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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CEO康熙回忆录-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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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培公一句话让我放弃了并购（3）
“并购将会提升市场占有率，但是对于目前的大清来说，并购只是一个舍本求末之道。前不久，噶尔丹大肆并购牧场，旨在断大清的后路；而罗刹人趁机与之联盟，准备垄断整个蒙古乳源供应链；台岛郑氏已开始登陆福建，准备进军内陆。目前大清表面上看起来收入不菲，但实际上每年营业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都填了吴三桂的窟窿。而今，鳌拜事件刚刚平息，大清要做的不是扩张，而是内敛。因此，并购绝对是下下策，即便并购成功也恐难以为继！”
周培公的一番话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对于乳业的格局来说，并购是未来的大势，上下游的整合速度将决定一个乳品企业在新一轮竞跑中是否获得绝对优势。在两年前，我就意识到了噶尔丹、郑经的威胁，我以为如果大清抢先一步布局，对大清而言威胁将会变小。周培公的观点颠覆了我先前的思路。
“照你这么说，大清现在是危机重重，突围无门了？”我问。
“不。大清目前的问题在于内部，而不在于外部。大清一天没解决好三藩的问题，那么大清将永远不会有大的发展。正所谓，天下不能有二君，企业不能有二主。如今，大清CEO玄烨无法控制全盘，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人自成一派、独立为王。自古以来，没有一家公司闹分裂而不垮的，大清陷入了分裂的边缘却未自知！实在可悲！” 我暗自叹服，这正是困扰我多年的心病。我不动声色地问道：
“那该如何解决呢？”
“集中统一是大势所趋。以此看来，只要用人得当，处事谨慎，收回平西、平南、靖南，大清再创辉煌并不难。”周培公轻松地说。
“我就是大清CEO玄烨。”我亮出了我的身份，但周培公并未感到意外，显然他早知道了我是谁。这天，我们不知不觉聊了一个下午。他的见地独特而犀利，他说：“保持公司的完整性是目前的重中之重！”
我打消了并购的念头，因为一个陌生人而放弃一个运作很久的大项目，这在大清的历史上绝无仅有。事实证明，我的决定非常正确：如果没有放弃那次并购而省下大量的资金，大清能否挺过吴三桂危机还未可知。
几天后，我聘用了周培公，并任命他为图海的副手，主管陕西分公司的营销。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布衣，一跃成为大清的主管人员，周培公的升迁打破了大清原有的晋升法则，这在等级森严的大清是第一次。有人说周培公是幸运的，但我要说，大清才是幸运的，因为大清获得了一个既懂战略，又悉营销的天才。如果让这等人才从我的身边溜走，我将终生遗憾！
二．一场关于撤藩的争论（1）
回到公司没有几天，我便决定就三藩的问题进行一次秘密的高层会谈。周培公作为唯一一个主管级员工参加了会议。按理，周培公是没有发言资格的，但我特允了他一个发言的机会。周培公认为，平西公司的最大问题是耗费了大清太多的资金，成为大清卸之不去的沉重负担——也许吴三桂根本没打算让平西公司赢利。焦点不在于撤藩与否，而是在于何时撤、怎么撤。
周培公的观点得到了一致的认同，但在撤藩时机的问题上形成了两派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方以明珠为代表，认为要马上撤，如果等到吴三桂兵强马壮时再撤恐怕就晚了；另一方以索额图为代表，认为目前大清还不足以应对撤藩，贸然撤的话，恐酿成大祸。
1．尾大不掉的后遗症
