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CEO康熙回忆录-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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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永远的对手，却有永远的朋友”。无论鳌拜，还是吴三桂，我的初衷是能够在双方可谅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化解彼此的过节。

　　即便是鳌拜，我亦以德报怨，对吴三桂，我也依然如此。不管如何，在并购大明的过程中，吴三桂功不可没。对于其功绩，我们不可忽视；对于其过，我们也要正视。

　　除了严重经营亏损外，吴三桂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冒险精神，也就是商人的“赌”性。这在一个公司的创业初期是可取的。在公司创业阶段，靠创业者的胆识和魄力往往获得成功；赢得第一桶金；然而随着企业的发展，这种仅靠个人感觉来决策的方法，会将企业带入危险的境地，远远适应不了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市场瞬息万变，商业机会稍纵即逝，创业者只能管窥一斑，因此，变个人决策为集体决策，建立风险预警体制尤其重要。随着平西公司的壮大，吴三桂的赌性未减反增，竟将所有资金都倾注在房地产业上。这样的决策者，不利于大清的长期发展，大清也不需要这样的决策者。




三．畅春园盛宴：杯酒释兵权的经典路演（3）




　　3。神秘崛起的大周

　　给吴三桂信回信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并没有去办公室，而是径直去了朱国治的家，会见了朱国治、傅宏烈。我开门见山地问朱国治：“平西公司的财务状况是怎样的？”朱国治似乎早就准备好了答案，他告诉我：“从账面上看，平西公司的财务并无问题，但是从形迹上看，吴三桂似乎对财务控制得很严，对我的防范也很严，重要的账本我根本接触不到。”朱国治的谈话进一步证实了我的猜想：吴三桂在转移资金。四个月后，这个猜测得到了证实。

　　朱国治和傅宏烈分别递给我一份厚厚的财务分析报告。不出我所料，吴三桂果然在平西公司账目上作了手脚。一方面他们向大清谎报亏损，另一方面他们在囤积资金，私自开展业务。朱与傅的报告只是提出了问题，但是并没有详实的证据说明他们转移了资金。

　　一般而言，一项投资无法在三年内赢利的话，就会被放弃或者出售，但三藩是一个例外。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它不仅是祖辈付出心血的结晶，更具有不可低估的商业潜力。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这三个市场，它是大清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旦失去必将对大清的整体战略产生严重冲击，从市场份额上看，这三个公司的业务覆盖了小半个南方市场，对于任何一个想做大的企业来说，这块市场都是必争之地。这几年，偶尔有一些投资者想收购这三家公司，都被我断然拒绝。

　　几天之后，一个名叫刘玄初的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他想收购平西公司的股份。就在这天，朱国治告诉我，一个名叫大周的乳业公司在昆明大张旗鼓地开始了相关并购。

　　大周公司的神秘崛起，让人不得不对其财富的起源充满兴趣。在云南，平西公司几乎垄断了整个乳业市场。大周刚刚挂牌成立时，几乎所有人预告了它不久后必将灭亡。然而一切都出乎意料之外，大周不仅没有中途夭折，而且在接下来的半年内，其在乳业方面的营业额甚至超过了平西公司。不可否认，大周公司在营销上屡有创新，在定位上颇为精准，似乎一切都按照市场规律在运作，但种种迹象表明，大周具有浓重的平西痕迹；但这是外人很难觉察到的。对于时刻关心平西、关注吴三桂的我来说，大周似乎在沿寻着平西初始的轨迹在前行，平西与大周此消彼长，这两家公司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接下来的事情更加验证了我的猜测。朱国治在一个布满灰尘的仓库里，找到了一份1656至1658年的账册，账册显示，这两年有数千万计的管理费用支出和折旧摊销。正是这些巨额的费用造成了平西公司的亏损，如此不合理的财务结构意味着什么？

　　这几件事情中，似乎有一条暗浮的脉络隐现其中。突然，一种可怕的预感涌上心头，会不会是吴三桂鲸吞了这些资金，然后反手收购大清？我一直担心，陈年的隐患会一朝爆发，如今终于成为了事实。这一夜，我彻夜未眠，脑子里一片空白。




