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英雄 周梅森-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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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到了某种不详的气息：在国家宏观调控步步紧逼的情况下，文山钢铁上得一片火热，赵安邦和于华北矛盾再起，文山下属一个大县的四套班子又连根烂掉了，他这个省委书记在船头上坐着可就没那么自在了。

　　古龙腐败案影响恶劣，这是不必说的，不过，估计不会触及到目前的文山市级领导班子。石亚南和方正刚先后到任没多久，案子又是他们主动揭出来的，他们不可能卷进去，说到底不过是个局部腐败案，对全省政治经济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文山的问题在那堆钢铁上，那堆钢铁也许正酝酿着某种灾难。但灾难到底会在啥时候发生？发生后又将造成怎样的局面？现在采取措施是否还来得及？却都还不知道。但有一点很清楚，就算他调离汉江，这灾难的后果他仍是要承担的，坐在汉江这条大船船头上的毕竟是他啊！对目前的复杂形势，他必须靠自己既往的经验智慧，综合同志们的分析，去判断把握，一旦失误，他和赵安邦、于华北，以及地方上的石亚南、方正刚就有可能被将来的历史无情地删除……　
　

　



　　　　
周梅森《我本英雄》　　　　　　　　　　　　　　　　

　　
　　十五　
　　历史在呼啸前行的过程中总在不断删除落伍者和失败者，删除发生时决不会事先发出警告。中国现当代历史上诸多领袖级的人物都被后来历史的演变毫不留情地删除了，今天，那些曾显赫一时的人物和他们制造的显赫时代一起成了茶余饭后的笑谈，所谓往事如烟者是也。汉江二十六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如此，不少风云人物也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被删除了，赵安邦就有两次差点被删除掉。

　　据裴一弘所知，对赵安邦的第一次删除发生在一九八六年。当时他是省委办公厅秘书一处处长，是省委书记刘焕章的秘书；赵安邦则是文山古龙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两人一个在条条，一个在块块，悄然冒出了汉江省的政治地平线，尽管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十六年后他们会成为中国一个经济大省的党政一把手。于华北当时也冒了出来，而且还是赵安邦的领导，在古龙县任县委书记兼代县长。在裴一弘的记忆中，如果不是发生了后来的那场分地风波，赵安邦就要接县长了。

　　年轻的赵安邦太不谨慎，竟在地委副书记白天明的支持怂恿下，和时任乡党委书记的钱惠人在古龙县刘集乡搞分地试点，主观上是想打消农民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顾虑，为未来农业的稳定发展找一条出路，客观上却是违规，并且是在于华北带队外出考察学习时偷偷搞的。于华北有头脑，知道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必须坚持，得知情况后立即叫停，并向地委书记陈同和作了汇报。陈同和极为震惊，决意删除赵安邦：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文山的这个汇报材料，裴一弘亲眼看到过，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位叫赵安邦的副县长这下子完了。不料，刘焕章却保了一下，做了重要批示，一方面充分肯定陈同和、于华北和文山地委的原则立场，一方面要求文山地委按照党的干部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因为删除权在刘焕章手上，删除才中止了，赵安邦和白天明、钱惠人各自带着处分离开了文山和古龙，嗣后又被刘焕章调到宁川，摆到了另一个打冲锋的位置上。

　　被刘焕章高度评价过的陈同和倒被不经意地删除了，也是在刘焕章手上删除的。文山地改市时，省委就让陈同和任了闲职，退下来休息了。这事让于华北耿耿于怀，至今提起来仍唏嘘不已，说焕老开了个不好的头。焕老却不这么看，老人在晚年的回忆录里写道：“我最早注意到赵安邦、白天明、钱惠人这批闯关的同志，就是因为一九八六年文山分地。这些同志都犯了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改革就是探索，探索就允许失误，否则，以后谁还敢为改革做探索啊！”

　　这是老人的一贯思想。在裴一弘的记忆中，老人曾经不止和他，和手下各级领导干部都说过：“我们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的大时代，一个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打冲锋的位置上，就不能怕犯错误，怕撤职罢官，怕这怕那，什么也干不了！当然，也不能轻易被删除，真被删除了，未来的历史走向就将由别人来决定了！”

