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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万岁-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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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百年回眸看女装》一文中有几句嘲笑新时期之初刘晓庆等明星的穿着很土气，编辑非要把人名删掉。动不动就告“名誉诽谤罪”，已经成了这个时代文化专制的又一新招。
孔庆东学术文章中的“我”字和“我认为”等字样经常被删掉，于是他知道，虽然“我们认为”的时代似乎过去了，但“我认为”的时代还很遥远。现在是一个无主语的时代。
孔庆东在《孔夫子出书》一文中写孔夫子跟南子开玩笑，把“停车坐爱枫林晚”讲成“先停车，后做爱”。这引起了北大某些学术权威的一再愤怒和嘲讽，他们说孔庆东连这句诗都读不懂，算什么狗屁博士？还有，这句诗是唐朝的，孔夫子怎么能够读到？孔庆东连起码的历史常识都没有，真给我们北大丢脸！这样的人永远不能当教授！孔庆东得知后，连连说：“是呀，真给我们北大丢脸，北大的脸都让这种无知的王八蛋丢尽了！”
语言的奥秘（十则）
东北人喜欢用血缘关系、亲戚关系来称呼人。这本来是农业社会的特征，但是东北尽管工业化的程度是全国各省区最高的，却还是愿意这样称呼。你一下火车，就会被热情地包围住：“大哥大姐吃点儿饭呗，包子馅饼大米粥都是热乎的，刚下火车怪累的！”说得你似乎真到了亲戚家里，不吃真的不好意思。在东北，你不是先生、小姐、同志、公民，也不是处长、经理、教授、导演，而是大叔、大爷、老姑父、大妹子。这与东北人的“寻根情结”有关，东北人永远怀恋中原，所以血缘意识体现在语言层面。
一位考察目前色情业状况的社会学专家介绍说，各地的妓女招揽生意的语言各具特色。广东的妓女与国际接轨的程度高一些，经常故作含蓄地说：“先生，你不寂寞吗？”北京的妓女喜欢表现潇洒，说话的态度仿佛是对着丈夫或情人似的：“嘿，想玩玩儿吗？”东北的妓女则直奔主题，张口就说：“大哥，咱性交呗。”吓得许多男人终生阳痿。
现在的体育解说员口误百出。一天听电视里的足球解说员流利地说道：“随着守门员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了。”我不禁万分惊奇，原来守门员还负责吹哨，比赛的结束时间也要由他决定，真是匪夷所思。
几年前去王府井买书，听见喇叭里反复播送道：“努力建设文明卫生的首都市容，坚决执行北京市政府关于随地吐痰的决定！”我望望周围熙熙攘攘的人流，没一个执行的，我也就算了。
2001年1月，去北京东城区开会，在一条胡同里看见一条标语：“全市人民动员起来，坚决与溜门撬锁的犯罪行为做斗争！”我顿时感到热血沸腾，可就是不知沸腾起来之后怎么办。
一次从哈尔滨乘火车到北京，火车到达终点时，广播里嘱咐旅客说：“等火车停稳后按顺序下车，请大家带好行李物品，照顾好老人和孩子，不要忘了拿别人的东西。”我连忙四下看了看，发现没啥可拿的，才恋恋不舍地下了车。
韩国首都汉城著名的购物中心南大门市场写着这样的标语：“日本人大欢迎！”这令我非常吃惊，我严肃地对韩国朋友说，写这个标语的商人是在损害韩国的民族尊严。
小时候听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把“小别重逢梁山伯”听成“小兵冲锋梁山泊”。后来读王安忆的小说，才知道她也是这么听的。王安忆是上海人，跟我这个哈尔滨人听得一样，可见任何一句话，人都是喜欢向简单有趣的方面去了解。
有一段根据长篇小说《红岩》片段改编的快板书叫做《劫刑车》，是写双枪老太婆劫车救江姐、处决甫志高的故事，最后一句是：“这就是，大石桥畔除叛徒，老太婆下山劫刑车！”这句话有点绕嘴，因为“畔”和“叛”同音，“除”和“徒”叠韵，更麻烦的是“叛徒”和“太婆”声调一致。所以我上小学时有一次课间向同学卖弄，一个不小心便说成了：“这就是，大石桥畔除太婆，老叛徒下山劫刑车！”说得铿锵有力，神采飞扬。结果一个同学马上向老师告发了我的“现行反革命罪状”，说我故意进行“反革命”宣传。不过老师是最喜欢我的，指着那个同学说：“去去去，你再瞎说，我就算你是“反革命”造谣。”那个同学知道我的势力大，只好放弃了这个机会。可见，“反革命”这个罪名，并不是看你到底干了什么事，而是看你到底站在了谁的立场上。
