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泥湖年谱-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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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也不怕，就像关汉卿写的那个“铜豌豆”。
　　其实去北京，丁子恒根本不在乎它的气候，早年在清华读书时，他早已有过领教，非但适应甚至很喜欢它的冬天。因为北京的冬天实际上比南方的冬天要好过，尤其丁子恒这样做室内工作的人，在北京的室内穿件毛衣，一身轻松，做事方便，而在南方，无论是南京还是武汉，都必须如同室外一样，一身笨重如熊。
　　丁子恒担心的倒是学习。他过去从未读过什么哲学著作，只觉得哲学太深奥，玄机颇多，学起来肯定颇为费力。这两年提倡学哲学，他也响应号召时常拿起一本哲学书来读读，但每逢读时，眼皮便立即下坠。他不知道长达四个月的哲学学习，自己是否能够很好地坚持下来，同时自己的成绩能否让领导满意。想到这些，丁子恒多少有一些心烦。
　　雯颖便说我还不知道你？你学什么都行。那样多曲里拐弯符号的东西你都能学通，哲学又有什么学不了的？现在乡下农民都学哲学，讲起来都一套一套的，你难道连他们也不如？丁子恒听罢一想，觉得也是。
　　临进京前，林院长召集学习班人员谈了一次话。丁子恒去后，方发现同去的共有四人，竟全是乌泥湖的。除了丁子恒外，有庚字楼上右舍的姬宗伟，丙字楼下左舍的李昆吾，以及甲字楼下右舍的毛学仁。丁子恒除了同毛学仁不熟外，其余二人都曾是他外业队时的同事。
　　李昆吾低声道：“咦，丁工，怎么是你？”
　　丁子恒说：“是政治处谢主任通知我来的呀。”
　　李昆吾说：“我先听说有张者也哩。”
　　丁子恒怔了怔，说：“是吗？”说过一想，是了，定是因张者也母亲去世，临时换人。
　　姬宗伟便说：“好汉汉，有丁工在此，不愁没人打桥牌了。”说罢扭头问毛学仁：“毛工，你会打桥牌不？”
　　毛学仁说：“会一点，大学里打过。”
　　姬宗伟便笑道：“天公作美也，我们四人正好一桌，不用另外找人了。”
　　丁子恒说：“让你去学习，你还敢打桥牌？”
　　姬宗伟说：“哪能一天到晚学习？”说完又压低声音，说：“其实北京部里比在下面机关要宽松得多。”
　　丁子恒说：“是吗？”
　　林院长很重视这一次的学习，特地为这四人抽出时间大谈了两个小时毛泽东思想中所包含的哲学意义。强调只有通过认真的学习，才能真正地看清形势，不落伍掉队。丁子恒听过林院长多次谈话，每次谈话，必提三峡何如何如，这次却是个例外。
　　丁子恒一行次日便动身前往北京。上了火车，姬宗伟便摸出牌来，其他人亦觉车上无聊，打几通牌解闷而已。孰料四人对桥牌皆颇精通，一打起来，竟兴致大发。
　　丁子恒同毛学仁坐了对家，姬宗伟同李昆吾坐了对家，彼此间都合作得天衣无缝。
　　打着牌四人皆叹，过去怎么就没发现，天然牌友就在身边呀。
　　七
　　学习班安排在广安门一带。来自全国各地共有一百多个学员，分成了三个班。
　　教室和住所皆设在一幢楼里，两人一个房间，也还舒适。各房间里都订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参考消息》。开学当日并未举办什么仪式，只是全体学员一起听了部领导一个很长的报告。然后便布置了一堆讨论题。
　　1。为什么说国内外形势是大好的？
　　2。为什么说过渡时期的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你对这个问题如何认识？
　　3。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什么？这一条总路线是根据什么制定的？
　　出发点是什么？
　　4。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是什么？在这一问题上，有哪些错误观点应当受到批判？
　　为什么要对这些观点进行坚决揭露和批判？
　　5。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根本道路是什么？为什么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要准备两手，为什么说片面强调和平过渡是错误的？