　　焕老是决定历史的人，起码是决定汉江改革历史的人。这位政治家的气魄胆略和政治智慧非常人可比，就是做了省委书记，裴一弘仍对老人敬畏有加。老人在那些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运筹帷幄于风雨之中，顽强地支撑起了一片热土。

　　一九八九年初，宁川发生了一场由集资引起的风波，涉及金额八个亿，中央有关部门迅速介入，刘焕章和省委被迫将负有领导责任的市委书记裘少雄和市长邵泽兴拿下马。其时，裴一弘刚刚出任平州市长，也准备搞点集资，见这阵势慌神了，找到刘焕章家里发牢骚说，宁川的集资不是叫自费改革吗？上面没资金支持，没政策倾斜，宁川的同志这才想到了银行贷一点，民间凑一点。民间凑一点曾作为改革探索的好经验，得到过您和省委的肯定啊！”刘焕章叹息说，“可宁川闹出了麻烦，中央有关部门要查，哪个顶得住啊？教训大家都汲取吧，类似的集资全要停下来，包括你们平州！”裴一弘不服，争辩说，“您和省委为什么就不能顶一顶呢？”刘焕章脸一沉，“顶什么？要顾全大局，要有牺牲精神！”又说，“裘少雄、邵泽兴倒下了，再派一批敢死队上去嘛！省委已经决定了，由白天明任宁川市委书记，赵安邦任代市长，我代表省委送他们去上任！宁川的自费改革没有错，自费改革的路还要走下去，不能因噎废食。对裘少雄、邵泽兴的组织处理是必要的，可这并不意味着我和省委变得谨小慎微了！只关心头上的乌纱帽，不愿探索也不敢探索的同志，省委要请你让路；在探索中如果出了问题，省委日后还要处理！”裴一弘说，“您和省委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刘焕章不悦地说，“你这话说得不对，马可以吃草，但不能吃地里的青苗，违规就要受罚！”

　　当时，省内许多干部对裘少雄、邵泽兴都很同情，认为刘焕章和省委太不讲理，翻手云覆手雨，没保护干部。裴一弘先也这样看，后来却渐渐想通了：刘焕章是一个经济大省的省委书记，不能以妇人之仁影响宁川乃至整个汉江未来的改革大局。刘焕章和当时的省委虽说对不起裘少雄、邵泽兴，却对得起历史。事实证明，白天明、赵安邦这个班子是前仆后继的班子，尽管他们也在其后又一场政治风雨中倒下了，白天明甚至献出了生命，但他们拼命杀开了一条血路，让宁川走进了历史性的黎明，给宁川带来了十几年的超常规发展。今天，一个崭新的大宁川奇迹般地跃出了东方地平线，构成了汉江省最亮丽的一道改革风景线。

　　宁川下属六市县的私营经济也不动声色搞上去了，三年迈了三大步，支撑起了宁川经济的半壁江山。这得力于整个班子的开明思维和大胆的“迷糊”，在反和平演变的调门越唱越高、四处风声鹤唳的气氛下，宁川市委以“不作为”的表象为私营经济的成长创造了宽松环境。赵安邦、白天明和下属六市县的头头达成了一个默契：有的事只做不说，有些事只说不做，搞得民营工商业一片火爆，包括吴亚洲的亚钢联在内的不少著名民营企业，都是九十年代初从宁川起步的。

　　这就引起了一场“姓社姓资”的争论。北京权威人士郑老视察后说，宁川的改革姓资不姓社，除了一面国旗，已经嗅不到多少社会主义的气味了！刘焕章又一次面对着既折磨灵魂又令人揪心的抉择：白天明、赵安邦被糟糕的政治形势围困了，他和汉江省委是不是该狠下心让这个正在创造奇迹的班子倒台，把他们撤下来？撤下来后又该怎么办？是否再派一批敢死队上去？据裴一弘所知，刘焕章和省委曾考虑过将他和省经委的一位副主任派上去。然而，当时形势真是看不清啊！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代表着两种不同抉择方向的政治社会力量在公然对峙，僵化保守的政治势力占着上风。反复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刘焕章没敢贸然行事，决定先派收容队上去。于是根据那位郑老的指示，主持召开了专题研究宁川问题的省委常委会，将赵安邦和白天明双双免职调离宁川，另行安排工作；派于华北为省委工作组组长，到宁川搞整顿，同时兼任市委代书记临时主持宁川工作。在许多人看来，赵安邦这回是真完了，他和白天明的宁川班子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连刘焕章和省委都没能保住他们，删除已成定局。

