流亡话语是政治迫害的结果。但我亦不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政治亦是一种话语行为，无论民族性迫害还是宗教性迫害，均是一种话语权力行为。由于流亡以及流亡话语均非二十世纪独有的现象，当我要审理二十世纪的流亡话语时，就必须着重关注其形成的独特语境，因此我将着重讨论流亡话语与另一种类型的话语——意识形态全权话语的关系。由于本世纪四个主要的流亡文化形态（俄国、德国、东欧——以波兰和捷克为主、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无一例外地与某种全权意识形态话语相关，我的论题自然将集中指向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全权话语的关联和张力关系。　

　　二　

　　在展开我的论述步骤之前，需要对“流亡话语”这一概念作大致的描述性讨论。　
　　流亡（Exil）一词在希腊文Ψυγη中意为逃亡、畏避，放逐、补救、避难所。从流亡话语与人类精神文化活动的生存论关系来看，人类的精神文化形态（哲学、宗教、文艺、伦理论说等）在一开始就有政治之维。某种话语类型与现实政治权力的结合，并导致对另一种话语类型的政治迫害，亦是话语本身的一种生存论规定。反过来看，流亡话语的存在及其形态，刚好可以反映人类的某种社会政治处境及其形态，如历史上的种族迫害、宗教迫害形成的流亡话语。　
　　流亡话语的首要含义在本文中因此不是指在文学作品中从古至今都得到表现的流亡主题（Exil　als　Thema　der　Literatur），这至多只是文艺学上的一个类型学主题。流亡话语的界定可以是：一种与个体或群体本己的存在处境和精神处境相分离的生活形式（Exil　als　Lebensfom）、话语形式及其所建构的话语类型或精神定向。首先是与存在之地域相分离：话语自有其生存论上的土地因素，流亡话语即与其本己的土地在场被迫相分离的话语活动；随之是与精神之地域相分离，每种话语亦自有其本己的精神地域，流亡话语可以被看作是精神处于异在状态中的话语形式。不管是生存地域还是精神地域，在传统的流亡话语现象中，经常涉及民族政治冲突。生存地域和精神地域的语言在性与流亡话语形式的独特张力关系，乃是最重要的方面。　
　　在讨论流亡话语现象时，将生存地域与精神地域作为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加以某种程度的分别处理，是必要的。如此才能不仅避免对一种自始就有的可称之为内在的流亡话语现象的忽视，而且可能将问题引伸到现象的更为基本的层面——生存本体论的流亡性。　
　　从以上的简要描述出发，二十世纪的流亡话语现象有这佯一些特征：它们与现代政治民主之进程相关，而且处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之中；就与生存和精神地域的分离来看，表现为民族性地域的丧失——过去历史上的流亡话语大都尚在本民族的地域之内（如中国方代之“放逐”诗文。俄国十九世纪的国内流亡文学），尽管欧洲的情形略有不同；随之，也表现为属己的生存语境的丧失——过去历史上的流亡话语亦多在属己的生存语境之内。二十世纪的流亡话语不仅带有国际性，而且由于本己民族性和语言在性处境的丧失，加深了流亡性。　

　　三　

　　就二十世纪流亡文化的规模而言，一九二二年是一个让人清醒的标志。尽管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之后，已有不少俄国文人学者陆续流亡国外，但直到一九二一年为止，新政权尚未顾及到在文化领域施行全面清洗和无产阶级化，以至于像别尔嘉耶夫（N。A。Berdjajev）这样的自由思想家尚能在一九一九年建立“自由精神文化学院”，举办公开的哲学讲座，听众甚至包括红军官兵和工人。一九二二年，新政权突然逮捕了全俄一百二十多位著名学者、文人和科学家，其中包括别尔嘉耶夫、洛斯基（N。Losskij）、弗兰克（S。Frank）等世界著名学者，将他们（连同家属）一并驱逐出境。　
　　对此应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意识或知识类型构成了如此广泛的话语迫害的基础，以至于有时甚至像自然科学家这类可以为新政权效劳的知识人也被迫流亡？全权专政固然是流亡显而易见的原因，然而，全权专政的正当性，从社会学来讲，依然要求有一套知识—价值体系来支撑，否则，全权专政的正当性及其实施是难以设定的。更重要的是，人们很难理解和解释全权专政在起初受到相当多知识分子拥护和热情献身的情形。例如，在文化教育领域施行彻底的清洗，是在一种理论上具合理性（而不是非合理性）的话语前提下边行的，即是由某种强权政治力量以意识形态话误在道义合理性而不是非合理性给予支持的前提下进行的。不管是所谓“阶级的纯化”（俄国）——要由无产阶级的红色教授和文人来占领文化、教育阵地，还是所谓“种族的纯化”（德国）——要由有民族血性的知识人来占领文化教育领域，情形无一例外的是：先有一套意识形态话语的确立，随之将这套话语转换成社会行动。即使像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三四年那样的大逮捕、大驱逐不曾发生，流亡文化亦是不可避免的。一旦某种话误全权意识形态化，个体性话语就不可能有容身之地。　
　　本来，任何一种话语都是个体性的，问题之相当引人之处在于，何以某种个体性话误会成为总体性的、全权道义性的话语，以至形成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事实上，本世纪的流亡话误无不与某种名之为某种“主义”的知识—价值话语有关。固然，在“主义”这一名称之下，有不同的知识—价值类型，并非所有“主义”话语都必然导致全权专政的正当性。但同样明显的是，肯定有一些“主义”的话语类型必然导致全权意识形态的专政之正当性的确立。因而，此类总体话语背后的知识一价值论基础值得审察。　
　　现代全权专政的施行者无不以为，如此全权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具有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知识—价值根据，因为他们代表着某个总体的价值或利益，尽管这个总体的担纲者可以是某个种族或阶级。然而，一旦这个种族或阶级本身被作为绝对的总体来看待时，它们就禀有绝对的意识或绝对的价值。从个体到总体的转换中出现了一种信仰的形式。全权专政以及在此形式下把某一类人消灭掉或逐出某个地域，乃是一种信仰的实践或信仰的体现。于是，才出现有人——经常甚至是知识人满腔热诚地去实施专政的情形。施迫害者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在行善、救人、救世。波兰流亡哲学家科技柯夫斯基（L。Kolakowski）注意到：恶魔声称他们是出于大爱才对你们行恶，他们要解放你们，给你们提供心灵的帮助，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