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故事会-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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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捧着崭新的杂志，陈桂娣在兴奋、感激的同时，也为编辑们崇高的敬业精神所深深感动。她决心拿起笔来，为这本值得信赖的刊物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这一年年底，读者在对全年的优秀作品投票时，这篇渗透着编辑心血和汗水的作品，特别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竟以遥遥领先的十七万多张的选票，获得了这年度的优秀作品奖。　　　　
　　　　　　当陈桂娣在热烈的掌声中接过奖品和奖金时，她的眼睛里蒙满着泪水。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3）

　　　　从此，陈桂娣与吴文昶一样，同《故事会》结下了不解之缘。　　　　
　　　　　　“故事大王”吴文昶在世时只给《故事会》写稿子，而“故事大王”陈桂娣则总是把最好的作品给《故事会》。　　　　
　　　　　　有这么多吴文昶、陈桂娣一样生活在基层、生活在群众中的实力雄厚的“子弟兵”，一心一意地支持着这本刊物，《故事会》能够越办越好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1994年9　月，陈桂娣突然来到上海，住进了仁济医院。　　　　
　　　　　　原来，陈桂娣由于拼命地写作，不停地坚持到基层开展各项故事的普及活动，心脏病突发，必须进行手术。　　　　
　　　　　　编辑们立刻前往医院看望。　　　　
　　　　　　细心的编辑们发现，陈桂娣由于远道而来，住院所需的一些必用品也没有，更谈不上住院后的营养了。于是，大家便帮助他解决困难。在动完手术后，归依玲又主动与自己一个靠近医院的同学联系，燉了鸽子汤和鸡汤送去。　　　　
　　　　　　那是十月的一个早晨，金风送爽，阳光明媚，出院的陈桂娣站在仁济医院的大门前，对送行的编辑们感激地说：“我一定要写更多更好的故事，来报答《故事会》的各位老师。”　　　　
　　　　　　就这样，康复后的陈桂娣带着编辑部对一名“子弟兵”浓浓的情谊，回到了江阴。　　　　
　　　　　　1995年的夏天，江南是一个多年不遇的高温季节。陈桂娣冒着酷暑，铺开稿纸，进行作品的修改。这是一篇她在上海住院时所亲眼目睹的事情，当时曾给心灵以剧烈的震撼。陈桂娣将这个素材写成了一篇催人泪下的故事。故事按照真实的原型，塑造了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姑娘，塑造了充满人道主义和良知的医生，反映了人心的善良美好以及人们对自然对社会的无奈。她将这篇一万多字的故事取名叫《桑琼泪》。　　　　
　　　　　　这篇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都极高的故事，在无锡市的故事会讲中获得了优秀创作奖。　　　　
　　　　　　《故事会》编辑部为这篇故事和陈桂娣的精神所感动，认为这篇故事发表后，一定会在读者中引起反响，为了能够使这篇作品赶上当年度的评奖，编辑部决定安排在1995年度的作品评奖前夕发表。　　　　
　　　　　　当这篇作品随同发排的稿件一同送往印刷厂的时候，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陈桂娣由于过度劳累，心脏病再次复发，心脏功能出现衰竭，有时气喘吁吁连楼梯都爬不动了。　　　　
　　　　　　她被再一次送到上海。　　　　
　　　　　　编辑部得知陈桂娣的消息后，立刻为其想法找医院，何承伟又到处为她联系汽车接送。　　　　
　　　　　　病中的陈桂娣没有忘记《故事会》，总是问新的一期出来了没有，里面有些什么作品，她的那篇作品读者读后会有一些什么反响，并一再地说自己这次也要同上次一样，争取早一点康复，回去后为《故事会》再写一篇更好的作品。　　　　
　　　　　　为了能让病中的陈桂娣尽早读到自己的作品，编辑部每天都要催问印刷情况。　　　　
　　　　　　新一期《故事会》终于出来了。编辑们将这本散发着墨香的刊物送到她手里的时候，陈桂娣用颤抖的手接过去，嘴唇动了好几下，终于轻声地说出了两个在此时此刻最感人肺腑的字：“谢……谢。”　　　　