1975年，我小学四年级时，一次政治课考试要求默写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其中有一句：“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我们班有个名叫栗荣亮的同学，父母离婚，学习很差，“还”字忘了写偏旁，写成了“不”字。我们的政治老师是学校工宣队的领导，立刻把这件事当作严重的政治事件，全班批完全校批，批得栗荣亮自己都认为是犯了“反革命”错误。最后他在全校做早操时站在台子上高声念自己的检讨书：“我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犯下了极其严重的“反革命”错误，我把社会主义不存在着阶级斗争，写成了还存在着阶级斗争，铁证如山，非常后悔，……”政治老师一把把他拉开，气得大叫：“你还在继续‘反革命’！真拿你没办法。”全校师生哈哈大笑了几乎半个上午。其实那位政治老师是个心肠很好的人，可不知为什么，一遇到这种事，就变得让孩子们很害怕。现在我明白了，在一个政治不大正常的年代，好心肠的人也可能变成“魔鬼”。
（文中段落曾分别发表于《武汉晚报》等都市媒体）
指马为鹿篇拯救的无奈
一提起中学语文这档子事儿，我的心里就跟刀扎似的。在编撰《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的过程中，先是听到了中央领导关于中学语文一定要改革的指示，后又看到了王丽同志（真正意义上的同志）编的那本忧思录和报刊上不断发表的有关文章，这些都百倍增添了我的勇气。
然而每次一读起这些火热的文章，我就忘了自己是编者。我一会儿揪头发，一会儿拍桌子。我有太多的话要说了，最后却反而一句也说不出。就像《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只盼着能在人前把话讲，只盼着讨清八年血泪账”。我自己八年前，就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
我是亲眼看着那些孩子们如何被我们的语文课弄得越来越不会说话，越来越不会写作，越来越远离我们伟大的汉语的。我为自己无力彻底挽救他们而愧疚，我为他们今天继续饱受语文课的煎熬而怒火满腔。
那时，我发明了一套“二元真理”教学法。先告诉学生什么是真的，正确的，有用的，然后告诉他们考试时不能按照我所教的回答，而要按照“教参”上的去回答。这样既可以考上大学，又可以掌握真知。中学的领导、老师都对我很好，学生们更是对我感激得令我多次流泪，我教过的学生有一大批都考入了北大清华等精英学府。
我现在虽在北大，但仍天天和中学语文界保持着肝胆相照的密切联系。我和北大的几位老师，还要参与教育部新的语文教学规划的制订工作。道路上全是刺儿，但再不把中学语文这事儿整明白，用不了30年，咱们的汉语，恐怕就要由日本人来教了。
（本文发表于《北京日报》时，题目为《我的“二元真理”法》。）
摸不着门
2001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现代文阅读部分有一道18分的题，阅读一篇题目为《门》的文章后完成四个小题。这道题在阅卷人员中间几乎成了今年缺乏热点的语文试题中惟一的热点。不但阅卷领导小组事前为研究此题的给分原则大伤脑筋，而且在具体阅卷过程中也由于“出格”答案的层出不穷而引起一些讨论和“花絮”。我想，简单分析一下该题的出、答、阅之间的“互动”，对今后的现代文阅读考试，或许不乏意义。
