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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魔鬼下棋-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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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好作品的意义永远在版本之外，对技巧和形式的研究无法洞察其真正的价值，构成作品高贵品质的一切，是主人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美妙的光泽。正如尼采所说，为艺术而艺术意味着：“‘让道德见鬼去吧！’不用多久就产生一个后果，道德滑坡和人性趋恶，最后艺术就成了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蛔虫。如果对艺术削弱价值评说，艺术就会成为雕虫小技和细枝末节”（引自尼采著《偶像的黄昏》一书P70—71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周国平译）。艺术的意义是生命的热望和兴奋剂，如果单纯歌颂欲望，会放出仇恨、厌世和邪魔的眼光，使人误入歧途。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是一个表达的天才，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或巨大的不幸和种种令人恐惧的问题，要有战胜的勇气和情感的自由。在悲剧面前，我们灵魂里的战士庆祝他的狂欢节；艺术是苦难者的救星，使生命成为可能的伟大手段，是求生的伟大诱因。对此，高尔基通过一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宣告说：“上帝派人到这个地球上来，为的是叫人做善行并且以欣悦的心情去珍爱生活；可是艺术家们把那种生活弄成了什么样子？”（引自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7月版，满涛、辛未艾译）为什么非要把男女主人公的身材和头脑故意颠倒？为什么练功时偏要穿肉色的训练服？黑暗放出的是魔鬼，光明才能滋养美与善的使者。具有兽性的人才把女人视作玩物，男人天生的能力是对女性的爱和美的欣赏，那时灵魂才能放出人性的光芒。因此，当一般人盛赞高尔基使他的人物发挥高贵品质时，托尔斯泰耸耸肩，淡然地说：“我在高尔基之前早就知道乞丐也有灵魂，否则就是伪艺术品。”（引自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7月版，满涛、辛未艾译）此外，《小城之恋》中所谓的幽默也是人为的幽默，是伪幽默，是作者故意而为之，反差的目的是为了制造魔鬼。真正的幽默是生活本身的荒诞，没有半点虚构的痕迹。契诃夫就是一位天才的幽默大师，《在理发店里》他写道：亚果夫朵跑到追求他女儿的玛卡尔的小理发店去揩油理发。当玛卡尔把亚果夫朵的头发光光地剪完半边后，发现做女婿无望，于是心碎，无心再剪另外半边，决定明天再剪。次日，玛卡尔一本正经，坚持给钱才剪，可是亚果夫朵不愿意用血汗钱去理发，拒绝付钱——结果在女儿结婚那天，他只好半边长发半边光头去跳舞。契诃夫的作品中，毫不客气地嘲笑人们，剥掉人之假面具，再后来则化为悲恸、容忍与怜悯。就仿佛一位伟大的智者，从那些呆闷无聊的人们身旁经过时，瞧瞧他们满含沮丧和忧郁的苦笑，以温和而含意良深的责备口吻，悦耳且诚恳的声音说：“先生女士们，你们的生活过得很糟！”（引自《契诃夫幽默作品集》一书，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王健夫、路工译）