　　　　　　陈桂娣要感谢这些编辑们什么呢？　　　　
　　　　　　感谢他们扶着自己走上故事创作的道路，感谢他们给自己的故事创作以不断的鼓励，感谢他们在困难时给予的关爱……正是有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中才有了故事，才有了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自己的人生才能如此地充实。而自己对于这本心爱的刊物只是提供了几篇作品，所做的事情真是太少太少了。如果有来世的话，她真愿意为这本刊物再写出几篇高质量的作品来……　　　　
　　　　　　谁能想到，发表在《故事会》上这篇感人至深的《桑琼泪》，竟是这位女作家的绝唱呢？　　　　
　　　　　　几天之后，她双手握着《故事会》——这本她所深深爱着和支持着的刊物，永远静静地睡着了……　　　　
　　　　　　《故事会》多年来都实行着一条不成文的制度，编辑部的任何活动，都是不准任何人带家属参加的。　　　　
　　　　　　可是，干校明今天却第一个破了例，他带着家属从上海郊县的金山，来到了《故事会》编辑部。　　　　
　　　　　　干校明同吴文昶、陈桂娣一样，同样是在《故事会》的培养、扶持下成长起来的一名“子弟兵”，同时也是《故事会》在上海的创作基地——金山故事沙龙的主要成员。多年来，他潜心创作，曾在《故事会》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并获得过多次优秀故事奖。在《故事会》实行社外评审制度之后，被聘为刊物的评审员。　　　　
　　　　　　所谓评审员实际上就是对刊物进行发排前的最后终审，这篇稿子能不能用，外面别的刊物是否曾经发表过，一些生活常识性的东西有没有差错，要不要对稿子进行再修改等等，都得在这最后的评审会上定板。这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充分体现了《故事会》办刊的群众性，体现了编辑部对每一位评审员的高度信任。　　　　
　　　　　　为了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干校明哪怕再忙，每月都得进城去一次，风雨无阻。　　　　
　　　　　　这里既有一种神圣的职责，又有一份难舍的情谊。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任务，前几天干校明在生病的情况下，仍然不顾身体的疲劳，利用业余时间看完了送去的所有稿子。对于这些稿子，他每一篇都认真地批上了自己的审读看法，为了进一步提高稿子质量，他还准备了一些个人的意见，准备在这次评审会上提出来，供编辑和评审员们参考。　　　　
　　　　　　可是，人们对于干校明今天破例带家属来参加这样的会议，都感到有些不解。　　　　
　　　　　　坐下来之后，人们才发现，干校明伸手去翻手中的稿子时，那只手却怎么都不听使唤。他的妻子只好走过来，伸出手去帮他翻稿子。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问他：“老干，怎么啦？”　　　　
　　　　　　“没有办法。”干校明摇摇头，只好“老实交待”自己这次带家属来的原因。　　　　
　　　　　　原来，干校明不知怎么前段时间得了一场病，一查肌肉出现大面积萎缩，手上无力，连衣服都不能穿，就是伸手去翻翻稿子，那手却像长在别人身上似的。本来医生嘱咐他要在家休息，外出时要注意安全。干校明照医生说的去做了，别的许多工作和活动都不再参加。可这《故事会》的事情，他却怎么也不能扔下，怎么也不能不参加。如果不让他参加这样的活动，不让他认真地完成一月一次的评审工作，那他将会整整一个月在家里都坐卧不安，因此他还是瞒着大家，由家属扶着赶进城里来参加评审。　　　　
　　　　　　一个不拿《故事会》一分钱的评审员，竟然如此认真地对待编辑部交给自己的那份分外的工作，拳拳之心，令人感动。　　　　
　　　　　　正是有着许许多多干校明一样的人，不计个人名利，时时刻刻地想着这本刊物，《故事会》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飞速发展。　　　　
　　　　　　干校明这次评审稿子回到金山后，不久就病倒了，再也没有起来……　　　　
　　　　　　说起干校明最后离开人世时的情景，真还有些神奇。他躺在病床上，双目紧闭，呼吸已经是十分微弱了。可是，他却总是这样熬着，始终未曾断气。　　　　
　　　　　　《故事会》编辑部在干校明病重之后，曾派人多次去看望过。当知道他已经完全不行了时，吴伦和姚自豪二人火速赶往金山。　　　　