“朱国治，你常驻云南，你说说三藩的情况！”朱国治时任云南分公司总经理，最清楚三藩的经营状况。他从大明跳槽而来，曾被树为汉员工的典型，以勇于任事而著称。当时因病返回北京，正在家养病，这次他是带病参会。
他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报表，言简意赅地说道：
“1661年，仅平西公司一家公司的费用支出；几乎相当于集团下属十八个分公司当年的所有收入，从报表上看，平西公司当年亏损。1670年，也就是前年，平西公司的费用支出仍旧占集团营收的三分之一，平西公司依旧亏损。平南、靖南公司情况与平西公司类似，费用支出也占整个集团收入的六分之一。”
“也就是说，集团在倾尽所有养这三家公司！”朱国治这有意无意的一句话，让所有人陷入了沉思。
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本是大明的高管层，是大明的绝对实权人物。在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明并购案中，三人集体跳槽至大清，为大清并购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后来，大清成立了平西、平南、靖南三大公司，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分任董事长。与大清其他属下公司不同的是，这三家公司被赋予了相当大的决策权。这三大公司具有独立的组织架构，拥有独立的预算体系、财务系统和人事任免权。
三藩之患是表象，而根则在战略上。“封地”战略成就了大清，亦让大清陷入了困局。正是因为分权过度，才造成了今天三藩“尾大不掉”之患。
自古以来，“封地”战略是历朝历代的阵痛。西汉刘邦，封地韩信、彭越，夜不能寐；大明第二任CEO朱允炆，对燕王朱棣时刻提心吊胆，最终依然未能避免被逼退位。
朱元璋曾坦言：各藩尾大不掉，实乃心头刺也！即便是朱元璋的继任者——以宽仁著称的朱允炆也曾说：当公司需要集权时，我将当仁不让，倾力争取。真正的分权必须具备强势的领导，所以朱元璋规避了分权危机，而朱允炆却引发了燕王之乱，终被朱棣篡位。
在我看来，大清应是一个交响乐团，在统一的指挥下演奏一首首和谐美妙的篇章。当乐队总有一只长号不合时宜地响起，这时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将长号的音调规范，纳入交响乐的音符里；二是将长号彻底从乐队里清除出去。
半晌之后，我打破沉默，问傅宏烈关于三藩资金的用途。他是集团负责三藩业务的财务经理，为人严谨正直，是一个值得信任、有能力的财务分析专家。他当时寄住在朱国治的家中，正准备出差。
“就平西来说，这些资金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修建五华山别墅群；二是招聘大量人才。”虽然曾听过此事，但当傅宏烈再次当面提起时，我心里仍然为之一震。
吴三桂在昆明九华山修建了一座宫殿式的别墅群，耗资数千万两现银，至今仍未卖出一套。几年来，吴三桂照例申请追加投资，理由是云南房产的春天即将到来。难道云南真是一片寸土寸金的风水宝地？为何屡屡失败之后，吴三桂仍然对房地产投资热衷不已？任何一个企业没有理由让一个长期亏损的项目拖住后腿，吴三桂如此精明，不可能不明白此理。那么吴三桂到底想做什么呢？
二．一场关于撤藩的争论（2）
企业激励职业经理人通常有三种，一是高薪，二是股权，三是充分授权。史上从未有一个家族企业，不论亏损、不计投入地让异姓经理人打理分公司一辈子的事，但大清做到了。多年前，父亲曾许诺吴三桂：有大清就有平西公司，有平西公司就有吴三桂。大清将平西公司全权交与吴三桂终身打理，这是有史以来家族企业家对职业经理人的最高奖励。大清也一直履行了这一诺言，但为何吴三桂依旧如此处心积虑、暗渡陈仓呢？唯一原因也许是：他仍旧不是平西公司真正的主人。
有人说吴三桂头上有反骨，这种江湖术士之语我未敢苟同。但可以确定的是，吴三桂是一个容易心生异志的人。一个人的容颜可以老去，但人的禀性不会变，从他几十年来的表现即可见一斑。
