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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魔鬼下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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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番思想斗争，双方终于搂到一起，她下意识地喊了一声：“我的前途！”紧贴着她的那个身体颤抖了一下，掀开蚊帐，开门走了。天亮的时候，房间里只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有一束太阳光从天窗照了进来。这就是小说，把人性的复杂和时代的残酷揭示得清清楚楚，引发读者无尽的遐想。
生活正如我们发现的那样，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太艰难了，它带着那么多的失望、痛苦和难以完成的工作。解决的办法有三种：一、忍受和逃避——池莉、王安忆们用的就是这种办法，所以她们的小说中没有一点亮色；二、陶醉——它可以使我们在痛苦面前迟钝和麻木，像一头苟活的猪，余华小说里的人物就是这种精神状态，我们看到的只有余华那双冷漠的眼睛；三、反抗和超越——俄罗斯的作品大多是这样，他们勇敢地面对苦难、承担苦难，并向一切不人道的环境挑战。众所周知，犹太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就是一个“泛性论”者，人们误以为他也是一个苟活者，用性生活的自由和感官刺激来消解苦难。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他劝告人们必须努力克服一切欲望和单纯动物需要，欲望越多，失望越多，痛苦就越多。他说，性的行动会使人堕落的，会污损精神和肉体的。他41岁时，本人就自称完全没有性活动了。超越了性，超越了动物性，生命就实现了升华。池莉常常徘徊在形而下的性深渊，不能自拔，所以不可能获得艺术的升华。
就是这个弗洛伊德，在给未婚妻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芸芸众生发泄他们的冲动（纵欲），我们则剥夺了自己。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完整。我们为什么不酗酒？因为酒醒后的不适和羞愧，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不快’，它超过酩酊大醉的欢乐。所以，我们的努力是更多地考虑怎样避免痛苦，而不是怎样产生欢乐。如果这种努力获得成功，剥夺自己的那些人就会像我们一样，为了生死而限制自己，忍耐着贫困和相互之间的慕念，以保持自己的忠诚，决不向命运的残酷打击屈服。每当我看到人们尽情纵欲，置一切严肃于不顾，我的内心万分悲痛，因为那是浪费生命。”
池莉们如此地陷落在欲望的凡尘，讲一些平庸的故事，在刀尖上跳舞，既无聊又危险！
伪平民立场和自我克隆
对于池莉的批判，早在2000年文学博士李建军发动直谏陕西文坛的活动——批评贾平凹和陈忠实时，就有人搞过了。李建军成功了，武汉的评论家刘川鄂们却莫名其妙地失败了。池莉何许人也，这样有人保护和青睐这样的“超级市宝”。但是，其后的批评活动仍不绝于耳。不妨请看：
警惕媚俗倾向 呼唤真诚品格
2002年7月11日，《文学报》发表该报记者俞小石的报道，指出：
“一些青年作者在作品中极尽描绘老板大奔、豪宅美女等奢靡浮华、生编硬造的所谓‘都市生活’，有识之士对此深感忧虑和不满，同时发出呼吁——警惕媚俗倾向，呼唤真诚品格。”记者了解到，他们对题材的选择是以他们对市场的判断而做出的。记者发现编辑们对此大都不以为然，认为那纯粹就是作者自己的白日梦，是作者对那种生活近于庸俗的幻想和艳羡，可以说根本没什么价值。《收获》编辑叶开告诉记者：“新时期以来，文学开始尊重个人经验的表达，越来越多样化和个性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文学的社会性，也不意味着放任文学在流行文化前丧失自己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流行文化标榜的‘个性’正在成为最没有个性的东西。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对流行趣味保持警惕。”记者得知诸多学者认为：“这不仅仅是青年作者的问题，也出现在一些知名作家身上，反映着整个社会文化环境里的一些问题，是以想象的方式去占有他们认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是一种‘装扮表演’。文学应该是‘乳汁’而不是‘软饮料’，‘软饮料’太多，一些知名作家应该负更大的责任。”
