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故事会-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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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几经磨炼之后，对故事的创作已相当熟悉，写出的故事也生动，用不着像当年培养《母女会》的作者吕燕华那样，由编辑住到家里，手把手地教写作，一个一个地改错字。也用不着像夏元寿初期那样，一点一点地开始起步。老编辑顾乃晴、钱舜娟认为，必须让他们的故事到群众中去讲述。　　　　
　　　　　　这是《故事会》从开始就形成的传统，故事一定得先到群众中去讲述，要求故事作者既要能写故事，又要能讲故事。　　　　
　　　　　　这可难住了几个“秀才”，因为他们虽然熟悉新故事的形式，又长期生活在基层，熟悉群众的语言，但是却不善于讲故事。　　　　
　　　　　　怎么办？总不能赶着鸭子上架吧。　　　　
　　　　　　像吴文昶、黄宣林那样既能写、又能讲的作者当然很好，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各人有各人的个性和特长，怎么能统统都一样呢？如果都这样一个条件，一个模式，那不是会使很多优秀的故事作者被“流失”掉吗？为了培养作者，也为了使他们的故事更加精彩，顾乃晴、钱舜娟等几位编辑，就采取了　“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在他们写出初稿之后，顾乃晴、钱舜娟等编辑就乘长途汽车赶往他们所在的郊县，在乡村昏暗的灯光下看完初稿，提出一些意见让他们修改。　　　　
　　　　　　稿子改完之后，两位编辑就让他们去请来乡村中善于讲故事的故事员，再召集一些当地爱听故事的群众，让故事员将这些故事讲给群众听。　　　　
　　　　　　当故事员在上面讲的时候，编辑和几位作者都坐在下面听，他们都如同赶考一样的紧张，总是不停地观察听众的反应，得到听众对这些故事的直接反响。故事员的口述，往往更丰富了故事的细节和口头语言，编辑和作者很自然地将丰富了的部分吸收进作品里。故事结束后，编辑又根据听众提出的不同意见，请作者再次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使其更加完美。　　　　
　　　　　　就这样，另一种类型的作者队伍建立起来了，他们埋头创作，然后又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别人讲自己写的故事，从中获得更加丰富的营养，使自己的作品越加生动、有趣和成熟。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在编辑的指导和群众的帮助下，先后创作了《两个稻穗头》《一只鸡》《老队长迎亲》《说嘴媒人》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为《故事会》创造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波浪翻滚的江面上，一只木排正犁开千顷碧浪，如同一支离弦之箭飞冲向前。雄壮粗犷的放排号子从放排工人们的口中喊出，惊得山鹰在两岸不停地盘旋……　　　　
　　　　　　这是庄良勤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故事演讲中所描绘的一段情景。　　　　
　　　　　　庄良勤所讲的故事名叫《闯滩》，说的是一群放排工人，进入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前，在青龙滩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故事。由于场面新奇，环境独特，故事生动，对于久居都市的上海听众尤其具有吸引力。因此他被邀请到上海各地前后一共讲了四百多场，听众几乎是场场爆满。　　　　
　　　　　　后来，庄良勤又被推荐进京，参加全国部分省市的故事调演。这个生动的故事，在首都的演讲中再次获得成功。　　　　
　　　　　　有一天，突然有两个人找到庄良勤。他们自我介绍说是《革命故事会》的编辑，男的名叫顾伦，女的名叫钱舜娟。他们说听了《闯滩》这个故事，认为很生动，想将他创作的原稿带回去在刊物上发表，让全国更多的“故事迷”能够读到这个故事。　　　　