大清作为投资者创办了平西公司，交付给吴三桂全权打理，这看起来是一个双赢的合作。但依照吴三桂的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个性，即便如此，也不是他想要的最终结果。
2．“蝮蛇螫手，壮士断腕”
明珠在这次会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三藩一定要撤。它是一个恶性肿瘤，如不及早治之，恐怕到时更难根治。目前大清已走上正轨，当宜快刀斩乱麻。他说：
“且不说吴三桂、尚可喜的私心，但就事而论，公司盲目追求规模而忽视赢利是绝不允许的。”
明珠认为：“三藩不仅分散了大清的优势资源，更让大清陷入了资金的陷阱。如果不求赢利一味地对其不计成本地投入，只求保住三藩之存在，长此以往，恐怕会重蹈大元的覆辙！企业不赢利，何谈生存？更何况缩减非赢利性项目也一直是顺治爷未竟的心愿。
“从春秋战国，到唐宋元明，任何一个企业帝国无不以大一统为毕生的追求，对他们而言，规模意味着垄断，意味着市场话语权。他们攻城略地，合纵连横，其目的不仅仅是扩大规模，而是为了自己实力更强。西汉刘彻在位时，为了与匈奴集团争夺广袤的西北市场，卫青、霍去病等人与匈奴单于展开了惨烈持久的市场拉锯战。但出人意料的是，当西汉将匈奴逼退之后，却实行和亲政策，世仇成为了永好。因为刘彻十分明白，赢利比规模重要。
“大明第三任CEO朱棣为了并购远在边陲小地的安南公司，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跋涉万里，最终将其收入囊中。后来，经过再三思量，朱棣还是放弃了这个公司，原因是管理成本远远高于其营业收入。
“所谓强大，就是先强而后大。昔日吉思汗展开史无前例的市场‘圈地’大战，从东海圈到多瑙河畔，雄极一时。成吉思汗重视了规模，但忽视了赢利能力，大元看似强大无比，实则脚跟不稳，所以盛极而衰，短短数十年就被朱元璋击溃。尤记得大明朱棣决定放弃安南公司时所说的一句话：规模是手段，赢利才是目的。
“如果为了规模而一味迁就三藩，无疑是得不偿失。先强而后大才是上策。”明珠的一席话说在我心坎上。
3。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而索额图则认为三藩之患并非一朝一夕，知己知彼，方能取胜。这三十年来，吴三桂处心积虑，步步为营，轻易撤藩恐引来连锁反应，到时只怕收都来不及了。索额图在会上对明珠的观点进行了质疑：
“我以为撤三藩要以大局为重，循而导之方为上策。顺治爷在位时就已意识到三藩之祸，但为何迟迟没有裁撤？三藩之乱只是表象，多元化之痛才是病因！几十种业务，跨越十多个产业，数十家关联公司，大清成了无所不包的公司。
“明总说，赢利比规模重要。我深感赞同！但纵观大清的数十种业务，哪一项在开办之初不是为了赢利？即便是五华山这样的烂尾项目，在立项之初亦是想赢利的。天下赢利项目不知多少，大清是否都要涉足？
“多元化让大清构筑了一个庞大的企业帝国，打造了一批如天朝广场等举世瞩目的项目，但也诞生了诸如三藩这样的怪胎，吴三桂的五华山项目就是大清多元化战略的典型败招。
二．一场关于撤藩的争论（3）
“当前鳌拜大患已除，各项变革初见成效，但大清仍旧体弱多病，岂能再遭大患？因此，当务之急是强身健体，而非自解臂腕。如今大清的业务多达数十种，乳业的核心优势逐渐丧失，将大清从偏离的航道拉回主业上来才是正道。做企业如夯土，撒一把土，培实了，再撒一把，而不是挖三个大坑再填上！
“所谓战略决定战术。集团从上至下都在变革，三藩更没有理由不去变革！对待三藩的非赢利项目，敦促吴三桂等人变革之；对既赢利又能促进公司主业的项目，则逐渐纳入集团的统一事业部管理。
“三藩执行变革，对大清百利而无一害。一来削弱三藩的规模，二来减缓集团的财务负担，三来省去了公司未来的变革成本，四来可以变革之名义逐渐瓦解其核心团队。此一箭可射四雕！若三藩拒不执行，其野心就会曝光天下。吴三桂何等精明之人，不可能不明白‘失民心者失势、失势者失局’的道理。由此可料定他断不敢轻举妄动。
“如今吴三桂羽翼丰满、资金充足，一旦撤藩必将激化矛盾，使其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这样一来，大清的损失将更大！吴三桂业已年迈，只需待得几年便会作古。那时，大清的变革已卓见成效，实力也今非昔比，趁三藩新老交替、青黄不接之时，一举撤藩，定成胜局！”
