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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击英雄-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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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柏林不久，我就非常高兴地又见到了我的大儿子，他已经获得了一级和二级的铁十字勋章。他曾经参加过华沙的苦战。
在叙述波兰战役的时候，我一定还要提到我的幕僚人员。他们在参谋长内林上校（Col。Nehring）指挥之下，完成了不少的艰难工作，对于我这一次的胜利具有极大的贡献。
第四部分 战祸的开始波兰战后（1）
10月27日我奉命到总理官邸去。在那里我发现一共有24名军官（连我在内），准备接受骑士级铁十字勋章（Knight’s Cross）。这样早就获得了这种勋章，当然是一件喜事，对于我个人而言，经过了长期的苦斗才建立了这个新型的装甲兵，这似乎就算是一个成功的证明。毫无疑问，这一次战争能够这样神速的进行，死伤是如此的轻微，其主要的原因都是装甲兵的力量。在授勋典礼之后就继之以欢宴。我正好坐在希特勒的右边，我们又很起劲地谈到装甲兵的发展和这一次战役中所获得的经验。到了快要吃完的时候，他突然向我提出一个直接的问题：“我很想知道一般的人民和军人对于德苏条约的反应是怎样？”我只好回答他说，当我们军人们在8月底听到条约签字的消息之后，都不禁舒了一口气，它使我们对于后方有一种安全感，因为我们最不愿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腹背受敌。希特勒很诧异地注视着我，我可以感觉得出来他对于我的答复不是很愉快。不过，他却没有说什么，而且立即改变了谈话的主题。一直过了很久，我才认清了希特勒是怎样地深恨苏联。他当时无疑的是希望我对于他这种惊人的举动，会表示莫测高深。
我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假期，恰好我的岳母在这个时候去世了。我的岳母于11月4日在柏林的家中过世，我们将她的棺木运送至戈斯拉尔（Goslar），葬在已先她过世的岳父旁边。等到丧事办完了之后，我就又接到了新的命令，离开了家。
11月中旬，我的军部移到科布伦茨（Koblenz），在那里我改归A集团军总司令龙德施泰上将（Col。Gen。von Rundstedt）所指挥。
为了要加强军官团的政治态度，尤其是将官，所以在柏林就举行了一连串的讲话，主讲的人有戈培尔（Goebbels）、戈林等等要人，最后在11月23日希特勒也亲临训辞。听众主要都是三军的将领，但是也有一部分军事学校的教官，最低的到尉官为止。
在上述这三个人的讲词当中，其重点都似乎是说：“空军将领们，在戈林同志领导之下，是绝对可靠的；海军将领也可以信任，但是党对于陆军的将领们却并不敢这样的信任。”把我们最近在波兰战役中的成就来作一个对比，这种侮辱真使我们难以忍受。当我回到科布伦茨之后，我就去找集团军参谋长曼斯坦因将军（Gen。von Manstein），谈论这个问题，并且研究应该如何应对。他也同意我的意见，认为陆军将领们对于这样大的侮辱是不应该一声不响的。他早已和集团军总司令谈过这个问题，可是他老人家却不肯多管闲事。他就向我说，要我再去和龙德施泰谈一谈，看能不能够说动他，于是我马上就去见龙德施泰。龙德施泰对于这个事件早已一目了然，他说最多只愿意去和陆军总司令谈谈。我就指出希特勒所指摘的对象，最重要的就是陆军总司令本人，所以最好换一个人去和希特勒直接解释，要求他撤回这种不公正的控诉。龙德施泰却不愿意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此后几天之内，我访问了不少的高级将领，希望能够劝动他们采取行动，但是毫无结果，最后我就去看赖兴瑙上将，大家都知道他和希特勒及国社党（纳粹党）一向是处得很好的。使我大吃一惊的是，赖兴瑙却告诉我他和希特勒早已发生过激烈的冲突，所以要他去见希特勒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他却也认为是应该让希特勒明白陆军将领对于这个事件的感情，所以他就主张我自己去一次。我就说我是军长中资历最浅的一个，有许多老前辈在，我怎敢代表全体将领讲话。赖兴瑙却不听我那一套，他说这是为大家好的事情，他就跟总理官邸通了一次话，要求元首接见我，第二天我就获得命令叫我到柏林向希特勒报告。