　　　　　　庄良勤是当时物资局下面木材公司的一名职工，从十七岁开始就在外面的江河上闯荡，对于放排工人的生活十分熟悉。可是，这位故事讲得很生动的人，却不太会动笔。他不好意思地对两位编辑说，他没有稿子，手头只有一个乱七八糟的草稿。　　　　
　　　　　　两位编辑有些不太相信，讲得如此生动的一个故事，竟然没有成形的稿子？问了半天，仍然是只有那个“草稿”。　　　　
　　　　　　没有办法，两位编辑只好将这个“草稿”带了回去，如同读天书一般一个字一个字地将这篇故事整理出来，再经作者过目后，就在刊物的头条位子上发表了。　　　　
　　　　　　当庄良勤手捧着这本刊物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一个从小就在水上漂流的木材公司职工，竟然一下子将口头常讲的故事，变成了厚重的铅字，这可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将自己口头传言的故事变成了文字啊！　　　　
　　　　　　这是又一种类型的作者。　　　　
　　　　　　这类作者与前面写到的作者完全不同，他们大都有着丰厚的生活基础，同时还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口头故事讲得也很生动。但是，他们缺乏文字上的表达能力，缺乏对故事的一些基础理论和创作常识的了解。只要给他们补好这一课，就有可能从中成长起来一批优秀的故事作者。　　　　
　　　　　　顾伦、钱舜娟以后就介绍庄良勤参加工人俱乐部的故事沙龙，与一些有创作经验的故事作者经常接触，听他们谈创作的体会和技巧。凡是有故事方面的辅导课都通知他参加。只要有时间，编辑们就会找到他，问他最近有什么新故事，就是没有新作，也一同与他讨论手中掌握的素材，手把手地教他写故事。　　　　
　　　　　　有一次编辑部举办创作笔会，同样通知庄良勤参加。　　　　
　　　　　　在这次笔会上，庄良勤听了许多故事作者谈的创作体会，又听了一些高校故事理论专家们上的理论课，对故事创作有了更深的了解，便同大家一起利用晚上的时间进行创作。　　　　
　　　　　　那时正是全国上下“清除精神污染”的时期，有人反映上去，说编辑部在这次笔会上大讲“鬼”的故事，大肆宣扬封建迷信。有人就劝何承伟这样的笔会不要办了，或者等风头过了再办也行。何承伟则摇摇头说：“心中无鬼，怕什么，为了培养故事作者，我们要继续办下去！”　　　　
　　　　　　这件事情给庄良勤以极大的震动，在那个年月里，谁敢担这种无辜的政治风险？如果自己不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故事来，怎么对得起这些真诚而善良的编辑呢！　　　　
　　　　　　这样的一类作者也能培养吗？　　　　
　　　　　　这些作者大都是工厂的工人或农村的农民，每天都从事着他们自己的事情。业余时间，他们经常会约几个相好的朋友，聚在一起讲自己见到、听到、或者是口头即兴创作的故事，逗得大家开心一乐。他们的这种口头创作完全是无意识的，但是里面却有着无数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东西。　　　　
　　　　　　刚创刊不久的《故事会》，就把目光盯住了这个特殊的创作群体。　　　　
　　　　　　现在年已七十的故事作者孙炳华谈起那段岁月，致今仍难以忘怀。　　　　
　　　　　　孙炳华那时是工厂里的一名工人。虽然文化不高，但因为从小就喜欢文艺，所以只要一有时间，就爱约上几个朋友在一起讲故事，有时也到工人俱乐部去讲。由于他讲的故事精彩有趣，还得过上海市故事会讲的奖励。　　　　
　　　　　　孙炳华的故事，大都是讲前在脑子里“编”出来的，也就没有一程不变的情节。他经常是根据听众的需要，不断地在脑子里进行修改，不断完善，因此他的故事也就越讲越有趣，越讲听众也越多。　　　　
　　　　　　有一次他讲完故事后，一个女同志找到他，希望他能将讲的故事写成稿子。　　　　
　　　　　　可是，孙炳华不觉有些为难，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写故事。他知道自己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就是写也写不好。　　　　
　　　　　　过了几天之后，那位女同志来找到他，请他到绍兴路上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去一趟，并明确地告诉他，希望他能去讲几个故事。　　　　
　　　　　　孙炳华的故事，过去在工厂、学校以及工人俱乐部都讲过，到文艺出版社去讲故事这可还只是头一次，那里全是些有知识的文人，自己一个文化不高的人去能讲好吗？　　　　
　　　　　　孙炳华到了之后才发现，在他的面前放着一台需要一个人才能挑得动的苏式录音机，这在当时可是一个罕见的宝贝。那位女同志让他坐在话筒前，叫他不要紧张，就照平时一样讲他的故事。　　　　
