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峰航线-第2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驾驶舱，再看看仪表，这是高度、速度、油压、混合比、罗盘、襟翼、无线电定位……
　　看清楚了？
　　清楚了！
　　好，出发！
　　机长推油门，发动机轰鸣，C…46轻快地滑跑，转眼间插入蓝天。
　　实实在在的中国航空公司，把所有效率都调动了起来。
　　李宏揆老人说，连二十分钟都没有，我这就改型了，成了“双料”飞行员，既能飞C…47又能飞C…46，恐怕在世界上都难见吧。都说飞行员是黄金堆出来的，学飞行是一笔钱，改型也要一笔钱，我这倒好，一个改型，一分钱都没花。
　　“起飞前，高度紧张，拉起来后，更紧张，一刻都闲不着。”邓汤美老人说，“起飞那一刻，机长把杆（应是“盘”），把油门推至最大，松开刹车……飞机像箭一样向前冲，我手扶在操纵台上，帮机长顶住油门、螺距、混合比操纵杆，以防它们因飞机的奔跑而弹回，另一只手准备将发动机散热鱼鳞片放在打开的位置。飞机一旦离开地面，爬高到5…10米时，我就迅速收起起落架。如果遇到跑道短或者是净空不好，还要放1/4襟翼以增加升力，直到飞机远离障碍或高山，加入航线后，只要是好天气，机长就会把杆交给我，他要抓紧时间休息，以应付随时的天气变化……”
　　老人说，西南联大这批人进中航没多久，就出现了伤亡。
　　记得最清晰的一次是1945年1月14日，从昆明起飞到保山空投。当时几十万军民也是昼夜不停地修筑垒多公路（又称“史迪威”公路），在丛林密境中，一支施工队断了粮。接到紧急求助后，中航派了两架飞机前去空投给养。
　　“70号和我们这架，一前一后。”老人说，“找到空投地点，他们先下去。投完之后拉起时，突然就裂开了……”
　　邓汤美：“是地面选择得不对，也许是怕东西撒落得哪儿都是，他们把空投地点设在一个山坳中。70号肯定是为了使袋装的大米落得更准确，他们往下降得太大，等到大米包扔出后，机长才发现前面就是兀立的山峰，我们机长在后面拼命地喊叫，让
　　他拉起来，他们也赶紧往起拉。本来下降速度就大，再这猛地向上拉，重力和加速度超过机身承受能力，结果散了架。C…47在空中、就在我们眼前解体，里面的人啊物的，还有碎片，像礼花弹一样往出掉……”

第十八章　一寸山河一寸血（8）
　　“我们一起来的同学，就在那里面，我眼睁睁地看着，毫无办法……”说到这里，老人神情一片黯然。
　　李宏揆：“三个月都不到，一起来的同学就没了三四个。早晨还说话呢，到了晚上，没了。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没了。”
　　两个人的“世界”
　　大学生们进中航前，已经开始出现两个人“飞”的事情，大学生们进来后，两个人“飞”的事情依旧是有增无减——怎么添人都抵不上严重的损失。
　　老人们说，一般时候，必须是两个人飞，机长都喜欢带着报务员，因为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报务员可以临时“客串”副驾驶——天天在飞机上，几个动作，看也看会了，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只带副驾驶飞。
　　郭汉业、徐承基、吕和声……都客串过临时“副驾驶”。
　　郭汉业老人说，起飞的时候，坐在右边副驾位置上，飞机拉起来后，随着机长的口令，把襟翼、起落架一收，连滚带爬地往通讯座位换，马上要向地面报告啊，一边收发电报，一边还得看着机长，此时他的右座是空空荡荡，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劲儿，生怕出现什么突发事情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等到电报拍完了，再连滚带爬地回到右座，毕竟不是真正的副驾驶，机长也不敢把杆交给我，但也得在那儿坐着。坐一会儿，没什么事情，再爬回去，向地面报告一次位置，然后再到后舱去看、观察，看是否有日本人零式机过来。之后再去坐着，快接近机场了，最后一次发报，再回右座，按机长口令放襟翼、放起落架……一趟下来，腿都发软，要是碰上运棉花，更麻烦。棉花重量轻，体积大，装货时差不多要堆到舱顶了，只留一点点空隙，人得趴在上面，一点点“蹭”，才能过去。不光是我，连机长来回进出也得这样。
