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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故事会-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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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故事，一篇篇都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精品，发表后自然会受到读者的喜爱。
要将这项工作做好是多么的艰难！
通过到群众中去演讲故事，使编辑们发现了许多问题。
有时在书面文字上读来很不错的作品，可是故事演讲者在演讲时却很难记住，表达出来也不生动。而一些在编稿时看似粗糙平淡的语言，在进行口头演讲时，却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往往会引得听众捧腹大笑，更增加了故事本身的感染力。
编辑们大都是“秀才”，可是为了提高刊物的质量，有时也会“赤膊上阵”，亲自演讲经过自己修改的故事。在通过稿子时，经常也会出现让责任编辑将所编的作品用讲故事的形式复述一遍的情况。这样，编辑在编时就不能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想像了，就必须得设身处地为演讲者与听众考虑，这样编出来的稿子通过刊物投放到市场，自然是对路的了。
这是《故事会》编辑们所练就的一套“内功”。
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编辑方针，对于那些经常在群众中演讲故事的作者也不例外，就连吴文昶这样著名的“故事大王”的作品，同样也要经过这一道程序的检验。
有一次，吴文昶写了一篇名叫《李二苟做官》的故事，邮到编辑部后，何承伟看了认为故事素材很好，写得也不错，但就是在细节描写上粗了一些，因此让其到上海来改稿子。
吴文昶来了后，编辑部的吴复新、陈中朝、言永祥以及特约编辑吴伦、黄宣林、饶明华六个人与他一同研究修改作品的具体办法，并给他出主意。那时正是隆冬时节，天气又冷，研究完后又将吴文昶送到沪西工人影剧院招待所，让他安心在那里改稿。
经过两天的时间，吴文昶将这篇四千多字的稿子修改结束。
按理讲，作为在全国故事演讲知名度极高的吴文昶，在他的作品正式发表之前，完全可以免去在群众中先进行演讲这道程序。可是，这篇故事改完后，吴文昶又在上海的故事沙龙里当众演讲了这篇故事，征求听众的意见，然后才落笔定稿。
紧紧围绕着提高故事质量进行的这种审稿程序，大大地提高了稿子的质量。吴文昶这篇故事经过这么一“折腾”，竟由一篇一般的小故事，成了一篇故事精品，在1987年第六期《故事会》上发表后，立刻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并获得了该年度《故事会》优秀作品二等奖。
将创作的故事先到群众中去进行一次演讲，其好处显而易见。
能够即兴地进行演讲，这是故事与其他文学形式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重要方面”，被《故事会》编辑部开发到了极限的程度。这种作者与听众进行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还可以从听众面部的直接表情找到答案，察觉到故事效果的好坏。听众是眉飞色舞，还是无动于衷；是吃惊发呆，还是点头称是；是拍案叫绝，还是不辞而别。讲到哪里大家会哄堂大笑，哪里又会屏声静听；有谁在对此窃窃私语，又有谁按捺不住要发几句议论等等，通过察言观色就可以知道故事作品的好坏，以及发表后在读者中影响的程度。因此就可以在发表之前，对一些在演讲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必要的修改，乃至于改变情节，修改细节，增删内容，直到你面对着的听众认为满意为止。
除此之外，演讲中听众的情绪有时也会触发作者的灵感，一些原来个人创作时冥思苦想而不能解决的问题和精彩场面，就会突然“跳”了出来，使故事作者获得异外的收获。
《故事会》上所发表的故事，就是这样千锤百炼中变成了一篇篇的精品，从而使这本刊物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作为主编的何承伟，在工作的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提高刊物的质量，在故事类报刊不断涌现的形势下，没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是不行的。要提高刊物的竞争力，就必须抓好编辑队伍的建设，使这支队伍成为一个坚强而有战斗力的集体。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4）
应该说，对于编辑队伍建设，早在《故事会》创刊时就已经注意到了，经过多年的努力，逐渐形成了一种优良传统。早期的编辑李中法、钱舜娟、顾乃晴等，都具有较强的业务水平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为办好这份刊物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但是，随着老同志的一个个退去，市场经济大潮的不期而至，接班的新编辑能否像前人一样地对待这份工作，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首先是接班的编辑们大都是科班出身，过去从事的大都是与故事联系较少的别的领域的文学研究，对《故事会》这样的一本通俗性读物了解不多，因此在从事编辑稿件的过程中就有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
