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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故事会-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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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班是故事作家的‘黄埔军校’。
“‘军校’是速成的。可是很精彩，很水平，很亲切，教员都是编辑，实例教案一掴一个血痕，掌掌着肉。而那几位故事大家的开讲，让底下的学员欣赏到了故事所具有的别一样美妙。后来，还安排了一次‘实战’——一篇小小说改造成故事。记得一位教授身份的老先生改编这篇千字短文从傍晚一直到了凌晨——可见写故事也非易事。那次，我很露脸，公布实战名次，我竟得了第一。
“这几年，我颇写出了几篇让读者喜爱的故事，名字前头也被套上了‘名家’之类的冠词。只是，凡笔会时碰到许多故事高手，大家不约而同都会说起，哟，都是‘黄埔军校’的同学！
“此时，我感到一种荣耀。现在当这篇文字到结尾时，心里忽然冒出的惟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黄埔军校’你好！谢谢！”
《故事会》每年出资创办“黄埔军校”，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编辑部通过这种形式，将故事理论有意识地贯穿到故事创作活动的全过程，将原本比较抽象、概念的理论，变成了实实在在能够指导创作，不断提高作品质量的活的灵魂。讲课从来都很少那种空洞的理论和教条，总是结合作品来探讨，真是“一掴一个血痕，掌掌着肉”。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探讨，对于来自全国各地的故事作者有着一种指导意义。使从事实际创作的作者，得到了一种理论的提高；又使从事理论研究的专家，得到了来自实际的感受。这样，凡是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同学”，理论就会越研究越深，故事就会越写越好。这些作品和理论，回过来又丰富了《故事会》的内容，才能使这本刊物的质量多年来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这种形式的另一方面，就是既团结了广大作者，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和交流，又使得处于散兵游勇的故事创作有了一个向心力。据参加的人员反映，他们每次都是获宝而归，而不像有的研讨会，不重研讨，而在乎于“山水之间”。
新陈代谢是人类的自然规律，同时也是作者队伍不断发展的规律。一些老作者由于各方面原因，创作势头已不如从前。编辑部经过认真分析，认为这些老作者在创作观念和表现手法上都得进行更新，才能适应故事创作飞速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不断地有新生的、有创作实力的作者加盟故事创作，其中包括一些搞“纯文学”的作家。应该说他们的是比较高的，但他们走的又往往不是故事之路。如果不加选择地发表他们的作品，那么《故事会》也就会逐渐地丧失个性，变成一本不伦不类的刊物，那将是一种可怕的后果！
为此，编辑部则要做到发现新作者，不忘老作者。“君子不忘其旧”，那种“喜新厌旧”的事情，以发现文学上的某种“人类”或“神童”为荣，以达到刊物促销目的行为，《故事会》都不屑一顾。紧紧依靠老作者，让他们在克服自身创作缺陷的同时，充分发挥骨干和桥梁的作用，带好新作者。
为了使那些曾为《故事会》发展做过贡献的老作者感到温暖，同时帮助他们更新观念，跟上形势，编辑部近来已将一年一次的“黄埔军校”，改成了一年两次，新老作者分开授课，分开研讨，集中解决不同作者群中存在的问题。对新作者则是有意识的在“黄埔军校”里灌输与故事有关的理论知识，从而加快他们成熟的周期。同时，创造适当的机会，让新老作者坐在一起交流思想，交流信息，交流感情，互相促进，将每期的“黄埔军校”，真正地办成一个交流中心，使新老作者都从中获益。
从复刊后的1979年至今，《故事会》已举办了几十次这样的故事创作班和研讨班，花去资金近百万，而其中所获得的收益也是无法估量的。
《故事会》编辑部就是这样用他们诚挚的热情，创办着自己独特的“黄埔军校”，从这里放飞出一批又一批充满希望的故事作者。这些作者不但成了推动这本刊物发展前进的生力军，同时也成了这本刊物构建未来大厦牢固的基石。就是这些从《故事会》的“黄埔军校”里走出的“子弟兵”，以及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关爱着这本刊物的作者和读者，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才华，使这本期刊成为中国期刊发展百年历史的银河中，一颗耀眼灿烂的新星！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8）
4．沙里淘金
归依玲同以往一样，打开办公室的大门，然后准备工作。