　　只要是两个人飞，都是这么个大致程序。
　　老人说，这还是天气好、没有任何险情的时候，一旦遇到恶劣天气，又是另外一种情景。
　　出过事，不算大但也不小的事故。
　　美国人性情直爽，口是心不非，见到谁、也不管认不认识、也不管男女老幼，都愿意“嘞嘞”几句。英语别人听不来，就说汉语，可说来说去就会一个动作一句话——顶好！
　　有时起飞，他们也不是发口令，而是做手势，而坏就坏在这“顶好”的手势上了。
　　1944年11月16日，98号机凌晨2点从汀江起飞，本应该直接飞昆明，不知为何在云南驿降落。有老人说当时有一批军火要在那里卸货，也有老人说是飞机坏了，临时在那里维修。等到98号再次起飞时，已经是凌晨5点多钟。机长佩培奇性格外向，话也多，再加上那天过“驼峰”没遇到麻烦，心情就更好了，话就更多了。然而，那天的98号没有副驾驶，起飞和降落都是由报务员临时担当。偏偏赶上那个报务员又是刚登机不久的，和佩培奇也不是很熟。98号在跑道上开始滑跑了，速度越来越快，还只剩一百多米距离就离地了，那个兴奋过头的佩培奇也不知是为了练习汉语还是心情极其舒畅，竟然鬼使神差地伸出大拇指：“顶好！”
　　那报务员一听老佩喊“顶好”，以为可以做动作了，也不看，顺手就把起落架给收起来。“哗——”好一阵长长的金属与混凝土刺耳的摩擦声，已经昂首正待起飞的98号顿时趴在了跑道上，滑出去很远很远才停了下来。
　　真是万幸啊，98号竟然没有起火，否则就不是一架飞机的事儿，两个人都完了。
　　当晚值班的丁忠义老人说，从飞机上摔破的机舱里爬出来两个飞行员（他把报务员也认为飞行员了），其中一个老外边走边对另一个说：“顶好！”
　　再看那个中国飞行员：“还顶好呢，不是你的‘顶好’能摔飞机吗？”
　　“驼峰”空运后期，反攻的部队急需大量装备，实在是没办法才这么干。要是能再找出一个人，也不至于在本就极其危险的航路上把三人空勤机组人为地减为两个人，那时真的是再找不出多余的人来了。
　　飞越“驼峰”场景五：跑道上“拣”来的“副驾驶”
　　中航飞越“驼峰”，中国籍员工中，跳伞逃生的，只有两例，一例是黄焕元，一例是王敏。
　　也许是老天爷就是这样安排的，和那些带有悲壮色彩的“驼峰”飞行，王敏的这次事故经过从头至尾倒更像一幕时而让人忍俊不禁、时而又让人可怜兮兮的在偶然、无意、碰巧之中演绎的悲喜剧。
　　1945年2月16日，这一天是传统的节日——春节。算刚从汀江回来这次，已经连续飞行了四天。上午11点钟，当C…47再次降落到巫家坝机场后，随机报务员王敏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下飞机，来到机航组办理交接手续。想到马上就可以进城休息了，王敏略微感觉轻松一些。
　　交接手续还没办完，值班派遣员王鹤年走过来，看到好友的表情，王敏意识到肯定是有事儿了。
　　果然，王鹤年希望王敏再飞一个昆明——汀江往返。
　　所有的副驾驶和报务员都派出去了，实在是派不出人了，都在飞，只有让你再飞一趟。105号机，机长安迪生（H。　E。　Anderson）正在吃饭，他一会儿就过来。
　　既然已经安排了，只好如此。想到城里还有等待着和他一同过春节的几位朋友，王敏不觉有几分歉意。但事已至此，还能怎么样，只好回来再说。

第十八章　一寸山河一寸血（9）
　　机航组边上是个休息室，趁着等待机长安迪生的时候，王敏就坐在沙发上休息。
　　墙上，贴着一套如何使用降落伞的挂图，安迪生还没到，实在无所事事的王敏只好看那套挂图打发时间。
　　还别说，挂了这么久了，进进出出的，从没有认真看看这东西。
　　记得华人杰曾告诉过我，别看中航飞行员配降落伞，但没有谁真正学过怎样跳伞。
　　王敏老人证实了这句话。
　　老人说，的确是这样。整天背着个伞像那么回事似的，但除了那几个空军过来的以外，再没谁知道这玩意儿怎么用，原因也很简单，在“驼峰”航线上，跳伞和坠机没什么区别。
　　正在看着，安迪生过来了。王鹤年对他说，没有副驾驶，只有让你们两个人飞了。
　　王敏告诉安迪生，自己刚从汀江过来，过来时航线上天气还好，估计现在也不会坏到哪儿去。