　　在那种政治气候下，赵安邦和白天明也认为自己的使命结束了。撤职回到省城后，裘少雄和邵泽兴为他们接风洗尘，两届倒台班子的四个主要成员，在同气相求、英雄相惜的气氛中，喝了四瓶白酒，一个个于壮怀激烈中潸然泪下。据赵安邦事后回忆，白天明当时就毫不忌讳地说，焕老瞎了眼，于华北搞不好宁川！

　　其实，刘焕章的眼没瞎，更没想过把未来的大宁川交给一个只会照本宣科的管家婆。裴一弘当时就看出来了，于华北既是作为收容队派上去的，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出任未来的宁川市委书记，刘焕章这么做只是为了应付时局。果然，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一发表，刘焕章和省委又让赵安邦带着“还乡团”杀回来了，一时间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赵安邦也真是大胆，在刘焕章和两个省委常委在场的情况下，向新班子的同志发表讲话说：“……就在这个会议室里曾经倒下过两届宁川班子：一届是少雄同志和泽兴市长的班子，一届是我和白天明的班子，白天明癌症去世了，郁闷而亡，死不瞑目啊！今天我们这个班子又上来了，在前两届班子的基础上起步了，历史把一座东方大都市的发展责任交到了我们手上，我们干不好就天理不容！就对不起郁闷而亡的白天明同志！对不起前两个班子已经付出的政治血泪！”据说刘焕章竟为赵安邦的这番暗含幽怨的激情讲话鼓了掌。

　　这就是焕老，一个深深了解中国政治特色善于审时度势的政治家。这位政治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情况下都有对立面，却从来没有私敌。正因为如此，汉江省才有了赵安邦这类不死鸟，和于华北这种稳健的制衡力量。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干部像牌一样在老人手上轮换打，每张牌打出来时都会有人不理解，而手上的牌全打出来后，你才会惊奇地发现，他治下的这个经济大省又完成了一次从低谷到高峰的螺旋型上升。焕老说过，不要相信直线运动，历史发展从来不走直线！　
　

　



　　　　
周梅森《我本英雄》　　　　　　　　　　　　　　　　

　　
　　十六　
　　方正刚总也想不明白，赵安邦咋对他有这么深的成见？除了一九九一年秋随省委工作组到宁川搞了场现在看来是错误的整顿，他真没做过啥对不起赵安邦的事。在四个多月的整顿中，他除了整理材料，只奉命在几个范围不同的场合作了几场学术报告。报告也不是他要作的，是于华北和工作组领导安排的。他是经济系研究生，一直研究苏联坎托洛维奇的数理经济学，于华北就鼓动他给那些大干资本主义的宁川干部洗脑，纠正某些同志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错误认识。他头脑一热，有点不知轻重，便大肆报告起来，大谈马钢宪法和鞍钢宪法的区别，为计划经济学正名。其中有一次赵安邦也去听了听，据说没听完就挂着脸走了。

　　马钢宪法实际上不是什么宪法，而是苏联马格尼托尔斯克钢铁公司总结出的一套管理体制，其核心内容是专家治厂、科学化管理、强调经济核算与计划的平衡。鞍钢宪法当然也不是宪法，而是鞍山钢铁公司以政治运动和大轰大嗡搞生产的一种中国模式。虽然二者同属计划经济范畴，但前者体现的是理性而科学的计划原则，各种经济指标都是以最优化模式计算出来的。据方正刚读研时掌握的资料，最早使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生产涵数的并不是西方国家，而是苏联。一九七七年苏联在联盟一级就有三千多个经济指标来自电子计算机的最优化计算。以坎托洛维奇为代表的一批数理经济学家应运而生，不但构成了苏联经济学的主流派别，还获得了世界性声誉，瑞典皇家学院就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坎托洛维奇博士。而中国的鞍钢宪法体现的则是长官意志和命令原则，主观随意性很大，毛泽东突发奇想，要赶英超美，钢铁元帅就升了帐，结果只能导致灾难。因此，方正刚斩钉截铁地断言，中国式命令经济的失败决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失败！