索额图此法实为老成谋事之道，但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举远水解不了近渴，三藩已成危卵之势，如不当机立断，恐错失良机。
几十年来，大清就像一列飞驰的火车，原本可以快速、畅通地达到目标，但是途中却遭遇到一片沼泽，陷在那里无法动弹。没有理由让一个长期亏损的企业拖住大清的后腿，更何况这种长期亏损很可能是一种刻意行为！我必须作出决定，改变这个现状。
最后议来议去，并没有一个定论，我宣布散会。
三．畅春园盛宴：杯酒释兵权的经典路演（1）
晚上回到家中，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拿了一本《资治通鉴》读了起来，关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章节吸引了我。杯酒释兵权？我倏地一下坐了起来。第二天清晨，我召集明珠、索额图、明珠、魏东亭等人，就杯酒撤藩的问题进行了研讨和部署。
“我打算在畅春园举行一个犒赏酒会，宴请各分公司总经理，趁所有人在场将此三人突然撤职。”我开诚布公地说。
“自古野心家皆不轻易赴宴，吴三桂生性狡诈，恐怕不肯亲自前往。”明珠有些疑惑。
“虽然吴三桂定会称病，但可料定尚可喜、耿精忠此两人定然会亲赴此宴！”周培公说，“这几年，尚可喜体衰多病，靖南公司的大小事宜皆由其子尚之信操持。尚之信一向雄心勃勃，老父此行正是一个探虚实的机会，他岂能放过！耿精忠则与尚可喜的目的不同，耿精忠实力较弱，只有与吴三桂休戚一体，互为唇齿，才能争取到更大的权益。他此番前来，一是如此微妙时期，不由得他不来，二来他可代吴三桂前来探个明白。如果这样，恐怕还是不要轻易撤藩的好，免得节外生枝。”
这是一场胜负未明的棋局，在这场博弈中，我并不能猜度谁将是胜利者。我只知道，如果不早一天解决这个问题，我将寝食难安，所有的计划都将难以成行。虽然索额图所言非虚，但我意已决，撤藩之事绝不能拖延。
1．杯酒撤藩
1673年二月，我在畅春园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犒赏酒会，同时邀请了耿精忠、尚可喜和吴三桂来北京城。那天，一进畅春园，我就远远地看见了尚可喜和耿精忠。上次见他们还是1664年，整整八年多了，尚可喜看起来明显见老了，拿着鸡尾酒的手有点颤抖，而耿精忠却一副精干模样。寒暄过后，尚可喜开腔了：“这次来京，听说您每天都要加班到凌晨，您还得保重身体才是。”
“我何尝不想啊，公司在鳌拜事件后，财务状况每况愈下，好多事情都没有眉目，寝食难安哪。”我叹了一口气，望着窗外的白杨，“前几天看了财务报表，依然飚红，并购一家一千万的乳品厂都要前思后想！我要是像两位老总一般心安理得、悠闲自在就好啦！”
这十多年来，大清向平西、平南、靖南这三家公司投资了数以亿计的资金，按商业常理，这三家连续几年巨亏的公司早该关张大吉了。尽管他们心里明白，但谁也不肯引出撤藩话题。尚可喜是因为年岁太大，基本上不再管理平南公司的事务，主要由其子尚之信打理；而耿精忠则抱定了以吴三桂马首是瞻——集团向平西公司每年的投入可比其他两家的总和还多。
看见此两人装聋作哑，谁都不吭声，我心里不禁上火：“难道大清真的就这样被困死？本来指望你们三人一起来商量出一个解决之道，不料吴三桂病得真是时候！”
尚可喜苦笑着说：“吴三桂上午还打电话说，眼病复发，心脏也不大好，这次不来，好像的确是身体问题，没别的意思。”我收了收神，微笑着说：“你们能来，我已经很高兴了。我的本意是让你们不要太过疑心，你们公司内部的事情，我还会像以前一样不会插手。即便是过问，也是为了你们好。你们赢利了，大家都宽心。”
在第二天的碰头会上，傅宏烈当着尚可喜、耿精忠的面，言辞激烈地提出了撤藩之事。他痛陈三藩的九大弊端，每一条皆言之凿凿，条理清晰。我冷眼看去，尚可喜、耿精忠脸色尴尬，显然被这个场面弄了个措手不及。对于傅宏烈的痛斥，我从心底是欢迎的，事实上，他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让三藩财务经理以身说法，比任何人的话都有分量，傅宏烈的发言大大挫了尚可喜、耿精忠的锐气。
