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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梭的女友杜拉斯-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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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着所有的麦克风都讲，对所有的摄像灯光都不避讳，我觉得她变俗了。但在这一点上我弄错了，我不再进行必要的纠正，玛格丽特仍然是最聪明的。
她开始戴上一顶鸭舌帽，并摘下了眼镜。她那几年接受的采访比她一生还多。档案资料泛滥成灾。最大的玩笑。上当受骗了，还是没有？她欣赏报纸头版自己的形象和自己的肖像，哪怕是最老相的。她嘲笑贬义的批评。现在，年龄过时了，她达到了另一种美。高傲的孤独她已经受够。不管怎样说，把自己当做名人总比在衰老中耗尽自己有趣些。
当别人攻击她时，我便保护她。在她做出过激的行为时，我几乎总能发现其中有一道微光，一种真相。她没有证据，没有准则，但她有直觉。总有一天，我会把那些都讲出来，这毫无疑问。她讲不了自己的传奇经历，这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她死后将无能为力，这一点已经激怒了她。再也不能掌握什么控制什么，这个专横的人被惹急了。她放风说我很坏。30年来第一次。“坏”，这是孩子用的词，课堂里面用的词。世界上毕竟只有很少的坏人。人们有时也说她是坏人，我觉得这同样也是不真实的。玛格丽特不坏，她往水塘里扔方砖，因为她不能忍受和谐。尤其是任何湖泊都不能给人以幸福的幻想。这个世界一下就被毁了。爱情和友谊也如此。她必须不时地让别人知道这一点。
十二年，直到她去世，她一直对我关闭大门。她甚至不把门开大一点让我的孙子进去。我希望安托万还能记得起来，他曾见过那个以诗祝贺他出生的神奇女人。她没有回我的信。
晚上，我得给她打电话。我的大胆使她震惊，我的不敬又惹怒了她。我还可以让她发笑，但我没有这样做。远离，我最后感到挺合适：一个单独的地方，一个经过选择的地方，一个我所习惯的观察点。她是否关闭家门让我写作……她是否给我这些时间让我思考，让我慢慢地习惯她的消失……不，她不是一个关心我的利益的女慈善家。我妨碍了她，仅此而已，她没有好好考虑。
她很少盘算，以至于不能完全离开我。她希望我读某某书，看某某演出，某某电影。于是，扬打电话给我：“你得去卡图什里剧院。以她的名义打电话给迪迪埃 · 伯萨斯。那是她喜欢的一个电影导演……”一天，扬高兴地对我说：“对了，她想和你一起吃饭。《情人》的制片克洛德 · 贝里在一家大饭店给她开了个户头。她想在公爵厅请你吃饭。”
不一会，扬又打电话来抱歉地说：“我不该提前通知你她的邀请。她改变主意了。”
她改变主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她的出尔反尔，我只一笑置之。我发现，她做出的任何举动都不能再动摇我的爱。玛格丽特要么热情如火，要么冷若冰霜。她不是一个普通的朋友，她像一座灯塔，照亮了我的生命，不管狂风暴雨，都放出自己的光芒。
1986年，灯塔可能要熄灭了。玛格丽特又濒于死亡，深度昏迷了几个月。我在没有她的乡村，在我们曾一同走过的墓地来来回回地走着。有一天，她曾给我留下过类似遗嘱的东西。她说，当一个作家死了的时候，只有肉体去了。因为他已在自己的每一本书中慢慢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而我却慢慢地继续自己的哀伤。
1989年，她打电话给我。我的儿媳瓦莱莉因车祸身亡。她问我关于孩子们的情况。我寥寥数语，很奇怪，不想回答她。我怀疑她是否真的悲伤。我本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尽力博取她的同情。恰恰相反，她自愿在电话里讲了那么长时间，我却爱理不理。
听到她的声音，我并没有激动，只对她重新采取主动感到高兴。我从心底里感谢她在我们之间设了这段距离，它迫使我更加独立。