　　不可否认，那时的他是计划经济的支持者，是少年马列派，正因为如此才得到了于华北的欣赏。于华北总和他开玩笑，称他为方克思。在宁川整顿期间，他实际上成了于华北的秘书。可他当时太年轻，对于华北的器重不知珍惜，在显示知识才华的同时，弱点毛病也暴露了不少。他们几个小伙子总爱凑在一起打扑克牌，一打打到半夜，早上就起不来了，为此没少挨过于华北的骂，还被于华北没收过几副牌。不过于华北骂归骂用归用，还是破格将他提为了市委副秘书长。当时宁川还没升格，副秘书长不过是副处级，可权力影响却是正处级也没法比的。

　　一九九一年秋的宁川整顿真是他的一个好机遇。如果没有后来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于华北头上的代字就取消了，他就有可能从宁川起飞，由市委副秘书长而秘书长，一步步上来，没准今天已是宁川市长或者市委书记了。不料，邓小平偏偏南巡了，已被整垮的赵安邦和那个大干资本主义的班子又奇迹般复活了，他的霉运也就注定了。当然，现在述说这个事实并不是要否定小平同志的南巡，更不是要否定宁川的超常规发展，不论对赵安邦有多少不满，方正刚都不能无视一个东方大都市的历史性崛起，对赵安邦个人的道德判断不能代替客观的历史判断。

　　可从另一方面说，历史判断也不能替代道德判断。方正刚认为，从个人道德上来说，赵安邦可真不咋的，没有容人之量，做得真叫绝，简直就是还乡团。带着新班子杀回宁川没多久，赵安邦就代表新市委找他谈话，马上进行反攻倒算。

　　许多年过去了，那次谈话的情景方正刚还记忆犹新。那是一个天色阴暗的下午，在市委老楼赵安邦的办公室。谈话期间不时地有人进来出去请示工作，赵安邦就带着讥讽向这些同志介绍，“认识一下：方正刚，大名鼎鼎的方克思，专门研究计划经济的理论家！”最可恶的是当时的副市长钱惠人，钱惠人是赵安邦的铁杆部下，当场痛打落水狗，拍着他的肩头说，“方克思，你真可惜了，要是早被戈尔巴乔夫发现，请你去做顾问，也许苏联都不会解体！遗憾呀，宁川只怕也没有你的实践空间了，你最好还是追随于华北书记到文山实践你的高明理论吧！”

　　钱惠人说这话时，于华北已调往文山任市委书记，他也曾动过离开宁川的念头，继续去追随老领导于华北。于华北也同意了，说如果没法在宁川站住脚，就调过来吧！可赵安邦那日的态度和钱惠人的话却深深刺激了他，他心一横偏就不走了！当时就想，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日后还不知谁走呢！好歹老子也是副处级了，你赵安邦和这帮还乡团就是看着再不顺眼，也没法把我这副处级拿掉。

　　赵安邦把话挑明了，“方克思，你这副处级我和宁川市委拿不掉，不过副秘书长不能让你干下去了，数理经济学在这里肯定没市场，你想想还能干点啥？”

　　方正刚挺傲慢，“赵书记，看您问的，我啥不能干？给我个市长也照干！”

　　赵安邦冷冷一笑，“狂妄！一天到晚坎托洛维奇，数理经济学，你当真以为计划经济救得了社会主义吗？你说的不错，改革开放前，中国是没有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长官意志和命令经济！命令经济的问题你指出来了，我不持异议。但另一个问题你小伙子想过没有？放弃命令经济走向市场，只要遵循市场规律，过渡就比较容易实现；而数理经济学因其严密系统的科学性，根本无法实现这种过渡，只要计划一中断，整个系统就会崩溃，苏联马上就要经历这个崩溃过程！我们的经济改革在放弃了命令经济之后，已经不容置疑地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方正刚有些吃惊，“赵书记，这么说，您……您也研究过数理经济学了？”

