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故事会-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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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适合群众的欣赏习惯，因面也是可以供群众阅读的通俗读物……《故事会》的对象，以农村故事员为主，兼顾工厂和其他方面。它所刊载的故事，尽量做到口语化，讲起来顺口，群众听得清楚……欢迎各地故事员把好的故事按照口头讲述的要求整理出来，寄给我们；欢迎各地评话艺人把适合故事员讲述的评话寄给我们；欢迎大家来改编或创作可供口头讲述的好故事。　　　　
　　　　　　《故事会》从一开始，就高高地扬起了故事要适合“口头文学”的旗帜！　　　　
　　　　　　在这本创刊号的“稿约”一栏里，《故事会》的这种用稿标准提得更加明确：　　　　
　　　　　　……不论是根据小说、报道、戏剧、曲艺、电影等文艺形式改编的还是创作的，只要可以供口头讲述，适合群众的欣赏习惯，我们都欢迎。　　　　
　　　　　　由此可见，《故事会》从她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定下了一个办刊的基调，即所采用的稿件必须是通俗易懂，可供传讲的口头文学作品。　　　　
　　　　　　在中国百年的期刊史上，《故事会》也许是第一家提出如此办刊方针的一本刊物。　　　　
　　　　　　《故事会》第一期交新华书店销售，反应不错，第一次印刷六万册很快卖完，第二次加印到十一万五千册，又很快供不应求，最后总共销掉了二十多万册，这对当时的书刊发行来讲，简直就是一个“异数”。　　　　
　　　　　　不久，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丁景唐，为此专门来出版社了解刊物的编辑情况，并专门听故事员讲述《故事会》上刊登的故事。　　　　
　　　　　　《故事会》创刊之初工作是十分艰辛的。她只是附设在戏曲电影编辑室，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老编辑张诚濂不久调离，另一位编辑林二南调入，与李中法共同编辑这本小册子，同时还要他们兼编其他的文化实用图书。　　　　
　　　　　　这个时候，民间文学编辑室一位女编辑听说要编与现实和老百姓联系紧密的新故事丛书，很想来干这件事情。就在《故事会》创刊的同一个月，她便得到通知，加入了这本新创丛书的编辑行列，她的名字叫钱舜娟。　　　　
　　　　　　从此，钱舜娟便与《故事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她在这个岗位上默默一干就是许多年。　　　　
　　　　　　不久，《故事会》交民间文艺编辑室，由室副主任刘斌负责。顾乃晴、管鑫万、周月华、王须兴、蔡星华、钟佩珍、王存礼等相继参与编辑，出版社在民间文艺编辑室下正式成立《故事会》编辑组，由李中法任组长，钱舜娟任业务副组长，王须兴任政治副组长。　　　　
　　　　　　在整个出版社的部门中，当时设政治副组长的只有《故事会》。　　　　
　　　　　　继创刊号之后，《故事会》第二辑、第三辑于1963年12月、1964年1月相继出版。　　　　
　　　　　　1964年4月开始，基本是每月出一辑，两年多的时间一共出了二十四辑，发行六百一十二万册。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又增加了一套六十四开本的《故事会小丛书》，目的是为了便于读者携带。这套小丛书，两年中共出六十七种，五百三十万册。　　　　
　　　　　　1965年8月至12月，为适应读者的阅读需求，又编辑了一套“一九六四年《故事会》分类合编本”，其中包括《新人新事故事集》《革命历史斗争故事集》等总计六种，共印一百零四万五千册。　　　　
　　　　　　到1965年底，包括《故事会》在内的三套故事小丛书，共印刷、销售了一千二百四十六万册，发行面遍及全国。　　　　
　　　　　　此时《故事会》的母体——《戏曲故事》最多的一辑印了一万四千册。《游龟山》新一版只印了一千册。　　　　
　　　　　　这个数字简直无法与其所生的“儿子”——《故事会》的发行量相比。　　　　
　　　　　　《故事会》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刻开始，就展现了她与众不同的强大生命力。　　　　
　　　　　　一棵小草，在长满参天大树的土地上，悄悄地生长起来。　　　　
　　　　　　这是偶然，但也是必然。　　　　
　　　　　　难道这就是要“打”回的“老家”吗？　　　　
　　　　


第一章还故事于民（3）

　　　　　3．“革命”是随便能去掉的吗？　　　　