四．杨起隆：多米诺骨牌效应（1）




　　1674年，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我最心爱的太太赫舍里去世了；第二件大事是北京城遭遇了百年罕见的大地震，故宫引发了一场大火；第三件大事是在五台山祈福途中，偶遇僧人行痴——我的父亲，虽近在咫尺，却似远在天涯。

　　也是在这一年，大清的灾祸也接踵而来。三桂系员工集体辞职，钱庄集体催贷，牧场危机，杨起隆举报风波，这一连串的事件让我心力交瘁。

　　这是我一生中最灰暗的时光。前一年，我力排众议，坚决执行“撤藩计划”，短短一年不到的光景，形势急转而下。我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倦意，我曾以为一切尽在掌握，谁知一切都游离在我想像之外。我就像一柄张到极限突然被折断的弓，再也无力去延续往日的豪情。

　　1．集体辞职引发的人事地震

　　1674年夏，我让折尔肯协助吴三桂办理交接手续。在并购大明前，吴三桂就和折尔肯有书信往来，吴三桂加盟大清，折尔肯从中出了不少力。这次派折尔肯去办理交接手续，有两方面考虑，一是为了避开“逼宫”嫌疑，二是为了防范吴三桂在办理交接前转移资金。后来的事实印证，这番周全的考虑是多余的。

　　在折尔肯在到达云南的当天，吴三桂安排一次高规格的饭局。在五华山的一个高级包房里，吴三桂和他的副总马宝，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联合唱了一出双簧。吴三桂佯装谦恭地说：“十月份我将公司的一项投资完成，就辞去平西董事长一职，请折总放心！”然而扬长而去。不到十分钟后，马宝闯入宴厅，质问折尔肯：“你们是不是在逼吴总？吴总这三十年为大清作出了多少贡献，难道你们就这样不留余地？”

　　随后，平西公司那些愤怒的员工将折尔肯围在办公室里，把通道堵得严严实实。他们扬言：“如果折总不给出一个明确答复的话，那么他们甭想从平西公司走出去。”显然，这是一次有预谋的围攻，而这次预谋的总导演是吴三桂。

　　折尔肯被困在办公室里整整一天，直到晚上六时，等所有人散尽之后，吴三桂才现身。就在折尔肯被困的时候，朱国治和甘文被保安请离了平西公司。第二天，在夏国相的带领下，车间工人进行了罢工，整个生产线陷入停顿状态。在平西公司，到处流传着“大清收归之后，所有员工将一个不留”的谣言，所有的员工都没有心思工作。在平西的厂区，上千人围聚在一起，等待吴三桂的最后发话。

　　“我就快要离开平西公司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咱们是怎么创业的？回想那段时光，真是感慨万千。那是一种怎样的艰难状态，为了大清我们吃了多少苦？如今，平西公司刚刚上轨道，康熙却要行这鸟尽弓藏之事。我不该叫大家跟着我离开大明，是我害了大家！”

　　吴三桂的到来引起了人群的骚动。“吴总，你不能走哇，如果连你都走了，我们也不想干了！”一位老员工激动地说。

　　这消息出乎我的意料。我未曾想到，吴三桂在员工心目中的地位如此之高。在后来的资产盘点中发现，每年大清的拨款中，有相当部分被吴三桂作为薪水和奖金发给了员工。他通过损害大清的利益，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关爱员工的企业家的光辉形象。从这点上来说，吴三桂不愧为一个十足的野心家。

　　吴三桂倒戈的同时，也带走了他在企业里所有的亲信，波及大清各个部门的大规模集体辞职出现了。在吴三桂的信息封锁下，总部对这次集体辞职事件，居然一丝异样都没觉察，我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经过了仔细考虑之后，我并没有挽留那些追随吴三桂而去的员工。我并不为这些人的出走感到可惜。对于三桂系员工，我并非持有一种有色的观念。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心中的理想团队是一个能认同我、认同公司并为之奋斗的团队。一个不认同变革、不认同企业价值的团队，并不是一个我所要的团队。况且，集体辞职几乎没有挽回的余地，这一事件并非员工与企业谈判的砝码，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所以，如果强加挽留，对于整个大清并无益处，反而会设置更多障碍。




