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梭的女友杜拉斯-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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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伊西说话，没完没了地讨论人类灵魂的邪恶，讨论法西斯主义和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李丽安娜　·　卡瓦尼的电影《黑夜看门人》引起了一连串问题。那个被流放的年轻的犹太女人，在集中营里被剃光头，与杀她的刽子手，一个党卫军睡觉。这故事深深地吸引了她。
每个星期六晚上，当我们一起吃晚饭时，她都重提《黑夜看门人》，直到大家都感到不舒服。她在伊西身上找到了一只“心理”耳朵，敏锐而耐心，怎么也不会受冒犯。他随她胡言乱语，极大地满足她，让她从这个故事中得到快乐。
事实上，她开始发现她将要写作的东西：《奥莱丽亚》，奥莱丽亚　·　斯坦纳，墨尔本、温哥华的犹太姑娘，犹太人聚居区的犹太姑娘，也就是说世界各地的犹太姑娘，她将献身于一个德国情人。
直到她出版《痛苦》之后，我才在读《泰尔，自卫队员》时得知，战争结束时，她本人曾是抵抗运动的成员，在性方面受到了一个盖世太保的诱惑。
后来，在1983年，她说道：
“集中营，法西斯，这种现象会有什么结果？色情电影。所有的强奸都是法西斯分子干的。那种快乐是党卫军造成的。这与性爱中的忍受力相像。挨男人的打，好，早就这样了，但挨党卫军、挨刽子手的打，那是一种额外的乐趣。这一点，人们永远也无法避免。我觉得这种现象最终是很正常的，对法西斯主义来说，这是一种完美的结局，完全应该在什么地方结束。在尸堆里。他们将死于妓院或反常，性反常。也就是说疾病。我想这里面有些东西是对的，就像是一种平衡。我一点也不觉得害怕。”
玛格丽特常常出现幻觉，常常糊涂，过去讨论的东西可能又会重提。没完没了地谈法西斯主义，性反常也同样。总会有些东西让人感到害怕的。如果说玛格丽特什么都不怕，那是因为她以痛苦为快乐。所以她赞美爱情，这可能会让人深感痛苦。那是最折磨人的办法。当她去找雅洛那个不忠诚的情人时，她说：
“我上断头台了。”
她爱他。她像一个神秘的女人，轻快地走在交叉路口。
那年，奥莱丽亚的痛苦在特鲁维尔等待着她。她离开诺弗勒的玫瑰，前往海边的沙滩，前往无边的大海。
再见了，“精神分析学家们”，她把他们扔在身后，头也不回，就像她向印度支那，向左派，向女权主义分子，向电影说再见一样。这土地首先给人以希望，然后被水淹没，被破坏。只有无法抓住的作品避开了她，因而也留在了她的身边。
在特鲁维尔，她不喝酒，她孤独地发起了挑战。写作这苦行当重新开始了。她说：
“当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已开始写《奥莱丽亚》了。”
她越来越经常地求助于上帝：“我信不过上帝，这是一个缺点；但我不信上帝，这是一种信仰。”她在她特鲁维尔的阳台上寻找上帝，摸索于天地之间。她只看见勒阿弗尔的烟雾和在海边做馅饼的孩子们。她从眼前这无边无际的虚空中得到了作品的内容。她成了奥莱丽亚，年轻的犹太姑娘。她18岁，她在世界另一端的海边城市写信。她说：
上帝和永恒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如果没有男人的这种原始的、器官上的痛苦，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任何办法设想他所处的这种永恒，人就不会被创造出来的。他是在不可思议、无法认识和难以理解的基础上被创造出来的。无穷无尽，写作，就是表达这一点，生活中的人。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尝试。
如果只有理智而没有激情，玛格丽特就不能活下去。她再也没有情人了。她杀了安娜…玛丽　·　斯特莱特。她再也不相信电影。
