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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峰航线-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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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国民政府航委会的意见，驼峰航线进入中国的终点站延长一个点，就会使空运物资在第二次分配时间上占得先机，这样，运输效率会得到最大发挥。
航委会只是决定，具体事情还要交通部安排，交通部倒是干脆，再次把延长线的事情交给中航，他们实在是太信任中国航空公司了。
“中航”把“驼峰”航线汀江延长点选在叙府，自有其道理。
从地理位置上看，叙府位于四川南部，毗邻长江，从这里辐射出去，重庆、成都、西安，兰州……陆路、水路、航空都是方便易及。
邦德、王承黻没有任何异议地把驼峰航线延长线定在了叙府。
自从那次在加尔各答和何凤元见面并说他是“书呆子”没多久，王承黻就调离了中航，从军方过来的总经理李吉辰肯定也是蛮欣赏这个加尔各答办事处主任，在准备在叙府设立办事处时，李吉辰还是想到了何凤元。
1943年10月，一纸调令，何凤元携带着妻子从加尔各答回到中国，来到叙府。
和一年前只带新婚娇妻去印度赴任时有点区别，这一次，他们已经有了爱情的结晶。
对叙府场站印象比较深的是金家荣老人。从开航就在“中航”叙府办事处营业组的老人说，当时和他一个组的有林秋帆、赵少彝、谢嗣浩、蒋晓云等，机航组负责人是杨达成，助理为胡国华，通讯电台是杨崇昭、顾兆桢，气象员为叶少章、傅文琳、周忠玉。老人说，叙府的地面机械员阵容强大，现在仍记得起姓名的有何茂荣、张正华、张炳松……
老人说，他现在还记得在机场负责物资再次转运和分配的是国民政府招商局驻叙府办事处，经理叫汤传篪。
第十八章 一寸山河一寸血（4）
张莹华老人回忆说，和加尔各答对比，叙府航站显然“冷清”了许多，相关人员也少，飞机来了卸下军用物资后，午餐或晚餐后，立即返回汀江，也有空着肚子回去的，但这样的时候不多。办事处在机场一隅雇当地乡民造了两排竹编墙、草顶的平房供商务、机务人员住。一开始，由于机械故障不能及时返航的飞行员也在草棚里住，冬天冻得早上起来流着鼻涕上飞机，何凤元心疼了，又联系了附近空军菜坝空军招待所，于是后来把飞行人员都安排在那里。 老人说，有一件事情至今想起来，都让她的心隐隐作痛……
那是汀江——叙府开航后没几天的事情，冬季的叙府大雾弥漫，放眼望去，一片灰蒙蒙。吃罢早饭后，丈夫就去了场站，只有张莹华带着一岁多的孩子在房间里。
窗外传来一阵脚步声，两个人边走边说：“今天能见度是零……”另一个说：“通讯那边已经接到昆明转过来的电报，说汀江的飞机出来了。”
张莹华老人说，她听得出说话那两个人是地勤机械员何茂荣和另一个人。
大约三个小时后，空中传来“嗡嗡”声，和丈夫驻场站这么久，即使是作为一个女人，她也一下子辨别出是C…47。想到刚才听到的话，张莹华知道，从汀江起飞的飞机过来了。
老人说，平时里凭飞机马达的轰鸣声，就知道是起飞还是降落，只是今天明显感觉到不太一样——飞机就在头顶上盘旋、转了一圈又一圈……
何茂荣：“那天雾太大了，看不见跑道，从汀江过来的飞机只能在机场上空盘旋，他们想找个云缝下来……我们都站在跑道上，听见飞机声，心都悬起来了。通讯组就在身后，能听见空地焦急的对话，我记得机组还说在航线上曾被零式机追杀过……大约有将近一个小时，地面告诉空中，赶紧往场外走，找个地方跳伞。再不跳不行了，快没油了。”
此时，空中两架飞机上的机组成员也是焦急万分。在航线上，已经受到了日本人零式机的追杀，幸亏他们逃得快，钻入云中，而同行的一架印中联队的C…46却没这么好的运气，在入云时，负责在后舱观察的报务员就已经看见日本人开火了。逃过了劫难，经历了艰险的“驼峰”，未料在叙府上空，他们再次陷入了困境，此时，他们多希望能马上落地，让疲惫劳累至极的神经和肢体，得到一点松弛！