希特勒单独一个人接见我，并且让我一个人说了二十多分钟，他一直都没有中途打断我。我把我在柏林所听到的三篇演词内容撮要地叙述了一下，并且指出这都是针对着陆军将领而发的。于是我就说：“我曾经和许多将官谈论过，他们对于政府首长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是感到莫大的惊异和愤慨。事实上他们的忠诚在最近就已经有了事实上的证明，他们在波兰战役中都曾经亲冒生命的危险，来报效国家，所以这场战争才会只要三个多星期就胜利结束了。由于对西方国家的恶战还尚未展开，来日大难，他们更认为在最高领导方面绝不可以发生裂痕。也许你会感觉到很奇怪，为什么我这样一个资历最浅的将领，会来向你提出这个问题来。我曾经请求那些老前辈们来向你解释，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来。但是为了不要让你以后会这样说道：‘我曾经当面向那些陆军将领们说，我不相信他们，他们就接受了我的不信任，没有一个人提出抗议。’所以我今天才来见你，为了向你提出抗议，认为这种说法对于我们不仅是不公正，而且也是莫大的侮辱。假使对于某一个将领——我想最多不过是个人的问题——感到不信任的话，你可以把他免职。未来的战争一定是一个长期性的，我们在军事领导方面绝不可以有裂痕，彼此之间一定要建立起‘互信’，不要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尚未接任最高统帅之前那样的一团糟。在那一次是坐失时机，等到兴鲁两人上台就已经太迟了。这一次我们的最高领导方面就一定要谨慎从事，不要再蹈过去的覆辙。”
第四部分 战祸的开始波兰战后（2）
希特勒聚精会神地听我一直往下说。当我说完了之后，他就很直率地回答道：“那不过就只是陆军总司令一个人的问题。”我就接着说：“假使你对于现在的陆军总司令感到不能信任，那么你就应该免除他的职务，调换一个你所完全信任的人。”于是马上就引到了一个我所最害怕的问题。他问道：“你推荐什么人？”我脑子里有一张名单，在那个名单上的人我认为个个都有资格担任这个困难的职务。我首先就提出赖兴瑙上将。希特勒当即表示拒绝，“那不在考虑之列。”他说话的时候，表情是那样的不愉快，我才相信赖兴瑙在我面前并没有说谎。接着我又从龙德施泰上将说起，一连说了好几个人名，但是都不曾为希特勒所接受。最后我无话可说了，就只好沉默了下来。
现在换希特勒打开了话匣子。他开始叙述他为什么对于这些将军们不表信任的道理。当他开始再武装德国的时候，弗里奇和贝克就已经和他意见不投。他希望立即成立36个师，而他们却认为只能成立21个师。将军们又反对他重占莱茵河流域。事实上只要法国人一皱眉，他们马上就会转过身开溜，幸亏外交胜利才算是免于辱国。勃洛姆堡元帅使他深深地失望，而弗里奇事件也在他口中留有苦味。在捷克危机的时候，贝克反对他，所以才被免职。现任的陆军总司令所提出的重整军备的一些建议均不敷需求，明显的例子就是轻型野战炮的产量简直是少得可笑。在波兰战役中，他和他的将军们之间就早已有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对于未来的西方战役，他也不敢相信陆军总司令是和他抱着一样的见解的。
希特勒谢谢我对于他的坦白陈词——我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一点什么成就都没有。谈话前后共历时一个多钟点。我回到科布伦茨，对于我所获得的结果深感丧气。
第五部分 西线战场上的战役战争的准备（1）
在我们没有和西方国家交手之前——这是我们所最希望能够避免的——就已经事先对于在波兰所获得的教训，加以审慎的研究。在这里可以看出来所谓轻型师实在是一个乱杂无章的东西，这个发现对于我而言，是一点都不稀奇，因为我早已预料到了会是这样。所以当局就命令把它们都完全改成装甲师，其番号是第六师到第九师。摩托化步兵师过于庞大而不便指挥，于是在每一个师里面裁减了一个步兵团，使它的规模缩小了一点。最重要的事情是把Panzer Ⅲ式和Ⅳ式的重型战车，拿来取代现有各战车团的装备，但是这个工作进行得很慢，一方面是由于工业生产本身的限制，另一方面却是由于陆军统帅部想把这些新战车储存起来不用的缘故。