比阿夫唱道：“没有爱情，人将毫无价值。”1980年，玛格丽特在特鲁维尔毫无价值，假如她没有透过《奥莱丽亚》，在奥莱丽亚身上认出了自己的影子。她既是那个年轻的姑娘，又是那个年轻姑娘的作者。一个对世界说话，另一个对一个男人，一个可能是情人的男人说话，而这两人又混淆在一起。在她的作品中，总有这种悄悄的转变和有时变向的弹跳。玛格丽特让我发现奥莱丽亚的收信者确有其人：
“伯努瓦，我应该会爱他的。”
她和他一起生活。“对远离写作的人似乎不可能存在的爱情，对写作的人永远是可能的。”她以奥莱丽亚为中间人给他写信：“这个房间可能是我们相爱的地方，所以就是那个地方，我们相爱的地方。”或者说：“那是一种等待死亡而又不造成死亡的爱情。假如通过欲望体验过死亡，这种爱情将永远变得更为强烈。”
这种不可能得到的爱情——唯一可能的事情——使她恢复了写作的力量，从而也恢复了生活的力量。就像圣人是上帝的说情者一样，爱情是写作的说情者。
玛格丽特去世后，《电影手册》曾问伯努瓦　·　雅戈，他们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性质。伯努瓦只简单地答道：
“她应该是爱我的。就像一个她应该有的情人。”
我打电话给她，打到特鲁维尔：
“你好吗？”
“很烦。”
“日子过得怎么样？”
“一点意思都没有，烦中度日。”
“看书吗？”
“看《圣经》。你呢？你得找回帕斯卡尔1的书，永远不要丢了。”
她谈起犹太人，说他们的尸体无埋葬之地，在地球上逐渐消失。
“死去的犹太人，到处都可以呼唤他们，找到他们，在河边，路上，在首都。”
她谈起集中营，谈到那些内地的大陆，夏天如蒸笼，冬天像冰窟。离大海非常遥远。
我觉得在特鲁维尔，由于靠近水，她会感到很满足。
“你不写作？”
“写，写一点。很艰难。我们谈点开心的事情吧，‘开心’，鸡奸者从我们这儿夺走了这个词。他们夺走了一切。而那是个很好的词汇：开心。是啊，多好的词汇啊。”
她笑了，露出那平易近人的笑容。
我在笔记本中找到了那段电话通话的记录。我之所以记下来，也许是因为玛格丽特不在诺弗勒，我想念她了。在她去特鲁维尔之前，我记下的东西恰恰相反：“我有时走得远远的，甚至在谈话谈得正欢的时候，我让自己充耳不闻，好像是为了听不到她所说的话似的，我怕受到她的影响。”
某种抵抗，玛格丽特感到很高兴，但她提醒道：
“你有时心不在焉，这不可思议。”
然而，她让一个瑞士记者来找我。这位记者在做一个关于她的广播节目，他告诉我说：
“是她建议我来问您的，她说您百分之百地接受她。”
玛格丽特并没有说过广播里的那种话，但我在内心深处放心了。她说：
“我喜欢那些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人，而不喜欢那些曲解我的人。”
我想念她的笑声。为了听到她的笑声，我放了一段她与一个女大学生的谈话录音。那是她让我录的。她的笑声在我工作的房间里回荡。多开心啊！我听见她说：
“只有失去自己的痕迹，才算得上是真正开始写作。从《如歌的中板》开始，我才有了写作的基本素材。那已不仅仅是关于我个人的素材了，而且，我的作品诸多重复：章节、部分或全部我都能在别的书中找到，好像那些东西不属于任何人。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拉博尔男人》甚至曾是一个书名。”
说到这儿，她笑起来，很脆，很天真。
“我想谈谈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最后的结果。好啦，书一写完，我就忘了它是怎样写成的，我想，哪怕是在我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写成的，这也是写作的一种定义吧。”
那位女大学生问她写不写爱情小说。
“巴尔扎克式的传统小说，有些曲折的情节，啊，我才不写呢！”
这时，话语之间充满了嘲笑。
“整个十九世纪都由此组成。司汤达还神秘一点，我喜欢司汤达。我不喜欢巴尔扎克。”
她笑了。在这场谈话中她经常笑，我也常听到她说这句短短的话：“你再给我一点酒。”
“没有爱情就没有小说。在我的书中，爱情是突然出现的。但不是因为爱情才写书，而是由于丑闻，在它的范围之内，在这个像鼠疫，像火一样非同寻常的社会当中。”
她问那个女大学生的丈夫：
“你呢？我不能跟不懂得爱情的人谈论爱情。我没必要跟那些不懂的人说。”