1991年，我去了越南，印度支那的战争痕迹和她度过童年的地方同样使我好奇。我不是去抒思乡之情的，而是想在瓦莱莉死后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我去了沙甸，去了永隆，我在湄公河边的阳台上过了一夜，听机帆船的隆隆声，在轮船间捕捉渡船，它们像蚂蚁一样活跃。但根据《情人》拍摄同名电影的让…雅克 · 阿诺德却用深蓝的色调来重新描绘“层层都有平台、四周围着栏杆的大别墅”。深蓝或鲜红的屋子镶嵌着马赛克。人们在河上组织水上竞赛，就像威尼斯的狂欢节一样。确实有个副领事全副武装，在岗亭里朝远处的女人们开枪，还有一些空旷的网球场，我乐意向她描述，但所有可能集中在她的小说里的东西，玛格丽特都认为是偷来的。
我并没有因为去了越南而对玛格丽特有更多的了解。她写的比我能看到的更精彩，我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她的佚事。我不去听别人对她的追忆，只希望自己的回忆能因年久而产生某种色泽，从此永不磨灭。
我并不比她的读者更清楚她写的东西是完全真实、有点真实还是完全虚构。她本人知道吗？当人们写作的时候，人们最终会更相信自己所写的东西，而不是自己所经历的东西。她真的和她哥哥睡过觉吗？又是和哪个呢？是诱惑人的无赖皮埃尔还是听话挨打的保尔？她在医院里发谵妄时，曾打电话告诉我说她哥哥真的死了：“你知道，是小约瑟夫。”
总之，“那是一段永远不会结束、不会有任何结果的爱情，它是不真实的、难以存在的、受人诅咒并肯定要遭到噩运。”
我没有问她。皮埃尔还是保尔？完全虚构的事情？我相信她所说的一切。没关系。关于这种乱伦的爱，只有作品让人相信。
“所有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
对于那个“世界性”的情人也如此。他真的很有钱，是个中国人吗？他回来看望过她吗？或仅仅是有这么个人而已？我对此一无所知。朋友间所说的任何秘密都不能代替作品。
“我的身世并不存在。我写的东西都合乎逻辑，但又全都是假的。”
在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年头，玛格丽特没有明确向我讲明任何事实。或者说法不一。甚至地名、她母亲隐居的村庄和她父亲的出生地，她也含糊其辞。我从来没有想到要问她。真假问题与传记作者或参加文学考试的人有关，与从事精神活动和小说创作、生活在变幻不定的领域中的作家无关。她的前夫罗贝尔 · 昂泰尔姆写过一本书，叫《人类》，讲述自己被流放的经历。她说：“他写了一本书，写他以为在德国经历过的事。”这“以为经历过的事”使拥护历史真实的人大为惊讶，甚至使他们不满，但对玛格丽特来说，没有作品与生活间的这种神秘就没有作家。
对她来说，完全真实的书，甚至是传记故事，应该出自暗处，出自经过提炼的记忆。这种记忆不过是一团雾，一种关于有利于阴影和怀疑的记忆的记忆。人们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
我还有太多的回忆，这我感觉到了。但在她沉默的当儿，我即席创作了，我甚至创作了一些疯狂的故事：事实上，那个中国人是她母亲的情人，而她，是这桩秘密结合所混血产下的女孩。她母亲只是一个好斗的妓女。当这个女人去世时，她身边有600只小鸡，床的四周有40平方米的小鸡，还有羊。至少她是个有怪癖的人，很可能有情人。
玛格丽特是否从这场通奸中继承了这张亚洲人的面孔，并且在她生命的最后日子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汉族女皇？但我很高兴，很快乐，玛格丽特的书也有此倾向：车站的那种滑稽可笑和幻想。在她的书中可以找到一切，纯洁的和不纯洁的，通俗和诡辩，正如生活中的她一样：掩盖或提示空虚，两样都滔滔不绝。
最后，她烧了整座林子。尽管喉咙被刺穿了，她仍要让别人听见她的声音。但在这一点上，我感到很伤心。我再也听不出她的声音，也认不出她。这个朋友消失了，荣耀从我这儿把她夺走了。我只记得起来我过去爱过她。她对某些人来说才是“明星”，她还在歌唱，在她嗓子很漂亮的时候。现在，她打嗝了，人们跪着听她说话。她用伤心的声音给人以教诲，所有信徒都来者不拒。
扬，非常忠于她的人，对我说：
