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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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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值得关注的柯云路文学现象
写作新星期间深入生活
——祝贺柯云路作品集出版
文 峰
柯云路无疑是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小说家。这里所说的政治小说还并不是宽泛定义为以政治生活为背景的小说，而是指直接写政治斗争，写政治斗争中复杂的人性及权谋。
《新星》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突出意义的政治小说，同名电视剧曾造成至今也鲜有过之的轰动效应，三十岁以上的人很少不知道《新星》主人公李向南的名字。近二十年过去，《南方周末》等多家媒体再度提起《新星》时，将它称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篇小说。
《新星》在海外出版时，被称为“当代官场现形记”。
在大陆则曾被称为“县委书记从政指南”。
《新星》使人们普遍看到了理想主义光辉下中国政治斗争的真实故事，也使熟谙政治的人看到了地道的政治操作手法。《新星》在当年的轰动被海外传媒称为“改变了中国的某些政治格局”。
今天重读《新星》，大概是了解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
柯云路还是百科全书式描绘当代生活的作家。
长篇小说《夜与昼》和《衰与荣》无疑是中国当代百科全书式描绘社会生活的代表作。
在这两部书中，柯云路以百万字的浩瀚篇幅描绘了京都近二百个人物、几十个家庭、十几个大院，上至高官达贵下至贫民百姓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京都活脱脱端了出来。这两部作品以其强烈的现实感引起当年的畅销和轰动，不久前新浪网连载作者的新作《童话人格》时，就有网友上帖子，说当年这两部书出版时被北大清华的众多学子一夜之间抢购一空。不少图书馆中的《夜与昼》和《衰与荣》都被借阅者翻出毛卷，一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曾整本摘抄其中的警句格言。
如果想了解中国当代社会，想了解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衡心理及趋向平衡的挣扎运动，想了解不同年龄段人之间的观念嬗变与冲突，想了解当代中国人性扭曲的特殊历史以及当代人的精神痛苦，不可不看这两部书。
百科全书式地描绘社会生活，一需要广阔的社会人文视野，二需要熟谙各个阶层各种人物，三需要三言两语勾画出人物的能力，四需要将众多人物及场景结构起来的谋篇能力和恢宏气势。
柯云路在这方面无疑是一个富有者。
透视柯云路八十年代的创作，我们也能够觉察出其有过随从当时文学发展主流的意愿，但终因其自身的独特品质太强势而未能完全拧动自己，结果多少有些偏离文学时尚而显出孤傲一方。
时隔近二十年，不少当时看来流畅美丽的文字已成过眼云烟。
而《夜与昼》和《衰与荣》却让我们重温了文学作品拷贝真实生活的厚重价值。
《龙年档案》是作者继《新星》出版十八年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政治小说。
因为这部小说是在经历一段坎坷后出版的，被出版它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称为柯云路“重返江湖”之作。作品一出版就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文学评论家对这部作品做出了积极评价。
林为进称《龙年档案》是中国当代新英雄主义小说中最棒的一部。
何镇邦则认为柯云路在这部作品中的叙述已经完全成熟了。
孟繁华称该书结构之缜密、叙述之流畅、文字之明快都显示出作家重出江湖之后武功依旧的风采，其对中国政治生活的熟悉在许多小说之上，称其为中国当代的一部“政治武侠小说”。
李冬则称柯云路回归《新星》同类题材，绝非简单的重复，演示着醇厚积累的释放和裂解，渗透着卷土重来的霸气，洋溢着创作畅销作品的轻熟和自信。
陈晓明则称该书充分显示了权力赋予人性的活力，在叙述中将场景的奇观性推到了极端，甚至可以说造成了一个“后现代奇观”。他认为在小说已经成为一种几乎枯竭的艺术形式的当代，《龙年档案》不仅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奇观，还联想到文学的本土化资源问题。
如果说《新星》是以一个县的政治斗争缩影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话，那么《龙年档案》就是以一个市的政治斗争缩影中国当代社会生活。正如出版者所说，《龙年档案》比《新星》斗争的规模更大，情节更曲折，而作者成熟简练的叙述几乎使很多读者读之欲罢不能，其中充斥的政治斗争与处事为人的玄机和箴言，透过种种粉墨登场的人物和故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龙年档案》地道地写出了政治权力场的博奕不是单向对应而是复杂的。
