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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魔鬼下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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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现代化，而是要什么样的现代化。世界上已经和正要实现的现代化有不同的模式，有宪政民主的、法治的、公平正义的现代化，也有威权主义的、家族式的、黑金政治的、任人巧取豪夺的现代化。有讲究诚信、提倡美德的现代化，也有人欲横流、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的现代化。我们随时都要作选择，不然，最后算总帐就晚了。我们的问题并不简单，不是只要好的东西，不要有害的东西就能行。我们的难题是必须在各种难于兼顾的价值之间进行选择和保持平衡，确定优先顺序。我坚信，中国作为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不应该，也不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失去审美维度，我同时坚持，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机会和平等发展权利，是最根本的价值标准。
“作者意志”苍狼 阳光和玫瑰花的敌人
阳光和玫瑰花的敌人
——致王安忆君的一封公开信
□苍 狼
尊敬的王安忆君：
我是您的一名读者，先给您拜个晚年。
2003年的春节前后，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是读着您的书守岁的，一直延续到正月初八，我才终于读完了《长恨歌》，但尚有您的早期作品《本次列车终点》、《富萍》、《妹头》等三篇未读。您的作品量真大，不愧为“中国当代第一才女”；以至于我原计划在春节前后读完的几部名著：雨果的《九三年》、托马斯·曼的《魔山》、赫尔曼·海塞的《荒原狼》、大江健三郎的《个人的体验》以及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等书被迫搁浅。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知识的海洋却是无尽的。作为一名读者，想到尚有那么多的名著未读，心里总是沉甸甸的，以至于常常失眠。作为一名作者，想到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名著，就经常拿不起笔，因恐慌而不敢动手，世界上不缺我这一本书，又何必去制造文字垃圾，无端占用别人的宝贵生命呢？
王安忆君，您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代表性人物，著作颇丰，影响甚大。但是，费了这么大的工夫读完您的作品后，心里非常酸楚，非常 懊恼，简直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原来被陈思和王晓明们称誉的“准大师级作家”竟是这般模样，本不打算写批评文章，一来怕得罪您和您的“追星族”（包括我的师友钱理群教授、葛红兵教授、章德宁社长、刘庆邦先生及何玉茹女士），二来怕和那些编撰所谓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名流学者们发生大面积“流血冲突”。而我乃一介书生，如何敌得过他们？但是，我内心的良知告诉我，您的艺术已得了“不治之症”，而且具有弥漫性。我必须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充当那个《皇帝的新衣》中的孩子，告诉您问题所在。其实，心有灵犀一点通，伟大和愚蠢只一步之遥，就仿佛某单位改革一样，如果老者都退，高龄一把手也退，那高龄一把手就成了真正的改革家；如果老者都退，就高龄一把手一个人始终不退，那高龄一把手就变成了很滑稽。