　　　　　　“必须将上面的‘革命’二字取消。”那个年轻人一言出口，四座皆惊。　　　　
　　　　　　几双目光，都盯着桌子上那本由他们所编辑的刊物。　　　　
　　　　　　那是“文化革命”刚刚结束不久的1978年，极“左”思想还不同程度地残留在人们的脑海。此时此刻，竟提出在一本刊物的封面上将斗大的“革命”二字取消，那不是自找麻烦吗！　　　　
　　　　　　“革命”，是随便能够去掉的吗？　　　　
　　　　　　这是一本什么刊物？　　　　
　　　　　　为什么有人会提出这个建议？　　　　
　　　　　　那个提出“建议”的年轻人是谁？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先来回溯一下历史。　　　　
　　　　　　1966年5月，“文化革命”的风暴开始席卷上海，《故事会》被迫停刊。　　　　
　　　　　　1973年3月，《故事会》复刊，改名为《革命故事会》。　　　　
　　　　　　《故事会》的前面加了“革命”二字，在近乎文化荒漠的年代，这本“起死回生”的小小刊物自然是责任重大。　　　　
　　　　　　在那个年月里，有谁不害怕说自己不“革命”呢？编辑的思想像被一种无形的东西束缚着，拼命地向“左”拉。《革命故事会》便成了一本配合形势的政治教材。老百姓不喜欢看的故事登了不少，而老百姓喜欢的故事又不去登，又不能登。这种人为的束缚和限制，造成了故事题材的不够多样化以及内容的贫乏无味。那种违背故事创作规律而造成的公式化、概念化、图解政治和生编硬凑，那种只图花架子，赶浪头，赶“革命”的做法，完全背离了创办《故事会》时的初衷，违背了故事的创作规律，离老百姓越来越远。　　　　
　　　　　　这时已担任《革命故事会》编辑组组长的何承伟同编辑们走出编辑室，到工厂、农村深入调查，立刻发现《革命故事会》上面登的东西老百姓根本就不爱看，而在民间却流传着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群众经常是三五成群地相互传讲。他们将这些故事搜集回来研究，看这些流传在街头巷尾的故事究竟有没有价值。研究的结果使编辑们大开眼界，这些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不仅情节生动，而且语言也精练风趣，很有特点，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贴得很近，男女老少都爱听。　　　　
　　　　　　这样，编辑们便从现实中找到了答案：尽管总是讲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但在一本普通的故事读物上面加上了“革命”二字，看似“革命”，但那居高临下的姿态，实际上是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令老百姓望而生畏。事实上，与其他的文学形式相比，故事与人们的关系更加密切，甚至可以说故事已成了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许多生动的故事在人民群众中你传我传，你讲我讲，根本就不知道作者是谁。常常是一个人说，我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立刻就会吸引很多听众。这可以看出故事与人们生活的关系。《故事会》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让每期所刊登的故事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应该用寓教于乐的形式，让群众在阅读刊物上面故事的同时，得到身心的愉悦和情绪抒发的满足，然后再将这种愉悦和满足通过讲故事去告诉更多的人，达到进行自我教育的目的，而不是进行政治灌输，强迫他们来接受教育。　　　　
　　　　　　这便是《故事会》的“老家”。　　　　
　　　　　　于是，何承伟提出了将《革命故事会》前面的两个字去掉，还《故事会》以本来的面目。　　　　
　　　　　　那时的何承伟是个只有二十八岁的“毛头小伙子”，提出如此“高论”，真还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当时一场席卷全国达十年之久的“革命风暴”刚刚平息不到两年，在一些人看来多少还是有点冒风险。　　　　
　　　　　　好在实事求是之风正在逐渐恢复，面对着《革命故事会》的尴尬局面，何承伟的提议得到了大家认同。　　　　
　　　　　　1974年3月至1977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此段时间，上海文艺出版社属上海人民出版社领导）编辑出版的《革命故事会》出版了三十三期。　　　　
