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号万岁-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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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着眼，早该鸟枪换炮。他有时也宠幸一下其他交通工具，每年自费打的也有几十次。但他把坚持骑车作为一种自律的象征，就像他老祖宗说的“克己复礼”。有两次深夜，在半路上，车胎扎了，气一会儿就漏光了。没有修车的，也没有末班车，灯火稀疏，连出租车也不往他住的那个远郊开。他就慢慢地推着走，心里想，此时此刻，一定还有许多人跟我一样，车胎扎了，正在推着走。他们走在别的街上，走在别的城市里，走在山路上，走在旷野中。他们心里也许在想，要有汽车就好了。他们中一定没有官员、大款，也没有什么著名学者、教授，他们是普通市民、农民、知识分子，是普通劳动者，我正在和他们一起，一步步感觉着大地，走回我自己的家。孔庆东这厮还有一个修车的朋友，离他家也有几十里，去修一次车从时间和经济上说都是“不值”的，但那个老头之所以是他的朋友并不是因为会修车，而是他们有共同语言、共同经历和共同的欢乐。孔庆东这厮没什么大学问，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中国社会每个阶层的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这种“知道”不是来自民政部门的数字，社会学家的统计，新闻记者的报道，文学作品的描述，而是来自他和各个阶层的人的实际接触，来自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血肉记忆。当一位学者把现在的社会夸赞得一片莺歌燕舞，家家是白领、户户点钞票时，孔庆东冷冷说道：“你大概很久没有骑自行车也没有坐公共汽车了吧？”孔庆东这厮清醒地知道自己已经跟真正的劳动人民越来越不一样了，“劳动人民”也许还要嘲笑他这个骑着破车的假装高尚的北大穷教头。他只有靠坚持骑车和有时坐坐公共汽车这类的方式来保持对大地的真实感觉。这些也许都没用，都是矫情作态，人一旦堕落成“知识分子”，就像堕落成了吸毒者，终生也难以恢复纯洁和气节了。所以孔庆东这厮颇不自信，总是对人含糊地解释说：“这已经是我惟一的锻炼方式了。”他不这么说，还能怎么说呢？　　　　
　　　　　　孔庆东他老婆特别讨厌他那辆破车，经常挑衅地说：“咱什么时候买奥迪呀？买捷达也行。就是快把你那辆‘宝马’扔了吧！”孔庆东这厮是抬杠专家，慢条斯理地说：“就是买了个车队，这‘宝马’也得留着。”于是这一天上班的路上，他就唱：“留着，却不知为什么；留着，只为了嘲笑我！把一切都看淡，在心碎以后……”　　　　
　　　　　　（此文发表于《中华散文》，领到稿费之日，自行车就丢了。）　　　　
　　　　


指马为鹿篇老刘家（1）

　　　　文化研究可以从一万种途径入手。我一直想从家庭史的角度来考察当代文化的演变，我觉得这比那些虚构的“家族小说”更能体现我们民族的本真状态。因此我打算从我所熟悉的家庭中选择一部分来进行一种“本真描述”，当然，这种描述是以不触犯真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为前提的。下面要讲的老刘家，就算是其中的一例。　　　　
　　　　　　老刘家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老邻居。我们单元每层住6户，我家是楼里的1号，住一楼，老刘家是10号，住二楼。我们楼一共3层，因此，老刘家的位置基本上相当于中南海，是全楼的中心。　　　　
