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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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乎意料，烘干机怎么也停不下来。烘干机自有烘干机的法则，“等待过程中烘干机半永久性地旋转不已”便是其一。从外面看去洗涤物本已彻底烘干，然而硬是不肯停转。等了15分钟，转筒还是不停。这时间里一个身段苗条的年轻女子提着一个大纸袋进来，
　　　　将一大包婴儿尿布塞入洗衣机，打开洗衣粉袋撒进去，合上盖子往机器里投硬币。我原想闭目打个瞌睡，又担心睡着时转筒停转而由后来者投入衣服。果真那样，又要白白耗费时间，只好勉强打起精神。
　　　　我不由后悔：带本杂志来就好了。若看点什么，便不至于昏昏欲睡，时间也转瞬即逝。不过我弄不清快速打发时间到底正确与否。对现在的我来说，大约应该慢慢受用时间才对。可问题是在这烘干室里慢慢受用时间又有何意义呢？恐无非扩大消耗而已。
　　　　一想到时间我就头痛。时间这一存在委实过于空洞。可是，一旦将一个个实体嵌入时间性的框架中，随后派生出来的东西究竟是时间属性还是实体属性又令人无从判断。
　　　　我不再思考时间，转而盘算离开烘干室后如何行动。首先要买衣服，买像样的衣服。裤子已无暇修改，在地下决心定做的苏格兰呢料西装也难以实现。固然遗憾，但只好放弃。裤子可用短裤凑合，就买件轻便西服、衬衫和领带算了。另外要买件雨衣。有了它去任何地方的饭店都不在话下。购齐衣服约需一个半小时。3点之前采购结束。到6点约会时还有3小时空白。
　　　　我开始思索这3小时的用法。居然全无妙计浮上心头。睡意和疲顿干扰思路的运转，而且是在我鞭长莫及的远处干扰。
　　　　我正在一点点清理思绪，最右边那台烘干机的转筒停止了旋转。确认并非眼睛的错觉之后，我环视四周：无论主妇还是女大学生都只是朝转筒投以一瞥，坐着岿然不动，全无从椅子上欠身的意思。于是我按照烘干室的规则打开烘干机的盖子，把躺在烘干机底部的暖乎乎的洗涤物塞进挂在门把手上的购物袋，再将我这航空袋里的东西倾倒一空。然后关门投币，返回坐椅。时针指在12时50分。
　　　　主妇和女大学生从背后静静打量着我的一举一动，继而目光落在我已放入洗涤物的烘干机转筒里，又瞥了下我的脸。我也抬起眼睛，看了看容纳我带来的衣物的转筒。根本问题在于我投入的洗涤物的数量非常之少，又清一色为女人的外衣和内衣，而且无一不是粉红色。
　　　　不管怎么说都未免过于惹人注目。我烦躁得不行，便把塑料袋挂在烘干机把手上，到其他地方消磨这20分钟。
　　　　霏霏细雨一如清晨绵绵下个不停，仿佛向世界暗示某种状况的出现。我打伞在街上兜来转去。穿过幽静的住宅地段，便是商店鳞次栉比的马路。有理发店，有面包店，有冲浪器材店（我揣度不出世田谷区何以有这种商店），有香烟店，有糕点店，有录像带出租店，有洗衣店。洗衣店前一块招牌写道：雨天光顾降价一成。为什么雨天洗东西便宜呢？我无法理解。洗衣店里边，秃脑袋店主正神情抑郁地在衬衫上烫熨斗。天花板垂着好几条粗长青藤般的熨斗拉线。店主居然亲手熨衣服——此店显然古风犹存。我对店主油然生出好感。若是这样的洗衣店，想必不会用钉书器在衬衫襟上固定取衣编号。我根时厌这点，所以才不把衬衫送去洗衣店。
　　　　洗衣店前有个长条凳样的木台，上面摆几盆花。我细心看了一会，竟无一种花叫得出名。至于为什么叫不出花名，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盆花一看就知道是随处可见的普通品种，我觉得若是地道的人，应该一一晓得才对。房檐落下的雨滴拍打着盆中的黑土。凝神注视之间，不禁一阵感伤：在这世上活了整整35个年头，居然叫不出一种极为普通的花的名称。
　　　　仅就一间洗衣店看来，自己都有不少新的发现。对花名的无知即是其一，雨天洗衣便宜又是一个。几乎每天在街上行走，竟连洗衣店前有长条凳这点都视而未见。
　　　　长条凳上爬有一只蜗牛。对我来说又多了一项新发现。迄今为止我一直以为蜗牛这东西仅仅梅雨时节才有。不过仔细想来，假如蜗牛惟独梅雨时节出现，那么其他季节它又在何处做什么呢？