　　赵安邦手一挥，颇为不屑地说：“我研究过的东西多了，今天不在这里和你讨论！你小伙子还很年轻，知识面比较宽，也有一定的才华，我希望你也能多做些研究！比如，计划经济是不是一定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就一定是资本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这些年来创造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也可以做些实际研究，比如，西方发达国家新城区开发上都有哪些成功范例？当今世界新城市建设有多少可供我们选择的模式？为我们宁川的跨世纪建设多少做点贡献！当然你一定要继续研究坎托洛维奇和数理经济学也随你！”

　　方正刚听明白了，问：“赵书记，您的意思，让我去市委政策研究室？”

　　赵安邦摇了摇头，说：“发挥你的专长，去经委经济研究室做副主任吧！”

　　这还有啥好说的？他和于华北走得这么近，于华北又这么器重他，赵安邦能让他发挥专长就不错了！于是，方正刚便去市经委下属的经济研究室做了个副处级的挂名副主任，一做就是四年。这其间，他开始深入研究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转轨。赵安邦谈话时对苏联计划经济系统崩溃的预言竟得到了验证，其他类似的东欧国家也发生了相同的崩溃，而崩溃后市场经济的重建却远远落后于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他的立场观点因此发生了动摇和转变，嗣后结合中国国情和宁川稳步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写了几篇颇有分量的论文，有一篇还上了《人民日报》。可赵安邦和宁川市委的大小官僚们就是没谁看得见，市经委主任换了两任，经济研究室主任换了三个，哪次和他都没关系，他在政治上一直被冷冻着。

　　这四年是宁川高速发展的好时期。市场经济在摘掉了姓资的帽子之后焕发出了巨大的活力，来自全国和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资金涌到了宁川这片热土上。仅一九九五年签订落实的项目利用外资即达三百五十多亿，一九九六年更创下了五百二十二亿的空前纪录。平心而论，赵安邦和他的班子干得不错，宁川的发展速度不但远远把他研究的东欧国家抛在了后面，也把中国大多数发达地区抛在了后面，宁川作为汉江第一经济大市就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管对老领导于华北的个人感情有多深，面对宁川奇迹，方正刚都不得不承认：刘焕章和当时的省委用对了人，如果真让于华北在宁川主持工作，也许就没有宁川的今天了。

　　恰在这时，他的机会也来了，省委书记刘焕章从一篇论东欧政治经济体制变迁的论文中认识了他，建议调他到省委政策研究室来。省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马上找他谈话，告诉他，准备让他任政策研究室一处处长，搞宏观政策研究。不曾想，赵安邦却指示宁川组织人事部门拖着不办，他一气之下，闯到了赵安邦办公室讨说法——这是四年前那次谈话后的惟一一次谈话，火药味仍然很浓郁。

　　赵安邦还是四年前的老样子，一脸不加掩饰的讥讽，“方克思，你现在不是要搞宏观政策研究，而是要搞点微观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政情，像主席说的，解剖一下麻雀！我的意见，你最好不要到省委大机关去，而是下基层！”

　　方正刚恼火道：“赵书记，如果这是你的个人建议，对不起，我不考虑！”

　　赵安邦不咸不淡地说：“哎，为啥就不能考虑呢？你小伙子担心什么啊？”

　　方正刚直言不讳，“赵书记，我担心解剖麻雀的结果是被麻雀琢瞎了眼！”

　　赵安邦坚持说：“我劝你还是考虑一下，到宁川哪个县做副县长或副书记！”

　　方正刚根本没兴趣，“赵书记，我希望你放我一马，别再搞我的报复了！”

　　赵安邦笑了，“报复？你是谁？方克思啊！于华北同志那么器重你，焕章书记又看上了你，我敢轻易报复啊？小伙子，我真是为你好，你回去再想想吧！”

　　方正刚却不愿再想了，“赵书记，我早想好了，四年前我就该离开宁川！”

　　赵安邦有些无奈，这才吐了口，“好，好，既然如此，我放你走就是！”

　　方正刚立即抱拳，来了个颇为夸张的大揖，“谢谢，谢谢赵书记开恩！”

　　不料，赵安邦脸一拉，“迟早有一天，我还会让你下去，这话你记住好了！”

　　方正刚以为，这只是赵安邦随便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