“你错了，她看见自己离去了，她很痛苦。不再活在世上了，这对她来说是不能容忍的。”
“她不再嘲讽人了。”
“你不再了解她。”
也许……我宁愿认为她死了。我已常常将她埋葬。几个月过去了。我已习惯她不再存在。
作家去世了，但人们可以永远喜爱他的作品。1996年，伊丽莎白 · 德帕迪厄、奥罗尔 · 克莱芒和雅克 · 斯皮赛尔在蒙巴那斯剧院演出《河流与森林》和《萨伽王国》。2月份，为了庆祝我的生日，我为十位朋友定了十个座位。看完演出后，我们举行了庆祝活动。扬也来了。他送了我一束花，非常漂亮，关于玛格丽特的降状况，他显得很谨慎。他不能忍受她越变越小。他说她有时和他在一起时他仍觉得她“跟以前一样”，但她不想让别人看见她这副模样。他把圣伯努瓦大街的家门关得紧紧的。除了乌塔，对谁都不开。
由于我们刚在剧院里领略过她昔日的幽默，玛格丽特又出现在庆祝活动当中，那天晚上，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并决定再次聚会。
演出后的一个星期天，扬、伊丽莎白和奥罗尔来我家中吃饭。我们定了时间：3月3日。
刚好在那个星期天，1996年3月3日，演出结束后，演员们宣布：玛格丽特去世了。
我原以为她已经死了，但那是另一回事，又出现了另一种死。
那天晚上，扬大部分时间都不在，但伊丽莎白和奥罗尔在。我们一起追忆她。当人们开始追忆已去世的人时，昔日就像忧伤一样使人们心情沉重。我们也谈起了昔日的她，但我们照样笑。追忆玛格丽特不能不笑，不能不把痛苦与这种滑稽结合起来，它曾像酒精一样，帮助她忍受生活。
漂亮的塔蒂亚娜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之中。她曾演过蒙巴那斯剧院的那场戏，现在与布鲁诺一道生活。布鲁诺是个可爱的摄影师，玛格丽特最初的那批电影就是他拍的。他忠于爱情，忠于友谊。那天晚上，她的一群朋友重新聚集在一起，就像在诺弗勒一样。十二年的不快之后，我又重新加入其中，几乎完全出于偶然。
我们永远分离了吗？现在，也许是这样。所以，为了不让她失去，我要写。至少，她在纸上不会死。正如她说过的那样：“写作永存。”
我不打算参加她的葬礼。我在圣伯努瓦大街她家的信箱里给扬和乌塔投了一封信。我甚至不敢上楼。
玛格丽特在世时不希望我再靠近她，我尊重她的意愿。
在马莱伊…勒吉庸，我本来可以再见到她的。但不是在圣日耳曼…德普雷，不是在教堂里，除了在已成废墟的瑞米耶日，我从来没见过玛格丽特上教堂，哪怕是在罗马。
安托万举行洗礼时，她说：“为什么不？一种赎罪的仪式……”但为了上天堂……我猜扬愿意上去看她。扬想象葬礼应该十分壮观。棺材后面跟着一大群人。就像为维克多 · 雨果送葬一样。
乌塔羞答答地提出异议：“我母亲不会喜欢这样的。”但谁都知道我们的送终习俗。
我的朋友维奥莱塔告诉我，在巴西东北部，所有接近过死者的人，哪怕只短短的一瞬，都必须聚集在死者的坟墓边上，以重新创造他完整的生命。
“哪怕你在她的生命中只占小小的一部分，你也必须出席。我和你一起去。”
我们提前到达了。教堂里已挤满了人。我们准备从旁边溜进去，但两个我在阴暗中没有认出来的年轻人过来找我：“你的座位已经预留好了，在前面，和家属在一起。”
我的泪水突然涌了出来，终于，我被一个家庭接受了，而这是她的家庭。我认出了让…马克和让娜，我从他们后面走向教堂的唱诗班，这一回，我的头脑糊里糊涂的，好像这十二年并没有过去。十二年前，我没有哭。我年轻时就学会了对付忧伤，我突然感到十分幸福，这种让众人在此进行告别的仪式，把我带到了幸福当中，我因重逢而幸福得流泪。
扬和乌塔走在棺材后面，两个年轻人就像两张小小的纸。一本书中的纸。她曾写下这个可怕的句子：
“由于各种原因，我的一生充满了耻辱。”
亲爱的玛格丽特，我也为她的痛苦而哀伤。我听见她说：“痛苦就像是一种解除痛苦的方式，就像是第二次爱情。”
巨大的耻辱！谁能说出对自己如此无情的话来？也许只有另一个已故的朋友阿兰 · 坎尼能。他下葬的那天，几乎没有任何人参加。圣罗什教堂里没有部长，甚至没有演员为伟大的阿兰送行，只有剧场里为《金首级》1发出的雷鸣般的掌声。
我不像有的人那样酷爱葬礼，但我到了能将其作出比较的年龄。玛格丽特的葬礼是最简短、最混乱的。三月的阵雨倾盆而下，袭击着泥泞的墓穴。
