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故事会-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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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们就是这样以自己人格的力量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团结着作者，关心着作者，培养着作者。编辑和作者都坦诚相待，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有力地促进了刊物的发展。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10）

　　　　6．从“沙龙”到“基地”　　　　
　　　　　　1979年春天，江南大地草长莺飞。　　　　
　　　　　　《故事会》的编辑陈中朝、苏菊珍、鲍放三人来到上海郊外的金山，参加这里的故事会讲话动。　　　　
　　　　　　金山是个故事之乡，诞生了一大批土生土长的故事员，这些人活动在田间地头，为农民讲故事，深得农民的欢迎。　　　　
　　　　　　与此同时，一批故事作者也相应成长起来。这些作者了解群众的喜怒哀乐，了解形形色色人们的生活，有着极其深厚的生活基础。因此，他们笔下的故事，大都来自于生活实际，不但风趣幽默，同时生动感人，讲出来后常常是笑声不绝，掌声不断。　　　　
　　　　　　这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全市较早地成立了故事沙龙。一些故事爱好者自觉地组织起来，定期组织活动，共同研究创作的故事作品，探讨故事发展的走向，学习故事创作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或者到市里去请专家讲述这方面的常识。　　　　
　　　　　　沙龙成立以后，喜欢故事的作者和故事员都有了自己的“家”。每到活动的时候，大家风雨无阻，聚集一起，相互切磋，共同提高。　　　　
　　　　　　三位编辑在听了故事员的几场演讲之后，对其中一篇故事产生了兴趣，那篇故事名叫《三百元的故事》。作者的名字叫吴伦，这是他写的第一篇故事。　　　　
　　　　　　他们将作者约来见面。三位编辑可能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发现和培养的这个故事作者，以后竟做了他们的顶头上司，成了《故事会》的一位“当家人”。　　　　
　　　　　　以后，编辑们又介绍吴伦参加了上海民间文学研究会举办的培训班，到工人文化宫去听讲座。在这里，他认识了讲课的任嘉禾、何承伟等，同时也认识了当时在上海从事故事创作较早的黄宣林、张道余等。经过几年的磨炼之后，他便逐渐地成长起来了。　　　　
　　　　　　《故事会》创刊初期，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为了培养作者，与各地文化单位联系，在上海的工人俱乐部和各市区与郊县，以及由此而发展到北京、湖北、江苏、河南、山东、浙江、江西、广东等全国部分地区，并建立了自己的民间组织——故事沙龙。利用这种形式，将故事爱好者组织起来，相互学习，相互提高，并从中发现培养有发展前途的作者。　　　　
　　　　　　当年在故事界很有影响的许多故事作者，都是从这些沙龙中发现和成长起来的。　　　　
　　　　　　有人可能会问：现在还有当年那种故事沙龙吗？　　　　
　　　　　　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是没有故事沙龙，编辑部就在基层读者中没了依托，变得耳不聪，目不灵，读者需要什么，作者在写什么，就会昏然不知。这样办刊时间一久，必然脱离群众，直接地影响到刊物的质量和发行。　　　　
　　　　　　其次是不利于作者的发现和培养。《故事会》要发展，就需要有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作者，如果光靠从自然来稿中“淘金”，然后再将这些“淘”出来的“金子”，一批又一批地请到“黄埔军校”来学习提高，财力和人力显然都不允许。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地创造条件培养故事作者呢？　　　　
　　　　　　在深入调查中，编辑们发现，山东莱州的故事活动做得比较扎实。他们定期地开展一些故事活动，不断地有好的稿件邮到编辑部。　　　　