　　6。为什么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手段的继续？在“战”与“和”问题上，有哪些错误观点应当受到批判？在还存在帝国主义的时代，是否能实现“三无”世界？
　　7。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什么？为什么把这条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是错误的？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原则是什么？怎样理解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是国际范围“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8。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不存在阶级斗争？为什么在过渡时期内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世界上有无超阶级的和全民的党？为什么说“全民国家”“全民党”是错误的？
　　9。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实质是什么？分歧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发展的？
　　10。应当如何正确评价斯大林的一生？
　　11。赫鲁晓夫提出反对个人迷信的实质是什么？他的目的和阴谋是什么？
　　12。为什么说如何对待南斯拉夫的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原则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同一切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分歧是什么？
　　13。为什么说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是什么？
　　14。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什么新的教训？
　　丁子恒的活页本就这十四个问题整整记了好几页。他一边记一边头皮发麻，不知道自己将如何去回答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深深懊悔平常政治学习没有用心去听人阐述，去理解精神，去吃透内容。这些问题中，丁子恒想，至少有一半以上，他是无论如何也回答不出来的。回答不出出点洋相倒无所谓，怕的是非让你回答，而你一答恰恰答错或是答反了，那个结果就很可怕了。丁子恒想，无论如何，初期的讨论，以听为主，然后，争取在这个学习班中，把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分辨清楚，免得犯常识性错误，留下辫子让人揪扯。既然他们工程技术人员也必须得懂政治，那就尽可能弄懂好了。老话说，艺多不压身。多懂得一些东西又有什么不好？如此一想，丁子恒倒也觉得心里并不沉重。
　　晚上，姬宗伟和李昆吾便找上门来打桥牌。丁子恒说：“你们还敢打？那么多讨论题你们都答得出吗？”
　　姬宗伟便笑，说：“丁工，你总是那样书呆子气。那么多题，哪能让你一个人说呢？你挑你知道的说不就是了？”
　　李昆吾亦说：“再说，现在也不像前两年那样紧张。业余时间还能连自己的一点娱乐都没有？”
　　丁子恒一想，可不是。便应邀上了牌场。
　　牌桌设在姬宗伟房间。房间朝南，比丁子恒朝北的房间暖和明亮。姬宗伟说：“我在工地呆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连数日地享受过明亮的夜晚。工棚里的煤油灯一熏，脸和鼻孔都黑黢黢的，活像阎王殿偷跑出来的小鬼，见不得人。这回好，四个月，不用我奔波，纯属休息整顿，既整顿思想，也整顿身体。各位都在内业，日日不受风吹雨打，这回同我姬某一起进京，须得代表内业人员好好慰问我外业人员，也就是陪我打好四个月的牌，让我思想娱乐都有所收获，方不负尔等的慰劳使命。”
　　一番话亦庄亦谐，说得丁子恒、李昆吾和毛学仁都大笑不止。毛学仁笑道：“姬工不愧是‘鸡公’，张嘴一叫，就不同凡响。”