写到这儿，我想起了一则关于美国歌唱家的笑话。他唱的第一支咏叹调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听众喊道：“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他又唱了一遍。可是听众还要求他再唱一遍。接着他唱了第三遍，第四遍……最后，他累得精疲力竭，气喘吁吁地问观众道：“这支咏叹调我还得唱几遍呀？”人们回答：“到你唱准了为止。”王安忆君，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总觉得您还没有唱准，所以还要继续唱下去。这既是一名普通写作者对您的严格要求，也是广大读者对您的殷切希望。
王安忆君，您要努力啊！
一 肤浅中的深刻
——王安忆早期作品分析
王安忆的处女作《谁是未来的中队长》于1979年发表于《少年文艺》第四期，说实在的并不高，大约相当于中学生作文的水平，无论是语言还是人物都非常平庸，还谈不上小说。但是，在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能写出季小苏、张莎莎和李铁锚这样的人物，而且有一定情节和心理描写，实属不易。
王安忆的成名作《雨，沙沙沙》于1980年发表于《北京文艺》第六期，故事写了一个向往美好爱情的姑娘雯雯对爱情和美梦的渴望，并在一个小雨沙沙的夜晚遇着了一个神秘而可靠的小伙子。情节非常简单，也不具备优秀小说的要素。但是在冰雪初消的中国大地能够唱出邓丽君的歌，主题超前，成名有其道理。
王安忆的代表作《小鲍庄》和《叔叔的故事》，从艺术的角度上来说，比其成名作高多了。《小鲍庄》属时代的产物，主流意识形态色彩太浓，尤其是结尾县委书记的出场，使其艺术价值大打折扣，有“宣传家”和“帮忙文学”之嫌，不值得做文本分析。但《叔叔的故事》则不同，于1990年在《收获》第五期发表，时间上比《小鲍庄》晚了五年，艺术上却大有进步。按笔者的观点，在王安忆的早期作品中是最重要的代表作。《叔叔的故事》在叙事结构上，采用双层叙述模式，即小说中的“故事”。不仅是叔叔的故事，也包括了作者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虚与实相对，主观与客观融合，强化了个人化观点，开创了一种新的叙事模式，有人认为在模仿杜拉斯的写作手法。故事大意是这样的：叔叔在学生时代由于一篇描写毛驴的文章有影射攻击合作化运动之嫌，被错划成右派，并被遣返回乡，在苏北的一所小镇上的学校里劳动改造，起先是做校工，接着看门、打铃、扫院子、起茅厕、种菜、喂猪，摘帽后开始教书。后来，一位学生的姐姐嫁给了他，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有趣的是，叔叔后来离婚了，究竟是由于感情破裂还是第三者插足，清晰而模糊。总之，叔叔是一位高大英俊，浪漫多情，而又多愁善感的知识分子。伴随着他忧伤的二胡曲子，曾在乡下度过了屈辱而痛苦的时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叔叔的流氓问题平反了，右派问题改正了，风华正茂的叔叔开始写散文和小说，逐渐成名，被调往省城。在先后经历过几场爱情故事后，叔叔彻底堕落了，成为一具行尸走肉，造就了许多独身的女人，独自过着寂寞而无聊的生活。离婚多年后，儿子大宝长大了，并到省城来找他。由于感情的隔膜与相互的仇视，父子间爆发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差点断送了叔叔的性命。在这篇小说中，充分显示了王安忆娴熟的叙事技巧和高超的文字功底，以及深刻的思想。小说一开始就引用了叔叔的警句：“原先我认为自己是幸运者，如今却发现不是。”进而演绎出叙述者自己的思想：“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快乐的孩子，却忽然明白其实不是。”文本的过人之处，就是用虚构和真实的重叠来拆解和阐释这一思想。在重叠的分析性叙述中，叔叔还牢记了一则俄罗斯童话，关于喝血而活三十年的鹰和吃死尸则活三百年的乌鸦故事。当鹰尝了一口死尸的腐肉之后，腾空飞起说道：我宁可喝鲜血活三十年，也不愿吃死尸而活三百年！这一句有力的话语成了叔叔赖以生存的座右铭。