我接管了几个装甲师和一个“大德意志”（GrossDeutschland）步兵团，负责它们的训练工作。除此以外，我主要的时间就是花在未来西线战场作战计划的考虑上面。
在希特勒的督促之下，陆军统帅部不得不采取攻势，它原定的计划就是把1914年的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再重用一次。固然这个办法是很简单，但是却一点新奇的滋味都没有。所以不久大家就想另外换一个新计划。在11月间的某一天，曼斯坦因（集团军参谋长）请我去和他谈谈，他把他的看法说给我听。主要的重点是利用强力的战车部队经过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直抵色当（Sedan），突破该区内的马奇诺延长防线，从而将整个法国战线分裂为二。他要求我以一个战车专家的观点，来研究他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在详细地研究过地图，和回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个人对于这个地区的地形经验以后，我就向曼斯坦因明确地表示说，他所假想的这个作战计划是绝对可行的。我所加的惟一附带条件，就是所使用的装甲师和摩托化师，数目一定要够用，最好把全部的兵力都使用在这一方面。
于是曼斯坦因就提出了一个备忘录，经过龙德施泰上将的批准和签署，于1939年12月4日送呈陆军统帅部。可是统帅部对此却并不太热心，最初，统帅部对于经过阿尔隆（Arlon）的攻击，只想使用一两个装甲师，我坚持着说这样的兵力实在太脆弱，发挥不了作用。我们的装甲兵力本就不太雄厚，若再加以分割的使用，那就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可是统帅部却偏偏想要这样做。曼斯坦因实在感到不耐，因此与统帅部之间发生了强烈的恶感，最后被调任为一个步兵军军长。他要求至少应让他指挥一个装甲军，可是统帅部却并没有理会他的要求。这样，我们的这位最优等的战略头脑，就被降调为第三波攻击中的一个军长，可是以后战争的胜利实际上却都是发源于他一个人的理想。他的后任是一个平凡得很的索登斯坦恩将军（Gen。von Sodenstern）。
这个时候，因为有一架飞机失事，才使我们的主管们不得不放弃那古典式的施里芬计划。一位传达命令的飞行军官违反了规定的办法，在黑夜里携带有关施里芬计划的重要公文，飞越比利时的领土，结果迫降在比利时境内。他是否已经把文件毁掉，当时无法得知，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假定比利时，甚至于英法两国，都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作战计划。
此外，当曼斯坦因就任军长的时候，他也利用希特勒召见的机会，曾经把他的意见当面告诉了希特勒。结果才使所谓“曼斯坦因计划”（Manstein Plan）成为一个被认真研究的作战构想。1940年2月7日，在科布伦茨举行了一次演习，照我个人的看法，这个演习可以证明这个作战计划已经有了决定性的成功。在这一次图上练习的时候，我建议在攻势的第五天，应使用强大的装甲摩托化部队，在色当附近强渡过默兹（Meuse）河，其目的是在这里突破法军的防线，并向亚眠发展。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却认为我这个意见毫无意义。他认为即令战车部队已经渡过默兹河，并占据了桥头阵地，但是也必须等候步兵赶上来之后，始可以发动一个全面的攻势，所以他预料，不到战役的第九天或第十天，这个攻击是不可能进行的。我强烈地反对他这种全面攻击的理论，我一再地说明，最重要的就是充分利用我们装甲兵现有的全部实力，对于一个具有决定性的点施以奇袭式的打击，使突入的楔形地区深而且宽，因而让我们可以不必顾虑到侧翼的安全，而去尽量地扩展我们的战果，所以不必等待步兵军的赶上。