张莹华：“头顶上的飞机都快把人心都转碎了，已经中午了，老何还没回来，我知道肯定是麻烦了，这时，感觉飞机‘嗡嗡’声渐远，知道这是转场了，心中刚刚松口气，就听外边山崩地裂地‘轰隆’一声，还没缓过神来，又是‘轰隆’一声，地动山摇，只觉得天塌了下来，之后是死一般的沉寂，连孩子都停止了哭，脑子里一片空白……凤元当天晚上没回家，我知道出了大事，只能抱着孩子在家等待，隐约地听到从窗外路过的人小声抽泣，第二天晚上，凤元才回家，身上挂着树叶、枯草，裤腿脚湿漉漉的，鞋子上沾满了泥巴。他一进门，抱住我就号啕大哭起来，不停地说，陆铭逵、王钟英、陈国精……浑身上下，只找到巴掌大的一块肉……和他相识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这样哭过，跺着脚哭！见他哭，我也哭，一岁多一点的孩子也像知道什么似的，也跟着哭。
一家三口人，哭成一团，唉，就别提了……”
问老人，既然宜宾不能下降，为什么不转到别的机场，附近的泸州不是还有个机场吗？
何茂荣：“冬季的四川盆地，终日大雾弥漫，那种天气，到哪里都差不多，后来机组报告余油不多了，于是地面通知他们赶紧转到场外跳伞，哪知刚要往外走，前面那架说，我看到了，跟我来，接着就撞山了，后面那架想要拉起，已经来不及了。两架飞机上的通话我们在无线电台中听得清清楚楚，前面撞山后，跟在后面那架刚惊恐地喊出一声‘啊’，连长音都没拉出来，再听到的，是场外传来的巨大的爆炸声。
两架飞机上满载的都是汽油，撞上去，山崩地裂……燃起的熊熊大火和滚滚浓烟，整个宜宾城都能看得见。火势凶猛，我们上山后，无法靠前，大家围着那堆火掉泪——同伴、好友就在里边啊。那火，好像一直到晚上才熄灭，两架飞机六个人，连一个囫囵点的都没有，都是烧焦了的碎条条，东一块西一块的，还有挂在树枝上的，红鲜鲜的……”
张莹华老人说，“中航”飞机同一天，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两架飞机相继撞山，让人根本无法接受，很长时间都过不来那个劲儿。凤元总是念叨，说机组不忍心跳伞，就是太珍惜满载的那些汽油了。也是，从“驼峰”航线，历经磨难地把这点宝贝东西运到这里，再让他们跳伞，谁都舍不得啊！
查到的资料显示，两架飞机，第一架是“中航”83号C…47，机长，赖特（A·M·Uright），副驾驶，库克（C。 R。 Cook），报务员，龚式忠。第二架是“中航”79号C…47，机长，陆铭逵，副驾驶，王钟英，报务员，陈国精。
有老人说这两架飞机撞山那天正好是开航，马上有人说，不对，应该是开航后一两个月。
张莹华：“那一天，我终生难忘——1943年12月18日！”
问何茂荣老人，出了那么大的事情，第二天，你们还飞吗，是不是该停航啊？
第十八章 一寸山河一寸血（5）
老人一扭头：“停航？没有的事，第二天，照飞不误。几个机组过来，谁都不说话，卸下货物，饭也不吃，起来就走。起飞的时候，把油门推得大大的，又是空机，还剩百十米就往起拉，黑烟冒得那个凶，引擎都不是好声地叫，就像在怒吼，我们在下面看，知道，他们……心里难受啊。”
老人边说边流泪。
别说是摔在机场附近，就是摔在跑道上，只要没把跑道完全堵住，照样飞！
1944年8月24日，昆明巫家坝机场，马达轰鸣。“中航”公司、印中联队、十四航空队、二十航空队，大的、小的，运货的，载人的——滑行道上，所有准备起飞的飞机排着队，一架接一架往起飞线上缓缓移动，准备依次起飞，离开这里，飞向各自的目的地。
徐承基：“我们那天飞104号，从昆明返汀江，飞机当时是排在第三号，前面有两架，一架是C…87，印中联队用Ｂ…24改装的运输机，从‘驼峰’那边过来时在空中我们就遇到过，当时还相互晃一晃机翼，没想到回去又排在了一起。第二架是P…40，应该是四十航空队的，昆明附近当时还有呈贡机场，战斗机一般都用那个机场，不知那老兄今天怎么在这里。我随便往后看了一眼，好家伙，在我们后面，跟了一长溜，数不过来，大部分是回汀江的。”