笑声变得更沉闷了。有那个女大学生的丈夫在场，她变得温和了一点。那是个加拿大人。更好了，是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上的。她马上就来了兴致：“冷吗？很多海难？族内通婚？”
“你的国家，就像个传奇故事。”
玛格丽特对遇到的人确实很感兴趣。她问他们，不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应声虫。她没有名人的那种冷漠，尽管人们像采访名人一样来采访她。
“我从来不让步，不过这怎么说呢。我现在更少让步（笑）。永远必须碰运气。什么险都冒，我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喝了一点酒。”
她的口气一下子亲密，一下子威严。笑声当中，她拒绝向那个女大学生做基本的解释：
“爱情？你应该懂得，我之所以写安娜…玛丽　·　斯特莱特，是因为我爱她。但促使我动笔的，是写作，是激情，是想意识到自己的激情的那种激情；是写作过程中发现的那种领域。我并不想简单地写每一个人。我喜欢我的邻居，我想把她写到小说里。不，是因为能意识到这个邻居对第三者的感情。是介入到别人的事情当中，假如我有本领，我知道这就是我的本领。我是在这里，在诺弗勒城堡介入法国驻加尔各答大使馆的。然后受到接待，听到副领事的叫喊。这种自身向作品转移的过程，就是写作本身。这非常微妙。在我写的东西里面，一切都是合乎逻辑的。我从来不会弄错，但一切都是假的。我没有编造任何东西。我只编造了叙述的由头。所以说，一切又都是真的。只有一个人不是真的，那就是劳尔　·　V　·　斯泰因。我认为劳尔　·　V　·　斯泰因就是我，所以我不能编造这个人。那个女乞丐是真的，副领事是真的，安娜…玛丽　·　斯特莱特是真的，湄公河是真的，加尔各答是真的。唯一不是真的东西，是我。我与生俱来的问题，是弄清楚当我讲话的时候是谁在说。如果说有编造，这就是编造。”
那个女大学生惊呆了，又谈起了语言学家邦弗尼斯特著作中第三人称的用法。
玛格丽特哈哈大笑：
“这太复杂了！”
她向我转过身来。
“磁带录到哪里了？还剩多少？她是不是还有很多问题？你给我一点酒。”
她对女大学生说：
“这场谈话，你可以把它叫做‘谁在说？’”
接着，她又对我说：
“今晚，我们是不是做番茄酱？”
这次谈话是1982年7月24日录下来的。
就同一主题重复进行漫长的谈话时，玛格丽特往往会建议录下来。
“让它失去这也太傻了。有时，我还是挺有才气的。”
她不时地对我说：
“瞧，我跟你说这些是为了让你不会忘记。”
她给了我一朵茶花：
“如果把它弄干，你可以把它一直保存到我死为止。”
“你还是不要去《Apostrophes　1　》。”
玛格丽特一脸严肃的样子，不开玩笑。80年代初，她尚未重新喝酒。她已停止喝酒，已经戒酒了。戒酒使她对某些东西更加不能够容忍。她第二次接受医生们的建议，她被诊断得了肝硬化。但她讨厌自己戒酒，就像讨厌所有俯首帖耳的行为一样。
“你不要向这种庸俗的东西低头。我不拒绝拍照，但我拒绝在电视这垃圾桶一样的东西上露面。”
玛格丽特使我惶恐不安。她说，作家怎么要亲自去捍卫自己的作品？作家对此应感到耻辱。不过，应邀为我的新书《大纪实》参加这个文学节目，我还是挺高兴的。她没有跟我谈我的书，或者说我不记得她跟我谈过。相反，她大叫道：
“去那儿露面的人都不是作家。你在那上面看见过布朗肖、贝克特、格拉克吗？”
“这种等级的作家可不多，我算老几？”
“啊，对。”
这个节目是为我的书促销的，甚至这个再简单不过的理由她也觉得不光彩。
“读者应该独自寻找自己的阅读之路。”
“我叔叔会说同样的话，但那是在另一个时代。”
她不想再听什么，我几乎带着羞耻走向贝尔纳　·　毕沃的镜头前。
节目播出之后，她打电话给我：“还可以，你没有失去尊严。”
我期望有更详细的评论，但她却啰嗦起气候和冬天的寒冷来。
“树变得光秃秃了：我喜欢这个一览无余的季节的透明。”
一个透明的季节，这景象吸引了我。我忘了她对我的工作的沉默，甚至忘了她的蔑视。我只问她这一点：冬天的景象，我因此而喜欢她，因为这个一览无余的冬天。她使我的生活变得崇高了，就像她使一切都变得崇高一样。从个别到一般，从日常生活到形而上学。而且，我有机会参与了这些变化。