在我的意见中有关法国边境要塞的强度价值问题，也得到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工兵顾问斯提欧塔少校（Maj。von Stiotta）的有力支持。他曾经把空中照相加以极详细的分析，所以他的结论足具有科学的根据，当然是不应任意抹杀的。
2月14日又在迈恩（Mayen）做另一次的图上演习，地点是在第十二军团李斯特上将（Col。Gen。List）的司令部里。这一次哈尔德又出席了，所研究的主题还是默兹河的渡河问题。需要我做答复的问题，主要有下列两点：装甲师能够凭着它自己的力量渡河么？还是一定要等待步兵赶上来呢？关于后者：是它和步兵一同渡河呢？还是完全让步兵去先渡河呢？因为在默兹河以北，阿登（Ardennes）高原的地形十分的险恶，在这里使用战车根本上是不合理的。所以越讨论就越不像话，最后我和第十四军的军长（摩托化军，准备跟在我的后面推进）魏特夏将军（Gen。von Wietersheim）就提出抗议说，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对于战略的领导，似乎是已经丧失了信心。我们表示像这样使用装甲部队，在原则上是完全错误的，必定会引起极大的损失。
第五部分 西线战场上的战役战争的准备（2）
最后情况就变得更为严重，甚至于龙德施泰上将对于战车的真正威力，也并不曾有任何明确的认识，他也主张还是小心为是。这个时候，我们实在需要像曼斯坦因那样的天才！
关于如何指挥这么多装甲部队的问题，也曾引起了烦长的讨论。经过了许多次的变化之后，最后才决定成立一个装甲兵团（Group），由克莱斯特将军（Gen。von Kleist）指挥，事实上到那个时候为止，他并没有能够表现出来他对于装甲兵的指挥是特别拿手的。以后又决定由我的装甲军担任阿登攻击战的矛头，于是我就赶紧去忙于训练我的部下，使他们有能力担负起这个沉重的任务。归我所指挥的有第一、第二、第十共三个装甲师，“大德意志”步兵团，和一些军直属部队（包括一个迫击炮营）。除了“大德意志”团以外，其余的部队无论在平时和战时，都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所以我对于他们的能力具有无比的信心。现在我要训练他们，去担负一个艰巨的工作，当时除了希特勒、曼斯坦因和我自己以外，恐怕再没有其他的人会相信它是可以成功的。为了实现我的理想，已经把我累得精疲力竭。我实在需要稍事休息一下，在3月的下半个月当中，我就请准了一个短假。
在此之前，A集团军的高级将领又曾经被召集到总理官邸，举行一次军事汇报，由希特勒亲自主持。我们每一个将领都自己报告他所担负的任务，以及他将要如何去执行的计划，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人。我的任务如下述：在奉命进攻之日，我要越过卢森堡的国界，经过比利时南部，一直到色当，渡过默兹河，并在那一面建立一个桥头阵地，以掩护后续的步兵军渡河。我又简单地解释，在经过卢比两国的时候，我军将分为三个纵队前进，我指出第一天可以到达比利时边境，并且希望在同一天之内突破它；第二天我应该可以到达讷沙托（Neufchateau）；第三天可以到达布永（Bouillon），并渡过瑟穆瓦河（Semois）；第四天我就已经到达了默兹河；而第五天我就已经渡河了。在第五天的下午我应该已经建立好了桥头阵地。希特勒问道：“那么之后你又准备做些什么呢？”他是第一个想到应该同我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的人。我答复他说：“除非我已经接到了其他的命令，否则在第二天我就会继续向西推进。最高统帅应该决定我的目标是亚眠还是巴黎。照我个人的看法，正确的路线是应该过亚眠，直向英吉利海峡进发。”希特勒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这时布西将军（Gen。Busch）——他所统率的第十六军团正位于我的左翼，突然高声喊了出来：“好吧，第一点，我首先就不相信你可以渡得过默兹河！”希特勒脸上现出了紧张的表情，用眼睛注视着我，看我怎样答复这个挑战。我说：“无论如何，总不需要你来代劳呵！”希特勒没有再说话。
我始终都再没有接受过命令，指示我在默兹河上获得了桥头阵地之后，应该如何再进行第二步的工作。一直到我到达大西洋海岸之前，一切的决定都是自己一个人负责的。最高统帅部对于我的行动就只有牵制的作用而已。