　　北京的生活，便在白天学习、晚上打牌的规律中开始了，主题便是结合实际学习马列主义哲学。除去讲解基本的马列哲学常识外，主要的课本便是《实践论》和《矛盾论》。因为过去太陌生，丁子恒听课便格外认真。他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也是那么丰富奇异。只是其中内容太玄，太高深，丁子恒觉得想要吃透它们委实不易。有一天晚上问题解答时间，丁子恒询问前来答疑的老师：存在即物质，那么思想是不是物质？教师说思想依赖物质，但思想只是思想，不是物质。比方孔子的思想不通过书本就不能流传下来，写有孔子语录的书是物质的，但孔子的思想不是物质的。存在与物质是一个意义，但一般“存在”是“有”，这并不只是哲学概念，不能以为“有”就是“物质”。老师绕来绕去，丁子恒似懂非懂，几个同学在一旁边听边笑。老师是部里的一个处长，操着一口广东普通话，见丁子恒目光有些茫然，便拼命想解释清楚：脑子产生思想，与肝胆分泌胆汁不同。
　　思想只有变成物质后才算物质，思维活动不是物质。丁子恒“哦、哦”地不断点头，但他心里知道，这些绕来绕去的话题，他是很难把它完全弄明白的。世上的人事和学问，真的都需因人制宜。有人是这块料，无师自通，有用无用，他都兴趣盎然，有人不是这块料，老师讲破嘴皮，他依然糊里糊涂。在哲学上，丁子恒想，他大约属于后一种情况。
　　姬宗伟在他漫想的空儿，凑在他耳边悄声道：“这个老广，满篇话中，又是脑‘鸡’、又是物‘鸡’、又是胆‘鸡’，我听来听去，总算明白了。哲学是个养鸡场，哲学家就是养鸡的。”
　　一句话，令丁子恒失笑出声。
　　丁子恒们的牌局在学习班开始的第一天开了张，以后的日子，白天学习，晚上只要没有活动，没有电影，四人便聚在一起打牌，一直打到规定熄灯时间。如此这般，倒把丁子恒对学习的紧张心情冲淡许多，令他有身心一松的愉悦。有时丁子恒也会想，倘在过去，他如果消磨了晚上时间，早上起来便会反省，自己是否在浪费生命。而现在，他居然丝毫不觉夜夜混迹在桥牌桌上是一种浪费。有时，他也会在打牌时提出一些学习中的问题，每逢如此，姬宗伟李昆吾便笑他，说你天生就是个工程师，能在数据里打打滚儿也就算啦。让你学点哲学，你别指望自己就能成为一个哲学家。丁子恒想，说得也是呀。
　　北京的秋天，秋高气爽。星期天的时候，丁子恒也常出去转悠，有时是把衣服送到广安门洗衣店去洗。这家洗衣店价钱颇贵，丁子恒曾经迟疑是不是自己洗衣算了。但雯颖来信说，学习紧张，你洗衣服手又笨，贵就贵点吧。平常从别处节俭一点下来（比方少抽点香烟）就行了。家里何曾会因多花一点洗衣费而生活窘迫呢？
　　既不窘迫，就不必省这一点。丁子恒觉得雯颖讲得有理，遂放弃自己洗衣的念头。
　　从洗衣店出来，他便上王府井外文书店。丁子恒来京之后，为自己拟定了一个学日文的计划。他想利用这四个月的时间，把日文攻下来。丁子恒对学外文有一种特殊的兴趣，目前他已学了英文、德文和俄文。英文是他的看家本事，自不必说，而德文和俄文对他来说，阅读已经是件很容易的事了，只是口语他无法过关。丁子恒不在乎口语行不行，他需要的是看资料，而不是说洋话。他预备把日文攻下后，明年开始学法文。上外文书店便因他对语言的兴趣而成为他的爱好。有时候，他也会和别的同学去参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有一回，丁子恒把三毛将博物馆说成“博博馆”一事讲给大家听，从此，学习班里一旦有人要去哪个博物馆参观，便都说是去“博博馆”。丁子恒写信回家提及这则趣事，竟使三毛在家大发雷霆，说爸爸在外面丢他的脸，他再也不理爸爸了。丁子恒读雯颖信时，想起三毛愤怒的样子，便觉得好笑不行。笑罢就觉得自己有些想家了。
　　八
　　学习的时间过得很快。快得令丁子恒觉得奇怪，仿佛从来没有觉得光阴是以这样的速度行进的。打牌时丁子恒说出自己的这种感觉。毛学仁说：“学习时期嘛，每天的生活内容大同小异。今天重复昨天，明天又重复今天。没什么事让你着急，也没什么事让你操心。听听课，讨论讨论，外加打打牌，一天就过去了，当然觉得时间飞快。”丁子恒想这话有道理。
　　一个星期天，他和姬宗伟几个一道去虎坊桥工人俱乐部看电影《年青的一代》，中午便找了家饭馆吃饭。饭间，大家由电影里的地质队员谈到三峡太平溪的地质条件。正在这时，听到有人说，美国总统肯尼迪前两天被人刺死了。一时，大家都颇震惊，不知真假。