由于吴三桂没有到场，这次会面并没有达到我所想要的效果。尚、耿对吴三桂的马首是瞻，让我对吴三桂的认识更深了一层。这次与尚可喜、耿精忠的会面，让我更坚定了撤藩的信念。
一个月之后，我收到尚可喜的一封信，他以年迈为名，恳求辞去平南公司的董事长一职，并提议其子尚之信继任，说什么德能兼具，堪当重任。
三．畅春园盛宴：杯酒释兵权的经典路演（2）
这封信刚到北京，就引起了集团员工的议论纷纷，有的说批准，有的说不准，各有各的理由。但我的心里却十分清楚，这是三藩的有意试探。如果我批准了尚可喜的辞职信，让尚之信继承了平南公司，那么平西公司的董事长则由吴应熊继承，而靖南公司董事长也应该由耿精忠之子继承。这样一来，一脉传承，这三家公司更像是他们的家族企业了。而且如果批准了尚之信继承董事长，以后再想找什么理由撤掉可就难了。
这正是千载难逢的撤藩契机。我准允了尚可喜辞去平南公司董事长一职，但告诉他“尚之信继承之说待下一步商定”。
七月，耿精忠也效法尚可喜，直截了当地辞去了靖南公司董事长之职，我毫不犹豫地照准了。尚可喜、耿精忠接二连三的辞职将吴三桂逼向了墙角，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吴三桂终于熬不住了，依葫芦画瓢，写了一封辞职信，说年纪太大，眼病也恶化，又添了心脏病，“不能处理日常事务”了，因此也请求退休。
在接到信的第一时间，我紧急召开了一个闭门会议，让与会者将他的请辞信传阅了一遍。熊赐履说：“从这封信来看，吴三桂似乎抱怨公司对他不信任。既然尚可喜、耿精忠两人都请辞了，吴三桂当然不能例外。但是不能给‘照准’两字，应该用鞭子加糖的策略，主动辞职应该给予嘉奖，而牢骚满腹，却要驳斥。让他不要做出损害公司之事。”
我让周培公当场写了一封回信：“我已任命甘文接任平西公司董事长一职，他会按照原来的战略规划，管理好云南、贵州的业务。吴总，你是大清的功臣，与大清休戚与共，大清以前承诺不会做出对不起你吴总之事，以后也不会，这点请你放心。你见到信就可来北京，咱们当好好喝上几杯，一醉方休。”
2。 并非鸟尽弓藏
祖父曾许诺吴三桂：“有大清就有平西公司，有平西公司就你三桂。”这几十年来，父亲与我都一直恪守这个祖训，但说到底，平西公司并非他一个人的平西公司，公司仍旧归属于大清，他只不过是一个获得更多授权的经理人而已，大清的董事会仍旧可以行使任免权，对吴三桂进行罢免。
也许有人认为撤藩是我违背祖之川，是一种鸟尽弓藏的行为。对此种说法，我并不认同，难道让我牺牲大清十万员工的利益而迁就吴三桂？难道为了一句三十年前的诺言就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这并不是一个商业道德的问题。
商业道德不仅仅局限于道德层面，更在于遵循商业准则。赢利性、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用是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成功的标志。商业信用不是一句简单的诺言，更在于实践诺言的过程。
这三十多年，大清并没有违诺。即使到现在，大清仍旧一如既往地支持平西公司的发展，给予充裕的储备资金，支持其各类投资。但当支持变成一种依赖和惰性时，我有必要重新审视支持的力度，甚至考虑是否值得再去投入。盲目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我不愿成为一个商业雏儿，任由吴三桂摆布。以其道还施其身，这是商业场上的另一条准则。
事实上，撤藩并非鸟尽弓藏之举，我只是让吴三桂安享晚年，我在其老家购置了一套豪华别墅，以作其退休的奖赏。
以宽治人，是我人生的一大信条。无论是对商业对手，还是对商业伙伴、员工，我一直恪守这条信念。我信奉“没有永远的对手，却有永远的朋友”。无论鳌拜，还是吴三桂，我的初衷是能够在双方可谅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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