她的办公室是编辑部紧靠着过道的一间，要找编辑部的人，首先得从她那间办公室的大门走过。
她刚坐下，一个风尘仆仆的青年人走了进来。
当那个青年人听了她的回答，知道这里就是《故事会》编辑部时，就从身边拿出一只人造革提包来，迅速地拉开，“哗 ”的一下将里面的东西都倒在了归依玲的桌子上。
归依玲一看，竟是些花生和红枣，连忙上前制止。
那个青年人忙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是我奶奶让我带来的，叫我一定要感谢你们这些好心的编辑。”
原来，这个风尘仆仆的来人名叫张少英，是河北省柏乡县的一个农村青年。他的一篇故事作品编辑在阅稿时发现不错，因此通知他来上海参加笔会。这个消息在村子里一下子传开了，临走时全村的老少都来送行，他年老的奶奶听说孙子要到很远很远的上海，竟然还是去参加“开会”，是去改稿子，来去的路费全都由别人给包了，这在村子里可是一件很露脸的事情。因此，老人在临走时，硬要他带上一点家乡的土特产，一再地嘱咐他，到了上海一定要好好地感谢那些“好人”。
昨天晚上到了上海之后，这位农村青年一下子傻眼了。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只见人来车往，深更半夜的，到哪里去找人呢？
张少英根据通知上的地址，左寻右问，终于找到了绍兴路上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可是，夜深人静，大门早已关上。这位憨厚的农村青年便在大门外整整地蹲了一夜，刚到上班的时间便直奔编辑部来了。
当张少英看到在这间办公室的桌子上、地板上到处都堆满了一捆一捆如同小山一样的来稿时，不觉惊住了。《故事会》每天竟有这么多的来稿，这是他所未曾想到的。在这浩如烟海的来稿中，编辑竟然发现并肯定了自己的稿子，这就如同在大海里面捞针一样，那真是不容易啊！
编辑们做的是一件沙里淘金的工作。
程继荣的心里真是高兴极了！
他不停地看着手中的那封信，这是他连做梦也未曾想到的事情，他写的那篇名叫《小屋里的秘密》的故事，《故事会》已经准备发表了！编辑吴伦在回信中对他的作品进行了肯定，对他首次在这本刊物上发表作品表示祝贺。与此同时，还随信邮来了稿子小样，请他自己认真校对一次。
程继荣的高兴不光是自己这篇作品即将在《故事会》上发表，更重要的是他从心眼里佩服这本刊物的编辑，因为他们“识货”。
用程继荣的话来说，他这篇故事，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写的，自我感觉也不错。可是，当他将这篇作品送给有关的权威人士看时，竟然被“枪毙”了。他不服，又投了几家杂志，可是却更惨，人家连回信都不给一个。这时，他不觉对自己的写作水平和这篇他自认为不错的故事表示怀疑起来。
经过思考之后，他决定将这篇故事投给《故事会》再试试，如果同样石沉大海，或者编辑回信同“权威人士”指出的一样，那么这就说明自己不是这块枓，他就从此心甘情愿地不再写故事了。
许多故事作者开始都是从自己生活的土壤里，去挖掘普通人蕴藏在心底的点滴美好、善良和真诚，摒弃并指责那些丑恶、狠毒和虚伪，教人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但是如何在这些看似雷同的来稿中，发现出与众不同的闪光点，这对于编辑来说也是一种工作态度和业务水平的检验。
程继荣的这篇故事随同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故事稿子，一同被邮到了编辑部。面对着这如山的稿子，谁也不知道哪篇是优秀的作品。编辑们在分开看稿时，发现程继荣的这篇故事很有新意，便开始相互传看。稿子后来又传到吴伦的手里，他同样认为不错，最后提出来送主编终审。
一篇已经“死”了的稿子，被《故事会》的编辑们从沙海中淘了出来，让它重见天日。
编辑们淘出的难道仅仅是一篇稿子吗？不，他们淘出了这本刊物编辑们崇高的敬业精神，淘出了一本刊物的信誉，淘出了一位有着发展前途的故事作者。
从此，程继荣便对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只要一有时间，就将自己关在屋子里，进行他的故事创作。这些年来，他先后写出了《作家的台阶》《老马迷途》等故事并先后在《故事会》上发表。
用他的话来说，每写好一篇作品，首先想到的就是《故事会》。
这是光靠高稿酬悬赏所无法买到的。
作者对刊物的信任，是通过编辑的具体工作来体现的。热情、正直、真诚、敬业，应该是编辑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发现作者，发现好的作品，应该是一个编辑所应具备的基本常识。但是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真正地要做到却很难，因为这是需要一种精神的。
编辑部将这种精神叫做沙里淘金的精神。
《故事会》一批又一批优秀作者，都是在编辑们在这种精神下发掘出来的。
这些被淘出来的金子，一粒一粒地构成了一个群体，这个闪亮的群体又支撑着这本刊物，才能使这本刊物在中国期刊的星河中闪闪发光。
1993年6月的一天，河南省三门峡市有一位名叫金一的干部，到市委办公室督查科去送一份材料，与这个科里的同志一起聊起了当前形式主义太严重，举行个集体婚礼还得等领导。大家开玩笑说，这样等来等去，等到举行婚礼仪式时，恐怕有的新娘都挺个大肚子了。