　　　　我把10月的蜗牛投入花盆，又放在绿叶上。蜗牛在叶片上东摇西晃地摆动了一会，打斜安顿下来，一动不动地环视四周。
　　　　接着，我转回香烟店，买了一盒百灵鸟牌长度过滤嘴和一个打火机。本来烟5年前便已戒了，但在这人生最后一天吸一两盒怕也无甚害处。我在香烟店前叼上一支“百灵鸟”，用打火机点燃。好久不曾吸烟，嘴唇有一种始料未及的异物感，我慢慢吸入一口，缓缓吐出。
　　　　两手指尖微微发麻，脑袋晕晕乎乎。
　　　　往下我又去糕点店买了4块糕点。哪一个上面都带有一长串法文名称，装入盒后竟想不出到底买了什么。法语那玩艺儿一出大学校门便忘个精光。西式糕点店的店员清一色是冷杉树一般高个子女孩，和服带子的扎法实在惨不忍睹，我还从未碰到过个高而手巧的女孩。不过我不晓得这一理论能否世间通用。仅仅是我个人的巧合也未可知。
　　　　相邻的录像带出租店是我常去之处。店主夫妇年纪同我相仿，太太长得甚为漂亮。店门口一台27英寸电视荧屏正在播放沃尔特·希金的《拳击者传奇》。查尔斯扮演拳击手贝尔，古姆兹扮演其经纪人。我进去坐在沙发上，看拳击场面来打发时间。
　　　　里面柜台内，店主太太一个人值班。见她一副无聊的样子，我劝其吃块糕点。她挑了洋梨馅饼。我捡了块夹心乳酪饼，边吃边看查尔斯同秃脑袋大汉对打的场面。观众大多数以为大汉获胜，我因几年前看过一次，坚信查尔斯必胜无疑。吃罢糕点，开始吸烟。吸到半截，查尔斯便将对方彻底打翻在地。看清之后，我离开沙发。
　　　　“再慢慢看一会嘛！”太太劝道。
　　　　我说很想看，但洗涤物已经放进了投币式自动烘干机，不能不管。一看表，已经1点25分。烘干机早已停转。
　　　　“糟糕糟糕！”我连声叫苦。
　　　　“没关系，肯定有人好好取出收进袋子，绝对没人偷你的内衣内裤。”
　　　　“那倒是。”我颓然应道。
　　　　“下周来时，会有三部希区柯克导演的旧片子进来。”
　　　　走出录像带出租店，我沿同一路线返回烘干室，所幸里面已空无一人，只有我放的衣服躺在烘干机底部静等我的归来。4台烘干机仅有一台在转。我将衣服收进塑料袋，提回住处。
　　　　胖女郎在我床上睡得正香，或许由于睡得太实，乍看我还以为她死了过去。凑上耳朵一听，尚在微微喘息。于是我从袋里掏出衣服放在枕边，将糕点盒放在床头灯旁。如果情况允许，我真想钻到她身旁大睡一场，偏偏不能。
　　　　我去厨房喝了杯水，又蓦地想起小便。便后坐在餐椅四下环顾。但见厨房里水龙头、煤气热水器、换气扇、煤气灶、各种规格的锅和壶、电冰箱、电烤箱、餐橱、菜刀、焊接的大铁罐、电饭锅、咖啡豆粉碎器等不一而足。“厨房”二字说起来简单，却是由各种各样的诸多器具、物品构成的。如此重新审视厨房之间，我在世界井然有序的构成上感到一种异常费解的静谧。
　　　　搬进这套公寓时，妻子还在。已是8年前的事了。当时我经常坐在这餐桌旁独自看书看到深夜。妻子睡觉也十分安静，以致我往往担心她死在床上。尽管我这人并不完全，但也还是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她。
　　　　想来，我已在这公寓里住了8年。8年前这房间里住着我、妻子和猫。最先弃我而去的是妻，其次是猫。而今我也即将离去。我把失去托盘的咖啡杯作为烟灰缸吸了支烟，按着又喝了杯水。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住8年之久呢？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既非特别称心如意，房租又绝对算不上便宜。太阳过于西晒，管理员也不和蔼可亲。况且住进之后人生并未因此而变得如花似锦，就人口而言也是急剧下降。
　　　　但不管怎样，这一切即将打上句号。
　　　　永恒的生——我想。不死。
　　　　博士说我将进入不死之国。他说这个世界的完结并不意味死，而是新的转换。在那里我将成为我自身，重新见到业已失去或正在失去的东西。
　　　　或许果真如此。不，可以说是必然如此。那位老人无所不晓。既然他说那是不死的世界，笃定不死无疑。然而博士的话还是一句也不能让我心悦诚服。那些话过于抽象，过于空洞。即使现在这样我已十足地觉得这便是我自身。至于不死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不死性这个问题实在远远超出我贫乏的想像力。倘若独角兽和高墙出现更是不可想象，恐怕还是《OZ国历险记》略为现实一点。