四．杨起隆：多米诺骨牌效应（2）




　　济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曾是鳌拜给我指派的老师，学富五车，但异常迂腐。由于鳌拜的缘故，我曾经一度对他极其反感。后来祖母告诉我：此人非等闲之辈，可好好用之。

　　在后来的接触中，我发现济世虽然愚忠于鳌拜，但却是一个实心办事的人。任职人事部总监多年，很少出过纰漏。他成为我的老师后，也是尽心尽责，倾力教我。

　　我曾经问济世：“鳌拜如此败坏大清，你为何要愚忠于他？”

　　“这与鳌总无关。对领导忠诚是一个员工的本分。像岳飞虽然明白南宋迟早要亡，但依然从容赴死。”济世从容应答。他的话却引起了我的反思：用人才是用心，还是才？后来这个疑问一直在困扰着我。

　　击败鳌拜后，我曾经想重新任用济世，后来还是作罢。论人才，在大清，他比任何人都适合人事总监这个职位；但论其心，他忠于鳌拜，愚顽不化。再三权衡后，我最终还是打消了用他的念头。

　　团队集体辞职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恶劣的，它不仅影响了工作效率，而且直接带动了“辞职潮”。辞职的员工大都是心存不满离开公司的，或多或少对周围的员工产生不良影响。而如此大规模的集体辞职，将会让员工产生一种悲观情绪。目前的大清再也不能承受任何风雨了。我知道，如果此刻我惊慌失措的话，必将会对员工的士气产生巨大影响。

　　那一个月时间，我都在和员工进行深度沟通，稳定员工躁动不安的情绪。虽然许多员工对此次人事震荡波充满担忧，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大多数员工都愿意和大清共度难关。

　　在我最为艰难的时刻，一封附着上百名员工签名的来信给了我最大的鼓励。当我读到“誓与大清共存亡！”的时候，我震惊了，也失眠了。我看完这封信，眼泪不觉已模糊了双眼。我一直珍藏这一封信。每当我面对挫折，我用这封信来勉励自己：既然身后有这么多爱你的员工支持你，困难又有何惧？

　　多年前，我无比果敢地对特许经营事业部进行了大裁员，而现在，却是大批的员工自己离大清而去。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场景，心里却是一样的难受。我还未从集体辞职事件中缓过神来，一场更为严重、更为致命的危机却悄然到来。

　　2．资金链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经历过一场喧闹之后，办公室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集体辞职事件后，一些办公室门都已经上了锁，一些办公室的垃圾尚未清理，显得有点凌乱。我靠在那张古老的办公椅上，一阵疲惫袭来，这几天超负荷的运转已经让我精疲力竭。

　　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是魏东亭。他向我报告了一个坏消息：好几个钱庄代表都等在门外，说是要见我。一阵不祥的感觉向我袭来。

　　自创立以来，大清从未有向钱庄贷银的历史，父亲在有生之年最为自豪的是没有一分钱的钱庄贷银，即便是在最为艰苦的1661年。父亲走后，鳌拜为了并购牧场，开始通过商业钱庄进行贷银，而今大批牧场因为资金紧缺而陷入了半经营状态，一些草地不肥沃的牧场因为长期无牛羊可牧，已经变得荒芜。

　　关于大清资金链危机的传言初始于1673年十二月。一家名不经传的财经杂志采访了鳌拜及其一些嫡系员工，那位记者未经证实就刊登了近万字的“访谈录”，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地报道了所谓“大清的资本黑洞”。直至1674年三月，几乎各大媒体都转载或引用了这篇报道。

　　从那天以后，我的办公室里每隔几天就要接待几拨衣着光鲜、心情焦虑的人——他们都是各大钱庄的代表。他们往往先小心翼翼地和我探讨媒体对大清的看法，然后才十分隐讳地暗示还款的时间快到了。他们和大清的大部分员工一样，对大清的未来忧心忡忡，鉴于大清的实力和信誉，这些钱庄代表们都十分礼貌地表示了自己的担心。

　　虽然多数钱庄都认为大清是优质企业，所授的信贷额度也是民营企业中最大的，但资本的本质是唯利是图的，一旦大清出现资金链危机，大清苦心经营和维护的信誉就会直线下降，钱庄们便会蜂拥而上，加紧催贷。如果处理不善，整个大清的资金链就会有断裂的危险。




