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故事会-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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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讲故事的人称做故事员。到了1963年，由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级文化部门都抓新故事的编讲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新故事的发展。可是十年“文化革命”，“左”的思想严重影响了故事的正常发展，甚至还有人妄图将新故事纳入其阴谋文学的轨道。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故事这种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艺术形式，才重新获得了新生。　　　　
　　　　　　然而，与中国新故事创作相比，故事理论研究明显滞后。在目前众多的故事类期刊中，像《故事会》这样下力气、花功夫地对其进行比较系统理论研究的刊物更是寥若晨星。　　　　
　　　　　　经过二十多年来的不懈努力，《故事会》终于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新故事理论。　　　　
　　　　　　当前，在中国的学术界，已有人将《故事会》称为一个学派。　　　　
　　　　　　在国际上，《故事会》同样也引起了有关专家的关注，日本就有一位民间文学专家名叫加滕千代，专门撰文评介过这本刊物。她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85年由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文学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学报《今日中国民间文艺》特集上。加滕千代在这篇论文里，专门谈到了《故事会》编辑所写的《新故事的属性》这篇文章，同时还就《故事会》所提倡的口头性特点作了介绍。　　　　
　　　　　　为什么海内外竟有那么多专家如此地关心《故事会》呢？　　　　
　　　　　　这里，除了这本刊物办得生动活泼，读者众多，影响较大之外，她对于自身发展中高层次的理论研究，创建有别于传统民间文学的独特理论体系，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这门全新的学科主要涉及哪些方面呢？　　　　
　　　　　　这里主要包括：　　　　
　　　　　　新故事发展简史，新故事产生的历史原因，新故事的属性，新故事的基本特征，新故事的基本功能，新故事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新故事的创作规律，新故事对传统民间故事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继承和发展，新故事与其他文学形式例如小说　、评话等的区别与联系，新故事的写作技巧，以及故事心理学等等。　　　　
　　　　　　对于上面所提到的一些理论，虽然有的目前还存在着某些争议，有的还在争鸣之中，但正是这种争鸣，才使得新故事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新故事理论的发展，又为无数从事故事创作的作者，提供了用科学的思想指导通俗的新故事创作的武器，更为《故事会》的编辑提供了促进刊物发展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在采访中何承伟告诉我说，这是一门在全世界都很少有人专门进行研究的学问。正是由于这样，我们才更应该花力气去研究它。只有将通俗故事与中国老百姓的关系真正地研究透了，《故事会》才能够办得好。复刊后的《故事会》一开始就是有目的地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希望通过努力，能够比较系统地建立起这方面的理论，使其成为一门对故事创作和编辑故事类期刊都具有一定价值的学问。　　　　
　　　　　　我在前面写到的《故事会》复刊不久，在上海文艺会堂召开的首次故事研讨会，就是这种理论探索和学科建立的开始。当然，那时还是无意识的，主要目的还是正本清源，为《故事会》未来的发展“把脉”。这次会议在《故事会》的发展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1986年，由编辑部集体编写，何承伟担任主编，并有部分高校专家、教授加盟，在原有故事理论的基础上，对前一阶段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编写了六十万字的函授教材，题为《故事的基本理论及其创作技法》，并在每期举办的故事创作会上，对故事作者进行讲解。在讲解的同时又不断地进行了充实、提高和完善。　　　　