　　　　　　于是，孙炳华口头上所讲的故事第一次被录了下来。　　　　
　　　　　　不久，他就收到了两期不同的《故事会》样刊，他讲的那两篇故事，都被发表了！　　　　
　　　　　　后来他才知道，那个几次来找他的女同志，就是《故事会》的编辑钱舜娟。他发表的那两篇作品，都是她根据录音，一个字一字地记录下来，然后又经过她和其他编辑共同的加工修改后才正式形成的。　　　　
　　　　　　编辑的这种敬业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孙炳华。　　　　
　　　　　　以后，孙炳华又曾多次被邀请参加《故事会》的各种创作笔会，听了许多专家的讲课，开始自己动笔从事故事创作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他曾在《故事会》上发表了大量故事和小品，有的在上海市的故事评选中还获了一等奖。　　　　
　　　　　　就这样，像孙炳华这样一批开始时连草稿都不会写的故事作者，经过编辑部的不断培养和编辑们的言传身教，在自己的努力下，终于登上了故事创作的圣坛，成了《故事会》又一批实力雄厚的“子弟兵”。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6）

　　　　3．创办“黄埔军校”　　　　
　　　　　　金秋十月，远在太原的徐洋，突然收到《故事会》编辑部从上海邮来的信件。　　　　
　　　　　　拆开信一看，不觉喜上眉梢。因为信中编辑部邀请他去福州参加故事创作研讨会。　　　　
　　　　　　他还未来得及往下看，不觉又犯起愁来。因为他过去写过小说，写过剧本，对于这个圈内的情况太了解了。他过去所遇到的一些研讨会，大都是由作者本人出钱，或者找一个“冤大头”作为赞助单位，明里暗里张落个半死，然后才东拉西凑地请了几桌人，大家在一起排排坐，喝几杯上好的龙井茶，会场上便都是一片赞扬之声。接着就开始碰杯喝酒，一个个面红耳赤，临走主人还得给这些人打点好，吃了之后还得让他们拿一点“意思意思”，这样会议才算是“功德圆满”。　　　　
　　　　　　而一些刊物所办的“笔会”，除了与会者自己出路费和食宿费之外，一到目的地，开口便叫你先交上数额不低的听课费、资料费、服务费、奖品费等等，令那些自费的与会者汗毛倒立。　　　　
　　　　　　《故事会》会不会也玩这样的“游戏”呢？　　　　
　　　　　　可是，等他接着往下看时，不觉一阵高兴。因为这封信中已明确地说明，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一切费用，全部都由《故事会》承担。　　　　
　　　　　　这真是从天上掉下馅饼来了！　　　　
　　　　　　徐洋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自己在《故事会》上还没有发表过一篇作品，怎么会有自己参加的份呢？更何况一切费用均由《故事会》来负责，这简直就是有点“天方夜谭”了。于是拿起电话的话筒，立刻给编辑部打电话，询问他们是不是搞错了。　　　　
　　　　　　那头接电话的是编辑部副主编吴伦，听了后不觉哈哈地笑了起来，连忙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没有错，没有错。”　　　　
　　　　　　可是，令徐洋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　　　　
　　　　　　当他赶到福州报到之后，会议的第一项议程，竟然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名作者，大家在一起讨论他还没发表的《地震风波》《雇客杀人》《老虎出笼》三个故事。　　　　
　　　　　　徐洋一下子呆住了，直到会议开了都还未曾反应过来：原来，《故事会》出那么多的钱，从全国各地请来了那么多的作者和专家，都是来给自己开作品研讨会的，而这些作品都是未曾发表过的呀！　　　　
　　　　　　《故事会》就是这样创办着自己的“黄埔军校”。　　　　
　　　　　　这对于任何一个刚刚起步的故事作者来说，这真是雪中送炭。通过这种研讨会，使一些有创作潜力的作者在集体的帮助下，从中发现自己的不足，获得了一种在孤军奋战中无法得到的收益。　　　　
　　　　　　编辑部在长期的办刊中深刻地认识到，一本刊物如果没有一批具有很强创作实力的贴心作者，没有一支自己掌握的骨干队伍，再好的创意和构想都无法实现，要想办好一本刊物的愿望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随着故事类报刊的不断涌现，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这场无情的竞争就像打仗一样，谁有了一支骁勇善战的铁军，谁才能有胜利的把握。　　　　
