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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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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伸缩了好几次。熟悉蛇腹管的伸缩状况后,依序按了按右边的琴钮,同时按了一遍左右的和音钮。等其全部发出音来,我停下手,倾听周围动静。
老人们挖坑之声仍响个不停。四把锹尖啃冻土的声响,汇成杂乱无章的韵律,异常真切地涌入房间。风时而吹响窗扇。窗外残雪点点的斜坡触目可见。我不知道手风琴声是否传至老人们的耳畔。大概不至于。一来声小,二来逆风。
拉手风琴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是新键盘式的。因此好半天才得以熟悉这老式结构和按钮的序列。由于小巧玲珑,按钮也小,且间距极近。对妇女或小孩倒也罢了,而男人的大手上去,弹奏自如远非一件易事。更何况还要一边注意旋律一边有效地控制好蛇腹管。尽管如此,一两个小时过后,我终于随机应变地准确弹奏出几个简单的和音。而旋律却横竖浮现不出。我反来复去按动琴钮,力图回想起类似旋律的声音,结果想起的仍然只是毫无意义的音阶罗列,无法把我带入音乐境界。时而也有几个音的偶然组合使我蓦地为之动念,可惜即刻为空气吞噬得无影无踪。
我觉得,自己所以搜刮不出任何旋律,恐怕也同老人们的锹声不无关系。当然不止于此。不过他们发出的声响妨碍我集中神经也是事实。锹音那样清晰地声声入耳,以致我竟开始恍惚觉得老人们大概是在自己脑装里挖坑。他们越是挖得起劲,自己脑袋里的空白越是迅速扩大。
时近中午,风势愈发凶猛,并夹杂雪粒,雪粒打在玻璃窗上,发出劈里啪啦干巴巴的声响。而后变得冰一般坚硬的小白粒落在窗棂上不规则地排开,稍顷被风吹走。虽不是能积留下来的雪,但不久恐怕就将变成潮乎乎软绵绵的雪团,向来如此。随后大地再度银装素裹。硬雪粒一般都是大雪来临的前奏。
然而老人们仍继续挖坑,看样子根本没把雪放在心上,甚至根本就不晓得雪从天降。谁也不望天,谁也不停手,谁也不开口。挂在树枝上的衣服仍在原先位置任凭狂风猛吹。老人数量已增至6位,后加进的两人使用的是丁字镐和手推车。拿丁字镐的老人跳入坑
内刨开硬邦邦的地面,推手推车的人用锹把掘出坑外的土铲进车内,推往斜坡卸下。坑已挖到齐腰深。风声再大也已无法消除他的挥锹抡镐的声响。
我打消想弹的念头,将手风琴放在桌面,去窗边观看一会老人们的作业。作业现场似乎没有指挥模样的角色。大家平等地劳作,没有人指手画脚发号施令。手持丁字镐的老人卓有成效地摧毁冻土,四位老人用锹掘出坑外,另外一人默不作声地推车把土运往山坡。如此静静观望挖坑时间里,我开始产生几个疑问。其一,作为垃圾坑未免过大,无需那么大;其二,眼看就要下雪。也许用于其他什么目的也未可知。不管怎样,雪无疑要被吹入坑内,明天一早恐怕坑己被埋得了无痕迹。而这点老人一看云势即当了然于心,持续飘落的雪已封到了北大山的腰部,山腰依稀莫辨。
如此思来想去,终归也未解开老人们作业的意义何在,便折回炉前在椅子上坐下,不思不想地怅怅看着通红的煤块火苗。我想,自己恐怕再也记不起歌曲。乐器有没有都是一回事。纵使音发得再好,若不成曲也终不过是音的罗列,桌面上的手风琴也终不过是精美的物体而已。我似乎理解了发电站那位管理员所说的话。他说:没有必要出声,光看就足以叫人动心。我闭目合眼,继续倾听雪打窗扇的声音。
中午,老人们终于中止作业,返回官舍。地面剩下的只有随手扔开的锹和丁字镐。我在窗前椅子坐下,望着空无人影的坑。望着望着,隔壁大校来敲我房间的门。他依旧身穿那件厚大衣,带檐的工作帽拉得很下。大衣和帽子都厚厚落了一层白色雪粒。
“看样子今晚会有相当厚的积雪。”他说,“午饭拿过来?”