　　　　　　老刘家的第一个特点是，全家5口人，没有一个身高超过1米6的。他们家按身高可以分为三个梯队。老刘头和他的二儿子刘波将近1米6，属于家里的“堂堂七尺男儿”，或者叫“上层建筑”。老刘婆子和女儿树枝大概有1米5，属于承上启下的“中流砥柱”。大儿子刘杰则只有1米4，属于“天塌下来自有高个子顶着”的一代怪杰。哈尔滨人管“矮”叫“矬”，特别矮的人被叫做“小矬把子”。所以老刘家的人如果跟邻居吵架，最经常听到的诟骂就是“一窝小矬把子”，再难听点就是“一窝耗子”，更难听的则联系到生育问题，说是半夜让耗子给睡了，才生出这么一窝杂种。中国的老百姓骂人时，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骂得既朴实，又生动。但以挖苦对方的身体特点作为骂人的杀手锏，则常常把小矛盾激化为大冲突。知识分子据说是比普通百姓文明，吵架时一般不攻击对方的生理缺陷，但知识分子经常爱说对方是“拿卢布的”，“有海外关系的”，“投靠政府的”，“闹过动乱的”，我看这比老百姓的攻击生理缺陷还要卑鄙下流。因为老百姓那样骂，不过是自己解恨，对方蒙羞；而知识分子这样说，则等于变相告密和诬陷，有可能使对方坐牢甚至杀头。鲁迅和周作人都表示过，老百姓的粗俗是健康的粗俗，知识分子的秀雅是病态的秀雅。老百姓经常骂到大打出手的地步，但几天之后，又好像忘记得干干净净，离老远招呼对方说：“我家包饺子啦，去端一盘子吧。”而知识分子受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嘲讽，表面上大度地一笑，说没什么，实际上怀恨终生，一旦得到机会，便整得对方家破人亡。老刘家经常因为个子矮而遭受辱骂，但他们似乎没把这当成一回事，出来进去，照样顶天立地，看不出一点知识分子所说的什么“自卑感”。那意思仿佛是说，我们既然矬，那你们就骂我们矬，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骂你们时，也自能找到你们的缺点。老刘家有时遇到以“小矬把子”为主题的辱骂时，就回骂对方是“电线杆子”什么的。老百姓骂人不管有多么恶毒，一般都是实有其事，不会凭空捏造。有根有据地骂，再厉害也不会彻底决裂。凭空捏造地骂，则可能会出人命。比如围绕老刘家的身高问题，你可以骂出1000种花样，他们全家照常吃得饱睡得香。但你假如说他们家是苏联特务，那不但他们全家要跟你拼命，我们全楼都会从此看不起你，因为这说明你骂人的水平已经低劣到可耻的地步，你的人格太“矬”了。　　　　
　　　　　　老刘家的第二个特点是，阴盛阳衰，乾纲不振，大事小情，均由妇女当家做主。男性总人数虽超过女性50％，但平均身高并不占上风，更加上大儿子刘杰天生呆傻，所以从我记事起，他们家就是母系社会。　　　　
　　　　　　老刘头是一家化工厂的工人，大人们叫他老刘，我当面叫他刘大爷。孩子们一般称呼各家的男女主人，不论其年纪多大，都叫“老某头”，“老某婆子”，或者叫“某某他爸”，“某某他妈”。我们经常跟老刘家的二儿子刘波一起玩，因此就叫他的父母为“刘二他爸”和“刘二他妈”。老刘头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个家里的摆设，没有任何本事和特长，当然也没有什么“特短”，不好不坏，不俊不丑，每天上班下班，有时买菜做饭，有时不做，参与楼下的唠嗑，但说不出什么引人注意的话来。别人挖菜窖，他也挖菜窖，别人买秋菜，他也买秋菜，有时帮助别人干活，帮不上什么大忙，但也不添麻烦，有时和人下棋，棋艺很臭，但凑合能下。偶尔和人吵架，笨嘴拙舌的，又是个沙哑的“公鸭嗓”，不具备起码的观赏性，没什么人围观，所以也吵不下去。只有一次战绩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那是他在楼前卖废品时，因为排队问题跟“老财迷”他妈吵了起来，老刘头骂了一句粗话，那句话的字面意思是要直接跟对方发生性关系，没想到“老财迷”他妈对语言特别敏感，扑过来叫道：“来，来呀！你他妈不脱裤子不是人，快来，让我尝尝你的耗子能耐，让我也给你生一窝小耗崽子！”一边叫一边就解裤腰带，吓得老刘头掉头就跑，那姿态恰是一个词的绝妙解释：“鼠窜”。老刘头边跑边说：“快来人哪，耍流氓啦！快来人哪，耍流氓啦！”“老财迷”他妈已经抽出了半截裤腰带，像马鞭一样摇晃着追上去，可惜被闻声赶来的“老财迷”他爸给拽住了，说：“让你出来卖破烂儿，你他妈跑这儿卖屁股，你欺负老刘这么个老实人干啥？要耍流氓，回家跟我耍去！”而老刘头那边，也恰好被瘦小的老刘婆子迎头截住，老刘婆子那时也就三十多岁，伸出枯瘦的胳膊，把老刘头往旁边一甩，面向老财迷的父母，凛然喝道：“别走，来呀，我要看看你咋给我生一窝小耗崽子！生不出来不要紧，我现去抓一窝给你塞进去！”于是，会战以老刘家反败为胜而告终。　　　　