《门》是一篇美国作家克·莫利所写的哲理散文。这类散文的特点是以文学性语言抒发比较含蓄的哲理，一般不使用比较严密的逻辑推理，而大多采用象征和比喻的手段，从具体事物入手借题发挥，所欲表达的哲理往往具有很强的个人性和主观性，并且大多不一定直说出来，而是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和想象，甚至作者自身也不一定能说得清那个哲理，他只是感觉到并指出了“此中有真意”而已，你若当真向他追问，他则可能“欲辩已无言”了。
《门》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从阅读的角度说，这是一篇轻松有趣，形象感和哲理度均把握得很到位的“美文”，虽然稍有点故弄玄虚，但基本上平和自如，没有明显的败笔，在西方社会中，很适合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人士的“高级精神消遣”。但是，将这样一篇最适宜于“欣赏”的文章，而且是译文，用来考察学生对现代汉语白话文的阅读水平，是不是合适，恐怕有待思索和商榷。
这道题目的四个小题，都包含着“根据文意”的要求。然而问题恰恰出在“什么是文意”？有过类似写作经验的人会明白，我们写作这样的“机巧型”文章时，不一定有确定的文意。有时候只是围绕一个有趣的话题卖力地“抖机灵”，但并没有什么“中心思想”，好像我们遇见一个美女，不自觉地跟她东拉西扯，但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想法”。况且在写作过程中已有的“文意”还会不断发散和改变。试题删去了原文的一些段落和句子，居然不大影响文章的完整性，就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试题参考答案所理解的文意可能是比较接近“真理”或者说比较准确的。但是这既缺乏可以清晰展示的证明，又无法排除其他“平行真理”的存在。比如21题所问开门和关门的含意，在原文中就存在着扩散性，考生可以在好几个自然段中得到启示。能够答出“标准答案”的，只能说是具有普通鉴赏力的学生，而真正经常阅读文学作品的“才子考生”，可能会想得更远，他们不会相信“标准答案”会是那么“弱智”。23题要求的文字表述，几乎就没有得满6分的。关于“人不是在一起牧放的马群”，考生完全可能从“一起”或者“牧放”展开思路，由“一起”便会联想到“单独”，由“牧放”便会联想到“约束”。而这两个词恰恰是翻译所造成的。所以一定要有“独立天地”、“独立空间”、“隐秘需求”字样才算对，可能恰恰是对“文意”的窄化。24题的五段话，几乎每个选择都可以“狡辩”一番。A中说的“消极的不可知的神秘色彩”是可以从原文中嗅出些微味道的，如果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翻译这篇文章，编者完全可能提醒读者注意这一点。B当然是对的，因为说的都是“正确的废话”。C则不一定对，首先“聪明人”开门时不一定“总是”谦逊和容忍的，其次即使面对水龙头和女厨那样的事情，他也不一定谦逊和容忍。这句话与下文的“内在联系”（也是昏昏昭昭的一个概念）倒可能更多些。D中说的“不同层面”也是不能否定的，当然这一段说的不完全是“层面”，但“侍者”、“书商”、“小贩”、“仆役”、“大人物”、“牙医”、“女助手”、“护士”，代表和暗示的正是“层面”，在这里，“层面”是与“场景”和“方式”共存共生的。E的观点也不能说不对，因为“畏惧”和“悲伤”都是感觉和体验，不一定要出现在字面上，读者非要那样理解，专家也无可奈何。
这样，就给我们阅卷者造成了被动。我们为了保证高考的公平原则，必须制订强行的可操作的评分标准。这必然是一个选择“庸人”的标准，它在淘汰差劣的同时也无情地淘汰了精英。笔者本人高中时代是全省的语文尖子，高二以后的语文课基本不听（配合老师教学观摩除外），以我当年的语文水平来做这道题，自忖只能得10…12分，即刚刚及格。这次阅卷中经手8000多份考卷，该题得了满分18分和17分的，加起来竟不到千分之一。这显然是极不正常的。有相当多的考生空白不答，可以想见当时他们“摸不着门”的茫然心境。而答对的考生也大多是蒙对了那几个关键词，整体理解并不见佳。