　　　　我到底失去了什么呢？我抓耳挠腮地思索。不错，我是失去了许许多多的东西。详细开列起来，说不定有一本大学听课笔记那么厚。既有失去的当时不以为然而事后追悔莫及的，又有相反的情形。而且似乎仍在继续失却各种各样的人、事以及感情。象征我这一存在的大衣口袋里有一个命中注定的洞，任何针线都不能缝合。在这个意义上，纵令有人打开我房间窗扇伸进头来朝我吼道“你的人生是零”，我也无法否认，没有否认的根据。
　　　　可我又好像觉得，即使能够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恐怕也还是走回老赂。因为那——继续失去的人生——便是我自身。我除了成为我自身别无选择。哪怕有更多的人弃我而去，或我弃更多的人而去，哪怕五彩缤纷的感情出类拔萃的素质和对未来的企盼受到限制以至消失，我也只能成为我自身，岂有他哉！
　　　　更年轻的时候，我也曾设想过成为自身以外的什么的可能性。甚至以为能够在卡萨布兰卡开一间酒吧同英格丽·褒曼相识，或者现实一点——实际上现实与否另当别论——度过与我自身的自我相适相符的有益人生。为此我也曾进行变革自我的训练，《绿色革命》读了，《轻骑军》也看了3遍，不料还是像弯形艇一样终归驶回原处。这就是我自身。我自身无处可去。我自身呆在这里，总是等待我的归来。
　　　　人们难道必须称之为绝望？
　　　　我不得而知。或许是绝望。屠格涅夫可能称之为幻灭，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称为地狱，毛姆恐怕称之为现实。但无论何人如何称呼，那都是我自身。
　　　　我无法想象不死之国是何模样。在那里，也许我真的找回失去的一切，确立崭新的自身。也许有人拍手有人祝福。也许幸福地度过同自己相适相符的有益人生。可是不管怎样，那已是与现在的我无关的另一自身。现在的我拥有现在的我自身。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撼动的历史事实。
　　　　如此思来想去，终于得出结论：恐怕还是假定自己将在24小时多一点之后死去较为合乎逻辑。而若以为迁往不死之国，事情难免像《唐璜遗训》那样虎头蛇尾。
　　　　我将死去——我决定姑且这样认为。这样远为符合我的性格。于是心情多少开朗起来。
　　　　我熄掉香烟，走进卧室看了看女郎熟睡中的脸，然后确认裤袋里是否装有我需要的一切。不过仔细一想，对眼下的我来说，已几乎根本不存在需要的东西。除了钱夹和信用卡，还需要什么呢？房间钥匙已无用处。不需要计算士执照，不需要手册，汽车已经扔掉，车钥匙也不需要。不需要小刀，不需要零币。我把裤袋里的零币统统掏出摊在桌面。我先乘电车来到银座，在“波尔·斯求亚特”买了衬衫、领带和轻便西服，用信用卡付了款。穿好往镜前一站，形象相当不坏。橄榄绿短裤的裤线快要消失这点多少不尽人意，但一切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藏青色法兰绒轻便西服加深橙色衬衫这一搭配，赋予我好似广告公司年轻有为的职员那样的氛围。起码看不出是刚在地下往来爬行并且将在21小时后从世上消失之人。
　　　　摆正姿势一看，发现轻便西服的左袖比右袖短了1。5厘米。正确说来并非衣袖短，是我左臂过长。不知何以致此。我通常惯用右臂，不曾有勉强使用左臂的记忆。店员说两天内可将衣袖改好，劝我不妨一试。我当然加以拒绝。
　　　　“您打棒球什么的吧？”店员边递回信用卡边问。
　　　　我说不打什么棒球。
　　　　“大多数体育活动都会使身体变形。”店员告诉我，“对西服来说，最好避免过度运动和过量饮食。”
　　　　我道谢走出店门。看来世上充满各种各样的法则。的的确确每步都有新的发展。
　　　　雨仍然飘飘洒洒。我已没心思买衣服，不再物色雨衣，走进啤酒屋喝了生啤，吃了生牡蛎。不知何故，啤酒屋居然播放勃鲁克纳的交响曲。听不出是第几交响曲，任何人一般都听不出勃鲁克纳交响曲的编号。反正啤酒屋放勃鲁克纳是头一遭。