　　　　　　这老刘婆子可非等闲之辈，她不但是老刘家的一把手，而且是我们街道居委会我们楼的小组长，是我们这些革命居民最直接的首长，相当于我们楼的武则天或是伊丽莎白女王。但她在家里家外都并没有什么特权，当组长纯粹是义务和兴趣，是地地道道的“公仆”。偶尔年终时上级能发给一条毛巾之类的，算是对仆人的奖励，她就一路举着到处向人炫耀：“看，这是我发的，小组长一人一条，上边这个小猫多俊哪！胖乎乎的。小猫的少，剩下都是南京长江大桥，六组的跃进他妈想要我这条，让我一把抢过来了，我才不给她哪！”邻居们欣赏了一圈，把毛巾摸得乌黑，老刘婆子才喜滋滋地拿回家，搭在屋里的铁丝上，半个月内不许用，专供来客瞻仰。她在执行“公务”时，大家认她是组长，是“领导”，而平时似乎没有这么回事，不但可以打骂她的丈夫和孩子，连她本人也可以冒犯。在我的记忆里，那真是一个平等的、民主的时代。我家有的邻居把厂长打伤了，把主任家的窗户砸了，也没受到什么报复。大家都很尊重领导，那是因为人家一天到晚很忙，又操心又没有报酬，有时还挨打受骂，家里的条件和别人一样甚至更穷，这样的“公仆”谁不拥护？这样的执政党还不该喊“万岁”么？　　　　
　　　　　　老刘婆子我当面叫她刘娘，她在一家集体所有制工厂上班，长得瘦骨嶙峋，脸似骷髅，手如鸡爪，我第一次学到“木乃伊”和“芦柴棒”这两个词时，都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她。我爸则说她是“小鸡崽子”。她虽然自以为是领导，但劳动人民的缺点也不少。有一次她儿子刘波欺负我，打破了我的衣服，我向她告状，要求她赔我衣服。她以为我父母不在家，便凶狠地拿着一把菜刀威胁我，不许我再告状，还把我从楼上推到楼下。没想到我爸正好回家拿啤酒瓶子换啤酒，听见我的哭声，便在楼下骂她大人欺负小孩不要脸。老刘婆子恼羞成怒，跑下楼来，想冲进我家撒泼放赖。我爸是个脾气暴躁的酒徒，又是一脑子封建意识，不愿意跟女人纠缠，就堵在门口，一把抓住老刘婆子的衣领，用力一提，老刘婆子就两脚离了地。我爸提着她走到楼梯旁，喊了声：“去你妈的！”奋力一甩，老刘婆子被扔出七八米，又打了两个滚，滚到了楼外。楼外的邻居们齐声喊好，有的说：“老孔，再扔一个！”老刘婆子坐在地上，泪流满面地哭嚷着：“好啊老孔，你一个老八路，打我这个革命干部，我要向毛主席汇报，我要向毛主席汇报！”我爸在屋里有些不知所措，一会儿骂我说：“你他妈没出息，跟她告什么状？以后别去他们家！”一会儿又说：“这老刘婆子也就是六七十斤，他们全家我一扔一个。”　　　　
　　　　　　过了几天，老刘婆子又上我家串门了，说她那天没了解实际情况，就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实在不应该，还说我的衣服破了，她可以给我补。我爸说他的态度也不好，希望她别生气。我妈在一旁也批评我爸是“臭法西斯主义”，打自己的老婆孩子还不够，还要打外人。老刘婆子一本正经地说打她也没啥，但是不应该那天打她，因为那天她来了例假，“你像杨子荣摔小炉匠那么摔我，要是把我摔出个好歹来，你我的革命工作不是都受影响么？”　　　　
　　　　　　“革命”是老刘婆子的常用词，一说到这一类词汇时，她就神采飞扬，颇有几分令人尊敬。老刘婆子最喜欢开会学习什么的，肚子里背了百十条毛主席语录，轮番引用。晚饭时经常听到她喊：“各家注意了，各家注意了！吃完饭全体开会，传达最新指示。”开会时，老刘婆子先背诵一段语录，或者全楼百十号人齐唱一首革命歌曲，然后传达最新指示或上级精神，有时让我念一段报纸。每到这种场合，老刘婆子仿佛是什么东西附了体，满脸洋溢着高尚的光辉。比如有一次传达西哈努克来访，老刘婆子和派出所的小张共同主持。