尤其是在结尾，尽管叔叔打败了自己的儿子，但他自己的内心中却有了一种自己被打败的感觉：“将儿子打败的父亲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叔叔不止一遍地想：他再也不会快乐了。”这种灵魂的自我扣问反复出现，叙述者和小说的主人公交相呼应。叔叔这一代人背负着思想的苦役，主观地认为自己的受苦一部分归因于选择了错误的思考方式，而没有意识到人所受到的制约是多么不可违抗，若说是人选择了思想方式，不如说是思想方式选择了人。我们以为什么都可随心所欲，做游戏也可不遵守规则。小说这世界给予我们的是假象，我们以为现实也如小说一样，可以任意指点江山；我们以为现实和小说一样，也是一种高智力游戏。小说给予我们和叔叔的迷惑是一样的，它蒙取了我们的信任，以为自己生活在自己编造的故事里。这一个虚构的世界蒙骗了我们两代人，还将蒙骗更多代的人们。如今的叔叔已不再会激动与痛苦，悲恸只是一个文学的概念。他在小说中体验和创造了人生，他现实的人生不再上演悲喜剧了。这是一个短暂的自由的日子，给予人们许多随心所欲的妄想。待这日子过去，叔叔才可明白他做一名彻底的纯粹的作家原来是一个妄想，是一场漫长的白日梦。到了那时，他会想：我原来是想从现实中逃跑啊！这流畅而富有哲理的大段大段的心理分析，发生在“八九风波”之后，自然使人感慨万千。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她可以在飘忽不定之间，表达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无疑是大胆而深刻的，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王安忆的深刻恰恰就在这里。
但是，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有利一定有弊，过于聪明就成了愚蠢。王安忆的愚蠢就在于虚构和真实之间的度她没有把握好，尽管她知道该怎么写，但终究露出了匠人的人工痕迹，而不是浑然天成。于是，深刻就变成了“肤浅中的深刻”。再加上她蜻蜓点水式的罗嗦叙述，表面上细腻深刻，其实她精心搭建的阳台，每一处都可建成一座花园。复杂之极归于平庸，游戏之极无何可用——恰恰是充溢着力量的人的理想，是“稚气”。神的稚气是嬉戏着的儿童。
用王安忆自己的话说，我们总是追求深刻，对浅薄深恶痛绝，可是又没有勇气过深刻的生活，深刻的生活于我们太过严肃，太过沉重，我们承受不起。但是我们可以编深刻的故事，我们竞赛似地，比谁的故事更深刻。
小说是讲故事，并不是编故事，编出来的故事总有破绽，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脱猎人的眼睛。从主题上来看，王安忆试图从叔叔的故事中表达对时代的反省，但王安忆的反省是没有力量的。首先对叔叔来说，从小对他震动最大的是鹰和乌鸦的童话，也就是说他宁愿喝鲜血三十年，也不愿吃腐尸三百年，追求一种有自由、有质量、有尊严的生活，但这种尊严从来没有在他身上生根发芽，既没有在婚姻中自己把握，也没有在爱情中自我选择，离婚前的两次重大事件中都没有鹰的表现。既没有在“婚外恋事故”中为女学生一枝花负责，任凭学生的父兄和悍妇妻子玷污他们的爱情（否则，他不会从此堕落），也没有在家庭生活中扬眉吐气，前次是“脸色苍白，眼神惶乱，他的膝头打着颤，想说话却说不出声”，后次是当妻子污辱他时，他只能站在那里无声地哭泣起来，然后弯腰拾起掉在地上的书来，默默地去读书。沉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堕落的理由吗？如果说这两次丧失“鹰”的尊严，是由于右派而抬不起头，那么他平反后在对待大姐和小米的爱情上就有理由再一次“不负责任”吗？他不爱小米，可以由于生理需要而和小米睡觉，那么大姐呢？仅仅是一次早泄或心理的矛盾就能让美好的爱情付之东流吗？这又和时代有多大关系？真正的悲剧是敢于直面苦难，并勇敢地承担苦难，否则就成了丧失灵魂的空心人，或者欲望的工具。最不可思议的是，当叔叔面对自己的儿子时，他既没有良知和怜悯来同情帮助自己的亲骨肉，也没有尽自己一个做父亲的责任，而是躲避或冷漠，甚至无耻卑鄙到当着年幼的儿子和一个年轻女人寻欢作乐。一个大作家、高级知识分子、精神领袖怎么能堕落到这种地步，难道也是时代的原因吗？一种理由是这个主人公没有灵魂，一种理由是作家让主人公堕落。这就是虚构出来的生活，说白了，就是胡编滥造。胡编滥造出来的深刻，是虚假的深刻，肤浅的深刻。