　　老安一听，大大咧咧摆手道，不用副驾驶，有报务员就足够。
　　两人走到停机坪，正要上机，一个双手插在兜里的美国陆军士兵引起了老安的注意。王敏认得出，这是驻机场的盟军。
　　安迪生喊住那个人，喂，伙计，愿不愿意跟我们到印度去玩一圈，下午就回来？
　　也许是休假也许是真的无事，那个在跑道旁正百无聊赖的士兵听到能坐飞机还能去印度，当然“愿意”，连跑带颠地过来了。
　　安迪生朝着王敏眨眨眼睛：“瞧，‘副驾驶’有了！”
　　三人上了飞机，安迪生让那个自称叫瓦德的士兵坐到了副驾驶位置上，并简要介绍一下，接着就发动飞机。
　　没有副驾驶，检查飞机状况的事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王敏身上，好在机舱里只装了用小麻袋包装的钨砂，由于钨砂比重大，平铺在机舱地板上，只有薄薄一层，整个机舱显得空空荡荡，像什么都没装一样。
　　飞机启动、滑行、试车、进入跑道，接通敌我识别器后，104号C…47昂首直上蓝天。
　　C…47进入航线后，报务员照例要向地面发报，其中一项就是通报机组人员名单。
　　安迪生示意王敏只报两个人，毕竟，那个瓦德是半道“拉”来的，怎么也不好说。
　　电报拍发完毕后，安迪生告诉王敏，今天走南线。作为飞行报务，王敏也希望走南线。南线经云南保山、腾冲等地，过高黎贡山后，就可以降低飞行高度，这条航线地势较低、航程较短、地标也较容易辨认，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日本人袭扰，但比过去那个时期还是安全一些。再有一个原因，飞南线可以不用戴氧气面罩，对于报务员来说，带着氧气面罩收发报就如同穿着羽绒服游泳一样难受。
　　飞机在保山上空时，王敏再次向地面拍发了位置报告。驾驶舱内，安迪生打开了自动驾驶仪，飞机在自动飞行。他和瓦德不时地交谈。也许是实在太疲倦了，也许是外面的天气好，让人没有紧迫感，也许是因为机舱里还开着暖气，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也许是发动机单调地“嗡嗡”叫着本身就是催眠剂，王敏脱掉了飞行服，昏昏欲睡起来……
　　“着火了、着火了……快……”也不知过了多久，昏睡中的王敏被猛地推醒，他抬头看去，机舱里浓烟滚滚，安迪生、那个“副驾驶”瓦德都跑到了货舱。
　　王敏一下子清醒过来，此时驾驶舱里的浓烟从地板和正副驾驶座之间源源冒出，连仪表盘都看不清了。王敏从通讯座位上站起来，也跟到了后舱。此时，安迪生、“副驾驶”瓦德正往自己身上穿伞包并向货舱门走去。王敏也迅速在舱上取下伞包抓在手里，此时，他想到外面一定会很冷，于是马上放下伞包去取飞行服，等到他穿上飞行服再回到货舱时，安迪生、瓦德已经不见了踪影——他们已经跳了下去。
　　老人说，航空公司是有明文规定的，客机一律不配降落伞，只有货机才配降落伞，但同时又规定，机长（正驾驶）必须最后一个离机。当时也想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是要跳出去再说。幸亏是刚才看了那个挂图，否则还真不知这伞怎么跳。站到冒着黑烟、向下坠的飞机舱门前，这是生平第一次跳伞，此时脑海里全是刚看到的那份挂图：右手握住开伞拉把，左手抓住舱门框、蹲下，左手再一推舱门框，人马上就来到空中，并向下俯冲。按照挂图上所说，在心中默数10个数，然后开伞……
　　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出舱的，但离开飞机后，强烈的气流把飞行帽给吹跑了，完全打断了王敏离机后的思路，他竟忘了默数那10个数，等转过神来，第一次跳伞、又是书呆子气十足的他竟忘了应该从几开始数。
　　那架冒烟的飞机不停地在身体上下左右交替出现——是自己的身体在空中不断地旋转，感觉到飞机“变”得“小”了，他知道已经远离了飞机，再转下去头就昏了，想开伞都来不及，再没有犹豫，也不管什么10个“数”了，王敏下意识地拉动开伞绳。
　　时间好像是凝固了，思维好像也停止了，一切知觉好像都不存在，耳边除了巨大的风声，好像整个世界都失去了一样。
　　突然，一股强大的冲击力猛地把身体往上拉——糟糕，一定是开伞太早撞到机尾上了，伞被飞机给挂住了，王敏本能地向上看——　一顶洁白、巨大的降落伞在头顶盛开着。