　　　　　　于是，吴伦和鲍放三去莱州，在那里与故事作者见面，帮助他们修改稿件，进行一些故事创作的讲座。　　　　
　　　　　　《故事会》编辑的到来，无形中给这里的故事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提高了故事活动的“身价”，得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很快便成立了新时期的《故事会》创作基地。　　　　
　　　　　　基地是在原来沙龙基础上的提高。这就使由原来相对比较松散的形式，变成了相对比较稳固的一种组织。这个基地不光是负责组织作者创作和研讨，同时还将优秀的作品随时地推荐给编辑部，为编辑部在用稿时“好中选优”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另外，编辑部还可以通过创作基地，了解读者对于刊物的需求和意见，对所发表的故事作品进行信息反馈，一下子就使编辑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侃爷酒馆”几个大字，悬挂在一家酒店的门楼上。　　　　
　　　　　　这是何人开的酒店，竟取出如此奇特的一个名字？　　　　
　　　　　　酒店的老板名叫耿忠民，原是河南省新乡市的一名国家干部，不久前辞职下“海”，便在新乡开了这么一家酒店。侃爷酒馆的“新乡故事沙龙”几个大字，还是中国民间文艺家贾芝题写的呢！　　　　
　　　　　　侃爷酒馆有副对联，写得相当有趣：“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谈笑有侃爷往来不白听”。　　　　
　　　　　　“侃”者，北方人所说的“侃大山”也。南方各地则将此称为“说段子”、“讲故事”、“摆龙门阵”。　　　　
　　　　　　老板耿忠民具有中原人的豪爽，喜欢的就是“侃大山”的人。酒店属于小本经营，他本人也绝非那种腰缠万贯的大款，但在他这个酒馆里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在里面吃饭饮酒者，只要能说上一段令人叫绝的故事，那酒钱也就会给你免了。　　　　
　　　　　　耿忠民当了多年的国家干部，为什么突然想到辞职，来开办这么一家“侃爷酒馆”呢？　　　　
　　　　　　这还得从《故事会》编辑部说起。　　　　
　　　　　　河南新乡有一位写故事的老作者名叫申之珉，多年以来一直给《故事会》写稿子。有一次，申之珉向吴伦推荐，说在他们新乡还有一个新作者名叫耿忠民，故事写得不错，是一棵好苗子，希望编辑部能与他联系。　　　　
　　　　　　实际上，耿忠民在申之珉推介之前就“暗度陈仓”了。他的作品正好被夏一鸣看中。这时，夏一鸣手里还有新乡的另一位作者苏景义的作品。从作品上看这两人有创作的实力和潜力。　　　　
　　　　　　苏景义是新乡报社的一名主任编辑，手中不但有一块阵地，而且是当地文学创作的“领头羊”，有一定的号召力，他写什么别人也跟着写什么。　　　　
　　　　　　三个男人一台戏，编辑部觉得新乡有成立基地的客观条件。　　　　
　　　　　　2001年，吴伦和夏一鸣前往河南新乡，与那里的故事作者见面。这些热爱故事创作的作者一下子交来了大量的作品。两人就在旅馆里连夜看稿，然后找作者一个一个面谈，最后又开大课，对这次的所有来稿一一评析。最后，两位编辑建议在当地搞一个创作基地，以加强作者与编辑部的联系。　　　　
　　　　　　这个建议得到了故事作者们的一致赞同。　　　　
　　　　　　这次新乡之行硕果累累，既出作品又出人，两位编辑从那里带回了七八篇有较好基础的作品，绝大部分都陆续发表了，有的还获得了本年度由读者参加评选的优秀故事奖。同时又发现了几名很有发展前途的冒尖作者。　　　　
　　　　　　故事创作基地建立后，新乡的作者经常性地开展了各种活动，并向全国各地的故事类刊物推荐了大量作品，故事创作在这个地方很快形成了一种气候。　　　　
　　　　　　“侃爷酒馆”既是耿忠民私人创办的酒店，同时也是帮助编辑收集各种信息的地方。　这里，凡是进来的“侃爷”，《故事会》是他们的中心话题。这些人心目中的《故事会》如何，他们对这本刊物有什么反应和要术，都可以从相互的“侃大山”中了解到，并通过创作基地及时地反馈到远在黄浦江畔的编辑部。　　　　
　　　　　　“侃爷酒馆”还具有聚合的功能。自从开办了这家酒馆，这里的故事作者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他们每月定期一次地开展活动，把各自写的作品拿来探讨，在一起取长补短，相互切磋，作品的质量明显有了提高。　　　　
　　　　　　为了让这个故事创作基地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人才，《故事会》在举办第八届故事创作培训班时，专门出资请这个基地的“领头羊”苏景义参加，接着又在第九届故事创作培训班时，出资请耿忠民出席。　　　　