金一受到了启发，回来后就写了一篇稿子，名字叫《迟到的婚礼》。
稿子写好后，是一篇小小说，还是一篇夹杂着事实的言论，或者是一篇小故事，他自己当时也说不明白。
这篇连“自己都有些不明白”的稿子，该邮给哪家刊物呢？
金一就在家里与妻子和孩子商量，最后还是孩子拍板：“投给《故事会》吧，我们同学都爱看这本杂志。”
7月5日，金一将这篇作品投给了《故事会》。
金一是第一次给《故事会》投稿，过去也很少看这本刊物，只是在确定要将这篇稿子投给《故事会》后，才让孩子去买了几本来研究。这样一本与自己毫无一点联系的刊物，是否能采用自己这个不知名的小人物投去的稿子呢？
金一在焦虑中等待着。
一晃，整整半年即将过去。金一的心也慢慢地“凉”下来，他知道，稿子没“戏”了。
1994年3月的一天上午，金一照常来到办公室，电话铃响了起来。金一拿起话筒，不觉一下子愣住了，对面传来的是一个讲“上海普通话”的男中音：“你是金一吗？我是上海《故事会》的吴伦哪。因为来稿太多，耽误了一点时间，很对不起呀！《迟到的婚礼》你还往别的刊物投了没有？”
金一这时竟激动得语无伦次：“哦，哦，是……没……没有。”
吴伦在那头说：“好，我给你写封信，现在就给你寄过去……”
几天之后，金一便收到了吴伦的来信。
这是一封十分负责和令人感动的信。信中问这位寄去故事稿子的作者，那篇《迟到的婚礼》是听到的，是看到的，是改编的，还是自己创作的？因为这对评判这篇作品很重要。并再次告诉他，请勿再投别的刊物。
金一过去也给别的一些报刊写过稿子，但从来未见过如些认真负责的编辑部。于是，立即便回了信。
这年四月，金一收到了《故事会》邮来的稿子发排清样，编辑让他自己再认真校对一次。
1994年8月，《迟到的婚礼》在《故事会》上正式发表，金一收到了编辑部邮到的两本样刊。
1994年年底，金一发表在《故事会》上的这篇作品，荣获“英昌杯全国故事大奖赛”精短故事一等奖。
从此，金一就与这本刊物结下了不解之缘，自动加入了“子弟兵”的行列。
一篇极其普通的来稿，就是这样被淘了出来。
一个有着一定创作潜力的故事作者，就这样地被发掘了出来。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编辑部的所有编辑都默默地做着自己应做的工作，一丝不苟地履行着一篇稿子从收稿到发稿直到最后发表，所必须经过的一切审稿过程。这样经过反复“淘”出来的作品，除了编辑和作者都心中踏实之外，其质量之高，那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9）
5．锤炼高素质的“铁军”
编辑部在加强“子弟兵”的培养过程中，始终将作者队伍思想素质的提高放在首位。他们不只是在创作上关心作者，扶持作者，培养作者，不断地给他们以艺术的营养，更重要的是编辑们不断地用自己对人的诚实，对事业的忠诚，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去感染作者，并从艺德教育入手，宽容地对待别人，严格地对待自己，帮助作者树立正确的艺术观和人生观，正确地对待名利、荣誉和报酬，将作者队伍锤炼成一支高素质的“铁军”。
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曾获辽宁省特等劳动模范称号的张功升，就是这支“铁军”中的一个。
张功升原本是一位文化不高的工人，但他热爱故事，经常将自己看到、听到的事情“变”成故事讲给周围的人听，逐渐就有了一定的影响。他的这些感人的故事，大都在自己的肚子里，真要动笔将她们变成文字，对他来讲就有一定的难度。
《故事会》编辑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对他实行了“跟踪”。
在一次故事会上，张功升一口气讲了几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传说，将听故事的人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编辑部早已在“跟踪”中将这些故事都录了下来，然后对其进行整理，请张功升本人再看一遍，很快就发表了。
对于张功升本人来说，第一次将自己的口头创作变成了铅字，心里感到十分高兴，从此便在编辑们的指导下，自己学着开始动笔创作故事。他以坚忍不拔的精神，虚心地向编辑和有文学创作经验的作者学习，很快就能够自己动笔写故事了。
张功升创作的故事不断在《故事会》上发表，并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可是不久，他的一条腿因公负伤了，一点都不能动。但是他并没有停止故事创作，有时候有人来请他去讲故事，他也是扶着拐杖，在别人的帮助下坚持去讲。
张功升的精神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因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在“文化革命”中他就因为讲故事被关过牛棚，可是他在牛棚里还为大家讲故事，他当年讲的故事《选“驸马”》，直到今天还在民间广为流传。从牛棚里出来后，他更加满腔热情地讲故事，以激励人们建设祖国的热情。就在他的儿子因病不幸去世不到六天，他就在一所学校里去讲学雷锋的故事……
对于张功升的病情，厂里领导非常关心，在一次讲故事之前，专门请来医生为他检查。