　　　　　　1978年1月至1978年11月，原以丛书形式出版的《革命故事会》改为双月刊，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从第34期办到第39期便宣告结束。　　　　
　　　　　　1979年1月从第40期开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故事会》双月刊，正式取消了加在前面的“革命”二字。　　　　
　　　　　　这是为1979年座谈会所作的准备，或者说这次座谈会是还《故事会》以本来面目的继续。　　　　
　　　　　　在这次座谈会上，来自浙江的“故事大王”吴文昶在讲了前面自己所经历的故事后，深有感受地说：“两则故事都是我自己编自己讲的，为什么群众会有截然不同的反映呢？这次座谈会上大家的发言和争论，使我明白了，因为前者说出了农村广大妇女心中的不平，为她们说了公道话。后者违背了群众的心意，大家不爱听，拍拍屁股就跑了，那是对‘四人帮’搞的那一套的抗议。由此我懂得了：故事一定要写出群众关心的事，讲出群众的心里话。”　　　　
　　　　　　还故事于民，成了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共同的呼声。　　　　
　　　　　　记得那是1963年的春天，李中法、管鑫万两位编辑来到上海郊外的金山，找到故事作者胡林森，让他叫上几个爱讲故事的朋友一同去张堰镇茶馆喝茶。　　　　
　　　　　　这是一家百年老店，里面早已坐了不少茶客。几个人进去坐定之后，泡上一壶茶，又买来了大饼油条当早点，边吃边谈故事。这茶馆是个“百口衙门”，什么小道消息，新鲜故事都汇聚在这里。连张家媳妇、李家婆婆之间难解的家务事和各种社会新闻，一个又一个的传说，都在这里毫无掩饰地传开。　　　　
　　　　　　几个人边饮茶边闲聊，一会儿，旁边桌子上两个茶客正在谈论金卫乡种试验田的消息将他们吸引了。仔细一听，还真让人感动。这金卫乡与张堰镇是毗邻，是一个穷得出了名的海滩。而一群有文化的年轻人却不甘贫穷，在海滩上种起了试验田，这些青年男女们一个又一个有趣动人的故事就在这试验田里发生了。那两位茶客一边讲着，一边开心地哈哈大笑。　　　　
　　　　　　讲者无意，听者有心。走出茶馆，两位编辑都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让胡林森回去写下来。胡林森回去后连夜写成了《海滨新一代》的故事，在当年上海市举办的故事会讲上一炮打响，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引起了各种传媒的重视，故事不胫而走。以后，上海文艺出版社以此为书名，专门为胡林森出版了个人短篇故事集。　　　　
　　　　　　这件事说明凡是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表达了人民群众心声的故事，就会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　　　　
　　　　　　从人民群众中来，又能够回到人民群众中去的故事一定是好故事。　　　　
　　　　　　在这次决定《故事会》未来命运的座谈会上，与会者发言最热烈的就是故事的人民性问题，这同时也是任何一本刊物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大家认为，民间故事历来以它鲜明、强烈的人民性为特征，新故事也不例外。人民性，就是要求新故事能及时地、如实地反映和表达一定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盼望解决的问题。你反映了，人民就欢迎，反之就厌弃。人民群众是最公正的，他们既欢迎故事无情地鞭挞假、恶、丑，同时也称赞故事颂扬真、善、美。　　　　
　　　　　　让故事回到人民中去，就有无限的生命力。　　　　
　　　　　　还《故事会》于民，她才能有生长的土壤，才会有鲜活的生命。　　　　
　　　　


第一章还故事于民（8）

　　　　　4．《故事会》要姓“故”　　　　
　　　　　　何承伟急匆匆地朝安福路52号走去。　　　　
　　　　　　他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找到正在写电影剧本的故事作者胡林森和吴仲川。　　　　
　　　　　　两人见何承伟来了，忙将已写出初稿的电影剧本交给他。　　　　
　　　　　　何承伟接过剧本，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又细细地琢磨了剧本的故事结构和剧中精彩故事的各个细节，提了不少的修改意见。并建议他们是否能先写一个中篇故事，到家乡去讲一讲，听听群众的反映，再回过头来改剧本。　　　　
　　　　　　两人根据何承伟的建议，将电影剧本改成了一个8万字左右的中篇故事，回到乡下去一讲，台下便响起阵阵笑声和掌声。　　　　
　　　　　　故事在群众中的良好效果显而易见。　　　　