　　　　　　1993年6月，在热心的故事界朋友敦促下，这部用于故事创作函授的教材由大众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并将书名定为《故事的基本理论及其写作技巧》。这里将原来的“创作”改成了“写作”，涵盖面就更大了；将“技法”改成了“技巧”，说明新故事的创作并不是一些一层不变的“方法”，而是一种艺术的技巧。与函授教材相比，整本书的理论又有了新的开拓和发展。　　　　
　　　　　　这部长达六百四十页的理论专著，可说是第一部对中国新故事的发展，从理论上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和探索。它也是建国以来，中国期刊首次比较全面地涉及新故事这个领域的一部极有价值的图书。　　　　
　　　　　　这部著作一共包括了六个主要方面：　　　　
　　　　　　《故事基本理论》《新故事写作技巧》《新故事讲述常识》《民间故事的艺术手法》《故事作品修改加工例解》《中国各类故事作品简介》。　　　　
　　　　　　这六个方面，几乎包括了中国新故事发展到1993年以前所涉及的各个方面。　　　　
　　　　　　作为主持这本故事理论专著的何承伟，是这样看待故事理论的：　　　　
　　　　　　“中国的故事文学以其独特的途径在发展，可以说，近十年来中国故事文学创作取得的成绩，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难以比拟的……故事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推动了故事理论的深入。近几年来，一批从事当代故事理论研究和创作的同志，积极地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尤其是认真开展了对故事本体的研究和分析，深入探讨为什么故事这种源远流长的口头文学能伴随着人类社会，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地朝前发展；分析当代故事文学和人们的相互关系；研究当代新故事的基本特征和它反映生活的特点；比较故事文学与其他文学样式之间的差异；所有这些，尽管谈不上已建立了中国当代故事学，但至少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可喜的步子。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一种文学样式的本体研究越是深入，就越能促进这种文学样式创作的繁荣和理论研究的深入。”　　　　
　　　　　　上面引用的这些文字，是何承伟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所写到的。何承伟在这里很明确地提出，编辑这本故事理论书的目的，就是在于要建立起中国当代的故事学，希望这本书能够为建立这门新学科“起到一颗铺路石的作用。”　　　　
　　　　　　在这部书稿正式出版之前的1989年，《故事会》编辑部又组织国内有关的专家，从另一侧面撰写了《新故事理论概要》的书稿，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新故事的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这部书稿有别于前面出版的那本比较通俗的、起着“铺路石”作用的理论著作，更加深层次地对新故事的理论进行了研究，这些理论相对比较书面化，学院化，对于故事理论的发掘也更加深刻。这部书稿出版后，在故事创作、理论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被称为是中国国内第一本研究当代故事学的理论专著。　　　　
　　　　　　《故事会》编辑出版的这些理论书和文章，重新梳理了当代中国新故事发展的脉络，广泛涉及故事理论的各个方面，比如新故事的基本特点，新故事与小说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区别及关系，新故事的传播方式和结构功能，新故事在创作上的特殊规律及技巧，新故事主题的发掘与选择等等，大致故事的题材认识原理，小到素材的具体处理，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和探索，形成了一整套新时期的故事理论。　　　　
　　　　　　一本杂志——一种文化——一门学科，这就是《故事会》在发展中所独自走出的一条不断延伸的道路。　　　　