把王安忆的“欲望化写作”推向极致的另一部作品，是她的中篇小说《我爱比尔》。《我爱比尔》成稿于1995年9月，其时中国最火的作家是王朔、贾平凹和余秋雨。中国文坛进入市场化时代，王安忆赶上了这趟文化高潮的早班车。“《我爱比尔》的女主人公阿三，是一名学美术的大学生，身材苗条，很中国、很典雅。在一次画展中阿三认识了英俊潇洒的美国驻沪领馆的文化官员比尔，两人初次印象都非常良好。比尔爱中国，中国饭菜、中国京剧、中国人的脸，阿三则爱美国式的酒店、酒吧和文化。刚接触一两回，比尔就吻了阿三，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神秘和阿三嘴唇的神秘，感受到温柔的冲击。几天后，阿三回到学校后，审视了一番自己的身体，信心大增，决定以充满中国文化的肉体去迷倒洋鬼子，于是画了一幅画，画上是没有面目的女孩，头发遮住了脸，阴部却盛开了一朵粉红的大花，取名为‘阿三的梦境’，并把比尔叫到宿舍，向他展览杰作。比尔说，我理解这画是关于性，那么，你对性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知道，中国人对性的态度不是这个样子。紧接着，阿三为了证明中国人的性观念，向他用身体和睡袍来展示，最后的结果是，中国人战胜了美国人，比尔同她上床了。阿三的身子糅进了比尔的身子，演绎了一场异国春宫图。此后，阿三为了撩拨比尔，就千方百计营造气氛，花样百出，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弥补身体发育迟缓的不足。他们做爱的地点也神出鬼没，学生宿舍、宾馆、浴室、棉被底下，不久，阿三自己租了房子，退学了也在所不惜，继续迷醉洋鬼子，继续与比尔乱搞。这使比尔也大感惊讶，他说，虽然你的样子是完全的中国女孩，可你的精神却更接近于我们西方人。阿三神秘地回答：中国人重视的是‘道’，西方人则将‘人’放在了首位。阿三就用《秋江》这出戏为例，讲解中国的‘道’和小尼姑如何思凡，下山投奔民间。比尔听得出神，然后赞叹道，这故事好像发生在西方。阿三就嗤之以鼻：好东西都在西方！此后，比尔开始真正喜欢阿三了，在感恩节，在酒店，同比尔嬉戏着，宛如置身于曼哈顿、曼谷、吉隆坡、梵蒂冈，撒着佐罗式的娇，做出卡门的姿势，进行击剑和斗牛。为了进一步光大中国文化和迷醉比尔，阿三就在怀旧上大做文章。她给自己买了一件男式的缎子晨衣，裹在身上，比尔手伸进晨衣，说，我怎么找不到你了。他们在柔滑的缎子里做爱，时间倒流一百年似的。她用咖啡壶煮着小磨咖啡，用老式唱机滋滋啦啦地放着老调子。美国人最经不起历史的诱惑，半世纪前的那点情调就足够迷倒他们了。很快，比尔回国，这场游戏终于结束，阿三用无聊和寂寞打发着时光，到酒店点蜡烛听老爵士乐会朋友，或在家里洗澡睡觉用纸牌算命，坐吃山空。后来又先后同法国乡巴佬马丁，以及另外几个美国人、日本人、加拿大人演绎过拍拖或床上游戏。之后同一名比利时人上床了。在比利时人的公寓里，阿三迷醉于厨房洁白的瓷砖，墙上排列整齐的平底锅，洗澡间白漆柜里整洁干净的浴巾和洗衣房里柳条盛着等着熨烫的衣服……她的大胆和主动让许多腼腆和羞涩的外国人大吃一惊……她留宿在马丁的房间，‘请勿打扰’的牌子从傍晚挂到次日中午。马丁说，阿三你是我的梦。阿三说，马丁，你是我的最真实。马丁，带我走，我也要去你的家乡，因为我爱它。阿三，我从来没有想过和一个中国女人在一起生活。”（引自王安忆著《我爱比尔》一书，南海出版公司）
阿三嗅着各国男人嘴里口香糖浓郁的薄荷气味，大大方方在酒店的咖啡厅同他们说英语和调笑，最后爽快地接过他们红着脸羞羞答答送来的美钞。外国人和外国人也是那么相像，仅仅一两夜之间，阿三根本无法了解他们的区别。她恨这些外国朋友，常常生出一些恶作剧的念头，拣最贵的菜和最贵的酒进行报复。进了客房，不等招呼，自己开冰箱去吃东西，然后用中国功夫撩得那些外国贵宾欲火烧身。舒伯特的小夜曲，烛光融融的咖啡屋，她在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家庭里如鱼得水，宣扬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地大物博的历史。最使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事是，阿三遇到了一位离婚已久但面色慈祥的老年美国人乔伊斯，交谈许久，阿三趁老嫖客让他看死去的妻子照片时，看见了老头脖子上的斑点和皱皮，她第一次拒绝了世界的诱惑。
阿三终于因卖淫被收容了，即使在收容所里也是趾高气扬，比那些专门接待中国嫖客的妓女毕竟高人一等。故事早该结束了，王安忆对中国“卖淫文化”的展览让我们大开眼界。