再就是社会上对从事这本通俗读物的编辑工作也存在着某些偏见，有的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下里巴人”的工作，没有从事别的编辑工作高雅。
何承伟认为，有这些想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解决这些思想，光靠说教是不行的，那就是让新来的编辑们多参加一些活动，使他们在工作的实践中认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认识到这也是一门新的学科，只要认真地钻进去，同样也是大有前途的。
在各项活动中，编辑部都尽量考虑让老编辑带着新编辑一同参加。通过与作者的接触和共同探讨稿件，通过在深入到读者中听取意见，使编辑们重新地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广大读者对刊物的期望，从而加强工作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编辑队伍的思想和业务水平，对于提高刊物的质量至关重要，没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提高刊物的质量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刊物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质量的竞争；而质量的竞争其实是编辑人员素质、水平与人格的竞争。
在不断加强编辑队伍思想和业务素质的同时，《故事会》还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用以保证刊物的质量。严禁采用关系稿，做到在稿件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规定，从主编开始实行。何承伟在其所负责的近三十年中，从未向任何编辑推荐过一篇“关系”稿子。
为了加强编辑部的内部管理，还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编辑制度。
在编辑用稿时，除严格实行三级审稿制度外，编辑还要认真填写对于作品的意见，这个意见包括作品的特点分析，修改建议，同时还要给作品“打分”。即编辑在审稿时得给送审的稿子分为A、B、C三级，A、B又有＋、…之分，而C仅作为备用。编辑部还规定，每期稿子均需有一定数量的B＋。何承伟即使后来担任了出版社的社长，在终审时也同样地给作品进行“打分”，这在中国现在的出版界，恐怕也为数不多。另外对于集稿、审稿、改稿、样稿与作图、划样、发稿、校样、清样等，都建立了一系列的保障性制度，这使《故事会》的出版发行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范大宇曾写过一个中篇故事，终审都已经通过了，正准备发排之时，编辑部收到一位名叫李民洪的一篇来稿，同样也是一个中篇，题目叫《温柔的陷阱》，编辑看了之后，认为比范大宇的那篇还要好，于是便决定采用李民洪的这篇稿子。可是，编辑部的用稿通知已经邮出，就此将准备采用的稿子压下来，从人情方面也有些说不过去，更何况范大宇这篇稿子的质量也是不错的。
编辑部在最后的研究中，还是决定采用刚收到的李民洪的稿子。道理很简单，编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要把最好的故事奉献给读者。
中国期刊市场激烈的竞争，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只有有了高素质的编辑队伍，才能编辑出高质量的作品，一本刊物才能获得高质量的生命。
鲍放收到一篇与众不同的来稿，稿子是写在一本工作手册上的，在这个小小的本子上，作者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文字，很多地方连字迹都很难辨认。
在电脑打印稿件已经满天飞的今天，这样的来稿看不看呢？
为了不让一篇好稿从自己的手中流失，鲍放将这篇特殊的来稿采用了特殊的办法处理，当天下班后带回家去，在台灯下一页一页地认真阅读。读下来发觉这是一篇题材不错的稿件，只是在许多地方还得下大力气进行修改。于是她又每天埋头在这篇来稿里，花了很大的精力，终于将这篇稿子改成。然后再连同修改稿给作者邮去了一叠稿纸，让作者抄好后再邮到编辑部。
这篇稿件的作者是一位刚刚毕业的高中学生，当时在深圳特区打工。他收到来信后非常感动，立即将稿子抄好邮回。
这篇名叫《花开花落》的稿子很快就通过终审，在《故事会》上发表了，同年还获得了《故事会》优秀作品三等奖。
除了建设一支思想和业务素质过硬的职业编辑队伍之外，《故事会》还注意到组建一支来自业余的编辑队伍，这就是《故事会》的特约编辑制度。
《故事会》的特约编辑制度开始于1986年7月18日，刊物创刊100期，在风光秀丽的上海樱花度假村的庆祝大会上，首次聘请吴伦、黄宣林、饶明华三人为特约编辑，并颁发了聘书。到了1990年第八期，特约编辑队伍中增加了吴文昶、崔陟、夏元寿。
特约编辑制度是加强稿件质量的一个重要措施。