　　　　　　要想建设一支铁军，关键就是人才。作为一本刊物来说，人才应该是那些能够不断地为自己提供优秀作品的作者，是那些为提高刊物质量不断做出贡献的人。　　　　
　　　　　　这样的人才，是一本期刊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　　　　
　　　　　　《故事会》的编辑们有一句很真切的话：作者和读者是一本刊物的生命之源，要想办一流的刊物，就必须要有一流的作品，要想有一流的作品，就必须得有一流的作者。　　　　
　　　　　　同样是金秋的十月，在四川江油市城郊的一座小山村里，一位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耕耘的农民，手中捧着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件，紧紧地贴在胸口，激动得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位农民名叫李代友，他手中捧着的那封信是《故事会》编辑部邮来的，邀请他参加1993年10月在长江三峡举办的故事创作研讨会。三十多岁的人了，还从来都没有走出过这座小山村，现在自己一下子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参加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创作会议，而且去来的所有费用全部都由《故事会》负担，这简直就是在读一本童话啊！　　　　
　　　　　　李代友在农村里只能算是一个初识文墨的农民，《故事会》这样一本极具权威性的故事期刊，怎么会邀请到他呢？　　　　
　　　　　　原来在去年夏季的一天，李代友同山里的农民一样，背着自己生产的山货到乡里去赶场（四川人将北方人的赶集叫做赶场），突见一位老教师手中拿着一本《故事会》，就借过来看，谁知一看便不肯放下。其中有一则消息吸引着他：为了发现和培养更多的新故事创作人才，特向海内外广泛征稿……　　　　
　　　　　　李代友迅速地将此抄了下来，回家后便在夜晚伏案笔耕。乡村的夏夜炎热难熬，蚊虫咬得手上、脸上、腿上都起了无数的包块。这个在群山环抱的黄土地上终年耕耘的农民，这个土生土长的庄稼汉，一边用手翻着小字典，以便尽量地减少错别字；一边又将自己心中的故事艰难地一笔一画写在纸上。就这样，他一连写了三篇故事。可是邮出去后，又如同走亲戚一样地给退了回来。编辑在退稿信中十分中肯地指出，要加强对故事的理论学习，加强文字基本功的训练。　　　　
　　　　　　李代友认为虽然自己底子薄，但《故事会》的编辑能够每篇都如此认真的回信，说明这家刊物是可以信赖的。　　　　
　　　　　　他凭着中国农民那种吃苦耐劳的韧劲，又寄出了第四篇故事。　　　　
　　　　　　这时，奇迹发生了——不久，他收到一封用毛笔写着蝇头小楷的编辑来信，告诉他那篇名叫《新官上任》的稿件已被采用。　　　　
　　　　　　这是李代友连做梦都未曾想到的事情。他高兴得一下子跳起来，孩子般攀扶着妻子的肩头，不停地叫喊着：“我写的故事终于将变成铅字了，《故事会》的编辑真好啊！”　　　　
　　　　　　这个世世代代靠种田为生的农夫，眼眶里滚出了泪水，说话的声音也有些哽咽。因为他虽然识字不多，但却特别喜欢文学，在此之前的几年，也曾捣鼓着写过一些东西，但邮给几家刊物后都石沉大海，为此他曾断了自己的文学梦。谁知《故事会》却再次将他文学之梦唤醒，他的人生将从此更加丰富，这怎么能不叫他激动呢！　　　　
　　　　　　他的妻子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见他如此模样，就瞪着眼睛说：“都三十出头的人了，怎么还孩子似的，又跳又笑又哭的，你疯了？”　　　　
　　　　　　当他将自己这次“范进中举”的情况告诉妻子时，妻子也跟着他一同高兴，说这是祖祖辈辈都未曾想到的事情啊！　　　　
　　　　　　1993年第一期《故事会》上，李代友写的第一篇故事《新官上任》发表了，并获得了当年度《故事会》读者评选的优秀故事三等奖。　　　　
　　　　　　现在，三十多岁的李代友第一次出远门，到宜昌参加《故事会》的“黄埔军校”学习。在这里，他终于见到了那个用毛笔给他回信的编辑陈中朝和曾给他以各种帮助的编辑们，见到了中国故事界许多曾令他仰慕的作者和专家。大家相会相聚，在一起共同研讨他新创作的故事《未了的官司》，帮助他提高故事创作的理论和写作技巧。同时，也参加对于别人作品的讨论，他这个靠着翻字典写故事的农民，在这里得到了从未有过的熏陶，学到了许多过去所未知道的故事写作知识，大大提升了他的创作高度。他的这篇《未了的官司》在《故事会》上发表后，竟获得了“英昌杯全国故事大赛”一等奖。　　　　