2002年7月6日，《文艺报》发表柏定国的《媚俗的文学从不关怀基层民众》一文，认为：“进入90年代以后，迅速崛起的‘小市民’及其代言作家以极具解构力的市场话语把煽情的批判性动机颠覆了。于是，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连80年代那点表面的政治批判思想也消逝了，基层民众的命运和苦难更为无声地隐忍于作家们的盲点之中。……小市民意识的独特表现：经济上惟利是图；政治上回避现实苦难；文化上‘躲避崇高’。日常生活中金钱成为衡量是非好坏成败的标准……小市民以其无往而不胜的意识形态力量，正一点一点地腐蚀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包括一切能涵养社会正义的思想。……我们的作家在面对‘沉默的大多数’的基层民众和强势的小市民时，更多时候是青睐于后者。作家更愿意成为小市民的代言人，而不再关注基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并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王朔们及其‘痞子文学’、何顿们及其市民文学、苏童们及其新历史主义文学、林白们及其新女性文学、池莉们及其新写实主义文学，乃至等而下之的众多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都有这种倾向，只是程度上的不同。”
池莉对这种批评不以为然，在2002年7月31日《中国文化报》的采访中她说：“给人乱扣帽子很无聊，哪怕是伟大的帽子——我这顶帽子就很伟大，因为平民立场的写作几乎是整个20世纪文学的主流，许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以平民视角为艺术主张和自身光荣，这帽子给他们很合适，给我我还真有点心虚——我够不够这个资格呢？”言下之意，她绝不是小市民作家，而是平民立场写作，俨然以平民主义的代言人自居。紧接着她指出，“我们绝大多数人，活得又疲乏又麻木，如果我的小说能够唤醒他们生动的记忆，能够使他们感觉到自身存在，感到有话要说想说点什么，我便由衷地喜悦，因为这就是我写作的价值所在。”“我希望把自己最美好最智慧的一面献给读者，把最丑陋愚蠢的一面留给自己。”作品是作家的象征，好和坏是一体的，怎么能把好的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呢？逻辑上自相矛盾，况且读者又是隐形的，不具确定性，简直废话一句，无非是讨好大众罢了。池莉的聪明就在于，会说一些不痛不痒、模棱两可的废话，什么都说了，就等于什么也没说。有趣的是，池莉既然认为小市民很好，以平民立场的代言人自居，为什么还讨厌别人称她是小市民作家呢？她不是也批评过她的一个表亲，家大口阔地住在一个非常拥挤的小屋子内，读完了博士，分到了两室一厅的住房后非常高兴，说自己不再是小市民了。何过之有？
坊间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文化界有四大俗：张俊以的歌词，池莉的小说，赵本山的小品，冯小刚的电影。此话确实不谬，尤其是池莉的小说，除了庸俗的审美趣味外，题材上是大同小异的自我克隆，以及伪平民立场。
所谓“民间”与它对立的是官方或朝廷，是一个意义含混的概念，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误读与曲解。民间是国家主义统治领域的边缘地带，既有民间资本，也有民间团体，更有民间话语、民间思想。由于民间在道义上的优先权，加之民间本身又无确定的范围和实质内容，许多人会假借民间的名义赢得话语权力。当然，民间也常常会和权力勾结，本身也常常鱼龙混杂，因此，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民间，破除对民间的幻觉和迷信。真正的民间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独立的思维和精神始终自由的象征。真正的知识分子，天生的职责就是批判和自我批判，天生的职责就是站在槛外说话的，因此，知识分子天然就是属于民间的。平民属于民间的范畴，是底层百姓和市民的象征，平民立场则是同情和怜悯底层百姓的疾苦，为弱势群体说话，是一种积极的东西。当然，平民中也有地痞、流氓、游民、暴民和粗鄙现象，应当警惕。在池莉的小说中没有对平民的同情和悲悯，宣扬和欣赏的是平民中粗鄙的东西，尤其是小市民，脏话连篇，目光短浅，贪图小便宜和急功近利。《生活秀》中的来双元夫妇，《有了快感你就喊》中的卞师傅，都是平民中粗鄙文化的象征。尤其是《生活秀》中，来双扬对打工仔九妹的捉弄和利用，清清楚楚表明作者对这些真正平民的嘲弄和冷漠，简直是卑鄙之极。人类—思索，上帝就发笑，池莉的精神取向是地地道道的小市民取向，是一种伪平民立场。