第十八章　一寸山河一寸血（10）
　　再看那架飞机，依旧是拉着长长的黑烟，在王敏的左上方平稳地、似乎无声地向前……
　　来不及再想什么，脚下的大地越来越近，茂密的森林、流淌的小河快速跃入眼帘，马上再想起飞前看的那幅挂图：集拢伞绳、收起双腿、护住头部……
　　越来越近的树枝……“哗”，整个身体踏进大树中，在数不清的折断声中，第一次跳伞的王敏竟毫发未伤地落到了地面。在深山老林里辗转反复，才在缅甸乡民层层护送下，经过两个多星期，来到了密之那机场。
　　在密之那机场，王敏碰到了一位远征军少尉，他不停地打听国内的消息，后来才知道，少尉已经出国三年了。
　　少尉告诉王敏，远征军和英军、美军（主要是以远征军为主）整整把密之那用炮火翻了一个个，才把这座城市拿下来。都拿下来几天了，也没敢相信机场已经空了，1942…1945221一批没了，再上，再上！
　　日本人撤走了。
　　是中国航空公司飞行员最先报告的。少尉告诉王敏。
　　因为一直是按照机组两个人发的报，飞机坠毁后，中航一直是以两个人失踪向上报送，根本就没想到半路上“捡”到的那个瓦德。而瓦德所在的部队，对于他的“失踪”
　　感觉莫名其妙——　一个大活人，据说一分钟之前同伴还看到他站在跑道上，一分钟之后，就“倏”地没了。等到再发现他时，竟然是在几百公里的缅甸，谁敢相信这是人做的事情？
　　后来想，那天是所有的巧合、偶然都撞到了一起——万一飞机上再有一个人，伞却只有三个，怎么办？
　　回到昆明后，因为失礼，没按章程做事，安迪生多次通过不同途径向王敏道歉，希望能得到他的原谅，并想能再和他“飞一回”。王敏一开始是拒绝，时间长了，也觉得人家都这么诚恳了，也不能太卷情面，终于，两个人又再飞了一次。
　　而这一次，尽善尽美。
　　飞行员竟然没学过跳伞，这在世界航空史上，是闻所未闻的。
　　问老人，老人们都说，的确是这样，边飞边摔，补充上来，再去飞，哪有什么时间练习跳那个伞哟！
　　悲剧也好，喜剧也罢，中国航空公司飞越“驼峰”的勇士们，在默默飞越世界上最难逾越的航线中，用大无畏的勇气，谱写着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篇章！
　　注一：《龙之翼》。

第十九章　一批没了，再上，再上！（1）
　　飞越“驼峰”英雄人物五：华人杰1999年开始采访“驼峰”航线，第一个结识的就是华人杰。
　　华人杰是1944年从昆明西南联大被选入中航的，其他同学都做了副驾驶，只有他成了一名报务员。
　　老人说，第一次正式上机、第一次飞“驼峰”、第一次就遇上了迷航。当时是强降雨，坐在座舱里，外面的雨下得那个大，像瀑布一样，顺着风挡玻璃往下淌。机长叫寇卓恩（R。　W。　Coldern，于1945年驾驶中航77号C…47在驼峰上空失踪。笔者），也是被邦德刚从美国招募来的，对航线、地形都不是很熟悉，那天从汀江出来后就是盲飞，进云后遇到这么大的雨，怎么也飞不出去，发现航向不对了，没见过这架势的机长问副驾驶，副驾是我的同学，和我一样，也是才上天，一问三不知。这下可好了，等于三个“外地人”在暴雨之夜挤在一辆不知开到哪里的破车上，三个人大眼瞪小眼的，222副驾还直抹眼泪，他们两个全看着我——此时罗盘失灵，无线电定位仪也不正常，希望就寄托在我这部电台上了。那种天气，就是电台是好的也不好用，耳机里全是杂乱的电磁波信号。我也慌啊，越慌越紧张，那汗流得，和外面的雨似的。运气啊，实在是运气，我三弄两弄的，竟然和地面联系上了。恰巧有两架飞机已经到达，说了空中这个情况。于是地面让我们做十一度修正，估计他们是大致猜到我们迷航的位置，否则也没有这个胆量“修正”。我们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也不管行不行，就是赌一把，做最后一搏！
　　那天幸亏虽然是强降雨，但没有强气流，再有，罗盘和定位仪失效，但电台还是好的，否则，今天我就不能坐在这里和你说话了。老人说。
　　瀑布一样的大雨中，一架C…47艰难地穿行在其间，闪电、雷鸣，不时地在它旁边，不是闪在它的机身上，就是炸在它的蒙皮中……