老刘婆子开口便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十八天大楼五栋的全体革命同志们，在此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柬埔寨人民的伟大领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即将光临我们美丽的哈尔滨市之际，为了进一步搞好市容市貌，严防阶级敌人捣乱破坏，深入斗批改，气死帝修反，我们派出所的模范民警小张同志特来我们组传达上级有关指示，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小张同志讲话！”小张是破过许多要案的民警英雄，经常来我们这一带，人缘很好。他说为了完成这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这几天各家要大搞卫生，要达到铁器放光，木见本色，不许乱倒垃圾，不许穿有补丁的衣服出门，人人要洗澡理发，女同志要化妆。商店里会有丰富的商品供应，但不许抢购，不许排大队。邻里之间要加强团结，打架吵架以“反革命”破坏罪论处。如果遭遇到外宾，要有礼有节，不卑不亢，从容镇定，落落大方。不许议论西哈努克亲王的身高和宾努亲王的摇头。外宾如果要到家里看看，可以领到楼里条件最好的一家，不管到谁家，都要密切配合。外宾如果送礼，可以回送他们毛主席像章，然后把礼物上缴。外宾要看报，只给他们看“两报一刊”，《参考消息》绝对不能给他们看。外宾要和女同志拥抱接吻，一律谢绝，但不许生气骂人，可以改成握手。从明天起，呆傻残疾人员和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都由有关部门暂时收容，这些家庭今晚要准备行李和粮票。讲到这里，小张看了看老刘婆子，说：“革命干部要以身作则。”老刘婆子本来激情满怀的样子，听了这句话，顿时一脸沮丧。　　　　
　　　　　　　　　　
　　　　


指马为鹿篇老刘家（2）

　　　　原来，小张的一句话，涉及到老刘家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刘杰天生痴呆兼癫痫，发起病来就一头栽倒，浑身抽搐。有一次栽到炉子上，半个额头被灼伤，留下了苹果大的一片紫红色疤痕。他一栽倒，就必须用力按他的人中穴来急救，我们全楼的人几乎都学会了这门技术。多年后我在北京遇到一对情侣，一次女的患急病，突然抽搐起来，我说：“按人中，按人中！”那男的马上就去按女的肚脐眼，他还以为“人中”就是人的正中间，是“肚脐眼”的雅称呢。刘杰因为这个病，他们家和我们全楼都叫他“大小子”、“大傻子”或“大傻小子”，而“刘杰”这个名字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刘杰个子矮，脑袋大，生理发育很正常，一头乱发，满嘴乱须。不发病的时候，能做些日常交谈，十句话以内，看不出精神不正常。每年春节，他都穿戴簇新，最早一个，到各家拜年。邻居们给他很多吃的，但他很懂事，只拿一点。他谈起话来，十句以外，就要进入“非人世界”，大人们就开始厌烦，说：“大傻子，快回家去吧，看看你爸你妈是不是在床上摔跤呢。”但我很喜欢听大傻子的“胡说”，他的话直接记下来，便是一篇优美的科幻或童话。比如有一次他和我谈电影《列宁在1918》，说瓦西里从楼上跳下来，敌人在楼上开枪扫射，杨子荣在楼下一个就地十八翻，一手接住瓦西里，另一手放出500条毒蛇，敌人跑到冬宫里，500条毒蛇变成500股蓝烟，从门缝里钻进去，座山雕只好说：“老九啊，你赶快跟我从这暗道里走吧！”阿庆嫂说：“你走不了啦！”胡传魁说：“你是——”瓦西里说：“我一不是将军阁下，二不是少校先生，我是帝国的——小军官。”说到高兴处，刘杰有时还粗着喉咙唱几句。他虽然常常把电影内容搞乱，但对细节记得非常清楚。他的胡思乱想使我感到十分愉快，我有时甚至很羡慕他的生活状态，假如他不抽风的话。　　　　
　　　　　　刘杰比我大六七岁，一直没有上学。我入小学的那年，他父母让他跟我一起去上学，我就领他到了教室坐下。老师进来，看到我旁边坐着一个满嘴胡子的人，就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刘杰说：“我是傻子，我跟孔庆东一块来上学。”我说：“他妈让我帮助他。”可是不到一个月，他就犯了病，学校坚决不再要他。第二年他又试了一次，最后还是不行，他的父母只好绝了这个念。我很小的时候，刘杰就是十七八岁的样子，我上了高中，他还是那个样子。有一次下大雪，天地皆白，银片飞舞，我站在楼门口看雪。他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旁边，也默默地看着。忽然，他说了一句：“唉，我要是不傻，多好啊！”我现在想到他这句话，不禁百感交集。　　　　