池莉的自我克隆现象是严重的，无论是早期的《烦恼人生》，还是《生活秀》和《有了快感你就喊》，以及她的其他中短篇小说，都是小人物的烦心事，毫无新意可言。就好像一个厨师做饭一样，千篇一律地烧出芹菜炒腐竹、芹菜炒鸡蛋、芹菜炒蒜苗……而且用的是一样的调料，你说烦人不烦人。难怪有人说，池莉是个直肠子，吃多少拉多少。池莉的这种重复，是她脱离生活的结果，透过《有了快感你就喊》的写作日记，便可窥其一斑。据日记中记载，池莉多次发生写不下去的情况，于是，只好焚香，求助于上帝，保佑我写出好文章来。池莉的文章中看不出一点基督徒的影子，怎么老是“上帝”“上帝”的呢，上帝会管这破事吗？这就叫缺乏生活，光凭想象，写不出来硬写，最后只好自我克隆。
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重复》一书中指出，生活的本质就是重复，生老病死，四季轮回。但重复的真正含义不在于重复自身，而在于一个个体怎样对待重复，因而真正的重复只能自由地发生在精神领域。池莉们缺少精神，注重欲望，又怎么能不无意义地重复复重复呢？
欲望的意义和悲剧的精神
福柯指出，“性”是意识形态建构和统合的“身体、器官、肉体、功能、自发生理体系、感觉和快感”，没有自己内在的统一性或“法则”。意义是通过语言、通过词和相互关系建构的，性通过与其他非性概念的关系存在，是一个语言单位。围绕性的斗争是围绕意义的斗争。马尔库塞则在《爱欲与文明》中指出，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意识和潜意识。在他看来，由于是快乐原则支配的潜意识是先天形成的，因而更能体现人的本质。潜意识中的主要本能是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由于人首先是一种存在，因而人的本质首先就是与存在原则相一致的生命本能。这种生命本能就是爱欲。在现代文明中，人受到压抑，首先就因为爱欲的压抑。因此，当马克思说人的解放时，实际也就是爱欲的解放。但爱欲的解放，决不等于性欲的放纵。性欲和爱欲的区别在于，性欲仅仅是两性关系的欲望，而爱欲作为生命本能，则蕴含着更多的内容，既包括性欲，也包括食欲、休息、消遣等其他生物欲望。性欲对个人来说，只能获得局部的、短暂的快乐，而且还常伴之以痛苦和给社会带来的混乱。可是，爱欲则会使人获得一种持久的、全面的快乐，并使社会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解放爱欲的关键是要解放劳动，使人摆脱异化劳动的痛苦，在劳动中获得快乐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则干脆把这种欲望分为两种：低级需要和高级需要，这几种需要逐渐升华，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种升华包括如下内涵：①高级需要是一种在种系上或进化上发展较迟的产物；②高级需要是较迟的个体发育的产物 ；③越是高级的需要，对于维持纯粹的生存也就越不迫切；④生活在高级需要的水平上，意味着更大的生物效能，更长的寿命，更少的疾病和更好的睡眠等等；⑤从主观上讲，高级需要不像其它需要一样迫切；⑥高级需要的满足能引起更合意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⑦追求和满足高级需要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健康趋势，一种脱离心理病态的趋势；⑧高级需要的满足有更多的前提条件；⑨高级需要的实现要求有更好的外部条件；B10那些两种需要都满足的人们通常认为高级需要比低级需要具有更大的价值；B11需要的层次越高，爱的趋同范围就越广；B12高级需要越高级，就越少自私，越具有有益于公众和社会的效果；B13高级需要的满足更接近自我实现；B14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导致更伟大、更坚强，以及更真实的个性；B15需要的层次越高，心理治疗就越容易，并且越有效；B16低级需要比高级需要更部位化，更可触知，也更有限度。对此，犹太哲学大师弗洛姆的观点则是，“任何理想，包括以世俗的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理想都是人的需要的表现。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这些理想的真实性，充分估计到它们有助于拓展人的力量的程度，充分估计到它们实现与解答人的追寻世界的平衡与和谐的需要的程度。我再说一遍：要理解人的动机必须首先理解人的境遇。”