本人当过几年高中语文教师，也曾在多所高考辅导班讲课押题，近年参与过出题和编写教材等一系列关于高考语文改革的活动，我很理解出题者的意图是想突出试题的文学性和灵活性，这一出发点无疑是值得鼓励和坚持的，也看得出他们对文章颇下了一番研讨功夫。但高考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出题者与阅卷者必须互相照应。从出题的角度必须想到答案的丰富性和阅卷的可操纵性，要经过反复的自我问答和自我刁难。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文章不是不可以出题，但话题就应活出，而不能捧着活生生的蒙娜丽莎画像，却出“蒙娜丽莎的左手美还是右手美”一类的题目。《门》这样的文章可以出成发散性的题目，否则就应更换其他文章，比如钱钟书的《窗》，要胜过此文十倍。其实汉语文学中优秀的哲理散文俯拾即是，这篇《门》在西方号称名作，翻译成汉语后，感觉并不太出色。中国人对“门”的理解要比这深刻得多。试出一个以“门”为题的征文，全国的中学生能够写到这个水平的，我肯定不下一百。我自己教过的学生，就有三五个达到这一水准的。
另外谈一句题外话，这篇《门》的格调和叙述视角都是属于城市中产阶级的，他们需要水管工、女厨、牙医，他们标榜孤独、隐秘、悲伤。我不是说这样不好，而是说这对广大的农村考生是否会造成某种不公平。他们阅读这样的文字，比起那些经常接触轻松刊物、关注隐私问题、甚至家有女厨的城市考生来，无疑是要困难一些的。如何在高考中弥补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也是今后需要深思的课题之一。
我对今年语文试卷的整体格局没有大的意见，只是根据阅卷时的感受，略谈一点酷暑中的昏见。站着说话不腰疼，摸不着门也不一定就是门安错了，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2001/7/16 毛主席畅游长江35周年）
指马为鹿篇骑车上班
在北京、南京、东京、西京这样的大都市里，上班距离比较远者通常采用9种方式御驾亲征。1是专车接送，2是自驾私车，3是打的报销，4是自费打的，5是单位班车，6是驾驶摩托，7是享受公交，8是时髦单车，9是破旧单车。孔庆东是一名北京大学的臭老九，自然选择第9种——破旧单车。
其实这几年，在党和政府的热情关怀与大力干涉下，北京大学师生员工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绝大多数心理正常的人都采用前8种交通方式。特别是孔庆东家住西三旗，马路对面就已经是昌平县之领土，距离他亲爱的北大几十华里，骑车单程大约要1个小时，所以他们楼至今尚未发现第2例骑车上班的丑闻。而这家伙却逆历史潮流而动，怙恶不悛，常年骑着一辆给咱社会主义丢尽脸面的丑陋破车，还取了个名叫“宝马”，不知羞耻地高高兴兴上班来，傻了吧叽回家去。这就难怪他的骑车上班成了朋友和同事们经常垂问他的话题之一。
每当被问到为何要骑车上班时，这小子十有八九这样回答：“这已经是我惟一的锻炼方式了。”于是话题就转到体育、健康和他的“将军肚”的起伏消长方面。他的回答也是真实的，骑车上下班的确是一种很不赖的健身之道，这家伙之所以在繁重的物质和精神压力之下没有混进英年早逝的知识分子排行榜，不能说与这种“变态自虐”没有关系。但是我有点不大相信这个名叫“孔庆东”的家伙的回答。他回答问题不是不可信，而是在可信之外好像还有什么他自己也想不明白的东西。
我觉得这小子坚持骑车上班除了达到苟延残喘的健身目的之外，起码还有三个理由。一是习惯，别看孔庆东是研究现当代文化的，其实他骨子里特怀旧。小时候他就怀念旧社会，因为没赶上爬雪山过草地而特别失落。批林批孔的时候他就怀念春秋战国，散布谣言说“柳下跖怒斥孔老二”是错误的，因此遭到班主任的严厉抨击。上大学后他就怀念“文化大革命”，说那时候厂长绝对不敢贪污了几百万还强奸了工人的女儿然后跑到美国去骂中国没有人权。现在当了老师，他又怀念20世纪80年代，说那时候如何潇洒自由想干啥就干啥，我想谁就是谁。因为怀旧，他对用过的东西就像娶过的媳妇一样，特有感情。30年前穿过的衣服他一件一件记得历历在目，每一只养过的猫在他肚子里都有一部厚厚的传记，至于骑过的自行车，那简直像唐太宗的“昭陵六骏”，都上了他脑子里的凌烟阁。