老人说，起飞时，大家都用一个频道，一个人说话其他人在耳机里都能听得见。
只听塔台一声起飞命令，排在最前端那架B…24开足马力，四个引擎全速转动，刹车松开后，只见它庞大机身稍稍后顿了一下，接着就全力向前冲去……
徐承基：“Ｂ…24吼叫着在跑道上奔跑，就在即将离地那一刻，不知是什么原因，只见它的机身一歪，瞬间就摔下来，接着是一股浓烟，火光四起。”
郑家琼：“我当时也在后面，看得真切，我们那批是后进公司的，飞‘驼峰’时间不长，虽说遇险有几次，但都逃脱了，但亲眼目睹摔飞机，还是第一次，那个场景，多少天都在脑子里挥之不去。”
巫家坝机场跑道，烟和火冲天而起。
所有等待起飞的飞机、每位机组成员都亲眼目睹了这一惨烈的情景，大家也只能是干着急，眼睁睁地看着坠毁发生在眼皮底下的飞机在燃烧。
消防车、救护车，警铃、警笛、奔跑的人……纷纷向飞机坠毁地方奔去。
每架飞机的螺旋桨都在转动着，但引擎发出的声音明显在减小，机组的人都意识到，今天肯定是飞不起来了——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机场、跑道都要关闭。
郑家琼老人说，虽然是在滑行道上，但机长告诉他，让他把发动机散热鱼鳞片关上。为了节省不必要的空耗，机长已经准备关车了。
耳机里传来塔台的声音：“43324，起飞。”
徐承基：“43324就是我们前面那架Ｐ…40，巫家坝机场空管是美军，空地通话全是英文，所有语音通话大家在飞机里都能听得见，塔台的起飞命令下来后，通话器中顿时一片嘈杂，都认为是不是听错了。连我都忍不住了，抓过送话器就问，先生，搞错没有，都这样了还飞，难道你们没看到那架火光冲天的飞机？”
然而，耳机中再一次传来了冰冷的语音，那是毫无商量余地的命令：“起飞！”
郑家琼：“这次大家都听清了，没有人再争辩，滑行道上，每架飞机都在怒吼一样地轰鸣着。”
徐承基：“我们的104号就在那架飞机旁边滑过，消防车的警笛声、螺旋桨声嘶力竭的轰鸣声，燃烧着的飞机发出的‘乒乓’炸裂声，人啊，心都快碎了。”
郑家琼：“滑跑过去的时候，机长让我收起落架的声音都变了调，我偷偷斜了他一眼，看见他哭了，那时飞机正爬高哪。唉，虽然不是一块儿的，但毕竟都是飞‘驼峰’的，也算‘战友’啊，什么是踏着战友的遗体往前冲，那就是！”
飞机坠毁机场不关闭，飞机失事在跑道上也不停飞。
郭汉业、徐承基两位老人都“白”了我一眼：“孩子，你知道吗，飞‘驼峰’后期，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两个人飞——要么是没有副驾驶、要么是没有报务员……”
啊！这是我一点儿都没有想到过的，简直使我大吃一惊！
老人说，到后来，都快摔没了，找不到那么多的人啊，但飞机又不能停下来，在机组少一个人的情况下，也不停——两个人飞。
士气是比较低落，但飞机还得飞，空运一刻也不能停！中国航空公司老谋深算的威廉·兰霍恩·邦德，又是个火暴脾气、军人出身的李吉辰彻底狠上了，可他们是和谁发的狠？
是跟交通部还是航委会，还是日本人！
学生军飞机摔了有补充。
老人们说，按那个《租借法案》，中航的飞机摔一架，美国那边给补充一架，一直让你保持一个“基数”。1942年，中国航空公司共有10架不同类型的运输机在“驼峰”航线上穿梭，到了1943年，这个数字改为20架，在1944…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决定性的一年，又增加为30多架。
华人杰：“反正是这边摔一架，那边补一架，总是这么多。”
都是破飞机，1945年之前，几乎没有新的，大多是从欧洲战场上淘汰下来的。
第十八章 一寸山河一寸血（6）
过来时连外部油漆都是盟军的草绿色。老人说，大家也能理解，谁有好东西往你家放啊。