　　　　　　回到电影制片厂后，胡林森和吴仲川根据群众对故事的反映，结合何承伟提出的意见，对电影剧本进行了修改。由于有了故事的基础，修改起来得心应手，剧本很快通过。　　　　
　　　　　　电影在全国放映后很受观众欢迎。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儿子孙子和种子》。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部受到观众好评的电影，竟是从《故事会》编辑的眼中“淘”出来的呢！　　　　
　　　　　　那是一个淫雨霏霏的早晨。　　　　
　　　　　　顾伦同何承伟从上海市区来到郊区的金山松隐镇一家简陋的小旅馆，立刻约几位当地的故事作者来讲生活中自己遇见和听到的小故事，这实际上就是故事创作前的一个选题材、搭架子过程。　　　　
　　　　　　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编辑和作者吃住都在一起，大家无拘无束地讲着各自认为感兴趣的故事，而大家讲得最多的是正在开展的计划生育方面的故事，小小的旅馆里不时地传出阵阵笑声。　　　　
　　　　　　两位编辑听了之后，认为农村的计划生育是一个很好的现实题材，便建议胡林森等回去后将这些大家讲的素材写成小故事，肯定会得到读者喜欢。　　　　
　　　　　　几天之后，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编辑胡华来到金山，听了这些故事同样很感兴趣，就建议将这些小故事改写成一个电影剧本。　　　　
　　　　　　电影放映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同名的中篇故事集。　　　　
　　　　　　这能说明什么呢？　　　　
　　　　　　一则好的故事，完全会超过其自身的影响。而作为故事载体的《故事会》则必须登载好的故事，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1979年9月召开的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故事会》虽然复刊了，但在“革命”二字的“指引”下，那些所谓的故事，大都是一些干巴巴的政策图解。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就必须在故事的创作上拨乱反正。　　　　
　　　　　　故事要姓“故”，对于这一点，大家是“英雄所见略同”。　　　　
　　　　　　“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班子，曾打着“彻底革命”的旗号，妄图割断《故事会》这种以刊登现实故事为主的刊物与民间文学的血肉关系，去为他们的政治野心服务，这无异于将这本期刊引向死亡。　　　　
　　　　　　故事要姓“故”，《故事会》更应该姓“故”。　　　　
　　　　　　这样一个鲜明观点的提出，使在座编辑们的心里一下子暖融融的，真有一种被无情地扔在山野上的孩子，在风雨中毫无方向的辗转哭喊之后，一下子找到了家的感觉。　　　　
　　　　　　这种感觉真好。作为这次会议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何承伟认为既然《故事会》要姓“故”，那她所发作品的艺术风格上，就必须继承民间故事的长处，采用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用白描的手法刻画人物，结构明快简洁，故事完整连贯，情节单线发展，写作要尽量采用短句，切忌用欧化句子。要多用比喻，节奏感要强，要朴实上口，易记易传——这便成了《故事会》以后选稿的一条艺术标准。　　　　
　　　　　　回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故事会》创刊前后所发表的一些受到老百姓欢迎的好故事，它们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至今还为群众所喜爱，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大都带着浓浓的泥土气息，朴实健康，思想则像一眼江南的古井，清澈而有深度。另一方面，它们也都保持了民间故事的传统艺术特色，适应了中国民间的审美情趣和要求。　　　　
　　　　　　但是，《故事会》上所刊登的故事，毕竟有别于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是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既不可能单纯沿着民间故事的方向去发展，也不会像民间故事那样单纯，它要受到时代的影响，受到随着时代发展的各种艺术门类的影响，这就要求《故事会》上所发表的故事必须具有时代的特色，而不是那种在故事之前就来上一句“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样的套话。因为那样的故事与老百姓有一种隔膜感，而缺少亲近感。　　　　