由此可见，文学绝对不是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是和其他学科的理论同步发展的，只不过其他学科偏重于理论，文学偏重于感性罢了。那些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谎言，是戕害文学健康发展的刽子手。对此，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文学大师艾·辛格说：一个人在恋爱和做爱中，最能表现一个人的人性。打个比方，一个人在社会上可以是个强人，是个独裁者，但是在做爱时，他则可能像小孩一样无能。性器官是人体最敏感的部位。例如，眼睛不会因为它看到不喜欢的东西而不看，但阴茎则不同，如果它不喜欢，它就拒绝“工作”。因此，性器官更能表现人的灵魂。它们不是“外交官”，它们毫不留情地说出真相。尽管有时它们会“喜怒无常”，甚至因耐不住寂寞而疯狂，但事后它们就会报告大脑，它们非常后悔，甚至很痛苦。哲学大师马尔库塞则在《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中指出，“人无论是用感官还是用其他粗野的部分，都无法知觉和享受美；它完全是在某种更高贵的方式中，享受着所有的美和善，即是借助最高贵的东西——他的精神和理性。”也就是说，当你简单地把仅仅是生理欲望等同于快乐和幸福，那快乐本身便不再是美的主体，也不会有任何可敬、可爱的表现了。只有在真正全面而深刻的艺术中，快乐和幸福才有可能产生，并形成美。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一书中，把这种艺术的美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他指出，艺术品只有在精神领域才可能被创造出来，他反对艺术创造中的唯物主义，主张摈弃粗陋的表面，割断与表象的联系，深入到生命的深处，揭示“人所具备的本质和深在的一切”，真正达到“内在的真实”，艺术品才有可能成为“永恒的东西”。也就是说：“外在的真实”虽然可以赢得暂时的成功，但太肤浅，没有生命力，太容易重复，最终会被文学史淘汰。
综上所述，一个作家要想获得最后的成功，必须突破欲望的瓶颈，走向精神的深处。而这一切，除了深入生活以外，还必须多读书，接受世界先进文明的成果，并以悲悯的心态对待大众苍生，以审视和挑剔的眼光揭示人的境遇，挖掘那些导致人不快乐、不幸福、不人道的真正原因。这些问题正是涉及当代中国作家所面临的普遍困境，没有苛刻的自我要求，不会踏入艺术的门槛。
D。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小说家的任务除了要解释社会以外，还要弄明白“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世界包围着我们并大有湮没自我之势。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同时打着纯艺术的幌子，实际上是溶解自我，并让文化走向庸俗化。对此，犹太哲学大师弗洛姆在《精神健康与社会》中也做出进一步阐释，精神健康以及成熟的概念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只有考察了“人类状况”以后，才能得出结论。我们不能以个人是否“适应”社会为前提来给精神健康下定义，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先看社会是否适应人的需要，社会的功能是促进还是阻碍精神健康的发展。健全的社会能拓展人具有爱人的能力和创造性的工作，节制他的欲望，发展他的理性与客观性，促进自我的生长和他在社会中的意义，不健全的社会则造成人们相互憎恨与不信任，将人变成权力的奴隶和物欲的工具，剥夺他的自由和个人尊严，或者成为木乃伊和机器人。在此基础上，弗洛姆提出了“人道主义伦理学”这一基本理论，主张从心理学分析入手，以“社会批判”为武器，强调“理解个体的无意识必须以批判地分析他那个社会为前提”，从而真正促进“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弗洛姆所谓的“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大相径庭：传统理论对现存社会持一种非批判的肯定态度，把现存社会秩序当作一种固定不变的既定事实接受下来，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以维护现存社会秩序为己任，是一种“服从主义”理论。