王安忆的特长就是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叔叔的故事》是一个右派题材，右派题材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很少有人涉猎，王安忆的体察是有先知先觉的。可惜的是，她没有闯禁区的勇气，也没有体验苦难的自觉，更没有在沙漠中开发绿洲的胆识。正如她在《叔叔的故事》的开头所写：在我们村庄里，关于这场饥饿的故事流传了很多年，并且将一直流传下去。有一些人饿死了，又有一些人撑死了。这些撑死的人是在长期的饥饿之后忽然得到吃的，便暴食而死。这些吃的都是偷窃而来，或是仓库里留存的来年的种子，或是地里半熟的果实，假如被守仓库或看门的人逮住，便会挨打并游乡。撑死比饿死更加悲惨，他们大张着两眼，浑身抽搐，叫道“渴啊，渴”的。这时候可万万不能给他喝水，开始时并不知道，只当喝水就能救他，不想喝水便死。后来就不给水喝了，可不喝水也还是死。
在此之后，杨显惠写出了中国的“古拉格群岛”《夹边沟记事》，尤凤伟写出了《中国一九五七》，这两部大作，赢得了中国知识界的一致赞扬。这就是虚假和肤浅的不同结果。
二 欲望化写作和小资情调
——《小城之恋》 《我爱比尔》及美女文学
在王安忆的写作生涯中，影响或争议最大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小城之恋》，发表于1986年《上海文学》第八期。《小城之恋》用幽默和心理分析的手法，刻画了歌舞团的一对舞蹈演员分分合合的情爱故事。这部作品的用词和技巧非常讲究，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几乎挑不出毛病。这部作品距今已17年，但是读来仍然刺激过瘾，让人在压抑中体验欲望的力量，以及时代对人性的压抑。如果作品不署上王安忆的大名，人们会误以为是“黄色小说”。
几个地方读来非常刺激：“其一，男女主人公在练功时，男主人公帮助女主人公开胯：她躺在他的面前，双腿曲在胸前，再慢慢向两侧分开。他喘着粗气，因为极力抑止，几乎要窒息，汗从头上、脸上、肩上、背上、双腿内侧倾泻下来。他虽然身体长得小，但完全是一个成熟男人的心了；而她虽然发育丰满，但头脑却仿佛一个孩子。他为她开胯时，常常不由自主地要弄疼她，她便骂出一串粗话：“我操你。”她不懂那话的真实含义，只当是很有力的袭击，却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使他越发焦躁，便回骂了同样的粗话……其二，她新换了一套肉色的练功服，领口开得很低，背后裸到腰际，裤头是平脚的，绷得过紧，深深地勒进大腿根部，他们一起练习托举的一个动作，她扮演老红军，他扮演小红军，小红军要爬到老红军的背上，而且要反复排练。他的胸脯感觉到了她厚实的脊背，那脊背裸在低低的后领外面，暖烘烘，湿漉漉。舞蹈已成了机械性的动作，分不散他丝毫的注意力，他负在一个火热的身体上面，一个火热的身体在他身下精力旺盛地活动着，哪怕是一丝细微的喘息都传达到他最细微的知觉里，将他的热望点燃，光和火一样喷发出来。这光与热传达给了她，她什么也感觉不到，只觉得背上负了一个炭盆似的燎烤，燎烤得按捺不住。可一旦等待下去，燎烤消失，背上又一阵空虚，说不尽的期待，期待他重新负上背来。一旦上来了，则连心肺都燃烧了起来，几乎想睡倒在地上打个滚，扑灭周身的火焰。可是音乐和舞蹈不允她躺倒。她像是被一个巨大而又无形的意志支配着，操纵着，一遍一遍动作着，将他负上身，又将他抛下地。她忽然轻松起来，不再气喘，呼吸均匀了，正合着动作的节拍。躯壳自己在动作。两具躯壳的动作是那样的契合。他每次跳上肩背都那样轻松自如而又稳当，不会有半点闪失，似乎这才是他应有的所在，而在地上的跳跃全成了焦灼的等待。当他负上背时，她才觉心安，沉重的负荷却使她有一种压迫的快感。他们所有的动作都像是连接在了一起，如胶似膝，难舍难分，息息相通，丝丝入扣。他在她背上滚翻上下，她的背给了他亲爱的摩擦，缓解着他皮肤与心灵的饥渴。他一整个体重的滚揉翻腾，对她则犹如爱抚。她分明是被他弄痛了，压得几乎直不起腰，腿在打颤，可那舞蹈却一步没有中断。音乐是一遍又一遍，无尽地重复，一遍比一遍激越，叫人不得休息。夜已经深了，有人在对练功房怒吼，骂他们吵了睡眠，还有人用力地开窗，又用力地关窗。