一开始连机身后部那个“中”都没有，还是陈纳德提的建议，第十四航空队驱逐机有时要在进入昆明这一段护航，为了便于区别，这才在机身上涂字。
我总算是弄明白了，为什么有“找”不到自己的飞机这样的事情发生——全都一样。我也理解了，多次问那几位在加尔各答达姆达姆机场工作过的老人，“中航”一共有多少架飞机在加尔各答呀，没一位老人能告诉我准确数字——都一个颜色，连飞行员都容易弄混，何况他们。
随着飞机数量逐年增多，运输量也日渐增大。
1942年８月至12月，四个月时间，中国航空公司飞越“驼峰”8733次，运进中国的物资有1843吨，到了1943年，这个数字就变成飞越“驼峰”9546次，空运进来军需物资超过10000吨。
至于1944 至1945年“中航”飞越“驼峰”的空运总量，一直没有查到准确数字，因为从1944年开始，无论是“中航”自己还是交通部或是美国陆军参谋部，在统计飞越“驼峰”运送战略物资时，已经把中国航空公司、印中联队放在一起统计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中航”运输总量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
摔一架，补一架，这是飞机。人，人怎么办？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那些把生命葬送在冰峰雪山之间的勇士们随风而去，到哪里能补充到他们！
航空飞行有别于战场上任何一个技术兵种，用于长途奔袭、拼刺刀的力气在这里被远抛在一边，狭小的机舱里显然要被有文化的头脑所占据。然而，它还有别于一般的战斗机——这种带有两个引擎的飞机不仅要穿行在世界上最艰险的航段上，而且还要受两个来自不同国家、操着两种语言的飞行员的控制——几乎是和“驼峰”相对等的困难。
世界上，还找不出有第二种如此的“独特”的飞行，适于这样飞行的人员在哪里才能找到？
大学！到大学里面去招！
关于直接在大学里面录用大学生做副驾驶，几位做过行政主管的老人都看见过这份以总经理名义下发的正式文件。本以为能找到这份“文件”，哪怕是个影印件也好，也问过老人们，都说起义回来后就再没见过那些东西。陈应明老人说：“1949年‘两航’起义时带回来一些东西，‘文革’期间扔得哪儿都是。”
“已经不可能找到了。”老人说。
“文件”没有找到，忽地想起，华人杰、周柄还有几位老人，不都是当年从大学进入到“中航”的嘛。
再一问邓汤美老人，老人说，我们那批从昆明西南联大被中国航空公司录用的人中，我能记得住的有朱晦吾（外文系）、沈宗进（电机系）、罗道生（机械系）、谭申禄（专业不详）、华人杰、陈仁炱、冯少才（土木系）、萧福霖（化工系）、周柄（政治系）、陈启蕃……
上述这些青年学生，只是“中航”在昆明大学里录用的一部分大学生，其实，“中航”还把触角伸到了内陆、伸到了四川盆地中的成都……
自从重庆成为陪都后，成都，这个抗战中距离陪都最近的城市，华西坝，又迎来了一所所跟随国民政府一路退却过来的著名大学。
当时在华西坝的学校有：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学院、燕京大学、齐鲁大学、西南联大（华西分院）。都是拒绝日伪的高薪利诱，从沿海或是京都迁移过来的。
在校的学生们差不多都是从沦陷区跑过来的。
昔日是京津冀红衣大主教儿子的李宏揆也跑了出来，来到了华西坝子的华西大学。
1937年就曾亲眼看见过日本人的老人说，中学在北平读完后，就跑出来了，一路风尘露宿，先到了西安。
问老人，既然在北京不愁吃不愁穿的，何必还要流亡？
老人瞪了我一眼，说，你以为我们那时都像你这样啊！告诉你，只要投靠日本人，他们给的待遇比国民政府这边高。但你是中国人，不能当汉奸！我们那时只有一个想法，绝不和日本人合作，誓死也不能做亡国奴！大家都是带着这样的想法跑出来的。
青年学生流亡抗日，成群结队地跑。
周柄：“我是从长沙跑出来的，沿着长江水一路逆上，最后到达昆明，走了几个月，到昆明后像个要饭花子。”