我立即回到了诺弗勒，在她倒塌的屋子四周踯躅。几年来，我给她寄照片，告诉她房子该修了，屋顶塌了，树叶该修剪了。她很少放在心上，任百叶窗和画自行损坏。她命令乌塔什么都别碰，于是乌塔任蜘蛛张网，鲜花枯萎。甚至连插座也不能换。玛格丽特在阴间还在看：哪怕小小的一笔都会赶走此处的灵魂。
今天，这座神奇的屋子已经不能用了。它胜似博物馆，胜似作家的住所，玛格丽特已把它变成了静寂森林中的美人城堡。人们进入其中，将倒退无数个世纪，或者来到一个迷人、没有参照物、像她一样传奇的世界。乌塔在里面听莫扎特的音乐时，又在其他东西之后加了一棵仙人掌。
扬潇洒地消失了。我希望他在修道院或妓院里，但我相信他躲在别处。他在写一本我希望见到的书，而不是绝望地以酒浇愁。
当这个故事差不多结束时，我感到一阵悲伤。好像要跟玛格丽特最终告别似的。于是，我在我们共同的道路上又耽搁了一会。由于疏忽，一部分手稿被人偷了，我只得重写。我寻思怎么会这样，也许是她不愿意我写，但我像在《是的，也许》最后的对话中一样回答自己：
“为了以后的孩子们。”
1996年于诺弗勒城堡
译完《女友杜拉斯》的第二天，我便匆匆飞往巴黎。这次赴法时间虽长，但主要与出版社谈业务，不准备采访太多的作家，但米榭勒 · 芒梭是一定要见的。
之所以要见芒梭，不仅因为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一些人名、物名、地名和书名需要咨询，一些特殊的背景需要了解，更因为芒梭和杜拉斯亲如姐妹数十年，可以说是最了解杜拉斯的人之一。我译过杜拉斯的小说，写过不少关于她、关于她的书、关于她的电影的文章，编过亨利 · 莱里的《杜拉斯传——羽毛之重》，手头又刚好有一本在法国刚出几天、闹得沸沸扬扬、厚达600多页的《玛格丽特 · 杜拉斯》（劳尔 · 阿德勒著）。凡此种种，都促使我去见芒梭。
然而，阴差阳错，一系列的不巧使我们在一个月后才好不容易联系上。那天一早，我还没起床，她便打电话来，说：“终于找到您了。我下午两点的飞机去美国，两个月后才回巴黎。”她要我立即去她家。我那天上下午都有约会，晚上又要去德国，但还是抽中午的时间赶到她家。当时，她已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
芒梭并不像我原先以为的那样，靠杜拉斯的荫庇成为作家。她出身名门，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60年代就开始出版小说。她曾在电视台当记者，写了大量的纪实作品，萨特还给她的书写过序呢！她的文字相当洗炼、流畅，语言平易而富有磁力，特别容易动感情，这些在本书中都表现得很充分。我很纳闷，这么一位出色的作家，怎么能忍受杜拉斯的反复无常，甘心陪伴杜拉斯数十年，随杜拉斯搬家，跟杜拉斯一同喜怒哀乐，让自己淹没在杜拉斯耀眼的光环之中呢？芒梭回答说：“我脾气好。”随即又补充了一句：“她很孤独。”的确，杜拉斯相当孤独，尽管她周围常常有崇拜者，但她的内心永远只对她自己开放，她的过去、她的爱情只属于她自己。“我总想保留一个地方，让我独自呆在那儿，让我可以在那里爱。”她声称所有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这种生活和创作的错位，使人很难进入她的内心世界，很难真正了解她，即便是与她情同手足、几乎朝夕相处的芒梭也不例外。芒梭说：“我并不比她的读者更清楚她写的东西是完全真实、有点真实还是完全虚构。在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年头，玛格丽特没有明确向我讲明任何事实。或者说法不一。甚至地名、她母亲隐居的村庄和她父亲的出生地，她也含糊其辞。所以，为了保证书的真实性，我只写我亲眼见到、亲身经历的事，而不是根据材料或听她自己说。”