　　　　除我以外，啤酒屋只两桌有顾客：一对年轻男女和一个戴帽子的瘦小老人。老人戴着帽子一口一口喝啤酒，年轻男女则只顾悄悄低语，啤酒几乎没动。雨天午后的啤酒屋大致如此。
　　　　我边听勃鲁克纳边往牡蛎上挤柠檬汁，按时针转动方向依序吞进肚去。喝了不大不小一杯啤酒。啤酒屋巨大挂钟的指针差5分指向3点。钟盘下端有两只狮子面对面站着，扭着身子对抱针芯。两只都是雄性，尾巴卷成披大衣样的形状。不一会，勃鲁克纳长长的交响曲放完，换上拉威尔的包列罗舞曲。
　　　　要来第二杯啤酒后，我去厕所再次小便。小便怎么等都不结束。自己都不明白何以小便如此之多。不过反正没什么急事，任其慢慢倾泻就是。估计小便共花2分钟左右。背后接连传来“包列罗”。一面听拉威尔的包列罗舞曲一面小便颇有些不可思议，恍惚觉得将永远小便下去。
　　　　完成漫长的小便，感到自己好像彻底脱胎成了另一个人。我洗了洗手，对着变形镜照罢自家嘴脸，返回桌旁喝啤洒。想吸支烟，这时才发觉那盒“百灵鸟”忘在了公寓厨房。便叫来男侍，买盒“七星”，讨了火柴。
　　　　在这空荡荡的啤酒屋中。时间仿佛停止了脚步。实际上仍在一刻不停地移动。狮子继续相对转体180度，时针已推进到3点10分的位置。我注视着钟针，臂肘支在桌面喝啤酒吸“七星”。无论怎么想，眼盯钟针打发时间都毫无意义可言。但我又想不出替代的好办法。人们的大多数行动，都是以自己仍将生存下去这一点为前提的。倘若去掉这一前提，便所剩无几。
　　　　我从衣袋掏出钱夹，逐一清点一遍：万元钞5张，千元钞数张。另一侧衣袋里，20张万元钞同回形针混在一起。除了现金，还有美国运通卡和维萨卡。另有银行现金支票两张。我把两张现金支票折为四折扔进烟灰缸，横竖已无用处。室内游泳池会员证、录像带出租店会员证和买咖啡豆时给的优惠券也同样扔了。留下驾驶证后两枚旧名片也一扔了之。烟灰缸中满满堆着我生活的残骸。这样，最后剩下来的便只有现金、信用卡和驾驶证。
　　　　时针指到了3点半时，我欠身离座，付款出店。喝啤酒当中雨已差不多停了，便索性把伞留在伞筒内。征兆不错。雨过天晴，神清气爽。去掉伞后，顿觉如释重负。我很想移身别处，而且最好是人头攒动的地方。我在索尼大厦那里同阿拉伯游客一起观看一会一列列排开的电视画面，然后下到地铁，买了张丸之内线去新宿的车票。刚一入座，立时睡意袭来，等睁开眼睛，电车已驶进新宿站。
　　　　走出地铁出站口时，想起来保管在行李寄存处的头骨和模糊运算完毕的数据。虽然事到如今那玩艺儿已全无用场，而且没带取货凭证，但反正无所事事，决定将其领出。我登上车站台阶，走到行李暂存处窗口，说取货凭证弄丢了。
　　　　“仔细找过了？”男负责人问。
　　　　我说找得好苦。
　　　　“什么样的？”
　　　　“带有耐克标记的蓝色运动提包。”
　　　　“耐克标记是什么样的？”
　　　　我借用便笺和铅笔，画出如被压得变形的弧形飞标样的耐克标记，在上边注以NlKE字样。男负责人半信半疑地看罢，拿起便笺去货架转了一圈，片刻提着我的包折回。
　　　　“这个？”
　　　　“是的。”我说。
　　　　“可有什么能证明你的住址和姓名？”
　　　　我递过驾驶证，男子将其同提包上的标牌对比看了看。然后摘下标牌连同圆珠笔一起放在柜台，叫我签名。我在标牌上签了名，接过提包道声谢谢。
　　　　东西自是成功地领出来了，但这带有耐克标记的蓝色运动包怎么看都与我这身装束格格不入。不可能提着耐克运动包同女孩去吃饭。买包替换倒不失为一计。问题是只有大型旅行箱或保龄球箱那样大的才容得下这头骨。旅行箱太重，而若提保龄球箱，还不如索性提这耐克包要好得多。
　　　　如此思忖之间，终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方法而言，恐怕还是租一辆小汽车把这包扔到后座上最为地道稳妥。这样既无提包走路的麻烦，又无需顾虑它同衣服的谐调。如果可能，最好租气度不凡的欧洲车。倒不是我对欧洲车情有独钟，但毕竟是我一生中相当特殊的一天，还是相应地乘坐情趣考究的车为好。生来至今，除了几欲报废的“大众”或国产微型车，还没开过别的。