她让在水塘边钓鱼的孩子淹死在水中。但愿他已经淹死。她产生了淹死他的念头。应该救他吗？收留他？让他灰心丧气？那天结束的时候，她对这个被淹死的孩子已无可奈何：她去看这个孩子的尸体是否在水塘的水面漂浮。她快乐地亲自讲述她是怎样重新安排情节的。她不用“社会新闻”这个词，这个词与现实关系太密切。她提起促使她写作的事实，因为那些事实是不由周围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或者是她觉得有神秘意义的事实。有时，她也制造神秘：
“我巴黎的家中有成怕的风暴。整个巴黎都像着火了一般。在我朝着内院的厨房的窗前，我看见百叶窗开了，出现一个女人，接着她又出现在另一个窗中。这种移动使我大为惊讶。在另一扇窗中，她把一切都打开了。声音非常可怕，就像革命爆发、战争爆发的声音。她抱着一个六个月大的孩子，抱得很紧，很用力。她笑着，跟他讲述着风暴，孩子没有感到害怕。我笑了，向她打了个招呼。那个女人也朝我微笑，但她全身心扑在那个孩子身上。他曾试图触碰雨水，触碰声音。这情景持续了没多久，但是异乎寻常。出什么事了，我甚至立即就感觉到了。我对自己说：‘她疯了。’但她极为神奇。她对着暴风雨微笑，为的是让那个孩子不感到害怕。声音震耳欲聋，如千百辆坦克轰鸣。面对这巨大的声响，面对闪电雷霆，孩子毫不畏惧。那是两个月前的事了。现在，这已成了一场对话。它向我提了这么多问题，我都想写一个剧本：一个只有两个人物的剧本。某人就此事询问某人。”
玛格丽特第一次讲述这场暴风雨时，那嘲还只是一个小插曲。
“我走得越远便越接近真实。”
她的幻觉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它们没有任何心理基础，出发点也很模糊。窗前有个婴儿，死了一只苍蝇，猛犸原始的脚步在枯枝上回响，她伸长耳朵，听到低语声和裂开的声音。
我告诉她我要到林中去散步。
“小心，树会倒下来的。”
“？”
她笑着说：
“啊，是的，我完全承认自己很悲观。”
她就这样，突然从严肃变得荒诞。我喜欢她常常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喜欢她会突然心不在焉，喜欢她那种说来就来让人难以置信的狂妄。就像我喜欢西尔维亚　·　巴塔耶锋利的短箭和她让人困惑、让人震惊和心跳的出尔反尔一样。孤独的女猎手协会，不伪装，不安静，几乎没有理智。
我有时记下她说的话。很少。如果我手中有笔记本。
玛格丽特像往常一样坐着，坐在中间朝花园的那个房间的大桌子边上，显得很小，刚好看得见她的头和露出的肩膀。
“你知道作家是什么东西？”
她说得很大声，但又像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作家，就是殡仪员……总是记录着死亡。”
另一天，她叹息道：
“我会毁了自己的一生的。”
“成功的一生又是怎样的呢？”
“真的，我不喜欢这样说话，我不知道怎么说。”
她又说：
“你知道契诃夫是怎么说的吗？必须写一些严肃而永恒的东西。只写这些东西：严肃而永恒的。这不是挺可爱吗？”
或者，她想起在纽约喝过的一种橙汁：
“那是全美国最好喝的橙汁。”
我已习惯她那些我觉得很有趣的夸张用语和她的那些副词：“不可避免地”、“不可挽回地”、“无可辩驳地”、“无可救药地”、“严厉地”、“最终地”等，这些词音节长，互相抵消，好像成了一种勇敢的通俗方言。
她常常深夜从特鲁维尔打电话来。那年夏天，她在那儿替《解放报》写专栏文章。我觉得她激动而不安。波兰事件、格但斯克造船厂的罢工使她心里七上八下的。
“最糟的，是无法跟任何人谈一谈。你知道，有一万七千人罢工，现在可能有三万了。你有消息吗？”
我知道得一点也不比电话信息台的那个男职员多。玛格丽特刚打电话问他波兰航班的号码。
“那个职员不知道……”大家想分享这一快乐。人们再也感觉不到格但斯克的快乐了，因为这种快乐是革命性的，而革命的思想已离开大家。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是我。我无法像她一样激动。
“怎么，你睡觉了？这是讨厌的极权结束的开始。你看到勃列日涅夫了，你看到马歇1在莫斯科了。他们俩在那儿一起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所以说，他们完了。你明白吗？”