上海风情、女大学生、老外、画、咖啡、爵士乐、红蜡烛、美元……让我们神魂颠倒，这就是典型的小资情调，只不过为卖淫包装了一层优雅的“文化”外衣罢了。我们看不到主人公的血泪和痛苦，我们感到的是对国际卖淫和崇洋媚外的把玩和欣赏，赢得白领读者的青睐可想而知。从此，王安忆又火了，过去火，将来还要火……正是《我爱比尔》开了“美女文学”之先河，况且王安忆比卫慧、棉棉们漂亮多了，堪称一种“教母”。王安忆最瞧不起的女作家是张爱玲。她在“张爱玲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国际研讨会上发言说：“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她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注脚，并使世俗气在虚无的照耀下变得艺术了。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引自王安忆著《茜纱窗下》一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版）这一番批判，真正显示了王安忆的思想水平，但令人生疑的是，依其水平，怎么能对那么多三流女作家撰文大加赞赏呢？对于一个严肃作家，是不是一种嫉妒呢？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金锁记》已成经典之作，其情节和人物对话真实而生动，无任何胡编滥造的迹象，而且人物的对话颇为精彩，直逼人心，其每一个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都是有灵魂的，其命运有个人沧桑感，虽不明亮，但能嗅出其中的哲思味道。王安忆对她的批评，只能表明自己的肤浅，也是自己对自己小说的自我评价，对我们评论她做了有趣的注解。
文学创作是一个审美过程。透过王安忆的创作，不仅看不到美，只有丑，而且只有对愚昧和欲望的赤裸裸的展示，更看不到作家对丑恶的批判和对人物命运悲天悯人的情怀，只有心灵的黑暗和欲望的魔鬼穿行。美国超验主义代表作家爱默生认为，世界是一种秩序、和谐的美，包含了爱，对自然的爱和社会的爱。美有三个层面：首先，是对自然形象的感知，是一种快感；其次，完整的美中蕴含着一种更为高级的因素，那就是一种精神，崇高的美是超越感官快感之后的人的意志的体现，是上帝置于德行的一种标记，美是理性生灵的自然体现；再次，世界的美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作为心智思维的对象来观察。事物不但跟道德有关而且跟思维有关。理智寻找出上帝心目中一切事物的不受感情影响的绝对秩序。神圣的事物总是不朽的。丑可以带来恶，善才能诱发新的善。自然的美在心灵里重新形成，不是无所作为的顺其自然，而是为了创造。艺术品的创造能启发我们理解人类的神秘。灵魂的美是人类生命的终极目标。文字能致人死命，精神才能使人新生。显而易见，王安忆们对美的理解只停留在第一层面，即对快感的描绘，离精神和理性的创造还差得很远，其结果只能导致死亡和恶行，是不完整的。真正的艺术品必须由形而下上升到形而上。
加缪说过，诞生到一个荒谬世界上来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反抗和自由。如果人类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死亡，那我们就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了。正确的路径是通向生命和阳光的那一条。一个人不能无止尽地忍受寒冷。通向阳光之路，是靠我们微弱的力量用我们荒谬的材料造成的道路，在生活中它本不存在，是我们创造出来的，这就是艺术的真谛。死亡，是向艺术永恒关闭的门，是向永恒的自我追求和自我寻找答案的灵魂致敬。而王安忆们则不同，他们的终极目标里缺少真正鲜活的生命，他们的人物是机械的、平面的、本能的，哪里有个性的自由？哪里有精神反抗？哪里有弥漫在人间和生命深处的阳光？永远忍受着无尽的寒冷……
我期待着春天的来临，也渴望着玫瑰花的绽放。
三 个人小悲欢和伪艺术
——对《长恨歌》的批评