　　华人杰：“实在是太险了，但也奇怪，飞机一过了云南驿，一切都风平浪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躲过了大雨中的迷航，还有一次到了家门口——巫家坝机场上空，能见度不好，飞机降不下，碰巧电台又坏了……
　　电台坏了，一点“辙”都没有了，又是大雾，盘旋了好一会儿，快没油了，三个人连降落伞都背上了，就要跳了，机长大喊一句：“看到了——”
　　老人说，机长哪怕再晚喊两秒钟，他和副驾驶就都下去了。
　　华人杰：“幸亏没跳。别看我们来回都背个伞煞有介事的，其实，谁都没专门学过跳伞，跳出去是什么滋味、能不能平安落地，没有一个人敢拍自己胸脯说行！”
　　“真的？”听了老人的话，我大吃一惊！
　　“你去问问其他的人，看谁学过跳伞。”老人笑着对我说。
　　老人在中航的时间不长，只有三个多月，就离开了。
　　问老人，为什么离开，是不是害怕？
　　华人杰笑了，那个时候，哪有害怕的，是“组织”让他离开的。
　　对了，想起来。老人在大学里，就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是听从组织安排，华人杰才离开中航，到别的地方战斗。
　　真正使老人“声名大噪”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美国“飞虎协会”、“驼峰”协会组织过几次二战老兵来中国，作为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的华人杰理所当然地出面接待。
　　“人家是到当年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地方故地重游，结果却出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
　　老人难过地对我说。
　　2001年7月3日，我正在老人家中和他闲谈，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老人拿起电话，一阵急促的声音传过来。很是说了一段时间，老人才放下话筒。老人坐在椅子上，沉思很久，对我说，缅甸打来的，一个倒红柚木的商人，在那边丛林里发现了四架当年的飞机，估计是C…46、47，以为发大财了，把开过去的日本人的越野车都卖了，柚木生意也不做了，雇几个人在那里看着，想让我帮助联系美国那面。唉，人家当年拼着性命帮咱们打仗，现在反而要靠卖人家的尸骨索钱，这良心上也说不过去啊，云南也有几个人，说是帮助飞虎队找飞机，向美国人要钱……
　　那一天，和老人谈得很晚才走。和老人告别时，老人说，8日再给他打电话。到了8日那天，我把电话拨到老人家，一个陌生的声音听完我的说明，用低沉的语气告诉我，家父，已经离开了……
　　那天晚上，我一夜未睡，一直想着老人那句话，把发现飞机残骸的准确位置告诉有关方面……
　　飞越“驼峰”英雄人物六：温良恭俭让的副驾驶——周柄日本人一路烧杀抢掠地进入长沙后，和那些不愿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学生一样，周柄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沿着长江一路上溯，来到昆明西南联大。1944年中航到西南联大招收副驾驶，那个冲破层层拦阻，从长沙跑到抗日大后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批被录用的大学生之中。
　　和别的工科生有点儿不同，周柄在大学里面读的是“政治系”。
　　生就一副慈眉善目，总是一副笑容。2001年在北京第一次见到老人，就感觉他“写”
　　在脸上的慈祥与和善，绝对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真诚！
　　“国统区”竟然也有“政治学”，我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就问：“伯伯，你们难道也学‘政治’”？

第十九章　一批没了，再上，再上！（2）
　　笑而不语。
　　缠了老人许多次，一定让他讲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