这些被聘请的特约编辑有着职业编辑所没有的许多有利条件，他们是刊物的“第一读者”，了解读者的思想，可以将读者的很多希望带到编辑部，并很快地变成实际行动，使刊物能够紧紧地贴近读者。
而且，这些被聘请的特约编辑，大都是在故事创作上较有成就的作者，他们熟悉故事创作的手法，对作品有一定的鉴赏能力。
由于特约编辑不离开自己生活的土壤，对自己的那块天地有着与众不同的感情，因此在审阅稿子时，就会很自然地发现作者在作品中对于生活把握的能力，用以填补职业编辑这方面的不足。
1989年春天，编辑部收到一篇来稿，作者正在广东打工，名叫李早荣。七千多字的文章订在一叠横线纸上。这是一个农村题材，内容十分感人。看得出作者有生活，但他的文学功底较差，作品离发表的距离较远。编辑部不愿放弃这个作品，决定请北京的特约编辑崔陟出山，原因是崔陟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
这篇稿子崔陟以一个特约编辑的责任心，几易其稿，反反复复，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来回了近一年，最后将作品定名为《无悔的选择》，发表在《故事会》2000年第十期上，并获得当年的《故事会》作品奖，发表和获奖作者名字依然是原作者李早荣。
这就是《故事会》的特约编辑——一群默默无闻的奉献者。
特约编辑和职业编辑很好的合作，使《故事会》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编辑队伍，对刊物的“生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江西有一位经常担任这项特殊工作的肖士太，是一位很有功力的故事作者，在《故事会》未聘请特约编辑之前，早就开始帮着刊物做这项“起死回生”的工作了。前面所写到的那个《故事会》发表的中篇故事《蔷薇花案件》，就是经他和黄宣林等“业余编辑”修改后，再由资深老编辑陈中朝和副主编吴复新几经研究修改才算完成。专业和业务编辑的这种合作，使刊物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为了不断地提高刊物质量，从2000年开始，编辑部又重新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审稿制度，就是在原有的“三审”制度之外，又创意地实行了“社外审稿制”。
何为“社外审稿制”呢？
那就是在编辑部将经过“三审”选下来的稿子，再送交出版社以外的有关人员审核。请注意，我这里所说的是“审核”而非“审阅”，那就是这些社外的有关人员，必须对所发稿子的每一个细节进行生活和艺术的“核实”工作。我曾专门参加过一次这样的“社外审稿”小型座谈会，参加审核稿子的张道余等三名社外人员，在正式发稿前对所选的作品进行了最后的评判，提出补充以及批评意见，同时对一些有争议的稿子最后提出是否同意发表的看法，这些社外审稿人员的看法大都会被责任编辑采纳。
那么，这些能够参加“社外审稿”的又是一些什么人呢？
这些人员都是必须经过资格认证的。
他们所具备的基本条件有四条：一是对故事这种文学形式有很深刻的理解；二是有一定的故事创作经验，本人曾经在《故事会》上发表过大量的故事作品；三是时刻关心全国各地与故事相关的刊物，了解当前故事发展的走向；四是有一定的文学鉴赏能力。
经过近两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有一些稿件在讨论中，或因没有“挽救”的余地，或因在其他刊物上见到过，或因主要细节与现实生活出入太大，或因主要故事情节已经出现过，而被审核小组否定，有力地避免了作品质量的滑坡。
难怪担任了多年编辑工作的鲍放在采访时曾感慨地对我说，要在《故事会》上发一篇稿子，那真是要“过五关斩六将”的！
生命诚可贵，《故事会》就是用这样的办法珍惜着自己刊物的生命。
一本刊物要想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得到更大的发行量，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得有属于自己的生命，这个“自己的生命”便是刊物的独特个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本刊物保持了个性，就是保持了自己的生命；丢掉了个性，就是丢掉了自己的生命。
纵观近二十年来中国期刊的发展，几次风云变幻，潮起潮落，那些在大潮中折戟沉沙的期刊，无一不是在残酷的竞争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失去了自己独立的生命。
因此，面对着全国故事类报刊的大量出现，《故事会》这本老牌的故事期刊却能稳住自己的阵脚，以质量求生存，以质量求发展，以不变应万变，一直处在全国故事类期刊发行数的领先地位。
刊物竞争的一个主要标志，那就是看其发行量的多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效果。这对于像《故事会》这样类型的通俗刊物来说，表现也尤其突出。纵观《故事会》在如何正确处理刊物发行与质量的关系问题上，是否可以仿照裴多芬那首著名的诗来作一个总结呢？这就是：
生命诚可贵，
发行价更高；
若为竞争故，
质量不可抛。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5）
3．在“半亩地”上耕耘
许多读者都曾好奇地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故事会》的刊名究竟是谁题写的呢？