　　　　我走进酒吧，借来按行业编排的电话号码簿，用圆珠笔在新宿站附近的四间租车代理店的号码处画上记号，依序拨动电话。哪家代理店都没有欧洲车。这种季节的星期天，一般都不会有车剩在店内，再说压根就不备有进口车。四间店中，有两间根本就没剩下冠以“乘用车”字样的车。另一间剩一辆本田思域。最后一间各剩一辆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和马克Ⅱ。服务台的女子说都是新车，车内均有音响。我再懒得打电话，决定租那辆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其实怎么都无所谓，本来我对车也没有多大兴致。甚至新型卡利那1800GT和马克Ⅱ是何样式都一无所知。
　　　　接着，去唱片店买了几盒磁带。有约尼·玛蒂丝的最佳选曲、杰宾指挥的阿诺德·贝尔克的《净夜》、肯尼·巴列尔的《周日暴风雨》、迪克·艾伦多的《大家的艾伦多》、多列巴·皮诺克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和鲍勃·迪伦的包括《像一块滚石》的磁带。这种搭配固
　　　　然杂乱无章，但也只好凑合——自己也搞不清到底在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上想听怎样的音乐。其实坐进车座后，想听的说不定是吉姆斯·泰勒，或许是维娜·华尔兹，也可能是《警察》，或者是嘭嚓嚓也未可知。抑或干脆什么都不想听。总之无从预料。
　　　　我将6盒磁带放进提包，去租车代理店看了汽车，递过驾驶证签了名。较之平时常用的车，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的驾驶席竟同宇宙飞船上的毫无二致。若坐惯这卡利那1800GT的人再去坐我的车，很可能看成竖井式民居。我把鲍勃·迪伦的磁带塞进音响机，一边听《看水奔流》，一边不慌不忙地逐一确认仪表盘上的开关。开车当中一旦按错开关，那可就非同小可。
　　　　我正在车内逐个检查按钮，接待我的那位态度和蔼的年轻女郎离开办公室走来车旁，问我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女郎的微笑显得冰清玉洁，楚楚可人，极像电视上演技娴熟的广告模特。牙齿莹白，口红颜色得体，双腮毫不松垂。
　　　　没什么不合适的，我说，只是检查一下以防万一。
　　　　“明白了。”说罢，她又莞尔一笑。她的笑容使我想起高中时代一个女生。那是个聪明利落的女孩。听说后来同大学时代认识的一个革命活动家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而后扔下孩子离家出走，现在无人晓得去了哪里。租车代理店的女郎的微笑使我想的便是这位高中同学。有谁能预料这个喜欢J·D萨林查和哈里逊的17岁女孩几年后居然为革命活动家生下两个孩子后下落不明呢？
　　　　“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小心驾驶，我们实在太感谢了。”她说，“近来车上的电脑式操纵盘，不习惯的人很难应付自如。”
　　　　我点下头。不习惯的人并非我自己。
　　　　“求185平方根的答案，按哪个钮合适？”我问。
　　　　“在下一个新车型出现之前怕是难以如愿。”她笑着回答。“这是鲍勃·迪伦吧？”
　　　　“是的。”我应道。鲍勃·迪伦正在唱《一路向前》。虽说过了20年，好歌仍是好歌。
　　　　“鲍勃·迪伦这人，稍微注意就听得出来。”她说。
　　　　“因为口琴比史蒂本·旺达吹得差？”
　　　　她笑了。使她笑委实令人惬意。我也还是可以使女孩笑的。
　　　　“不是的，是声音特别。”她说，“就像小孩站在窗前定定注视下雨似的。”
　　　　“说得好。”我说。的确说得好。关于鲍勃·迪伦的书我看了好几本，还从未碰到过如此恰如其分的表述。简明扼要，一语中的。我这么一说，她脸上微微泛起红晕。
　　　　“说不好，只是这样感觉的。”
　　　　“将感觉诉诸语言是非常困难的事。”我说，“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感觉，但很少有人能准确地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