　　　　　　为了使这门新学科得到进一步发展，编辑部经常组织召开全国规模的故事理论研讨会。从1979年的座谈会后，又先后于1981年在西安，1983年在上海，1984年在江西德安，1985年在浙江淳安，1987年在浙江天台山，1989年在江西井冈山，1990年在福建武夷山等地举行了故事理论研讨会。特别是1983年在上海的那次研讨会，一共组织了六十多人，进行了十一次的会议，气氛之热烈，研究之深入，也是前所未有的。　　　　
　　　　　　由《故事会》所带出的这门新学科，不但逐渐地被一些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高校和专门机构所重视，同时也为一些地方的文化部门所青睐。1986年、1990年，编辑部又先后在江苏常熟和上海举办了两期全国文化馆创作干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编辑们与当地的文化部门结合一起，对于新故事的理论和发展进行了授课，在文化干部中进一步强化了故事研究的学科意识。　　　　
　　　　　　在编辑部的带动下，一些文化干部和故事作者也同样地投入了研究。他们的研究，更加丰富了这门新学科的理论。　　　　
　　　　　　早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在上海负责群众文化工作的任嘉禾，就曾写过《打回“老家”去》《新故事创作初探》等理论性文章，对新故事的发展进行了理论的阐述。　　　　
　　　　　　吴文昶在登上了杭州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的讲台，向大学生们讲故事创作的同时，也从理论上对这门新兴的学科进行了阐述。他先后从理论的高度，紧密结合自己的创作实际，写成了《谈新流传故事的形成及其艺术特色》《新故事必须坚持口头性》《还是要坚持口头性》等十多篇论文。　　　　
　　　　　　在全国的一些高校里，对于故事理论的研究也正在兴起。一些高校的教授和专家还专门开设了这门课程。　　　　
　　　　　　1988年，故事研究专家王国全所著的《新故事创作技法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共计十七万多字，这是一本对新故事从艺术上进行研究的专著，将一种全新的理念带进了故事理论研究，对于指导故事作者的创作起了很大作用。　　　　
　　　　　　1989年8月，故事理论研究专家蒋成瑀所著的《新故事理论概要》，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十九万多字的著作，运用系统论的科学方法，对新故事的理论进行了一次全新的探索和总结，成了编辑部每期举办笔会的一本教材。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研究和活动，目前，《故事会》在全国已经形成了一支近二百位对于新故事创作和理论研究有一定水平的作者和研究者队伍。促进了新故事创作的健康发展，对于办好刊物，发展故事事业，促进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完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84年11月20日，中国新故事学会成立，上海、抚顺、九江、山西等地的分会也纷纷成立，引起了国内文艺界、民间文学界、理论界的关注。　　　　
　　　　　　由一本刊物带出了一种理论，由一种理论带出了一门学科，这在中国近代的期刊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1）

　　　　就这样，编辑们往往是作者涉足故事创作的引路人，是老师。反过来，当一些作者成熟起来后，从普通的工人、农民逐步地成长为当地文化站、文化馆、文化局或者文联的专业创作干部，他们对于编辑部的回报就深深地熔铸进了《故事会》这本刊物。无论是“黄埔军校”结业的时候，还是他们在以后给编辑部的来电来信中，他们都表示要将自己最满意的稿子首先给《故事会》。　　　　
　　　　　　这是一种多么深深的情感啊！　　　　
　　　　　　正因为这样，《故事会》总是汇聚了中国最优秀的故事作者，并通过这些作者获得了全国最优秀的故事作品，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1．春蚕到死　　　　
　　　　　　是谁给了这个可怕的消息：吴文昶病危！　　　　
　　　　　　这位享誉全国故事界的“故事大王”，难道真的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故事会》的编辑们都不敢相信。可是，电话是吴文昶的得意门生丰国需和方赛群打来的，难道这还有假？　　　　
　　　　　　这一天是2002年的大年初七，从黄浦江上刮来的风还带着阵阵寒气。吴伦、鲍放、归依玲、葛磊顾不了这些，火速赶奔浙江桐庐。　　　　