为什么读者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仅仅从这刊名的题字上，《故事会》便显出了自己独立的风格，与其他的故事类报刊严格地区别开来了。
美术编辑李宝强向我回溯了当年的情况：
1980年的一天，上海著名书法家周慧珺刚刚在椅子上坐下，就听见房门外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她站起来走了过去，轻轻地打开房门，见一个年轻人正站在自己的家门前。
来人自我介绍说，他名叫李宝强，是《故事会》的美术编辑，今天有事专门来找她。
周慧珺不觉有些疑惑，自己从来没有写过一篇故事，《故事会》——自己与她有什么关系？
这位著名书法家怎么也没有想到，从这一天开始，自己就与这本中国老百姓所喜爱的刊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宝强坐下后，便与她闲聊起来。
在闲聊中，李宝强向后来担任上海书法家协会主席的周慧珺介绍了《故事会》的情况，最后怀着十分尊敬的语气对她说，《故事会》已办了多年，考虑到刊物发展的需要，想改换原来的刊头字体。经过编辑部大家共同商量，决定请一位书法家重新题写刊名。《故事会》的刊名题字，要能够体现刊物的办刊宗旨，一致认为你的字苍劲有力，字形漂亮，大方易辨，因此想请你给刊物题写刊名。
周慧珺听后当即答应，让李宝强过几天去取字。
几天之后，李宝强又来到周慧珺家，将写好的刊名拿回编辑部。
当编辑们展开这幅刊名的题字时，眼前顿时一亮，齐声叫好。
如果我们将一本刊物比做一个人，那么这刊名的题字就是一个人的帽子，这顶帽子是否适合，对于一个“人”来说那是多么的重要啊！
1981年第一期，这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便“刻”进了《故事会》发展的历史。
当时给的是十六元人民币。
现在这三个字已经关山飞渡，从黄浦江畔走进了海内外数以千万计的读者心中，只要看到这三个熟悉的字体，一种亲切感、亲近感便会油然而生。
这三个字，而今成了“金不换”。
适合刊物办刊宗旨的刊名题字，就是刊物的一张名片。为了突出这张“名片”，李宝强在后来的设计时，又在这三个字的后面加了一道红色的底衬，将这三个字的笔锋按照光的投射，用白色为底色，逐渐地显现出明暗相间的立体感，使这三个字更加显得厚重，如同三个刀刻的铜字，镶嵌在这本刊物上方十分显眼的位置。
这就是《故事会》所刻意追求的、与众不同的美术效应。
这使得《故事会》与那些“亲兄弟”们很自然地就区别开来。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本刊物的胜利，说到底是创新的胜利。没有创新，只是一味地“学习”、模仿、照搬别人的东西，这样的刊物就会逐渐地失去自我的位置。
《故事会》的编辑们在办刊中认识到，一本期刊的内容、艺术风格，以及用稿标准、插图、排版等等都应有自己的特点，是其他刊物所不能代替的，只有这样才能吸引读者。
《故事会》是一本以文字为主的刊物，美术则成了刊物的“半亩地”。可是这“半亩地”却随时都代表着刊物的脸面，代表着她与别的“亲兄弟”之间的区别，精心在这“半亩地”上耕作事关重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期刊都很热闹。
国门初开，外来文化的大量涌入，各种期刊的编辑们率先接触到了海外的杂志。这种新奇而陌生的外来期刊，对于编辑们心灵的冲击是巨大的，同时模仿也是快速的。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一大批刊物就迅速地改头换面，纷纷在刊物的封面上打出了巨大的“靓妹”头像，或者是轻纱一条半肩裸露，或者干脆就拉去了那条轻纱，亮出诱人的丰乳肥臀，以此来亲近读者，拉读者“下水”。这些刊物往书摊上一放，显得很性感，很新潮，很刺眼，可是仔细一看，却又叫人发愁，这些封面大都雷同，放在一起简直就是一个“靓妹的大海”，就是一个展示丰乳肥臀的肉铺，再细心的读者也很难从中找到他们各自的特色。
如果我们仍然将一本刊物比做一人的话，那么封面也就是这个“人”的脸，如果大家都成了“靓妹”，这个中国期刊的世界不是太单调了吗？
李宝强是一个本来就很有独特个性的人。他不能让自己担任美术编辑的刊物也成了无法让人分不清的“靓妹”，必须得让这本刊物在美术设计上体现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
《故事会》的封面过去多年以来都是采用套色木刻，虽然画面比较生动，能够贴近大众读者，在那个时代对于刊物起了很好的衬托作用。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再坚持原有的套色木刻，就无形中逐渐地脱离了读者正在日渐提高的审美需求。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6）
1993年，何承伟召集编辑们共同研究，形成了一个共识：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质变和飞跃，人们不但对物质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的要求提高了，讲究包装，讲究美观，而且对精神生活的品味、格调也要求上档次。如何适应新生活的变化，《故事会》也应该改革设计，而不能稳坐钓鱼台。
编辑部首先决定对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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