当两位医生检查结束向外走的时候，他听见医生对陪同的厂党委书记说：“这个人左腿的肌肉里，已经有一百多块骨头了，怕是没治了。这种骨化性肌炎是‘不是癌症的癌症’，可他还有心思讲故事。”不料这话让张功升听到，他如同挨了当头一棒，几乎倒下。然而就在这时，讲演大厅里爆发出一阵掌声。他知道该轮到自己讲故事了。于是，他微微站了一会儿，让自己的心情重新恢复了平静。他放下拐杖，整了整衣服，缓缓地走上讲台，一讲就是四十多分钟。
他讲的故事，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张功升在各级组织的关怀下，请了各地的医生为他治病，但仍无法控制病情的发展。即使这样，他仍然活跃在故事战线，创作和讲述了《小村长》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故事。
这就是这支“铁军”队伍中一个战士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作品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用生命的毅力拼出来的。故事作者将一种顽强不屈的作风注入了自己的作品，作品的思想和内涵也相应地得到了升华。这样的作品便会很自然地赢得读者，
作者队伍素质的提高，必然会带来刊物整体质量的提升。
在《故事会》担任过副主编的吴复新，在培养这支“铁军”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有一次，吴复新出差去江苏大丰，听到几位故事作者讲了一个当时流传于苏北盐城地区的民间故事，认为不错，就与作者共同研究，然后由王维宁、陆正庄两位故事作者写成初稿，带回编辑部进行研究。经过编辑和作者的共同努力，这篇名叫《冤狱恨》的中篇故事在《故事会》上连载三期。
作品连载后，在读者中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但如此，这篇稿子从搜集、整理到写出初稿，然后又通过编辑的加工和润色，直到作品的发表过程，对于从事这篇故事写作的作者也是一次故事创作的具体指导与培养。
除了发现作者和作品之外，吴复新还十分注重故事作者在创作理论上的提高，经常自己撰写讲稿，为故事作者讲课。
当时，有一些故事作者对于故事的搜集整理、改编以及创作等方面的关系不太明白，因而直接地影响了作品质量，甚至给编辑工作造成一定的混乱。为此，吴复新针对性地撰写了一篇《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的专题讲稿，从民间故事的搜集原则到搜集的方式，从整理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到改编和再创作的区别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和具体的讲述。对于当时束缚作者手脚的一些模糊认识，他一再地强调：“要说清楚的是，区分整理、改编、创作，并不是排斥改编和创作，相反，对它们应该抱欢迎的态度，因为搜集故事作品的目的，其中也包括推动文艺创作在内。而区分三者的目的，主要是要明确民间故事作品的属性特征。笼而统之，界限混乱，对民间文学事业是不利的。”
《故事会》的编辑们尽管在作者中很受尊敬，他们也从来都不为稿源发愁，但是，他们却没有“朝南坐”的思想，而是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来团结不同类型的作者，壮大作者队伍，从而在全国组织了一支从思想到艺术都十分精良的故事创作“子弟兵”。同时，编辑部还专门印制了“作者登记卡”，将全国搞故事创作的作者都登录入册，定时与他们进行联系，了解他们的创作情况，为他们建立故事作者档案库，当他们的作品发表到一定的程度时，编辑部就想法给他们出专集，以扩大他们的影响。
继1989年10月出版第一本三十六万字的《吴伦故事集》之后，又先后于1991年9月出版了二十九万字的《吴文昶故事集》，1993年6月出版了三十万字的《黄宣林故事集》，1993年12月出版了二十六万字的《崔陟故事集》，1996年1月出版了二十万字的《夏元寿故事集》，1997年8月出版了二十三万字的《何初树故事集》，2001年1月出版了二十一万字的《肖士太故事集》。到我采访之时，另外一本《范大宇故事集》也已出版。对于这套“中国故事家创作丛书”，编辑部今后还将继续编辑下去。
《故事会》为骨干作者出书，一切费用均由《故事会》负责。这类书在经济上讲是不合算的，但是，编辑们都乐于做这样的事情。何承伟主编则说得更加坦诚：“为多年来支持《故事会》的优秀作者出书，也是对我们这支创作队伍的整体检验和一种扶持，因为这支队伍的好与坏，直接地关系到刊物的发展，关系到中国新故事的整体发展水平。”
编辑们就是这样以自己人格的力量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团结着作者，关心着作者，培养着作者。编辑和作者都坦诚相待，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有力地促进了刊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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