　　　　　　2001年，耿忠民在第四期的《故事会》上发表了一个中篇故事。接着他又一鼓作气，在另一家故事期刊上连发了四个中篇故事。　　　　
　　　　　　耿忠民一下子成了创作故事的名人，河南有两家杂志社出面请他吃饭。可是因路上严重堵车，一顿中午饭，害得别人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多钟。他进门一看，两家杂志的编辑们仍坐在那里等着，心中十分过意不去。　　　　
　　　　　　事后，他十分感慨地说：“没有《故事会》上那篇高质量的中篇故事垫底，我就是爬也爬不到这里面来呀！”　　　　
　　　　　　2002年3月，正是中原大地春暖花开的时节。　　　　
　　　　　　两位负责与这个基地联系的编辑吴伦和夏一鸣，再次来到新乡，与故事作者交谈和帮助他们看稿。令两位编辑感到惊讶的是，仅仅才一年的时间，这里又冒出了好几名有着创作潜力的新作者，作品质量之高，是以往无法比似的。　　　　
　　　　　　两位编辑的心情特别高兴，同大自然的春天一样，这里真是一派百花争艳的故事创作的春天啊！　　　　
　　　　　　这次，他们从这里带走了四十多篇比较成熟的稿子，在同一期上，一次性就发表了七篇。　　　　
　　　　　　这一来，这个由《故事会》建立起来的创作基地便浮出了水面，不但一下子出名了，同时还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全国的一些故事类期刊，目光马上都盯了过来，不断地向这里的作者约稿。据不完全的统计，仅仅一年的时间，这个创作基地的作者，就在全国各种故事类的刊物上发表了二百多篇故事作品，有的作者一年间就发表了五个中篇故事。　　　　
　　　　　　凡是从事过故事编辑和创作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啊！　　　　
　　　　　　为了进一步壮大作者队伍，为办好刊物提供后备力量，《故事会》还利用创作基地加强了对青年作者的培养。除莱州、新乡的故事创作基地之外，他们还逐渐地建立了浙江的富阳、上海的金山、辽宁的沈阳、湖南的长沙等近数个创作基地。现在，刊物不仅有近四百人的基本作者队伍，而且加强了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故事活动基地的联系，采用多种形式来培养自己的“子弟兵”队伍。这些基地一有活动，编辑部就派人去参加。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发展思路，不同的培养方法，使《故事会》永远保留着几块“沃土”，并在这些“沃土”上培育着一种旺盛的创作势头，使刊物的质量稳中求进，稳中求变，这也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第四章与“上帝”交流　（1）

　　　　现代发展的IT业有一个名词，叫做“注意力经济”。意思就是，在进入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只有吸引住了人们的“眼球”，才能够产生出经济效益。　　　　
　　　　　　《故事会》与“上帝”拉手的活动一个接着一个，从来都未间断，无形中吸引了大量的“眼球”。　　　　
　　　　　　1．同“上帝”拉起手来　　　　
　　　　　　“第二天班会课，我抱着那一摞《故事会》，在学生们惊奇的目光中走上讲台。我把一本本《故事会》物归原主地还给了大家，只听下面一阵议论。我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大字：故事会。我说：‘同学们，现在让我们大家来开个故事会，好不好？’片刻的沉默之后，教室里猛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学生们一张张兴奋喜悦的脸涨得通红。　　　　
　　　　　　“我清了清嗓子，继续道：‘同学们，我先跟大家讲个《故事会》上的故事——《老鼠戴白帽》，讲完之后，请你们也一个接一个上来讲一讲，怎么样？　　　　
　　　　　　“‘好！’‘太好了！’学生欢呼起来，受学生们情绪的感染，我也有点激动了。这堂课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学生们争着到讲台上亮相，眉飞色舞地来上一段声情并茂的故事，就连那几个平时最羞怯的女生，也悄悄举起了手……　　　　
　　　　　　“打这以后，我干脆把每周三的课外活动变成了‘《故事会》演讲赛’，拿出班会费设置一些奖品，并规定了参赛办法的评奖标准。全班学生踊跃参与，热闹非凡，引得外班的学生羡慕不已，在门窗外围看着。现在，学生们把我封为了‘《故事会》会长！’”　　　　