柯云路1980年以短篇小说处女作获全国奖而初登文坛，从此一发不可收。
在当代作家中，很少有人像他那般著作浩瀚，且涉及领域众多。二十多年来，除去各种散文杂谈不算，仅整本出版的著作已达一千多万字，除文学外，还涉及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成功学、写作学、经济学以及东方文化研究等。更堪称奇观的是，他在其涉及的每一领域都不附和主流，别开生面，以独特另类的姿态引起轰动效应，同时也引发了广泛争议，被舆论称为中国当代“最有争议的作家”，“最会变脸的作家”。
现在，到了再度评价他文学作品的时候了。
第一部分变脸作家的不变追求（1）
顾小莉
柯云路
节前，在一次由几家单位主办的中华文学人物评选中，柯云路被命名为“最能变脸的作家”。这似乎代表了近几年来人们对柯云路写作生涯的某种认知。此前的柯云路长篇小说《龙年档案》研讨会也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有人说：“原来那个写《新星》的柯云路又回来了，他那种忧国忧民的意识，那种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又回来了。”有人甚至用了“浪子回头”来形容柯云路给人的新感受。
农历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天上飘着细碎的雪花，柯云路刚从陕西参加电视剧《龙年档案》的开机仪式回到北京，我们相约在东方花园酒店的咖啡厅见面。我希望这次采访能增进我对柯云路的了解和理解。
我的采访就从“变脸”开始———
你对“变脸作家”这个称呼怎么看？
前两年说我是有争议的作家，现在又说是“变脸作家”，我就当作一个好玩儿的事。
你是觉得这些年确实变化很大，还是觉得根本没有变化？只是外人觉得你有变化？
外人觉得我有变化，其实我大的面孔肯定是一张，我就是一张脸，我这张脸就是比较喜欢关心社会呀，人类呀，人性呀，这些重大命题。我的兴趣除了文学以外，对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呀，也感点儿兴趣，比较杂，又不愿意重复，所以，经常是写完这个还写那个。但人们习惯定位，你是写小说的，你写非小说的东西，他们就觉得比较奇怪。
从写作的角度，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其实我在文学之内一直在追求变化，前几年我的几部小说，从文学的角度说，其实是想先锋一些，像《蒙昧》、《黑山堡纲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几部有关“文革”的小说，我都想和《新星》、《夜与昼》时期不一样。写纯文学比较寂寞，我写的又是“文革”题材，所以，媒体不会特别关注，又处于我的敏感期，社会的关注是很弱的，人们可能没有过多注意，但从文学上讲，是20多年来，我在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
大家觉得你有变化，是不是因为你以前写《新星》、《夜与昼》那样的作品，后来去写《大气功师》之类，现在又写《龙年档案》，那天的座谈会上，有人说你是“浪子回头”，有点开玩笑的意思，他们可能是觉得你曾一度离开纯文学领域，现在又回来了。
这几个月总有媒体记者就这个说法问我，我其实没什么想法，那不过是出版社为了炒作的一种戏说。我有时很愿意跨学科，以后我还是以文学为主，但也还是要跨一跨。
我记得你在写完《夜与昼》之后，是不是说过改革题材也要写三部曲？
对，写了《夜与昼》，又写了《衰与荣》，实际上是京都三部曲，还有一部《灭与生》，我没有写。
那为什么？
就是变化了，我觉得我在这个题材中写得太长了，当时我就写了一部书，对我来说是一个变化，叫《嫉妒之研究》，当时登在《小说家》上，那时我想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表现手法，表现能力，如果不是后来被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挡住的话，文学探索会一直继续下去。
那是什么时间？
《嫉妒之研究》是1988年写的。
后来你怎么接触到你所说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这个题材的。
说来很简单，我一直对哲学的东西挺喜欢的，那时听到一些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情况，我是把它当作哲学命题来看待的，我想，这是否可以改变我对时空以及相关问题的看法。我对这个问题做过很认真的研究，而且，我至今对这种研究不悔，我觉得当下中国研究这个问题有点奢侈，不合时宜，再过些年我还会研究。
你的写作转移到现实题材上来是不是和这有关系？
应该说转移到文学上来，转移到文学上来还有一种选择。像“文革”题材，你也可以说它是历史题材，“文革”题材我写了一些，现实题材我写了《龙年档案》，还会再写一些，下一段我的写作，第一是文学，第二主要是写现实题材。我对现实的东西，近代、当代历史的东西，比对古代历史的东西，从文学讲更感兴趣。
我记得有一次你说，你想搞一个跨很多学科，非常宏大的东西。
我后来写了一部书叫《人类时间》，这部书也不是为市场写的，你都不知道吧，改革出版社出版的，写的是文化人类学。这个学科在中国还不是显学，大家都不注意。那本书上下册，我送了陈晓明。他说，你这本书可以评教授了。
第一部分变脸作家的不变追求（2）…（图）