除了《纪实和虚构》之外，王安忆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就是《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赢得海内外读者和文化界的广泛认可。主流层面的褒奖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李欧梵等一大批海外学者，大捧王安忆的海派文化和殖民地文化，并称要推荐王安忆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长恨歌》继承了王安忆从《小城之恋》和《我爱比尔》中形成的一贯风格，将欲望化写作和小资情调推向极致。故事开始于上世纪40年代前后的上海，作者由一条弄堂写起，到流言、闺阁、鸽子，然后再到上海的女儿王琦瑶，字字华美，声声婉转，句句细腻。王琦瑶是一名俏佳人，和丑陋而粗心的中学同学吴佩珍是好朋友。吴佩珍带她到电影制片厂玩，通过吴的表哥结识导演，再由导演推荐给爱好摄影的程先生，在程先生和同学蒋丽莉的鼎力包装下，她上了《上海生活》的封面，并被誉为“沪上淑媛”，又在1946年的“上海小姐”大赛中获得“三小姐”的荣誉，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在程先生、蒋丽莉和王琦瑶的“三角恋”中，王琦瑶无缘无故地侧身而退，委身于一个政治投机人物李主任，成为藏污纳垢的“爱丽丝公寓”内的睡美人，专门等待和陪李主任睡觉。淮海战役后，李主任在一次飞机事故中不幸丧生，王琦瑶成为一名寡妇。为了散心，王琦瑶到苏州乡下外婆家的邬桥镇小住，在这里她邂逅了才华横溢的青年学子阿二，经过一段朦朦胧胧的小恋后，阿二也无缘无故的消失了。说是在上海等她，却从此杳无音讯。返回上海后，王琦瑶开起了一家小小的注射诊所，借以糊口度日。闲暇之时，以麻将休息，结识了牌友严师母、毛毛娘舅康明逊和萨沙。萨沙是革命后代，高大英俊，混血儿，很快就把王琦瑶睡了。萨莎下手很狠，二人的床上游戏快乐无比，不知不觉，王琦瑶怀孕了，萨沙误以为是他惹的祸，其实康明逊早已先下手为强，孩子是他的。王琦瑶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本打算去医院流产，但阴差阳错没有成功，康明逊失踪了，萨沙也逃脱了。关键时刻，深爱王琦瑶的程先生出现了，他默默地承担了一切，不仅拒绝了多年来一直追求他的蒋丽莉的爱，而且耐心细致地照顾王琦瑶生下了孩子，并背了孩子的黑锅。1960年到1965年那段艰难的岁月，他们最终没有熬过来。蒋丽莉因病而死，程先生则因照相而被怀疑为身怀绝技的情报特派员自杀身亡，王琦瑶苟活着。后来，王琦瑶终于培养出了自己的替身和仇敌女儿薇薇，并且和薇薇一块沐浴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一同享受，一同穿旗袍，一同赶时髦，像姐妹一样争风吃醋，不仅和女儿同学的情人长脚和时髦青年老克腊一块游戏，同时轮流和这些年轻人上床。在昏暗的房间中，她拿出了一个珍贵的雕花木盒，乞求老克腊陪她度过最后的时光。老克腊挣脱她冰凉的手，有一种死到临头的感觉，赶紧逃跑了。王琦瑶最终死于长脚的谋财害命。她是被长脚用手在脖子上卡死的，死的时候脖子何等的细，只包着一层枯皮，脸上干枯而丑陋，头发也是干的……
在王安忆琐细的叙述中，她不仅对旧上海的殖民地文化和腐朽文化津津乐道，而且为所有人物的命运都蒙上一层阴影，宛如一间没有光亮的屋子，看不见人的面容，更看不见人的心灵。为了加深这种艺术效果，她不止一次地再现屋子的色彩：公寓里暗沉沉的，有些看不清，待到开了灯，却是夜晚的光景。只有窗外的鸟叫传进来，才告诉她这是白昼的下午。李主任将他的头发揉乱，然后解开她的扣子……在那最后的时刻来临前，她还来得及惋惜，她想她婚服倒是穿了两次，一次在片场，二次在舞台，可真正该穿婚服了，却没有穿。老克腊身上的热退了，泻下一头冷汗，还是打战，嘴里说着梦呓般的话。王琦瑶百般抚慰他，把他当个孩子般地哄，他要什么都依着他，曲意奉承。他有几次发急，想做什么，又不知该做什么，都是王琦瑶手把着手帮他。他还哭了几声，哀哀的，为着什么万念俱灰……两人都做了许多噩梦，发出压抑着的惊叫，呼吸粗重，眼睛酸涩。这一夜过得真累，仿佛千斤重担压在身上似的。房间里拉着窗帘，近中午的阳光还是透不进来，是模模糊糊的光，房间里有一股隔宿的腐气，叫人意气消沉……