　　饭馆一个跑堂的伙计说：“杀得好呀，解气呀。这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劳动人民都痛恨那些帝国主义头子是不是？不像咱社会主义国家，人热热爱毛主席，毛主席一出来，大伙儿都三呼万岁争着想跟他握手，想说感谢话儿。毛主席有时自个儿夜里出来上上饭馆，吃吃老百姓的饭。这是咱社会主义的领袖，人民爱都爱不过来。
　　现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也觉悟了是不是？最好是见一个杀一个，把帝国主义分子都杀光，把帝国主义国家变成跟咱一样的社会主义，劳动人民才有指望。要不，当个美国人，可真是苦呀。“
　　伙计说得唾沫横飞，丁子恒一行人便连连说是呀是呀。
　　毛学仁感叹道：“想不到，一个跑堂的伙计都知道这么多的事情，都有这么高的觉悟。世界进步真是快呀，我们看来是有点跟不上趟了。”
　　转眼又到了年底。这天上午听张劲夫关于“反修”的录音报告，下午便布置测验，各自回房去做。测验只有五题，明日下午交卷。丁子恒见题目很是简单，不觉大喜。吃过中饭，姬宗伟便来找，姬宗伟说：“丁工，这样的测验，你不至于长考吧？”
　　丁子恒忙笑答道：“不至于，不至于。顶多一个小时就可以做完。”
　　姬宗伟说：“好啦，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我们现在是三缺一，就看你的表现了。”
　　丁子恒说：“你的意思是？”
　　姬宗伟说：“1963年就要过完了，还不快快乐乐地把剩下的几天享受掉？”
　　丁子恒笑了起来，说：“我明白了，好吧，我晚上再做题。”
　　姬宗伟笑道：“你还晚上？我们就是想今天打一次持久战。明天上午再做题还不一样？”
　　丁子恒想想，说：“行行行，明天也行。”
　　丁子恒说罢便同姬宗伟一起去了他的房间。这一场牌打得夭昏地暗，一直到晚上十点半才收场。躺在床上，他想看一看书，却一行也看不进去，身心都有一种疲惫不堪的感觉。这种疲惫感在他学习最紧张的时候也未曾出现过，今天，却因打牌打倦了自己。丁子恒心里突然就有了些内疚，他想起自己年轻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最快的失败就是自己把自己打败。现在他不就是在自己打败自己吗？日文搁下不学，大坝有许多可思考的东西也不去思考，就是这里的哲学课，如果多用些心，不也可以学得更深入一些？丁子恒想着，便起了床。他找出一张白纸，用钢笔写上：“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写完看了看，又加重了腕力，重新描了一遍，然后将它贴在了自己的床头。贴罢，他看了看，再次拿笔，在上面加了几个字：“子恒谨记”。
　　从这天起，丁子恒便拒绝牌场。姬宗伟来过几次，李昆吾也来过，丁子恒都没有被劝动。三十日晚餐时，毛学仁也出动了，说：“我跟你坐对家已经坐顺了，换一个简直打不顺手。眼看就要过元旦了，你还是给自己放放假吧。”
　　丁子恒几欲动心，突然他想起今晚月食，便说：“今天实在不行，今晚月食，我是要看的。”
　　毛学仁无奈地笑笑，说：“这是一条好的理由。”然后离去。丁子恒心里竟有些歉意。
　　月食从六点二十七分开始，八点四十七分结束。丁子恒穿着大衣一直在露天里观看。夜里颇冷，四周亦静，偶尔能听到姬宗伟房间里的笑声。姬宗伟长年在外业队，跟工人打交道极多，便也渐渐地有了工人似的开朗和爽快。他常常能讲出许多笑话，有的甚至带有淫秽色彩，但极能令人发笑。丁子恒想起姬宗伟的种种幽默，便忍不住想笑。于是牌桌上的诱惑有如一根绳子一样，把他的心朝那边拽。丁子恒便同自己作斗争。他在冷风中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学习班几个外出回来的人见他如此，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忙不迭地过来询问，有一个从东北来的学员问话时神情甚至有些警惕。这使得丁子恒也不由得紧张起来，慌忙解释说：没什么没什么，只是看完月食后散散步而已。
　　丁子恒这天晚上终于没有去打牌，他从外面回屋后，便趴在桌上给雯颖写信。
　　中午刚刚收到雯颖来信，家长里短地说着孩子们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更多的内容。
　　雯颖的信中夹了一张三毛的信，三毛一笔歪歪扭扭的字令丁子恒看了发笑。三毛说他原本元旦可以入少先队的，可是他跟对面的刘三熊为弹子球打了一架，这样就把红领巾打掉了。他表现好了一年，可这一颗小小的弹子球，让他一年都白表现了。