老人们说，当时毕业也没有“国家分配”这一说，大学毕业不外乎失业、参军这两条路。学校里整天都是演讲啊、募捐啊，那些长袍马褂的教授们则在讲台上，用慷慨激昂的语调号召青年学生参军，上前线。“国统区”到处都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样的口号，人还没离开校门呢，心中已经热血澎湃了，此时“中航”
一来招工，又是商业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听着就神气，还能不去？
中航在华西坝录用的大学生有李宏揆、方甫、许学伊、包志刚、黄雄畏、李凤朝、陆华应……
现在航空公司培养一个飞行员得去国外呆半年，还得这个那个的，我们那时候，学的都是“速成班”。
起飞先是身体检查，合格后再考试，考试通过后，你就是中国航空公司一名“飞行员”，就这么简单。老人们说，虽然我们连飞机都还没坐过，但，已经是“飞行员”了。
第十八章 一寸山河一寸血（7）
两个地方，各有各的“考法”。
邓汤美他们在昆明，身体检查合格后，主考官是总飞行师玛东纳德（McDonald），问过几句英语后就OK，录取后，就在填表那一刻，邓汤美都像在做梦一样——这也太容易了，和想象的一点儿都不一样。
成都这边复杂点儿，李宏揆老人说，自己一直是学校足球队队长，体检一点儿问题都没有。接着是问几句英语口语，之后就是“考试”。老人说，开天辟地头一回看到这样的“考法”，主考官在办公桌里放上十一二样物品，让你看三十秒钟，之后把抽屉一关：里面都有什么？
答对十样以上，你就是“飞行员”了。
老人说，都三天了，他还不敢相信自己是“飞行员”。
老人们都说，这次中航招人，的确是因为飞行运输到了最危急之关头，人员的匮乏已经让公司顾不上那么多了，反正能听懂机长的口令、能看仪表，能辨别方位就可以了，剩下其他那些，只有“边干边学”。
邓汤美：“是‘飞行员’了，到公司报到完毕后，飞行调度室马上开条安排航班随机练习。什么都不懂呢，就开飞机了。不是真开，是看着人家怎么操作。起飞加入航线后，遇到有耐心的，机长就让副驾驶从右座上下来，我小心翼翼地坐上去，这时，机长会让我把杆，然后教我熟悉舱内各种看起来眼花缭乱的仪表读数、各个电门开关、各个操纵杆的功能作用和操作、无线电导航设备如何操作和使用等等……”
老人说，第一次上飞机，进去就把杆，都快紧张死了，身子都不敢挪动，生怕一不小心把哪个杆啊什么钮啊给碰了，飞机就摔下去了。如果碰到没耐心的或是天气又不好时，你就在后面坐到岸吧，理都没有人理你。
跟机飞几次后，下来在汀江地面飞模拟机，练习起飞、降落，这两样通过了，得到机长的肯定后，机航主任大笔一挥，签字同意，OK，你已经是中航一名副驾驶了。
两三个月，一个连飞机都没摸过的人活生生地给培养成一名飞行员，这速度，连后来的“大跃进”恐怕都自叹不如！
李宏揆：“实在是太紧张，一切都来不得从容，也不可能按部就班，进了中航才知道，运输任务这么急切，二十四小时都不停。现在航空公司飞行员换改型，从A320改飞A340，起码也得到国外培训半年啊，还得哄着来。我们那时候，门都没有！”
老人说，1945年初，中航公司得到一批C…46。一个是C…47，一个是C…46，号码是紧挨着，也是两发动机，但却是美国两家制造厂生产的，不但吨位不一样，连结构、设置都不尽相同。改型那天，我连知道都不知道。那天我刚飞完C…47，刚下来，调度说，下一班你飞C…46，机长等你呢，去吧。我背着伞包走到C…46前，美国机长看我过来，“哈罗”一声，先带着我围着C…46转一圈，看胎压、油泵、受油口、起落架，然后进驾驶舱，再看看仪表，这是高度、速度、油压、混合比、罗盘、襟翼、无线电定位……
看清楚了？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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