人的命运和生命的状态难道真得如此吗？难道只有窗帘和压抑吗？王琦瑶所有的命运都是自己的选择，宛如一场游戏一场梦，李主任也好，康明逊也好，萨沙也好，长脚也好，老克腊也好，都是游戏和肉欲的结果。在这一间没有光亮的屋子中，没有激情，没有血性，没有时间的倒错，没有季节的变换，没有时代的变迁，只有梦魇和夜晚。尤其是王琦瑶，无肝无肺、无情无义，稀里糊涂地上床，无缘无故地做爱。叙述的语言表面上细腻，其实是白头宫女说闲话，没有一句生动，没有一个人物有灵魂。尤其是在后半部分和女儿薇薇的关系中，既没有写出中间60年代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贫穷时代母女相依为命的艰难，也没有写出苦难中母女的亲情，更没有写出王琦瑶因遭际和私生女所带来的后果，以及她们如何能在时代的大劫难中幸存，仅写了一些无聊的争风吃醋和虚假的上海文化，宛如在一间非常豪华现代的公寓里摆上了灵堂。二十六岁的小伙子怎么能轻易和老太太上床呢？一个无血无肉的木乃伊怎么能有那么大的魅力呢？最值得描写的，也就是全书中最明亮的人物，是阿二和程先生，但阿二不明不白地失踪了，程先生却是一个没有个性不男不女的空心人。并残酷地被赋予了一个悲惨的结局。真是太可怕了。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在给马尔克斯的授奖演说中说到，死亡在马尔克斯所创造和发现的世界中，也许是最重要的幕后导演。他的故事往往围绕着一个人——一个已经死亡、正在死亡或将要死亡的人。一种生命的悲剧意识体现了马尔克斯作品的特点——一种命运至高无上和历史残酷无情破坏的意识。但是这种死亡的意识和生命的悲剧意识被叙述的无限而机智巧妙的活力冲破了，这活力代表了现实与生命本身的既使人惊恐又给人启迪的生气勃勃的力量。马尔克斯在受奖演说中做了回答：我的导师福克纳在二十年前提出了“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如今这句话成了仅仅是纯属科学判断上的一种可能，面对这个出人意外、从人类史上看似乎是乌托邦式的现实，我们作为寓言的创造者，相信这一切是可能的；我们感到有权利相信：着手创造一种与乌托邦相反的现实还为时不晚。到那时，任何人无权决定他人的生活或者死亡的方式，爱情和幸福将成为现实的可能；到那时，那些命运注定成为百年孤独的家庭，将最终得到在地球上永远生存的第二次机会。在《长恨歌》中，既没有人物追求生命尊严和崇高的悲剧意识，也没有历史残酷无情破坏的沧桑感，更没有激活生命和给人以启迪的生机勃勃的力量，有的只是弄堂、闺阁、照片等死尸的标本，散发着腐朽的气息，更找不到玫瑰、爱情和希望，所有人物的命运都是作者的一种精心编织，纯属个人小悲欢，和时代本质的真实无关，和当时灵肉的真实境况也无关。
《长恨歌》存在的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因为在外观上，无价之宝和平庸的赝品几乎是一样的。黑格尔认为，艺术的目的在于唤醒各种本来睡着的情绪、愿望和情欲，使它们再活跃起来；把心填满；使一切有教养的或无教养的人都能深切感受到凡是人在内心最深处和最隐秘处所能体验和创造的东西，凡是可以感到和激发人的最深处无数潜在力量的东西，凡是心灵中足以满足情感和观照的那些重要的高尚的思想和观念，例如尊严、永恒和真实那些高贵的品质；并且还要使不幸和灾难、邪恶和罪行成为可理解的；使人深刻地认识到邪恶，罪过以及快乐幸福的内在本质；最后还要使想象在制造形象的悠闲自得的游戏中来去自如，在赏心悦目的观照和情绪中尽情欢乐。艺术没有一个确定的形式和目的，但其拿来感动心灵的东西却可好可坏，既可以强化心灵，让人高尚，也可以弱化心灵，把人引到淫荡自私的情欲。这就是真艺术和伪艺术的区别。无疑，《我爱比尔》和《长恨歌》都在弱化人的灵魂，撩拨读者自私的情欲。况且，王安忆塑造的人物常常是木乃伊，不说不具备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人物灵魂的自我拷问，连一般意义上的责任、尊严和挑战命运的勇气也谈不上，纯属伪艺术，迷倒和蒙住了多少“痴情少男”。犹太哲学家卡西尔在《语言与神话》一书中，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写了一篇叫《艺术的教育价值》的文章，文章强调指出，要分辨艺术品的价值，一定要有一套标准，按托尔斯泰的观点，这个标准只能是道德和宗教的标准。艺术的价值和表现的方式，与表现的事物和描写的感情的性质有关。假如它表现的是单纯、善良、质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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