　　　　　　刘杰的弟弟刘波，大家都叫他刘二，比我大3岁。他很小就有小偷小摸的毛病，到谁家都要偷点什么。我的玩具被他偷走无数，幸好他不偷书。长大一些，他不偷玩具了，改偷值钱的东西。慢慢地，他加入了社会上的流氓团伙。我们那一带有许多国家级的流氓大盗，以后我会专门描写。刘二在里面连三流角色也排不上。因为一等的大流氓首先要讲义气，为朋友排忧解难，两肋插刀。二等流氓要会打架，有一身好功夫。三等流氓也要做到不欺负弱小，不偷穷人，以及“兔子不吃窝边草”之类。刘二打架没本事，只能欺负我这样的比他小三四岁的孩子，偷也只能偷他熟悉的人家的东西。因此他在黑白两道都被人看不起，只好在我们这些小孩子面前吹牛。有一个暑假，他教我们几个小孩偷东西，说先要练“二指禅”，拿一只盘子，边上抹了油，然后用食指和中指去夹，什么时候夹起来了，功夫就练成了，百夹百中，在商店里，在汽车上，想夹谁的钱包，手到擒来。苦练了两个礼拜，我和另一个小孩都勉强夹起来了，可是发现刘二却根本夹不起来。从此他在我们心目中更没有任何地位。那之后很长时间，见到什么都想去夹一下，但就是不敢伸到别人兜里去夹。我终于明白，“偷”主要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心情，技术再好，不能进入那种心情，也是白搭。我自从练习夹盘子之后，字写得越来越差，因为拇指和食指的力量总是用不到一块儿。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夹的技术仍然不错，字写得仍然难看，这就是我不学好的罪有应得的报应。　　　　
　　　　　　刘二在家里不会做饭，不会干活。在学校学习极差，在团伙中专业素质又低，因此人品越来越恶劣，撒谎不脸红，说话不算数，倒是越来越接近某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了。刘二到了十四五岁以后，附近已经没有人愿意借给他钱，他到谁家，谁家就全体出动盯着他。他只好到远处去作案，远处人生地不熟，常常失手，于是他成了拘留所的常客。他对我们吹牛时，便增加了一个重大题材。他的吹牛一是说他在拘留所里见到了某某大流氓，拜了某某为师，学了什么新本事。二是说他如何如何不怕酷刑，守口如瓶，决不出卖朋友。三是说他与某某过招，轻松获胜。他的话我是不信的，但觉得很有意思，便如同听他哥哥说疯话那样听下去。有一次在楼前，他说他因为聚众抢银行，被警察用铁丝捆住两个拇指吊起来，全身的重量坠在拇指上，皮都脱落了，他仍然一声不吭，保住了一个名叫侯三的哥们。我想起电影《钢铁战士》中监狱里的叛徒欺骗解放军说：“敌人压了我两三回杠子，我连吭都没吭。”刘二接着又说那个侯三如何不够哥们意思，出去以后骗了他家的钱，还把他的东西给卖了，他在拘留所里教警察“八步赶蟾”，警察才把他放了，等等。正说着，忽然楼那边有个瘦子喊“刘二”，刘二见了，站起就跑。跑了几十米，被那人追上掀翻便打，只见刘二跪在地上，双手护住脑袋，鸡叨碎米似的磕头不止。楼里一群人上前喝住那个瘦子，问他凭啥打人。瘦子说：“各位叔叔大爷，我侯三吃了熊胆也不敢跑到你们18天来撒野，我请叔叔大爷给评评这个理。他偷了纺织厂工人的100多条裤衩，在拘留所里，警察还没动他一手指头，他就诬赖是我偷的，结果他出来，我进去，他又到我家骗钱，还把我的车子和军大衣给卖了。各位叔叔大爷要是说我没理，我就在这儿让大伙打成肉饼。”有个叔叔说：“你有理，可你也把刘二打了，谁也不欠谁的，你走吧。”从那以后，刘二不再对我们吹牛了。　　　　
　　　　　　老刘婆子对刘二从小溺爱，看见别的孩子打我，她来干涉，但刘二打我，她视而不见。长大后想管教已经来不及了。老刘婆子也到我家来哭天抹泪过，说她自己家里的革命工作没有做好，养了这么个逆子，给党和政府添麻烦。　　　　
　　　　　　1980年秋，我考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