顾小莉 你一直在写东西，不过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影响大的只是几个点，而每个点又不一样，就觉得你变化很大。也许你觉得变化并不大，还是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其实我倒是觉得，从你对现实的认识，从写作的风格上看，《龙年档案》和《新星》、《夜与昼》还是一样的。
大的路数还是有相同的地方。
属于你所说的探索式的写法。
它是这样，前些年的探索，有些成果被我用在《龙年档案》里，我希望，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多的社会、人性、情节的要素。比如“月是故乡明”，我很喜欢这句诗，我认为这是唐诗中最佳诗句之一，景写了，情也写了，哲理还写了，话又很白，写在小说里大家会认为是句白话，口语，但这里东西最多。我在《龙年档案》里就想用这种方式写作，最初想写七八十万字，后来我想，一定要写得短一些，写了不到五十万字，又删成三十八万字，描述全部都不要，心理分析全部都不要，通过最简单的言行能把人物带出来，我想写个严肃的东西，但比那些通俗、悬念的东西还要好读，要做这样一种探索，在这一点上，《龙年档案》还有一点儿成功。
这个书可读性确实特别强，拿起来放不下，你可以一口气把它读完。
下面还想这样，用更短的篇幅，表现悬念要素和人性内容更多的作品，文学的要素更丰富，包括传统的，也包括先锋的，像“月是故乡明”一样，这是我的尝试。
你在写这部小说前是不是采访过吕日周？
吕和我比较熟，长治我去了两次，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也就是我说的，一个作家要敏感，同时还需要采风。
你是听说了他的事以后去找他呢，还是以前你们就认识？
我们认识快20年了，我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他还没去长治呢，他还陪我在山西走了些县市，后来他出任长治领导，又有一番故事，是我没有想到的。别人又会说我赶了一个热点。
你给人感觉总是在风口浪尖上。
我写这个小说时，吕日周不仅没热，都没有去长治，我写小说以后他热了，是碰到一起了。说我有什么预见，我也没有什么预见，如果是吕日周热了你再赶，你赶的过来吗？今天有个陕西记者打电话采访我，问起所谓变脸不变脸的问题，我说我是又变又不变，但根本的东西是不变的，我肯定还写重大社会、重大人性、重大历史题材，不是说我装样子，是我喜欢这个东西，我有叙述热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叙述热情，有些事有些人可能津津乐道，但我没有兴趣，有些东西我有叙述热情，对作家来说，我觉得必须写自己有叙述热情的东西，如果没有叙述热情，两个人聊天都很尴尬，纯粹的应酬，很疲倦的。这个叙述热情就是写作的奥秘，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个人认识自己很不容易，我已经写了20多年了，我还在认识我自己。到底自己的叙述热情在什么地方？是你独特的，对一个题材的叙述热情我想有几种可能，第一，确实你有一种要表达的渴望的东西，你对它有足够的体验和感受，你想把这东西传达给别人，这是你有兴趣的地方；第二，是别人还没有叙述过，还不太会叙述过的东西，你都讲过了，再让我重复，我没有讲话的热情了。我要寻找的是，对我还有新鲜感的，别人听着也很新鲜。解玺璋，咱们之间还有相处的过程，我一贯做这些事，我也百折不挠，我不怕挫折，比如我走红一点，解玺璋你看着，我绝不会忘乎所以，不会停止一天写作的，绝不会到处去讲学，我还是会写作。我每年写作三百多天，20多年几乎没有变化，而且绝对不会去应酬，我一定要保持写作者非常独立的状态，我绝对不应酬政治，绝对不应酬文坛，我没有应酬过任何一个人，我绝对不参加任何流派，绝对不参加任何群体，因为这些都需要付出时间的代价，当然也有很大的损失，人际关系会显得非常单纯，这些年来，我是文坛最孤立的一个人，这点我感受特别深，我没有和任何人有什么来往，当我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表示过问候，我已经很习惯了，而且我为这点感到很自豪，我不怕事。
是不是和你求新求变的个性也有关系？
对我来说，一个东西写成功了，再让我重复，一点兴趣都没有，写“文革”的5部小说，是五种叙述方式，每种都有变化，《夏天》是一种方式，《黑山堡》是一种方式，《牺牲》是一种方式，《蒙昧》是一种方式，形式上也在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就可以了，其宗就是你的本分，一个作家必须有万变的地方，又必须有不变的地方。
你不变的宗旨是指什么？
对重大社会命题的关注。
这是不是这一代人突出的特点？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基本上没有和别人说闲话的兴趣。
一脑门子官司似的？
那倒不是，我平时生活中是一个很爱安静的人，很简单，散步、看书、写作。
你写作靠什么维持精神呢？
什么也不靠，烟不抽，酒也不喝，茶也不喝，每天写10个小时。搞写作不要光研究写作，研究如何把小说写好，这是特大的误区，一定要研究你是怎样在写，你的写作状态，就像看许多球赛，大部分输赢还不是技术原因，是状态不好。球员的问题是教练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当好自己的教练，要把自己调试好，人的状态如果不好根本写不出好东西来。