“那当然好。”我说。
10分钟后,他双手端锅返回,放在炉子上。然后俨然甲壳动物随着季节更迭而脱壳那样慎之又慎地逐一脱去帽子、大衣和手套。最后手指捋着纵横交错的白发,坐在椅子上叹了口气。
“对不起,没能来吃早饭。”老人道,“一大早就有事非做不可,没工夫吃饭。”
“该不会是挖坑吧?”
“挖坑?啊,你指的是那个坑。那不是我的工作。尽管我不讨厌挖坑。”说着,大校哧哧笑了起来,“在镇里做事来着。”
等锅温热,他把里边的食物分在两个盘里放在桌上。青菜煮面条。他一边吹气,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
“那坑到底干什么用的?”我问大校。
“什么用也不干。”老人把汤送进嘴里,“他们是为挖坑而挖坑。在这个意义上,可谓极其纯粹的坑。”
“费解啊。”
“十分简单,他们是想挖坑才挖的。此外谈不上任何目的。”
我嚼着面包,思索这所谓纯粹的坑。
“他们经常挖坑,”老人说,“大概和我迷上国际象棋是同一道理吧。既无意义,又无归宿。但无所谓。因为谁也不需要什么意义,更不想找什么归宿。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分别挖看纯粹的坑。没有目的的行为,没有进步的努力,没有方向的行走——你不认为这样很好?谁也不伤害谁,谁也不受谁伤害;谁也不追赶谁,谁也不被谁追赶。没有胜利,没有失败。”
“你说的我好像可以理解。”
老人点了几下头,把盘里最后一口面条倒进嘴里。
“在你眼睛里,或许这镇子的几种情况有欠自然。但对我们来说则是自然的。自然、纯粹、安详。我想总有一天你也会恍然大悟,也希望你大悟。我曾作为军人送走了漫长的岁月。也就罢了,并不后悔,毕竟自得其乐。现在还有时想起那硝烟那血腥那刀光剑影那冲锋号声。然而是什么东西驱使我们驰骋沙场却无从记起。包括什么名誉呀爱国精神呀斗志呀仇恨呀等等。可能眼下你在为心的失去而惶惶不可终日,我也惶恐不安,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到这里,大校略略停顿,寻觅词句似的注视着室内。“但一旦丢掉心,安详即刻来临。那是一种你从来不曾体味过的深切的安详感——这点你可不要忘记。”
我默默点头。
“对了,在镇里听到了你影子的消息。”老人用面包蘸起面条汤说道,“听说你影子相当无精打采。吃进去的几乎呕吐一空,好像已经整整卧床3天。或许不久人世了。你要是不嫌弃,就去见他一次好么?对方估计也很想见你。”
“是啊,”我装出不无迷惘的样子,“我倒无所谓,可看门人能允许见吗?”
“当然允许,影子快不行了嘛。本人有见影子的权利,这条规定得清清楚楚。对于镇子,影子之死是一种庄严肃穆的仪式,看门人再厉害也不得阻拦。也没有阻拦的理由。”
“那么,我这就去见见。”稍顷,我说道。
“是啊,这就对了。”说着,老人凑到身旁拍了下我的肩膀,“趁还没有天黑积雪时去。不管怎么说,影子对人是再亲近不过的。要好好体谅他的心情,以免留下遗憾,让他死得舒畅些。或许你会难过,但终究是为你本身。”
“完全明白了。”
说罢,我穿好大衣,缠上围巾。
正文 31。冷酷仙境(出站口、警察、合成洗衣粉)
从管道出口到青山一丁目车站,没有多远的距离。我们走在地铁轨道上,电车来时就躲在立柱后面等它通过。车内光景历历在目,而乘客对我们则不屑一顾。地铁乘客没有人往窗外张望。他们或看报纸,或干脆怔怔发呆。地铁无非是便于人们在都市空间移动的权宜性工具而已。任何人都不会为乘地铁而满怀欣喜。
乘客数量不很多。几乎无人站立。虽说上班高峰已经过去,但依我的记忆,上午10时后的银座线该更挤些才是。
“今天星期几?”我问女郎。
“不知道,从来不理会星期几。”女郎回答。
“就平日来说,乘客未免过少。”我摇了摇头,“说不定星期天。”
“星期天又怎么?”