　　　　　　干校明已经完全不知道了，亲人只好贴着他的耳朵，大声地告诉他：“《故事会》来人看你来了！”　　　　
　　　　　　干校明突然令人意想不到地睁开了眼睛，人们发现他因久病而深陷的双眼一下子闪亮，然后便断了最后的一口气。当时，在场有许多人都目睹了这一切。　　　　
　　　　　　这是科学，还是神话，我不知道，但这却是事实，它真真实实地证明了“子弟兵”与这本刊物以及她的编辑们难舍难分的骨肉之情。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4）

　　　　　2．蹚过历史之河　　　　
　　　　　　《故事会》下功夫培养作者，不断建立自己的作者队伍，是有着优秀传统的。　　　　
　　　　　　让我们蹚过历史之河，回首那些难忘的岁月。　　　　
　　　　　　1983年初春，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一个中年人独自撑着一把雨伞，腋下夹着一只人造革小包，愣头愣脑地找到了绍兴路74号上海文艺出版社。他抬头看了看这座极不起眼的小洋楼，有几分胆怯地对门卫说，想找一下《故事会》的编辑。　　　　
　　　　　　正在这时，一个身穿黄衣裳的人从里面走了出来。门卫忙说：“你真巧，《故事会》的头头正好在这里。”　　　　
　　　　　　那个穿黄衣裳的人忙走上前来，对那个中年人谦和地说：“我就是《故事会》的，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来人急忙拉开手上那只人造革提包，从里面取出一叠稿子来，用带着几分激动，同时又有几分惶恐的声音说：“我是一个工人，平时特别爱读你们办的《故事会》，这次写了一个故事，想请你们帮忙给看一下。”　　　　
　　　　　　那个穿黄衣裳的人接过稿子，顺手翻了一下，热情地对他说：“你是工人作者，欢迎欢迎，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稿子你先留这里，等我们看过以后再跟你联系。”　　　　
　　　　　　那位送稿子的中年人见编辑没有架子，又平易近人，临走时又说：“麻烦你们编辑了，如果不能用，就不必再找我，稿子也不用再退了。”　　　　
　　　　　　那个送稿子的中年人是谁呢？　　　　
　　　　　　他就是后来成为《故事会》特约编辑的夏元寿，当时他还是上海一家工厂里的职工。而那位身穿黄衣裳的编辑就是当时《故事会》的编辑组长何承伟。　　　　
　　　　　　一位编辑和作者就这样相见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故事会》这本刊物却将会把他们的一生紧紧地联在一起，为着这本刊物的发展，他们都倾注着自己的全部智慧。　　　　
　　　　　　夏元寿对于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期望值并不高。到了当天的晚上，他对那位接收稿子的编辑的印象一下子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心想自己可别被这种文人表面的客气迷惑，全国投稿的作者那么多，说不定自己刚走，编辑就会将自己那篇不成样的东西扔进字篓里了。　　　　
　　　　　　可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第三天下午，他就收到了《故事会》退回来的稿子，随稿并附有一封信。现在说来真有些好笑，夏元寿这篇只有五千多字的稿子，被编辑修改的地方竟达二十三处之多，十八个错别字，七处是遣词造句的问题。但编辑在信中对他的这篇故事题材却给予了肯定，说是很有新意。在提出这些意见后，编辑又在信中希望他去虹口工人俱乐部，找一个名叫蓝翔的人，请他帮助指导修改。文末，编辑又向他提了四条中肯的建议：　　　　
　　　　　　请考虑改题为《808机器人》；　　　　
　　　　　　情节有新意，但编造痕迹太重；　　　　
　　　　　　文学性需要跟上；　　　　
　　　　　　建议到居住地附近的虹口区工人俱乐部文艺创作组学习和加工。　　　　
　　　　　　一个初学写作故事的人，能得到如此仔细认真的指点，夏元寿真是高兴得想跳起来了。　　　　
　　　　　　蓝翔是工人俱乐部故事创作组的组长，他和黄宣林二人热情地指导和帮助夏元寿，先后对这篇故事做了八次修改。可是，由于夏元寿当时的写作水平太低，这篇故事仍然未曾改好。　　　　
　　　　　　1981年《故事会》在上海莘庄举行笔会，专门通知夏元寿参加。　　　　