事实证明芒梭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有的传记尽管作者申明有关内容是杜拉斯亲口对她说的，但仍被发现与事实不符，受到公众的质疑，引起批评。杜拉斯是一个极为复杂和矛盾的作家，其感情之丰富之微妙，性格之怪异之敏感，往往让人难以捉摸，难以适从。要真正了解她，最好与她保持适当的距离，理智地观察她，客观地分析她，而不是盲目地崇拜和听信。芒梭说，《女友杜拉斯》不是评传，也不是传记，而是一部回忆录。她在书中写的都是琐事，家庭琐事、生活琐事、感情琐事。她力求还杜拉斯以普通人的面目。她不是把杜拉斯当做一个大作家来写的，而是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伴侣，一个姐妹。杜拉斯有她可爱的一面，也有她可憎、可恨、可笑甚至可气的一面。她富有个性，才华出众，也有不少毛病甚至恶习。“她是人，不是圣人。不是吗？”芒梭问。正因为如此，所以她有七情六欲，有时要发点脾气，有时要摆摆架子。她喜欢发号施令，指挥别人，控制别人，也需要得到别人的安慰、关怀和簇拥。她有时直率得让人受不了，当面指责朋友阴险毒辣；有时又顽皮得像个孩子，带着一群未被邀请的朋友，提着在大街上买的大包小包东西去见法国驻罗马的大使。她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说不会爱上黑人，不愿意怀上黑人的孩子。她在夜晚的聚会上口无遮拦地大讲笑话。她很吝啬，也很节俭。到别人家里吃饭从来不带礼物，见别人带礼物却喜形于色。她买廉价的零头布在厨房里自己做衣服。同时，她也很专横，很霸道，经常有意无意地伤害别人，抛弃朋友。她曾因成功而得意忘形，也因手稿被退而可怜巴巴。当外界对她的作品保持沉默时，她那种哀伤、痛苦、沉沦和眼泪不能不使人对她深表同情。在书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杜拉斯。
我很想知道杜拉斯为什么会跟与她朝夕相处的芒梭闹翻。“闹翻？”芒梭说：“我们并没有闹翻，而是她单方面疏远我、提防我，最后不理睬我。”芒梭相信她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杜拉斯的事情。杜拉斯之所以如此绝情地结束长达30年的友谊，是因为芒梭太了解她，太接近她了。当她意识到内心的巨大秘密要被人发现，她本能地做出自卫。她认为自己的秘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是自己写作的宝藏，她不允许别人写她的经历，写她的故事，否则就是“偷盗她的生命”，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而芒梭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但使芒梭感到百思不解的是，她所说的是路人皆知的秘密啊！比如说年龄，这在任何文学词典和教科书上都能找得到。芒梭说，其实她很注意维护杜拉斯的形象，决不会冒失地透露她的隐私，更不会拿她的隐私去为自己捞资本。杜拉斯晚年与扬的恋情，她是最直接的证人之一，但她一直缄口不谈，直到扬自己写了《玛·杜》，披露了那些隐情之后，她才在这本书里加以描述。
任性而固执，这是许多名人的通病，而杜拉斯难相处又是出了名的。我对芒梭说：“您能伴她30多年，这太不容易了。”“是的，”芒梭说，“而且最终的结果是我没有料到的。但我不怪她，也不恨她。相反，我觉得她很可爱。她活得很真实，敢爱敢恨。”我提起最近法国的报章杂志对杜拉斯谈得很多，有的说法耸人听闻，让人不敢相信。芒梭说：“杜拉斯永远是个谜。是个谜就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猜测，其中不乏不负责任、不怀好意的诽谤、造谣和诬陷。”她走到传真机旁，抓起一叠传真件，说：“您看，每天都有认识不认识的人往我家里发传真，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也有请我裁决的。我这里都快成了论争的中心了。”
我告诉芒梭，中国读者很熟悉也很喜欢杜拉斯的作品。她的《情人》在中国有十多个汉译本。芒梭说，这不奇怪，她本来就是中国的“情人”。谈起这个话题，又有说不完的话，可惜时间不允许了。我们相约下次一定再找时间好好谈一谈，谈一谈杜拉斯的“痛苦”，她的“爱情”，她的“情人”。
胡小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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