　　　　　　这是一位名叫王永坤的读者写给《故事会》的信的一部分。这封信被作为“我和《故事会》的故事”征文，发表在1998年第六期《故事会》上。事情的起因是，有不少学生在上课时看《故事会》，被这位老师收缴了。下课之后这位老师将收去的《故事会》一看，自己也被吸引住了，于是因势利导，在班上开展了讲《故事会》里故事的活动，从此班级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不久这个班有三名学生，在当地的作文比赛中获奖，而这位王永坤老师也在《故事会》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故事《盛大妈走亲戚》，学生获悉后，一起举着当期的《故事会》向老师表示祝贺。　　　　
　　　　　　一本《故事会》使老师与学生之间变得多么亲密啊！　　　　
　　　　　　这正是《故事会》的编辑们所希望达到的，因为这些读者都被他们奉为“上帝”，他们希望能同“上帝”拉起手来。　　　　
　　　　　　可是，“上帝”的手在什么地方呢？怎样才能拉住“上帝”的手呢？　　　　
　　　　　　编辑部经过多年的实践，终于摸索出了一条接近“上帝”的办法，那就是不断地开展各种有意义的活动，“上帝”便会向你伸出手来。　　　　
　　　　　　上面所说的《我与〈故事会〉的故事》，就是这些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故事会》在刊物上连发了几期消息，接着便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读者将编辑当成自己的知心朋友，将自己所看到、见到和经历的与这本刊物有关的感受、认识、意见、建议等等，多的几十页，少的几页，不断地寄往编辑部。这里有着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　　　　
　　　　　　有一位当年只有十五岁的小读者名叫雷钊，因为喜欢《故事会》，就把平时母亲给的零花钱省下来，到书摊上去买这本刊物。谁知这事被父亲知道了，怕孩子省钱饿了肚子，就马上帮他订了这本刊物。可是，女儿这时却反过来动员父亲看《故事会》。父亲是一位曾发表过一些小说并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开始，这位父亲认为自己是搞“高雅”文学的，对这本刊物不屑一顾。但后来看着有的小说被“圈里”越捧越高，但读者却越来越少，有的就干脆没人愿读了。其父感叹：“现在看小说的人少了，再写也没啥劲了。”后来女儿便动员父亲写故事，结果很快被《故事会》从来稿中发现，通知去参加上海笔会，其父高兴地去重新进行学习，回来后专门为女儿买了她最喜欢的背带牛仔裤，作为父亲对女儿的感谢。因为是女儿才使他与《故事会》结缘，与《故事会》结缘后，才使他走出了自己个人的象牙塔，真正地知道了读者就是“上帝”的道理。　　　　
　　　　　　人们在进行商品交易的时候，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话：顾客就是上帝。文学艺术类的期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既要尊重、爱护、适应自己的顾客（读者），同时又担负着引导、教育、帮助、提高顾客（读者）的作用。事物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一味地迎合，刊物的品味就会下降；而一贯地高唱阳春白雪，和者必寡，这里就有一个与读者如何沟通的艺术在里面，这种艺术如果掌握得好，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目的。　　　　
　　　　　　经常性的活动，就是《故事会》与读者的一条纽带，　　　　
　　　　　　编辑部的眼睛里要有读者，这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那种靠政府出资养着的刊物将会越来越少。我们不能每到年底需要订刊物的时候才叫一声“上帝”，如果只是这样，“上帝”是不会应声的。这就必须于细微处日积月累，“上帝”才能看出你的真诚，才愿意与你拉起手来。　　　　
　　　　　　现代发展的IT业有一个名词，叫做“注意力经济”。意思就是，在进入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只有吸引住了人们的“眼球”，才能够产生出经济效益。　　　　
　　　　　　《故事会》与“上帝”拉手的活动一个接着一个，从来都未间断，无形中吸引了大量的“眼球”。　　　　