四．杨起隆：多米诺骨牌效应（3）




　　为了维护大清的信誉，我邀请了各大钱庄的董事长开了一次酒会。在台上，我对那些心情焦虑的钱庄董事长们诚恳地说：“对大清来说，信誉永远是最重要的。大清愿意为偿还贷银作出任何决策，我计划出售康朝公司的股份，所获现银全部用来还贷。”康朝自创办以来，资产增长了十倍，现在只好舍车保帅了。这是我对钱庄的承诺，也是挽回信誉的必要之举。

　　在这次直接影响大清未来的关键会议上，我并没有捏造和隐瞒集团的财务状况，真诚地陈述着大清现有的危机，并向钱庄董事长们讲述我的变革计划：“大清在未来将一如既往地奉行稳健的财务风险防范。大清需要战略调整，全线缩短投资战线，出售康朝是计划的第一步。大清的产业整合之路一定会坚持走下去，而且会更加集中、更加专业化。”

　　我满怀信心说道：“大清还远远未到资金链断裂的时候，目前一切运转良好，我相信、也请大家相信，大清将越来越好。”

　　这次会议，我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满怀诚意与自信的少年企业家形象，我的身份在化解贷银危机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八岁成为大清集团董事长，十二岁创办康朝公司。十四岁成为大清CEO，十六岁将鳌拜清除出大清，我的这段经历显然让钱庄老板们对我添加了几分信心。“我看好你这个小伙子。”一个钱庄董事长给了我很大鼓励，“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

　　酒会过程中，我一直担心会出现逼贷情况，手心里满是紧张的汗水，但是直到会议结束，没有一个钱庄开口向我催贷。

　　即便如此，我的心情依然十分沉重，因为一想到要出售康朝来筹集高昂的贷银本息，我就感到一阵揪心的痛。康朝公司曾经背负了我少年时的梦想，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收益上，我都很难接受这一事实。虽然大清尚未到破产、崩溃的时候，但是为了增加这些钱庄对我的信心，我不得不放下所有的情感去面对接踵而来的灾祸。

　　那晚，我的情绪低落至极，在一个街边酒馆里，魏东亭、苏麻一直陪我喝酒到天亮。

　　1674年的大部分时间，我一直忙于出售大清旗下经营不善的产业，关闭大部分牧场。

　　冬至前夜，我去了趟牧场，那真是一片让人心碎的景象。牧场的帐篷和围栏已破旧不堪，帐篷内外长满了一尺多深的蒿草，随风舞动。牧场，曾经是我父亲最钟爱的地方，它留给我太多的美好回忆，承载了太多的情感。面对这满目的萧瑟，我心中一阵悲凉。

　　接踵而来的吴三桂倒戈、银贷危机仿佛将我逼到一个不可动弹的墙角。没有料到的是，一场更大的考验还在悄悄地等着我。

　　3．偷税举报风波

　　距离中秋还有几天，为了让公司添点喜气，我与苏麻正商量着如何过一个热热闹闹的中秋佳节。然而就在此时，几个警察进来了，他们彬彬有礼地出示传票，说：有人举报大清有偷税漏税行为，请我协助调查。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们弄错了，我礼貌地对他们笑笑说：“我公司每年都上缴上千万的税款，怎么可能偷税漏税呢？也许你们弄错了吧！”

　　警察问我：“您公司以前是否有一位名叫杨起隆的员工？”我当然知道杨起隆，他曾在大清担任过两年的总会计师，现已离职。我清楚地记得此人是吴三桂推荐的。警察的态度和蔼而威严：“杨起隆举报说贵公司的财务有问题。”

　　我一下子全明白了：这是吴三桂多年前精心布的局，为的是有朝一日一旦有变，即刻置大清于死地。我面如死灰，心情异常沮丧。我像一个无知小儿，一步一步向吴三桂计划好的陷阱里走去。我转过头去，望着晴朗的天空，一粒一粒的尘埃扭动着、飞舞着，一直扎入我的双眼，我分明感觉到了难耐的刺痛。

　　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精神恍惚地接受工商、税务等相关部门的问讯，他们每天表情严肃翻查公司近年的账本，然后和公司员工一起上下班。