　　　　　　《故事会》就是这样使一个农夫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而在《故事会》的扶持下实现了理想的作者，总是把自己最优秀的作者奉献给这本心爱的刊物。　　　　
　　　　　　李代友至今都还深深地记得自己在“黄埔军校”“毕业”那天的情景。　　　　
　　　　　　那天，秋高气爽，“毕业”了的学员们都纷纷登程。　　　　
　　　　　　李代友因是乘火车来的，回程时想从湖北秭归县乘轮船溯江而上返川，因为他想乘一次船，看一看雄伟壮丽的长江三峡。可是一算路费，却远远地超出了他乘火车的费用。　　　　
　　　　　　能不能多出一点路费钱，满足一个农民作者的这种愿望呢？　　　　
　　　　　　编辑部经过商量之后，认为虽然这次研讨会已花去不少的经费，但还是决定破例满足这位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民作者的愿望，给李代友补足了返程的费用。完后，鲍放又一次地问他：“你看路费够不够？你是农村来的，又没有工资，如果不够我们再商量。”　　　　
　　　　　　李代友登上江轮时，《故事会》的编辑和“黄埔军校”的二十几名“同学”都来送行。这位农民作者说不出的激动，他站在船舷，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帽子，竟忘了江风的吹拂，帽子被风从手中刮走，在江面上飘飞着，连同他那颗心，一同地留在这一生都难以忘记的长江……　　　　
　　　　　　这，就是《故事会》与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民作者的故事。　　　　
　　　　　　这，就是一个《故事会》“子弟兵”成长的历程。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7）

　　　　　为了发掘培养故事作者，编辑部每年都要举办一到两次这样的研讨会或笔会。故事作者们都将有幸参加这样的培训“会议”，亲切地叫做“进故事作家的‘黄埔军校’”。　　　　
　　　　　　编辑部将“黄埔军校”当成沟通作者、宣传办刊宗旨和对故事作者进行故事理论学习的一个重要机会。参加的人员。绝大多数都是从自发的来稿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一次研讨会就是一次培训班，许多作者为了修改好自己的作品，常常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还在伏案写作。　　　　
　　　　　　作品改出来之后，要结合具体作品分成大组或小组讨论，讨论时的认真，常常使招待所的服务小姐感叹：“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卖命开会的！”　　　　
　　　　　　参加的作者通过讨论，对故事创作也加深了认识。特别是一些曾经搞过“纯”文学的人，开始认为写一篇小故事很简单。经过这么一讨论，才觉得自己真的不行，会议结束的时候总是爱说：“想不到写一篇小故事，还有那么多的道道，真是获益匪浅。”　　　　
　　　　　　就这样，编辑们往往是作者涉足故事创作的引路人，是老师。反过来，当一些作者成熟起来后，从普通的工人、农民逐步地成长为当地文化站、文化馆、文化局或者文联的专业创作干部，他们对于编辑部的回报就深深地熔铸进了《故事会》这本刊物。无论是“黄埔军校”结业的时候，还是他们在以后给编辑部的来电来信中，都表示要将自己最满意的稿子首先给《故事会》。　　　　
　　　　　　这是一种多么深深的情感啊！　　　　
　　　　　　正因为这样，《故事会》总是汇聚了中国最优秀的故事作者，并通过这些作者获得了全国最优秀的故事作品，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近，有一项统计表明，和《故事会》有着较直接联系和边缘联系的故事作者，多达四百人。他们是这本刊物最坚固的基石，是这本刊物绿叶常青的标志力量。　　　　
　　　　　　一位名叫徐自谷的故事作者，在《故事会》创刊四十周年前夕，给编辑部写来了一篇名叫《故事作家的‘黄埔军校’，你好》的稿子，他在文章中是这样写道的：　　　　
　　　　　　“打开现今全国众多的故事期刊，所有故事高手几乎都受教于《故事会》的培训班。因此，大家有机会聚在一起时戏说，《故事会》的培训班是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