　　　　　　这些从事故事创作的作者和从事故事研究的专家们从事实和理论上的阐述，使整天埋头在稿子堆里的编辑们茅塞顿开，一股从未有过的清新的空气吹进了编辑部。　　　　
　　　　　　那么，怎样才能让《故事会》姓“故”呢？　　　　
　　　　　　其实，《故事会》的编辑们从创刊的那一天起，就在做这项工作了。他们将一个个故事从作者邮来的稿件中筛选出来，然后让它们长上翅膀，飞出编辑部，飞到田间地头，飞到工厂矿山，飞到军营哨所，飞进一个个读者的心里，然后又从他们的心里飞出口中，飞向更多人的心灵深处。　　　　
　　　　　　难道这就是姓“故”了吗？　　　　
　　　　　　是的，只有这样才能叫姓“故”！　　　　
　　　　　　《故事会》作为一种以刊登现实题材故事为主的刊物，无论如何都应该有她自己相对独立的艺术特色，也就是说我们在吸收各种艺术门类其中也包括民间文学的营养时，绝对不能将其“嫁接”成别的“品种”，刊物绝不能丢掉自己所独有的口头文学的本色。如果我们在学习中不是吸取有用的营养，而是被别的刊物或思想所同化，脱离了自己刊物的故有特色，就会成为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东西。试问，如果《故事会》没有了自己独特的办刊特色，刊物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所以《故事会》要姓“故”，这个“故”就是保持其口头文学的特色，让中国的广大老百姓看了上面的故事后能够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并由此获得永不衰竭的艺术生命。　　　　
　　　　　　这，成了以后历届编辑所遵守的办刊原则。　　　　
　　　　


第一章还故事于民（9）

　　　　5．憧憬中翻开新的一页　　　　
　　　　　　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举办全国第一次故事创作和理论座谈会后的1981年，美国进行了一次全年畅销书的调查，结果令许多作家感到吃惊。当年畅销书之一的竟然有一本名叫《意大利童话》。　　　　
　　　　　　这是一本曾被无数作家认为是“小儿科”的图书，是一本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集。　　　　
　　　　　　这件事说明，作为姓“故”的口头文学作品，不但在中国受到广大老百姓的欢迎，就是在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也同样会得到广大读者的喜欢。故事这种口头文学并不因为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娱乐生活的丰富而消失，它将与书面文学以及其他各种艺术样式长期共存。　　　　
　　　　　　排除了“左”的干扰，实事求是地从创作实践和理论上加以探讨，编辑部带到会上来的问题也得到了相应的解决，编辑们的心里也豁然开朗。　　　　
　　　　　　那是一个风雪的黎明，在新疆一片荒凉的山野上，几排木屋里都挤满了人，人们的眼睛都直直地盯着台上的那个人，人群中不时地响起一阵笑声和掌声。　　　　
　　　　　　这些发出笑声和掌声的人可不一般，他们中有杀人的恶魔、投毒的凶犯、敲门砸锁的高手……这是一群人间的罪人，是一些令人汗毛倒竖的魔鬼。　　　　
　　　　　　台上的那个人是谁，他有什么魔力能征服这些人？　　　　
　　　　　　台上那个人名叫林嘉伟，是上海的一名故事作者，同时也是一位善于讲故事的故事演讲者，这次他是应上海市劳改局之邀，专程从上海来到这大西北一座劳改农场给犯人们讲故事的。他讲的故事，将这些高墙里的犯人们都吸引了，讲到动情之处，有几个犯人还禁不住低头抽泣了几声。　　　　
　　　　　　林嘉伟的故事在这里受到了空前的欢迎，来听故事的犯人达数千人之多。听完故事后，许多犯人还主动写了听故事的心得，有的找到管教干部，表示在这里要进一步认罪服法，在劳动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　　　　
　　　　　　林嘉伟讲的故事，篇篇都是《故事会》上发表的。　　　　
　　　　　　在林嘉伟把故事带进高墙之前，吴文昶已将他的故事带到了市人大会场。　　　　
　　　　　　吴文昶曾写过一篇作品，名叫《狗尾巴的故事》。故事是说有个刁乡长做事雷厉风行，大刀阔斧，被人们称为刀乡长。这次他新官上任来到宏桥乡第一刀就是消灭本乡的狗，他规定每家每户杀一条狗，就得交一只狗尾巴。没多长时间，全乡的狗都被解决了，宏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