　　他希望爸爸从北京回来时能多买点礼物，安慰安慰他。丁子恒暗笑，想，什么道理，自己打了架，少先队没入成，倒要礼物安慰？
　　丁子恒先给三毛写了几行字，对他的打架行为进行了批评。然后才给雯颖写。
　　对雯颖，他总有满腹话想要倾诉。雯颖虽然不能为他解决任何问题，却是他的一个最好的听众。每每他倾诉完了，心里也就平和了许多。他在信里将打牌的事以及对自己打牌的懊恼都写了，他信誓旦档地表示，决不再上牌桌。写完信，已经十点，那边的牌局也已散场。丁子恒从头看了一遍信，发现自己大部分的文字都是关于打牌的。他想这哪里是给雯颖写家信，分明是为了克制自己打牌的欲望而选择文字作为宣泄。这样想过，丁子恒笑了笑，又把写好的信撕掉，只简单地给三毛回了一封信。
　　1963年的最后一天就这么平平静静地到来了。上午他们仍然在讨论，本来下午有大报告，但因作报告的领导突然公务缠身没能前来，便改在了晚上。于是下午变成了自由阅读时间，而晚上则在会餐结束后，集中听报告。
　　但是早在头天，便已发下《红楼梦》的电影票。于是会餐时，大家纷纷提意见，说是年关了，又发了电影票，怎么还要听报告呢？就算我们愿意听，也得让首长好好过除夕呀！饭间，不少人都表示仍然要去看电影，因为看电影也是学习，也是受教育。
　　丁子恒亦有同感。他想去看电影，却又怕万一不去听报告，会造成什么后果。
　　所以，有人问他听报告和看电影二者如何选择时，他支支吾吾拿不出一个明确答复。
　　姬宗伟却回答得很干脆：“我们在野外时，很少有机会能看一场电影，但报告一点没少听。今天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无论如何我要去看电影，请有志于听报告的同志听仔细一点，明天传达给我听。这样电影报告两不误。”姬宗伟的话让很多人都笑了，就连一起参加会餐的老师也笑得哈哈响。
　　丁子恒想，姬宗伟有一个外业队的理由，他这么说，人人都可以理解，而我呢？
　　如果我选择了看电影，人们也会如此这般宽容地笑出声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又何必非要在这样的时候去看那场电影？倘若因贪看一场可以不看的电影而生出其它的事情来，岂不是冤哉枉也？苏非聪不就是因为一句完全可以不说的话招来横祸？
　　丁子恒盘算了几个来回，都觉得电影可看可不看，而报告得去听。就算不值得一听，也必须去这个会场，这是一个态度。一旦有事，追究起来，他无可挑剔。纵是什么事情都没有，最了不起也就是少看一场电影而已。想到此，丁子恒心里倒也坦然。
　　会餐结束后，去听报告的人也不少。丁子恒注意了一下，年长者为多。毛学仁也去听报告了，见了丁子恒，他说：“我知道你会来这里的。我们不同呀，我们都是旧式人物，不敢像姬工那样翘尾巴。”
　　丁子恒点沣头，表示了同意。
　　报告不过半个来小时，讲讲国际国内形势而已，要说也大可不必非放在旧年的最后一夜，但事情就要这么安排。丁子恒想，政治家的意图，我们是永远弄不懂的。
　　回到房间，丁子恒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想干了。书看不进去，日文也读不进去，只觉得人有些恍恍惚惚，恍惚得好像自己不是自己。他和衣躺在床上，眼睛干干地望着天花板。脑子里乱糟糟地想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
　　屋外的寒气很重，而屋内却十分暖和，暖和让人喉咙痒痒的，不时地想要咳嗽。
　　咳过几声后，丁子恒想，把这一夜跨过，依照男人“做九不做十”规矩，1964年，我就五十岁了。五十而知天命。天命究竟是什么呢？它依然是这样模糊不清。这样想着，丁子恒倍觉伤感。
　　1963年就在这又寒冷又暖和的夜晚，在这个思绪乱糟糟且喉咙痒痒得要咳嗽的夜晚，与伤感的丁子恒擦身而过。没人听见它的足音，仿佛一阵风吹，悄然间，它已成为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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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一）
　　秋尽江南叶未凋，晚云高。
　　青山隐隐水迢迢。
　　——北宋·贺铸《太平时》
　　一
　　北京已很冷了。大风刮起时，飞沙走石，天日昏沉。漫长的学习也终于快要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