四．杨起隆：多米诺骨牌效应（4）




　　整个故宫弥漫着不安的气氛，员工们因为不知道发生何事而惴惴不安，接着谣言四起。

　　调查结果出来了。1661年到1663年间，大清被查出偷税漏税累计五百万两，并查出有多处假账。我暗自心惊：没想到吴三桂城府之深至此。

　　这段时间，我身心俱疲。九月一日，法庭对大清举行了一次听证会。在庭上，我看到了杨起隆——这个自称崇祯三子的人，他走过我身前时瞟了我一眼，眼中闪过一丝得意的神情。

　　我曾告诫我的员工，市场是一块大蛋糕，我们要的是做大，而不是抢夺别人的份额。我以为这样才能避免恶性竞争出现，避免树大招风、腹背受敌。但是我错了，在中国商业社会，几乎每个优秀的企业都会遭到攻击，都要面对各种非正当的竞争手段。

　　我想杨起隆肯定听说过“商场如战场”这句俗语吧。竞争是残酷的，适者生存同样适用于企业界。我欢迎企业的公平竞争，因为竞争才能使大清更强，更具有抗风险能力。我鄙视一切企图破坏商业规则的人。我一生中对手不少，眼前这个名叫杨起隆的人，他配作我的对手吗？

　　法庭上的辩论很激烈。双方的律师在“偷税漏税是个人行为还是受人指使”上进行了拉锯战，我的律师认为这起事件是一场蓄意的阴谋，而公诉律师则认为大清决策层集体造假。

　　经过三个多月的艰难取证，终于查明是杨起隆指使会计进行造假，从而造成了偷税漏税。法官判决大清足额缴齐税款，并处以巨额罚款；杨起隆被判五年有期徒刑。真像一场拙劣的闹剧，布局者跳进了自己挖的陷阱里。在警方对杨起隆进行套供时，他始终守口如瓶，并没有出卖吴三桂。

　　就在法官判决的当晚，我一个人静坐在在故宫顶层的会议室里，仰望天上的繁星。晚风习习，月牙如钩，一丝凉意拂过。祖母的话犹言在耳边：“大清发展近三十年，隐患之深并非一朝一夕。知己知彼，方能取胜。吴三桂知道大清的一切，我们却并不了解他。这三十年来，吴三桂处心积虑，步步为营，轻易撤藩恐引来连锁反应，到时只怕收都来不及了。”

　　我突然惊觉，吴三桂于我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他的所作，他的所想，已然精心布局，而我却不经意间已成为他恣意摆弄的棋子。我无法臆测接下来的事件是凶是吉，更无法猜度这场博弈的胜算。我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慌，我反复问自己：未来这一切我将如何应对？

　　鳌拜之祸起于君侧、昭然若揭；吴三桂之患积谋已久、远在千里、手握巨资，足以创建另一个大清，他处心积虑多年，清楚地知道大清的弱势。如果他一旦举起倒戈大旗，那么大清就岌岌可危。想到此处，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当少年时的我应对鳌拜危机时，我自信异常，觉得胸有成竹；而今，当我跨入青年时期，面对吴三桂危机，我却感到一阵心虚。我不敢确定这是否成长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但我无比确信的是，吴三桂比鳌拜更难应对。一阵凉风吹过，我发现我的内衣已然湿透。

　　就在当晚深夜，我的太太赫舍里难产去世。悲伤、痛苦一起袭来，我病了。

　　4．重挫之后的身心鞭拷

　　这一连串的打击让我身心俱焚，我再也无力承担重负。第二天，我断绝了所有的联系方式，一直昏睡到下午，我不记得那天我醒多少次、做了多少个恶梦。我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我不禁问：“这是我吗？那个轻率、自负、不听劝阻的康熙吗？”镜中的我面容枯槁、头发蓬乱，一阵深深的挫败感袭来，心口不觉一痛。

　　洗完脸，我给魏东亭打了一个电话，让他召集索额图、明珠、熊赐履、周培公、图海等几人晚上八点到我办公室开会。魏东亭在电话中听出了我的声音有些异样，他欲言又止，但最后还是挂了电话。

　　晚上七点半的时候，我见了魏东亭。我平静地告诉他，我已决定辞去C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