　　　　　　在桐庐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平时乐观开朗的吴文昶已经面色蜡黄，神志不清。亲人和两名学生守在他的身旁，不时地背过身去偷偷抹眼泪。　　　　
　　　　　　垂危中的病人在听到有人用熟悉的声音在耳边轻轻地呼唤自己，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从被子里伸出那双干瘦的手来，紧紧地抓住了吴伦的手。他已经不能再讲故事了，不能再与他的这些编辑朋友们说话了，只是用他的目光，从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容前扫过，然后用手指了指床前桌子上的一个抽屉。　　　　
　　　　　　亲人走过去打开抽屉，里面什么也没有。　　　　
　　　　　　吴文昶艰难地摇摇头，再次用手指着那个抽屉。　　　　
　　　　　　这时，他的学生丰国需走过去在他的耳边轻声地说：“老师是不是说《故事会》让你修改的几篇稿子，还放在家里的抽屉里？”　　　　
　　　　　　吴文昶听后，艰难地点了点头。　　　　
　　　　　　原来，《故事会》曾委托吴文昶主持“东方夜谈”和“故事传递”两个栏目。在生病的时候，他手中有两篇“故事传递”的稿子还没有改出来，他将这两篇稿子放在家里的抽屉里了。吴文昶到了这时都没有忘记《故事会》交给自己的编稿任务，这是一种多么深厚的感情啊！　　　　
　　　　　　多年来，许多参加过《故事会》培训班和未曾参加过培训班的人，都喜欢用“子弟兵”来形容自己这些在《故事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故事作者。吴文昶则是《故事会》“子弟兵”中的领军人物。　　　　
　　　　　　1955年，一位身穿旧军装的退伍军人扛着一个铺盖卷，回到了富春江畔的家乡。他被分配在乡村里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孩子们却不愿读书。为了将这些“野孩子”的心都收到学习上来，他就开始给孩子们讲部队里的英雄故事。他那亲切生动、幽默风趣的语言，不但吸引了孩子们，同时也吸引了周围的农民。从此，小山村的冬夜就不再寂寞，小山村的夏夜也富有了色彩。　　　　
　　　　　　六十三个孩子，都由他一个人来教，任务已经够重的了，可他偏偏每天晚上还要去给乡亲们讲故事，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不收人家一盒香烟，也不吃人家一顿饭，晚上回来炒碗冷饭吃，吃饱了还得备课改作业。就这样他从本村讲到了外村，从本县讲到了外县，方圆几百里都知道有个会讲故事的吴文昶。　　　　
　　　　　　在与农民的长期交往中，面对着许许多多极富戏剧情节的人和事，不断地冲击着他，使讲故事的吴文昶萌生了写故事的念头。歌颂发生在乡村中的新人新事，批评各种不良的社会现象，这是吴文昶开始从事写作的动因。　　　　
　　　　　　文化革命中，吴文昶被打成了“外国特务”。原因很简单，因为他“长相像特务”，不然怎么在故事里能将特务讲得活灵活现。于是，故事不让他讲了。可是，当地的老百姓却不干了，批斗会刚开完，就把他拉到一个偏僻的屋子里，一边派人在外面站岗，一边听他讲故事。　　　　
　　　　　　“文化革命”结束后，吴文昶被借到县文化馆，推着一辆旧自行车，跑遍了全县三百多个村，培训了两千多名故事员，拉起了一支三十多人的故事创作队伍。可是，这县文化馆一借就是七年，借了还不愿意还，使他失去了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机会。直到他五十二岁的时候才得以解决。他曾自己解嘲地说：“这可真算得上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范进中举呀！”　　　　
　　　　　　在借到县文化馆不久，他将自己创作的故事《新来的妇女队长》带进了杭州城，在大剧院讲演后反应极好。对于这个故事，有一个妇女竟然悄悄地跟着听了十八场。这时候，《故事会》已经复刊，编辑组的何承伟和陈中朝来到杭州，专门与这位故事大王见面，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2）

　　　　1979年，吴文昶参加了《故事会》复刊之后在上海举办的首次故事座谈会，就《故事会》的未来和前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共同为这本故事期刊的发展出谋划策。接着他又以自己雄厚的创作实力，在这本他所喜爱的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故事作品，成为这本刊物的主要骨干作者之一，他创作的许多故事不但获得了全国故事评选和《故事会》优秀作品的大奖，同时还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　　　　