　　　　　　夏元寿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连一个字都未曾发表过的人，竟然被通知去参加笔会。他带着那篇一直未曾改出来的稿子，既兴奋又惭愧地参加了笔会。在这里，他第一次听到有关故事创作的方法和理论，心里一下子亮堂了。在编辑的指导下，他认真地对那篇名叫《808机器人》的故事又一次进行了修改。　　　　
　　　　　　在这次笔会结束的时候，夏元寿的这篇作品被评为这次笔会修改作品的三等奖，并获得相应的奖金。　　　　
　　　　　　作品虽然还未达到正式发表的要求，但是却得到了编辑和故事同行们的肯定，夏元寿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更坚定了他立志从事故事创作的决心。　　　　
　　　　　　五年后，《故事会》举办国庆笔会，再次邀请夏元寿参加。　　　　
　　　　　　在这次笔会上，他将又一次修改的这篇故事讲给陈中朝听。陈中朝当即认为是一篇很好的故事，便将他改后的稿子拿去再次进行了审阅，并将标题改成了《神秘的苔丽丝》，很快便在1988年第二期《故事会》上发表了。　　　　
　　　　　　这发表的可是夏元寿在编辑的指导下，对自己作品进行的第十四次修改稿啊！　　　　
　　　　　　这篇故事发表时只有几千字，可他修改的底稿竟达十万字之多！　　　　
　　　　　　夏元寿的本职工作很忙，在长达六年的修改时间里，他几乎都是在更深夜静、妻儿老小都已入睡之后，靠着自己的惊人毅力拼出来的。在这几年对于这篇稿子的修改中，编辑们不动声色地将那些因为一时冲动而写故事的“激情”一一磨去，而把一名故事作者所必须具备的韧性与刻苦给予了他，一个未来来的故事作家，就这样在《故事会》编辑部热情而严格的扶持下成长起来了。　　　　
　　　　　　不久，夏元寿接连在《故事会》上发表了《未婚父母》《真叫冤枉》《她有一个条件》《眼泪疗法》等一系列故事作品，很快成了《故事会》的骨干作者，后来又被聘为这本刊物的特约编辑，担负起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培养故事新人的重担。　　　　
　　　　　　夏元寿的故事大都构思奇特，以反映工厂生活为主，同时兼顾到市民生活的题材，语言、内容、人物、环境都充满着都市气息，幽默而风趣，往往在嬉闹戏谑中体现比较深刻的主题，令读者在欢笑中有回味，耐思索，受启迪。　　　　
　　　　　　1996年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二十万字的《夏元寿故事集》，收录了他自1983年以来在《故事会》上发表的三十四篇作品。不久，夏元寿又涉足电视领域，为电视台一口气写了十几个电视短剧。　　　　
　　　　　　当谈到《故事会》编辑部是如何下功夫培养这支“子弟兵”队伍时，夏元寿不无感慨地说：“要是当年《故事会》的编辑们把我那篇不成形的作品，像有的不负责任的杂志一样地扔进纸篓里，那就不会有我的今天了！”　　　　
　　　　　　这句平淡的话语里，包含着一个作者对于编辑多么深厚的情感啊！　　　　
　　　　　　“反革命”能写故事吗？　　　　
　　　　　　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　　　　
　　　　　　原来，《故事会》复刊不久，编辑组想编发一组有关革命战争题材的故事，准备请一部分曾经写过故事，并对故事有一定研究的作者参加写作，最后大家决定请黄宣林参加。　　　　
　　　　　　黄宣林在《故事会》创办之前就曾从事故事讲述工作，后一直在工人俱乐部从事故事创作的组织和辅导，并发表过大量的故事作品，是《故事会》的一名骨干作者，让他来创作这样题材的故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黄宣林因为为人耿直，又能讲故事，“文化革命”中不知怎么竟成了“反革命”，被列为“内控对象”，直到那时还没有给他“平反”的迹象。这时候，一些昔日的朋友，见了他都躲避不及，而当时的《故事会》编辑组却要在这个时候去请他出来写故事，那也是要担风险的。　　　　
　　　　　　老编辑钱舜娟是一个正直热情的人，她认为培养一个故事作者不容易，作为编辑组，不能轻易地就将这样的作者给“扔”了，这对于刊物的发展和作者队伍的建设都是不利的。更何况像黄宣林这样写过许多革命故事的作者，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反革命”。　　　　
　　　　　　钱舜娟来到黄宣林的单位联系，结果被挡了回去。理由就是：“‘反革命’能写故事吗？”　　　　