他小学时学会骑车，率领一群“少先队暴走卒”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号称是模仿朝鲜空战。上大学后用奖学金买了辆旧车，然后又倒买倒卖，换了五六辆，成了倒车专家。自行车与这小子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的破车上坐过大姑娘、小媳妇，坐过老教授、洋鬼子，坐过游行的学生、值勤的警察，闯过红灯、穿过高速掉过水沟，在郊外的大雨里狂奔，在雪后的冰地上蛇行，在下坡的盘山路上撒把……如果不骑车了，就会减少许多怀旧的资源，他舍不得那辆记载着他许多美好或者丑陋的往事的破车，怕别人骂他始乱终弃。孔庆东的现实生活是建立在高密度的历史积淀之上的，所以出于习惯，他自然坚持骑车。
二是方便。坐车虽然比骑车快，但缺点是不能哪儿都去，尤其是小胡同进不去。而孔庆东是个喜欢“无微不至”的主儿，专爱去汽车到不了的地方，经常说什么“美国的石油大王，哪里知道北京拾煤渣老婆子的辛苦”一类的疯话。上大学时，曾立志要串遍北京所有的胡同，后来听说北京的胡同共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就算天天不上课，平均一天串一个，也要将近30年，这才打消妄想，改为串完八大胡同就拉倒。骑车可以一直骑到单位的院里，朋友的门前，小姐的窗下，可以轻松绕过堵塞的车流，“间道奔袭”，可以毫不关心末班车的时间尽兴狂欢，可以在高兴时遍游校园，“春风得意车轮疾，一日看尽燕园花”……这些都是坐车所享受不到的。人坐上了车，就直奔终点，中途没有变化，人在车里还要道貌岸然，人格压抑。而骑车却是丰富多彩，充满了可能和奇遇，个性也得到充分发挥和张扬。尤其是孔庆东这种无聊文人，看见书摊他要下来翻一翻，看见打架他要下来劝一劝。没热闹可看时他就一路摇晃着车把胡吼瞎唱，扰乱社会治安。明明风和日丽，他却唱“只杀得杨家将东逃西散，只杀得众儿郎滚下马鞍”；明明飞沙走石，他却唱“蝴蝶飞来采花蜜，阿妹梳头为哪桩？”一次下班骑出北大不久，这厮用山东话高声朗诵道：“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当我想你的时候，泪水也悄悄地滑落；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诉说！”正在摇头摆尾得意忘形，忽然身后传来姑娘的大笑。急回头看，只见两个女学生骑车紧紧尾随着他，正笑得花枝招展。见他回头，二女齐叫一声“孔老师！”这厮看见二女有些面熟，估计是北大的学生，顿时羞得无地自容，哦了一声便一溜烟骑跑了，后面的笑声跟了他二里多地。不过这种出丑的时候毕竟极少，骑车所带来的方便和自在还是其他任何交通方式不能取代的。
三是自律。骑车虽有种种方便，但也有若干不方便。比如轮胎扎了，链子掉了，钥匙丢了，比如撞了车碰了人轧死了市长的情人的丈夫的情人的吧儿狗，都是麻烦。还有孔庆东那辆“宝马”实在破得可以送进阶级教育展览馆，以至某些“衣冠不整不得入内”的单位经常怀疑他的真实身份。但这些“不方便”，也属于孔庆东坚持骑车的隐秘动机。因为有了这些不方便，他就把自己留在了社会的底层，他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与下层社会往来。孟繁华先生曾经调侃道：“孔庆东过的是资产阶级的生活，说的却是无产阶级的话语。”孔庆东不把这话看成讽刺，而是看成鼓励。这厮每换一个新的工作或者生活环境时，都在醒目处贴上伟大导师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教导：“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孔庆东现在一天的收入，就可以买一辆旧自行车，一年的修车费用也绝对超过他那辆宝马的底价。从小市民的经济算盘上着眼，早该鸟枪换炮。他有时也宠幸一下其他交通工具，每年自费打的也有几十次。但他把坚持骑车作为一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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