　　　　　　为了更好地培养作者，为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故事，进一步提高刊物的质量，《故事会》始终将建立一支优秀的作者队伍，作为自己的一个战略目标来实施。对于像吴文昶这样家在农村而又经济相对比较困难的作者，《故事会》在每期举办笔会时，都担负了他们全部的费用。为了解决吴文昶的困难，《故事会》又每期让他帮着初审来稿，并给以适当的报酬，以补贴家中的生活费用。　　　　
　　　　　　1991年9月，《故事会》为吴文昶出版了个人故事专集，收录了他从上个世纪以来在《故事会》上发表的五十一篇故事作品和两篇理论研究文章。　　　　
　　　　　　吴文昶成名之后，没有忘记《故事会》，没有忘记这本刊物在他困难的时候对他的支持和给予的各种方便。他始终将自己最好的故事作品交给这本他所信任的刊物发表，无论有的刊物给他多么优惠的酬劳，他都不会改变自己的这种做法，二十多年来一直始终如一。　　　　
　　　　　　正是由于有了吴文昶这样的一批实力派作者支撑，刊物的许多构想才能够得以实现，质量才得以提高。　　　　
　　　　　　吴文昶是一位故事家，对于《故事会》这本刊物来说又是一位常年合作的故事作者。他讲的故事大小有两千多场，听众达百万人次，而他在《故事会》上所发表的作品，几乎是篇篇都受到欢迎。原因在于他的稿子不是靠伏案写出来的，而都是靠在群众中面对面地讲出来的，是经过成千上万的人“过滤”了的。他的作品都是在群众中得到一定的反映后，经过无数次的修改而成，群众读了就能记住。　　　　
　　　　　　有着无数这样的好稿垫底，《故事会》的质量怎么能不越办越好呢！　　　　
　　　　　　吴文昶生病之初，躺在自己家里——那个富春江畔名叫深畈的小山村，丰国需、方赛群两名学生前来看他，他一边不停地咳嗽，一边说：“我真想早点好啊，《故事会》还有几篇稿子等着我改呢！”　　　　
　　　　　　一个已病入膏肓的人了，竟还念念不忘为一本刊物改稿，这是何等深厚的感情，有多少刊物能够做到这样与作者生死相依呢！　　　　
　　　　　　因为这本刊物曾托起过他，后来又被他和所有故事作者托起。　　　　
　　　　　　到了半夜，吴文昶突然要见这两个在他退休后收下的学生，他惊奇地问道：“你们怎么很久不写故事了？”　　　　
　　　　　　多么铭心刻骨的爱啊！　　　　
　　　　　　今天，在这弥留之际，在桐庐县医院那间静静的病房里，已经昏迷数日的吴文昶终于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事会》的编辑们，这时他表现出来的“清醒”，使大家都感到吃惊。　　　　
　　　　　　“唉——”当吴伦在耳边与他告别时，吴文昶紧握着的手怎么也不愿意松开，不觉发出了令人永生难忘的一声长叹。　　　　
　　　　　　这位“故事大王”是多么迷恋编辑部的朋友们，多么迷恋这个充满故事的世界啊！　　　　
　　　　　　吴文昶生前曾有一个愿望，希望将自己创作的觉得最有意义、最有艺术情趣的故事进行录音，然后将带子用一只小木箱封好，交给自己的子女。让他们在自己“升天”时放一下，那便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句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做善始善终。　　　　
　　　　　　为着《故事会》的发展，吴文昶一直努力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　　　　
　　　　　　2002年3月17日上午，在与吴文昶的遗体告别时，人们从电视台找来了他讲故事的录音。当他那纯厚、沉缓的声音在悼念大厅里响起的时候，他与他的故事便从此获得了永生……　　　　
　　　　　　那是一个春末夏初的季节，何承伟、陈中朝、吴伦三个人一同来到江阴。　　　　
　　　　　　听说《故事会》的编辑来了，陈桂娣就来到他们的住地，将自己创作的一个故事讲给他们听。编辑们听后觉得不错，但在一些地方把握还不够准确，得作进一步的修改。　　　　
　　　　　　陈桂娣便根据编辑们提的意见，对这篇名叫《扭曲的灵魂》的故事作了修改。　　　　
　　　　　　这篇故事内容和题材都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作者初次写作故事，修改后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于是，编辑们便决定下功夫来“救活”这个故事。　　　　
　　　　　　吴伦伦对这篇两万多字的作品重新进行了修改，然后又交给陈中朝。陈中朝手握毛笔，对这篇作品一字一句地再次进行加工润色。那红色蝇头小楷，布满了稿纸，上面简直就成了“一片红”。　　　　
　　　　　　就这样，陈桂娣的这篇作品在编辑们的帮助下，终于发表在1987年第十二期的《故事会》上。　　　　
　　　　　　手捧着崭新的杂志，陈桂娣在兴奋、感激的同时，也为编辑们崇高的敬业精神所深深感动。她决心拿起笔来，为这本值得信赖的刊物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