与之相反，“批判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它对现存社会持一种无情批判的否定态度。因此，“批判理论”总是力图站在现存社会秩序“之外”，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并努力揭示批判现存社会秩序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弊端。弗洛姆反复强调，“人并非仅仅只是社会的成员，而且还是人类的成员。”因此在他看来，人不能仅仅站在“社会”的立场上来审度自己的行为，而要超越于“社会自己设定的善恶标准之外，站在更高的人类立场上来审度自己所处的“社会”本身是否“道德”，它所设定的种种价值标准是否合乎人性。这样，弗洛姆伦理学所关心的问题，显然就不是如何使个人与“社会”相一致，相协调，而是恰恰相反，力主个人必须对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和清醒的批判意识，一个人“道德”高低的真正标准，不在于他与社会保持一致的程度，而恰恰在于他与社会保持距离的程度，用他的话说：“一个人凭良心行事的能力，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他自己社会的局限，而成为一个世界公民。”“个体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要有勇气说一个‘不’字，有勇气拒不服从强权和公众舆论的命令。”
显而易见，弗洛姆的这种伦理观蕴含着两个基本前提或基本假设：第一，社会本身是不道德的或不健全的，不足以“为人师表”，无权成为个人道德的仲裁者；第二，存在着某种超社会、超历史的全人类所共有的价值标准，即“人性”和“人道”，只有它才有资格成为一切“个人”的最高道德标准。他认为，弗洛伊德的后期理论中，把“人性”与“社会”根本对立起来，一方面具有一种极端的“反社会”性。另一方面又具有一种“人性”的悲观主义态度。与此相反，马克思一方面极其深刻而无情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另一方面对人的可完善性和进步抱有牢不可破的信念。弗洛姆的思想正好为二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他认为，尽管社会与人性的冲突最终必将消灭，但一天没有消灭，二者的冲突就将存在，社会就将是反人道的，“还将摧残人，还将产生恶”，因为“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社会都是为少数人的目的服务，这少数人所想的只是利用大多数人”，迄今为止，人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人”。因此，人道主义伦理学认为，“没有任何事物比人的存在更高，也没有任何事情比人的存在更具尊严”，“善就是肯定生命，展现人的力量；美德就是对人自身的存在负责任。恶就是削弱人的力量，罪孽就是人对自己不负责任”。
弗洛姆宣称：“伦理思想家的使命就是维护和加强人类良心的呼声，去认识对人来说何为善、何为恶，而不管它对特定进化阶段的‘社会’是善还是恶。他可能是一个‘在荒野中呼喊’的人，但只要这呼声始终存在，毫不中断，荒野迟早就会变成良田。”
别林斯基说：“无内容的形式和无形式的内容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一个作家的早期写作可以是工匠式的技术层面的，但最终还是要深刻地批判社会，维护人的尊严和人类的道德，人道主义写作是文学最终的归宿。古往今来，悲剧的精神成为人道主义最有力的支撑。
快乐是生命力得到提升的感情，痛苦则是生命力被阻碍的感情。但也正像医生们报道过的那样，生命是这两方面的一种持续不断的相互对抗的活动。痛苦总是先行的，因为从生命力持续不断的提升中，除了因高兴而招致更快的死亡外，还能有其他结果吗？这种生命力原本就不能提升到超出某种限度。也不会有一种快乐直接跟随着另一种快乐，其间永恒地夹杂着痛苦。痛苦是活力的刺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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