“怎么也不怎么,星期天不外乎星期天。”我说。
地铁线路比预想的好走得多。坦坦荡荡,无遮无拦。没有信号,没有车辆,没有街头募捐,没有醉汉。墙壁的荧光灯以适当的亮度照明脚下,空调器保持空气的清新。至少比地下那霉烂气味强似百倍,无可挑剔。
最先从身旁通过的是开往银座方面的电车,其次开往涩谷的疾驰而过。走到青山一丁目站旁时,从立柱背后窥视了站台情况。如果正在地铁线路行走时被站务员逮住,那可是件麻烦事,因为想不出如何解释才能使对方相信。站台最前头有一架梯子,翻越栅栏估计轻而易举。问题只是怎样避开站务员的视线。
我们站在立柱后面,静静看着开往银座方面的电车停进站台,开门放客,又载上新的乘客后关门。列车长下到站台,确认乘客上下情形,又上车关门。发出开车信号。电车消失后,站务员便不知去了何处,对面站台也已不见站务员身影。
“走吧。”我说,“别跑,要装得若无其事,跑会招致乘客的怀疑。”
“明白。”
两人从立柱背后走出,快步走到月台的这边一头,然后装出习已为常且毫无兴致的样子爬上铁梯,跳过木栅栏。有几个乘客看见我们,露出费解的神情,想必怀疑我们担当的角色。无论怎么看,我们都不像是地铁有关人员。满身污泥,裤子裙子湿得一塌糊涂,头发乱蓬蓬一团,眼睛被灯光晃得直流泪。如此人物当然不会被看成地铁工作人员,可是究竟又有谁会乐此不疲地在这地铁线路上行走呢?
不等他们得出结论,我们已三步两步穿过站台,朝出站口走去。走到跟前才意识到没有车票。
“没票。”我说。
“就说票丢了,付钱补票可以吧?”女郎道。
我向出站口的年轻站务员说票弄丢了。
“好好找过了?”站务员说,“衣袋左一个右一个的,再找一遍试试?”
于是我们在出站口前装出把全身上下摸遍的样子。这时间里站务员不无疑惑地定定注视我俩的装束。
还是没有。我说。
“从哪里上的?”
涩谷。我回答。
“花了多少钱,从涩谷到这里?”
“忘了,”我说,“大概不是120元就是140元。”
“记不得了?”
“想问题来着。”
“真从涩谷上的?”站务员问。
“开进这站台的不都是涩谷始发的吗?如何骗得了人!”我提出抗议。
“从那边的站台来这边也是可能的。银座线相当长的嘛。比方说可以从津田沼乘东西线到日本桥,从那里换车来这里。”
“津田沼?”
“比方说。”站务员道。
“那么津田沼到这里多少钱?照付就是。这总该可以了吧?”
“从津田沼来的?”
“哪里,”我说,“根本就没去什么津田沼。”
“那为什么要照付?”
“你不是那么说的么?”
“所以我不是说打比方吗?”
此时又开来一列电车,下来20多个乘客,通过出站口走到外面。我看着他们通过。没一个人丢票。随后我们重新开始交涉。
“那么说,从哪里付起才能使你满意?”我问。
“从你上车那里。”站务员说。
“所以不是从涩谷吗?”
“却又不记得票价。”
“忘了嘛,”我说,“你可记得麦当劳的咖啡价格?”
“没喝过什么麦当劳的咖啡。”站务员说,“纯浪费钱。”
“打个比方嘛,”我说,“就是说这类琐事是很容易忘记的。”
“反正丢票的人总是往少报,全都到这边站台说是从涩谷来的,无一例外。”
“所以不是说从哪里起算都照付就是么?你看从哪里起算合适?”
“那种事我如何晓得!”
我懒得再这么无休无止地争论下去,便放下一张千元钞票,擅自走到外面。背后传来站务员的喊声,我们装作没有听见,兀自前行。在这世界即将步入尽头之际,实在懒得为这一两张地铁票挖空心思。追究起来,我们根本就没乘地铁。
地上在下雨。针一般的霏霏细雨将地面和树木淋得湿漉漉的。想必从夜里便一直在下。下雨使我心绪多少有些默然。对我来说,今天是宝贵的最后一天。不希望下什么雨,最好一两天万里无云。而后像J·G·巴拉德小说中描写的那样连降一个月倾盆大雨,反正已不关我事。我只想躺在灿烂阳光照耀下的草坪上听着音乐痛饮冰凉冰凉的啤酒。此外别无他求。
然而事与愿违,雨不像有止息的迹象。仿佛包了好几层塑料包装纸一样色调模糊的阴云把天空遮掩得密密实实,雨不间断地从中泻下。我想买份晨报看看天气预报,但买报必须走到地铁出站口附近,而一到出站口势必又要同站务员重开那场徒劳无益的论战。于是我只好放弃买报的打算。一天刚开头就这样不顺心。连今天星期几都无从判断。
人们撑伞而行,不撑伞的惟独我们两人。我们站在大楼檐下,像观看古希腊卫城遗址似的茫然注视着街景。雨中的十字路口,五颜六色的车辆熙来攘往。无论如何我也无法想象在这下面有个广大而离奇的夜鬼世界。
“幸好下雨。”女郎说。
“好在哪里?”