　　　　　　1999年的1月，《故事会》开展了“我为《故事会》添风采”活动。　　　　
　　　　　　编辑部在这项活中，立刻吸引了“上帝”的“眼球”。因为这项活动几乎包括了读者的各个方面：热心参与《故事会》举办的各项活动，推荐优秀作者、作品，组织宣讲《故事会》上的作品，对刊物的征订、发行做贡献，提供盗版线索，对刊物提出合理化建议或出谋划策等等。自从这项活开展后，编辑部的读者来信与日俱增，为解决矛盾，编辑部只好另外请人帮助拆信和统计。　　　　
　　　　　　因为刊物“越办越有看头”，再加之每期上面都有推荐表与自荐表，几乎是期期都供不应求。　　　　
　　　　　　在这历时十个月的活动中，一共收到读者来信达五万多封。这些刊物的忠实读者，一封封来信都使编辑们感动，一向安静的编辑部有时就会变得热闹起来。编辑们通过字里行间，看到了一张张热切期盼的面孔，那面孔是陌生而又熟悉的，他们在阳光灿烂的前方高举着手臂，正用满腔的热情，渴盼着一本更加引人入胜的《故事会》拥入他们的怀中。　　　　
　　　　　　在这里，“上帝”的心和编辑的心是息息相通的。这些不断地通过来信与编辑们拉起手来的“上帝”，既有年已八旬久卧病榻的老人，也有稚气可掬的学龄儿童，既有博学的高等学府教授，更有田间地头的农夫。令人感动的是一些远在穷乡僻壤的残疾青年，一些因家庭贫寒而过早地辍学，只得远离家乡在外打工的少男少女，以及一些仍在为温饱而奔波的人们……他们的身份虽然各有不同，但对于这份刊物的殷殷之情却是相同的。这些信中不乏中肯的意见和热情的鼓舞，还有许多颇有见地的建议，为刊物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思路。更有一些热心的读者，几乎是每期都参加，及时地向编辑部指出各期存在的问题。　　　　
　　　　　　“上帝”所赐予的恩惠，使每一位编辑都感激不已。　　　　
　　　　　　山东省定陶县一中有一位名叫芮彤的同学，五岁时父亲因病而半身不遂，单位每月只给三十九元的补助金。因此，在他只有六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煮饭，并帮助母亲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他七岁上学以后，由于负担过重，他的母亲还未到三十岁头发都已几乎全白了。　　　　
　　　　　　沉重的生活并没有使他沉沦，他仍然努力地学习，一有机会就寻找课外书看，书本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得了一本《故事会》。这期的内容很丰富，其中有一篇故事，深深地将他吸引了。这篇故事说的是一个只有十岁的孩子，利用课余时间挣钱补贴家庭。这给他的心灵以不小的震动，于是，只要一有时间，这位当时只有十一岁的孩子便到处去捡破烂，然后再一分钱一分钱地攒起来，每月去书摊上买一本《故事会》。　　　　
　　　　　　由于为了买一本《故事会》，他起早贪黑地捡破烂，学习成绩却受到了影响。这学期期末考试，他从年级第一名降到了第七名。为此，母亲生气地打了他一个巴掌。　　　　
　　　　　　从此，他便瞒着母亲，继续捡他的破烂，只是学习比以前更加刻苦了。他把卖破烂得来的钱，一点一点地放有自己的床底下，每期买的《故事会》看后也妥善地藏起来，不让母亲发现后为他担心。　　　　
　　　　　　正当他准备考初中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极度的伤心，使他未曾考上初中。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他将自己放在床下的钱拿出来，又复读了一年，才考上了初中。　　　　
　　　　　　领到通知书的时候，他将一个假期捡破烂卖的钱拿出来，母亲又去借了一点钱，才凑足了学费。可是，食宿费却还没有着落。作为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他不想失去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急得抱着母亲痛哭。　　　　
　　　　　　这时，老村长来了，拿出一个纸包交给他，并告诉他说：“这是全村人捐的五百多元钱，给你上学用。”接着，老村长又从身上取出几本近几期的《故事会》送给他，说：“这是我为你买的，我知道你已好久都没有钱买了，你爱看，就都送给你。”　　　　
　　　　　　芮彤再也忍不住了，他扑过去拉着老村长的手，放声大哭起来……　　　　
　　　　　　就这样，一个苦命的孩子，靠着偶然从《故事会》上看到的一则小故事，就决心学习故事里面的小主人公，从此开始了面对生活，面对困难的苦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