这一切，他们都听不见了，音乐笼罩了整个世界，一个激越的不可自制的世界……其三，在偷吃了一次禁果之后，他们觉着整个世界里都是痛苦，都是艰苦的忍耐。他们觉着这么无望地忍耐下去，人生、生命，简直是个累赘。”（本段叙述均引自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他们简直是苟延着没有价值没有快乐的生命，生命于他们，究竟有何用呢？可是，年轻的他们又不甘心，他们便费尽心机寻找单独相处的机会。最后一个节目是一个较大型的舞蹈，几乎所有的女演员都上了，她虽不上，却须在中途帮助主演抢换一套衣服，换完这套衣服以后，还有七分钟的舞蹈，方可闭幕。照理说，演员们还须换了衣服卸了妆才回宿舍，可是后台实在太拥挤，有好些女演员，宁可回到宿舍来换衣服。不过，她们从台前绕到观众席后面再上楼进放映间，至少也需要三分钟时间，加在一起，一共就有了十分钟。这十分钟于他们是太可宝贵了。前台，从放映机的窗洞里传进的每一句音乐，全被他们记熟了，每一句音乐，于他们都是一个标志，提醒他们应该做什么了。一切都须严密地安排好程序。狂热过去以后，那一股万念俱灰的心情，使他们几乎要将头在墙上撞击，撞个头破血流才痛快。可是等到下一天，那欲念炽热地燃烧，烧得他们再顾不得廉耻了。
不能再抄下去了，否则这欲望的魔鬼会将我们也一块儿吞没。主人公早被吞没了，不久，他们就干架了。这一次干架，是剧团历史上罕见的，他是那样地把她踩在脚下，踹得几乎要死去，而她竟还爬将起来，反将他扑倒在地，随手抓起了一块石头，就朝他头上砸去。没有任何声响地，一注殷红的血流了出来，流到石板地上。周围的人吓呆了，拦腰抱住了也同样吓呆的她，将他抬起往医院去了。半路却让他挣了下来硬是走回来了。用手捂着伤口走了回来。血从捂着的手掌下淌下，滴在裸着的胸脯上。他却觉得心里松快了，也稍稍平静了。这一天，他们难得地安静了下来，心里灼人的燃烧也缓和了一些。
于是，他们成了天底下最大的、最敌对的、最不共戴天的仇人。他们几乎不能单独相处了，偶一碰撞，便会酿成一场灾难性的纠纷。不需要几句口角的来去，立即撕成了一团，怎么拉扯都拉扯不开，好比两匹交尾的野狗似的。多少人想起了这个比喻，却没有一个人敢说出口，太刻薄了，并且，也都真心地有些害怕。于是，就想方设法地将他们隔离开来，不让在一处，以免磨擦。可是，他们却是谁也离不开谁了，要一日不见，他们便着魔似的互相寻找，一旦找到，不分青红皂白，上去就是一拳或一脚，然后，一场搏斗就始料不及地开始了。
这是一场真正的肉搏，她的臂交织着他的臂，她的腿交织着他的腿，她的颈交织着他的颈，然后就是紧张而持久的角力。先是她压倒他，后是他压倒她，再是她压倒他，然后还是他压倒她，永远没有胜负，永远没有结果。互相都要把对方弄疼，互相又都要对方将自己弄疼，不疼便不过瘾似的。真的疼了，便发出那样撕心裂肺的叫喊，那叫喊是这样的刺人耳膜，令人胆战心惊。而敏感的人却会发现，这叫喊之所以恐怖的原因则在于，它含有一股奇异的快乐。而他们的身体，经过这么多搏斗的锻炼，日益坚强而麻木，须很大的力量才能觉出疼痛。互相都很知道彼此的需要，便都往对方最敏感最软弱的地方袭击。似乎，相互都要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彼此又是一副死而无悔的坦然神色。
他们越来越来失去控制，已经没有理性，如同挑逗情欲似的，互相挑衅生事，身体和身体交织在一起，剧烈地磨擦着，犹如狂热的爱抚。他们都恨死了对方，没有任何道理的，想起对方，气都粗了。他们真恨啊！简直恨之入骨。因为找不出理由，就越恨越烈了。当他们撕扯着在地上滚来滚去的时候，常常忘记了他们的所在，忘记了四下里围观的人群。最后她怀孕了，虽然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但她不承认是他的孩子，自己独自带着孩子含辛茹苦地活着……
从技巧上看，王安忆绝对是炉火纯青。但为什么这样的作品不能感动人和震撼人呢？问题出在哪里呢？绝对是技巧之外。技巧算什么？技巧越高超，谎言掩盖得越深，离生活的真实越远，离文学的精神越远。
一部好作品的意义永远在版本之外，对技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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