“我们可以去格但斯克吗？”
“没有航班了。”
我提出动身，这个建议使她感到很高兴。她不再责备我，甚至还倾诉起自己的哀愁和孤独来。
“假如有种政治解决办法，能缓和国际局势，减轻人民痛苦，我可以停止写作。”
她说，世界的政治形势对她来说永远是重要的。
“格但斯克的这种快乐，我今晚无法向任何人讲述，我无法写作。”
电话谈话持续了很久。如果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了，还怎么能是左倾呢？她把自己的想法录了下来，说，科技进步越快，智慧就越萎缩。
“我没有背上极权思想的包袱。我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已经不够了。”
她写道：“左倾，是一种关于失望的知识，是一种流放，是听别人说话，是不承认任何首领，是认识不公正、拒绝和侮辱，是没法不这样做。”
我就处于这种没法不这样做的境地当中。我们共同分享这种有时让人后悔的偏执。
玛格丽特高兴地原谅我们：
“你知道，后悔属于某一阶级，别的阶级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后悔。”
她越来越经常地接近上帝的理念。
“左倾比自称有信仰的右倾更少失去上帝。”
“那个女人，是善良的化身。神圣的善良。”玛格丽特说。她刚遇到弗朗索瓦丝　·　多尔托。我想起了她对另一个女人非凡的尊重，想起了她的克制。晚餐期间谈些什么呢？多尔托说得比杜拉斯更多。
在特鲁维尔度过了夏天和秋天之后，玛格丽特回到了巴黎。圣诞节前后，我们在诺弗勒见面了。我第一眼就看见酒杯又出现在她的身边。她伸出手所抓住的这个普通衅杯，就像她的玉石手镯、戒指或连着厚皮表带的手表一样，与她形影不离。我还看见一个新来的年轻人，起初我还以为是乌塔的伙伴。长久以来，乌塔众多的朋友老在这狭长屋子的这头或那头出现。对我来说，这些小伙子长得都差不多。他们有时偷偷摸摸，有时乱跑乱闯，成了这对母子忠实的卫士。玛格丽特称他们为“乌塔帮”，但很亲热地接待他们。他们当中有杰洛姆、让－马克、让…米歇尔、艾尔韦、阿莱克斯以及另外一些来来往往、在节日之夜出现的人。
这个羞怯的年轻人戴着眼镜，脸色有点苍白，可能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但玛格丽特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好像这是一件大家知道的事情。
“这是扬。”
我明白了，他不属于乌塔帮。
她在特鲁维尔没有跟我说过扬要来，甚至以前也没有提到过这个给她写了好多年信的外省大学生。我对那个八月底的夜晚尚一无所知，她把他请到她位于黑岩公寓的家中，要他带酒来。极具诱惑力的来访，极具诱惑力的酒。我对我将得知并且看得很真切、太真切的事情还一无所知。
今天，全世界所有对玛格丽特感兴趣的人都可能已熟悉这段爱情。最好的是通过她的作品，最差的通过热衷于丑闻的传媒。
但愿爱情就是丑闻，这不是让玛格丽特不高兴。这甚至是她的“信条”。不过，但愿年龄——这个年轻的男人和玛格丽特几乎相差40岁——是这个丑闻令人兴奋的原因。那样的话，他们双方在现实与幻想中深深地体验了15年的这段微妙而复杂的感情，就变得再平常不过了。
也许我们不知疲倦、如此好奇地讲述的只是一些无法讲述的东西？我一看见玛格丽特和扬在一起，就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扬正是玛格丽特所夜思日想的那种人。在按响黑岩公寓的大门之前，他就已经是她作品中的一个主人公了。他是那种软弱的男人，既无财，也无权。正因为他不可能成为情人，所以他才有可能成为情人。两个人大同小异：同样缺乏生活能力，同样清醒得让人无法安慰，这使得他们两人会一起大笑。
他们经常笑。他们也争吵。在前几个月里，扬沉默寡言，如饥似渴地接受玛格丽特直接向他提出的尖刻而公开的意见：“哎，扬，你总是一言不发！”或更严厉地在饭桌边当面对他说：“扬，你什么都不是。”
扬毫无怨言地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