“要是晴天,肯定晃得我们好久不敢走上地面。下雨好吧?”
“倒也是。”
“往下怎么办?”女郎问。
“先喝点热东西,再回家洗澡。”
我们走进附近一家自选商场,在门口处的饮食间要了两个浓汤和一个火腿鸡蛋三明治。
柜台里的女孩见我们这副狼狈相,起始像是相当惊愕,旋即若无其事地用职业性口气应对下来。
“浓汤两个火腿鸡蛋三明治一个。”女郎道。
“一模一样。”我说。接着问,“今天星期几?”
“星期日。”对方回答。
“瞧,”我对胖女郎说,“猜得不错。”
汤和三明治上来之前,我翻阅邻座丢下的《体育日本》来消磨时间。尽管看体育报也什么解决不了,但总比什么也不看好些。报纸日期为10月2日星期日。体育报上没有天气预报,不过赛马专版报道的雨情相当详细:傍晚可能下雨,好在并不影响最后一个跑道的赛马,而这一跑道的竞争恐怕相当激烈。神宫球场上进行的是棒球比赛,亚克尔特队对中日队的最后一场,结果亚克尔特以6:2败北。谁都不晓得神宫球场的正下面即是夜鬼庞大的巢穴。
女郎说她想看最上面的那版,我便分下来递过去,她想看的似乎是那篇《喝***是否有助于美容》,其下面是篇小说类的东西:《被关入笼子强奸的我》。我无法想象如何强奸关入笼子的女士。想必自有其行之有效的手段。但不管怎样,肯定很费操办。我可做不来。
“咦,喜欢给人喝***?”女郎问我。
“怎么都无所谓。”我回答。
“可这里是这样写的:‘一般来说,男子喜欢在被爱抚时由女性吞下***,由此确认自己被女性所接受。此乃一种仅式,一种承认。’”
“不大明白。”我说。
“可让人喝过?”
“记不得了,大概没有。”
她唔了一声,继续看那篇东西。
我则阅读中央棒球联队击溃太平棒球联队的前后过程。
汤和三明治端了上来。我们喝着汤,把三明治一掰两半。于是烤面包片味儿和蛋清蛋黄味儿荡漾开来。我用纸巾擦去嘴角沾的面包屑和蛋黄,再次喟然长叹,长得仿佛把全身所有的叹息汇成了这一声。如此深长的喟叹整个一生都不会出现几次。
走出店门,拦了辆出租车。由于浑身脏污,等了好些时回才碰上一辆肯停下来的。司机是个留长发的小伙子,助手席上放一台组合音响式的大型收录机,里面流出警察乐队的歌声。我大声告以去处,然后深深缩进坐席。
“喂,怎么脏成这样?”司机对着后望镜问道。
“在雨中抓打起来了。”女郎回答。
“嗬,厉害厉害。”司机说,“不过也太狼狈了。脖子侧面红一块青一块的。”
“知道。”我说。
“没关系,这个我不在乎。”司机说。
“为什么?”胖女郎问。
“我只拉看上去喜欢听流行歌曲的年轻人,哪伯脏点也无所谓,只听这个就足够开心的了。喜欢《警察》?”
“差不多。”我适当应和一句。
“公司嘛,偏偏不让放进这种歌,要我用收音机放电台的音乐节目。开哪家的玩笑!什么玛蒂啦松田圣子啦,谁听那无聊玩艺儿!《警察》才叫绝!听一天都听不厌。莱戈也蛮好。你看呢,莱戈如何?”