在短假结束之后，我就又埋头去进行我的准备工作。不久冬天就过去了，转眼间变成了春天。在我没有叙述事实之前，我想应该先将我的信心的由来，解释一下。这就又必须从头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西线战役，除了一个短期间的运动战以外，不久就稳定了下来，变成了一种阵地战，不管集中了多大的兵力和物资，都无法使陆军再恢复它的运动性，一直等到1916年11月，敌人的战车在战场上出现之后，局面才有新的发展。利用它的装甲，它的履带，它的枪炮，带着它的乘员突破炮兵火网和铁丝网，越过种种的工事和障碍物，而一直冲进德军防线的中心。从此攻击的力量又复活了。
要明了战车的重要性，只要看一看凡尔赛和约就可以明白。和约禁止德国保有和制造任何种类的装甲车辆，若有违背则将严厉处罚。
由于我们的敌人认定战车为一种具有决定性的武器，因此才禁止我们使用。这样，我才决心仔细地研究这种决定性武器的历史，并且还追踪它的未来发展。因为我的研究并不受到传统观念的拘束，所以对于装甲部队的使用、组织和装甲车辆的制造，都得到了一些新的见解，而超出了国外权威理论的范围之外。经过了多年的苦斗，我已经把我的理论，成功地变成了事实，可以说是比其他的国家先取得了优势。由于对于战车的使用和组织，我都有独到的创见，所以我才会深信我一定可以完成我的使命。甚至到了1940年，和我抱着同样信念的人，在德国陆军中也并不太多。
因为我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做过广泛的研究，所以使我对于战斗人员的心理也有相当的认识。由于个人的经验，我对于我们自己的陆军当然很明了，而对于西方的对手，我也曾经做过几条假定，以后在实际战役中，证明我的看法并不错。尽管敌人曾经利用战车，而成为1918年胜利的主因，但是他们却先入为主地仍然受着阵地战理论的拘束。
在1940年5月间，英法联军所能使用的装甲车辆一共约有4000辆；而德国陆军在当时所有的装甲车辆则只有2800辆，这还包括装甲侦察车在内，当真正攻击的时候，所使用的车辆不过2200辆而已。不仅在数量上敌人占了优势，而且在装甲和火炮的口径两方面，法国的战车也比德制的为优越，不过它的操纵系统和速度却不如德国的。尽管法国人拥有如此强大的机动兵力，但是他们还又建筑了全世界上最坚固的要塞，马奇诺防线。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金钱来构筑要塞，而不把它用在机动兵力的加强和近代化的工作方面去呢？
第五部分 西线战场上的战役战争的准备（3）
戴高乐、达拉第（Daladier）以及其他作这样主张的人都没有为人所重视。由此就可以看出来，法国的最高领袖人物，对于战车在机动性战争中的意义，不是不能了解，就是不愿了解。据我所知道的法国任何大规模的演习当中，都可以看出来法国的统帅部，是要训练他们的部队一切都按步就班，根据预定的计划行动。无论是取攻势还是取守势，都是以一个事先所预定好了的环境为其基础。他们希望先把敌方的企图和战斗序列，都完全弄清楚之后，再来采取行动。而且一经决定行动之后，则一切部队的行动都完全照着既定的计划进行，丝毫都不许有所变化。这种对于计划控制的狂热，否定了机会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所以才把装甲兵编在一般的陆军系统之内，将它们分割后由步兵师指挥，免得它们破坏了整个的计划。因此，法国的装甲兵力只有极少数是编成了大单位，以供战略性的使用。
总结起来说，法国人是准备采用一种有体系的防线，和一种严格的计划来保卫他们的国家。这种主意是他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学来的教训，他们对于阵地战富有经验，他们对于火力做极高度的估价，但是却完全不重视运动的原则。
这就是在1940年，我们所深知的法国的战略和战术原则，而与我自己对于战争的理论完全相反。因此这就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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