　　　　　　为了不让一位有前途的故事作者，在这种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被无辜地打下去。钱舜娟又跑到市委宣传部，开了介绍信，再次来到黄宣林的单位。　　　　
　　　　　　就这样，老编辑钱舜娟冒着当时的政治风险，将“反革命”黄宣林“借”了出来，让他在这种高压的政治气候下，仍然坚持自己喜爱的故事创作。　　　　
　　　　　　为了让黄宣林体验生活，掌握素材，钱舜娟带着这个“借”出来的“反革命”，从上海来到南京，找到江苏省军区的领导，再通过省军区的介绍来到江苏海安，在这里对当年参加过黄桥大战的老战士和当地群众进行采访，搜集故事素材。　　　　
　　　　　　这时的黄宣林从心眼里感激《故事会》的编辑，感谢他们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伸出的有力之手，使自己能够从政治旋涡中解脱出来，潜心从事自己喜爱的故事创作。这段时间里，他跟着钱舜娟下田间，进茅屋，不辞辛苦地采访，晚上回来，常常是一个人“老老实实”地写到深夜，很快就写出了故事《黄桥之战》……　　　　
　　　　　　当我在上海的一栋公寓楼里找到黄宣林的时候，他正在电脑前“敲打”他的“故事”。一说起《故事会》就显得很激动。谈起这本刊物四十年来所走过的历程，特别是对于建设“子弟兵”的情况，他都如数家珍。直到暮色将近，仍然意犹未尽。从他滔滔不绝的谈话中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很爱这本刊物的，他说：“当年何承伟听说我有一个好故事，就从城里专门跑到杨树浦的第十二棉纺厂来，听完后又与我共同研究，如何将这个故事写得更好。说句心里话，自从有了《故事会》，才真正地给口头流传的这种文学形式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培养“子弟兵”，编辑部必须有胆有识的才行。　　　　
　　　　　　有什么样的作者队伍，就会办出什么样的刊物。　　　　
　　　　　　要办一本高质量的刊物，没有一批高质量的作者，那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5）

　　　　　1985年，还是那个“反革命”黄宣林，写出了一篇名叫《服服帖帖》的故事，在发稿时竟引起了争议。　　　　
　　　　　　故事说的是有一家工厂，共有一百零八名职工，其中有八名是共产党员。不久，这家工厂倒闭了。一位决定承包这家工厂的人，他要了一百个职工，惟独不要那八名党员。理由很简单，这家工厂过去是你们八个党员一手办起来的，但又是你们几个人把这家工厂给搞垮了，原因是你们已经腐败了，因此不能要你们。后来这八名党员联合起来，自己出资办了一个商店，精打细算，严格管理，很快就赢利。事实再一次教育了大家，后来这位承包人又将这八名党员请了回去。对他们在企业里所起的带头作用的确是“服服帖帖”。　　　　
　　　　　　故事引发的争议是很明显的。　　　　
　　　　　　这样的作品发了后会不会给《故事会》带来麻烦？　　　　
　　　　　　《故事会》历来的风格就是贴近群众生活，不去靠那些所谓的“热点”、“焦点”吸引读者。这样的一篇故事发表了，叫不叫跟“热点”、“焦点”呢？会不会产生副作用呢？但是，如果作者写了一篇反映现实生活的好故事不能发表，不但对鼓励作者写出好的作品是一种“无言的打击”，同时对于提高刊物质量也是很不利的。　　　　
　　　　　　稿子送到主编那里，何承伟看后同意发表。　　　　
　　　　　　1985年第二期《故事会》发表了黄宣林的这篇作品，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故事不但在很多企业和群众中传讲开来，同时《华侨报》很快又进行了转载。黄宣林原来是怕不能发表的，结果不但发表了，同时还产生了反响，编辑的胆识给他的创作以极大的鼓励，从此他更加深入到实际的生活中去，写出了很多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优秀故事。　　　　
　　　　　　张道余、蒋桂福、陈文彩都是《故事会》创刊初期，就在上面发表过作品的老作者，也是《故事会》老一代的“子弟兵”。　　　　
　　　　　　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几经磨炼之后，对故事的创作已相当熟悉，写出的故事也生动，用不着像当年培养《母女会》的作者吕燕华那样，由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