“不坏。”我说。
《警察》磁带转罢,司机给我们听鲍勃·马利的恋歌。仪表板堆满盒式磁带。我早已筋疲力尽,加之又冷又困,全身活像要散架似的,谈不上欣赏音乐。但不管怎样,能让坐他的车已算是谢天谢地了。我从后面木然望着司机一边扶方向盘一边用肩头打着拍子。
开到我住处门前停下,我付罢车费下车,给了一张千元小费:
“买磁带好了。”
“太高兴了!”司机说,“能再次碰到一起?”
“是啊!”
“不过,你不认为再过10年15年世上大多数出租车都会大放流行歌曲?你不觉得那样很好?”
“是很好。”我说。
但我想那是不可能的。吉姆·莫里逊已死有10多年了,我还从未碰上哪辆出租车放着德阿兹的音乐赶路。世间有变化的有不变化的。不变此的永远一成不变。出租车上的音乐便是其中之一。出租车收音机播收的永远是不堪入耳的名人一席谈或棒球赛转播之类。商店扩音器传出的是雷蒙·卢浮布尔的管弦乐,酒吧散的是波尔卡舞曲,年末商业街上听到的是本查兹的圣诞歌。
我们乘电梯上楼。房间的门本应依然处于合叶脱尽的状态,不料不知何人已将门整个嵌入门框,乍看似乎门关得好好的。谁干的不晓得,肯定花了不少时间和气力。我像克罗马尼翁人打开洞门那样卸掉不锈钢门,把女郎让入室内,又从里面把门移过来,以免房间暴露。而后自欺欺人地扣上防盗链。
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一瞬间我甚至怀疑昨天那狼狈场面是自己的错觉。原先所有四脚朝天的家具全部各就各位,一片狼藉的食品被清除干净,打碎的瓶罐和餐具的残片了无踪影,书和唱片返回书架,衣服被收进立柜,厨房卫生间卧室也已被擦洗得闪闪发光,地板不见半点垃圾。
不过若仔细检查,仍可随处发现遗痕。打烂的显像管如时间隧道一样赫然开着空洞;电冰箱呜呼哀哉,里边空空如也;四分五裂的衣服己被统统扔掉,剩下来仅能装满一小皮箱;餐橱里仅存几个盘子和玻璃杯;挂钟停了;没有一件电器运转正常。显然,有人把不堪再用的东西挑出处理掉了,房间因而给人以神清气爽之感。宽宽敞敞,别无多余之物,甚至必不可少的东西想必都不止缺少一种。然而我又有些茫然,弄不清对于现在的我到底何为必不可少之物。
我去卫生间打开煤气热水器,确认未被损坏之后,开始往浴槽里放水。香皂刮须刀牙膏毛巾洗头剂基本剩在那里,淋浴也没有问题。卫生间应当有许多物品不翼而飞,但我想不起失去的是什么,一件也想不起。
我往浴槽放水和巡视房间的时间里,胖女郎躺在床上看巴尔扎克的《农民》。
“法国也有水獭,嗯?”她说。
“有的吧。”
“现在也有?”
“不晓得。”我回答。这种事我哪里晓得。
我坐在厨房椅子上,动脑思索究竟何人为我收拾了这形同垃圾场的房间。是有人出于某种目的富有耐性地彻头彻尾拾掇了房间。或许是那两个符号士,也可能是“组织”里的人。我无法想象他们所思所为依据的是何基准。但不管怎样,我都感谢谜一样的对方把房间整理得如此整洁漂亮。回到这样的房间的确令人心情舒畅。
水放满后,我让女郎先洗。女郎在书里夹上一枚书签下床,在厨房三下两下脱去衣服。脱得十分潇洒自然,我不由坐在床沿怔怔看着她的裸体。她的体形很妙,既像孩子又像大人。浑身都是白白嫩嫩的肉,俨然普通人的身体上上下下涂了一层果冻。而且胖得十分匀称,不注意险些忘记她胖这一事实。胳膊大腿脖颈腰部都膨胀得赏心悦目,如鲸鱼一般珠滑玉润。较之身体,乳房并不很大,紧绷绷地隆起。臀部也丰满得恰到好处。
“我的体形不差吧?”女郎从厨房问我。
“不差。”
“使肉长到这个程度是件很辛苦的事,要吃很多很多饭,还得吃蛋糕啦油炸的东西啦等等。”
我默然点头。她洗澡时,我脱去衬衫和湿裤子,换上剩下的衣服,倒在床上思忖下一步怎么办。时间已近11点半。剩余时间仅有24小时多一点点。必须好好筹划一番才行,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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