第一部分我的五部“文革”小说
1998年至今，仅有短短的四年，即使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而言，四年也不能说很长。但它在人类历史上却是值得纪念的一段时间，因为在这四年中，纪元千年从“1”跨向了“2”，而世纪之钟则从二十世纪走向了二十一世纪。
我在这最近的几年中，接连写了几部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小说。
第一部是《芙蓉国》，写了那十年历史的全景。感谢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这部看来有些敏感的作品。作者当时化名“辛克”，也得到了许多读者的理解。
第二部是《蒙昧》，写了十年苦难中一个男孩和一个年轻女教师的生死离别。《花城》杂志2000年第4期刊载，同时出版了单行本。《蒙昧》描绘的南国风貌及社会动乱中男孩的蒙昧性心理成长过程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共鸣。
第三部是《牺牲》，写了那十年中发生在北国山区的一个故事。那是对一个经典爱情故事的非经典叙述。《大家》杂志2000年第5期刊发了全文。云南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第四部是《黑山堡纲鉴》，通过一个独立王国形成及覆灭的过程缩影了一段极端的历史。这部作品对“文化大革命”赖以发生的封建主义文化或许具有杀伤力。《花城》杂志于2000年第6期发表，花城出版社同时出版了单行本。
2001年在《收获》杂志上发表的《青春狂》（又名《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背景仍旧是“文革”，算起来，这是我关于“文革”的第五部小说了。这部作品通过对一个事件的调查，表述了我对人性、对历史的一些思索。人是怎样在正义的口号下对他人实行着最残忍的迫害；记忆又怎样“利己”地改造着历史；人们是怎样在对“文化”的反思中回避着自己的责任；而“弑父”这一人类的情结又怎样在社会提供的机会中冠冕堂皇地张扬着进步的旗帜……
这些作品得以问世，自然要十分感谢上述杂志编辑部与出版社。
这些小说问世后，收到不少读者来信，他们中除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年人、老年人以外，还有很多是二三十岁甚至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在这里一并对他们表示感谢。
我一直在写作。
就写作而言，生活中的一切曲折和困顿都是滋养。它可以使人用更安静的眼睛审视不安静的生活。
——摘自《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
第一部分柯云路：我想写出中国的“文革”史
夏 榆
＇ 文坛久负盛名的纯文学刊物《花城》，在即将出版的2000年第4期隆重推出柯云路的长篇新著《蒙昧》，同时推出单行本，这是柯云路继以“辛克”笔名发表长篇小说《芙蓉国》之后，反思“文革”的又一力作，此书是柯云路在被媒体围剿之后隐姓埋名深居简出长达两年的首度亮相，也是他寂寞刻苦的著述生活的硕果之一。
日前，在北京友谊宾馆一处幽静的茶舍，久没露面的柯云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我愿以我的坦荡和真诚赢得理解
记 者：你现在重返文学是因为对生命科学的研究走不通吗？
柯云路：我一直跟文学在一起，从来没有离开过文学，有可能只是我对文学的理解和别的作家有所不同，我接近文学的方式不同。我理解的文学更宽泛，更深广，它包含众多人文学科当然也包含生命科学。
记 者：你的《芙蓉国》是以“文革”为背景，《蒙昧》也是以“文革”为背景，但一部是匿名，一部又不是，为什么？
柯云路：我最先写下的是长篇小说《芙蓉国》，以“辛克”的笔名出版，那是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全景式长篇小说。我试图以这一历史长卷表达我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思考。化名出版是因为我的名字和这个题材在此前比较敏感。接下来，我又用有别于自己过去的叙述语言写下了《蒙昧》，这又是一部对“文革”进行反思的作品。这部作品是通过一个处于蒙昧期的少年和一个成熟女性的人性激荡，反应那个蒙昧时代的人性悲剧。这部作品出版之际正逢我的境遇开始好转，作为一个作家我开始重新享有出版自由。不久我的另一部写“文革”的新著也将问世。我愿意我的这些作品能以它的坦荡、真诚赢得我的读者的理解。
我想写出中国的“文革”史
记 者：几部小说都以“文革”为背景，你好像对“文革”格外关注。
柯云路：我觉得每一个严肃的有良知的中国作家面对“文革”这笔历史遗产都不能掉头而去。我一直在研究“文革”，我的成长经历，我的思想历程使我无法绕开这段历史。我觉得这是历史留给中华民族的一笔独特的苦难的资源，它是一个镜面，由此可以映照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荒诞、谬误，映照人性的残暴、黑暗，它成为20世纪人类的非战争暴行记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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