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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故事会-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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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决定将原来由上海统一发行的三省一市的《故事会》，改由按省、市分成四个发行点，为了达到“无孔不入”的目的，并对一些位置偏远的地方进行了一些适当的让利。这样一来，江苏立刻上升到每期二十一万册，浙江上升到二十万册，安徽上升到七万多册，加上上海原有的十二万册，总计将近六十万册，比过去增加近十万册的发行量。
十万册，这对于有着巨大发行量的《故事会》来说，只是其总数的四十分之一，而对于中国目前的一些期刊来说已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度了。
达到了这样的数字，姚云平仍不满意。因为通过市场调查，他发现江苏还存在着更大的发行潜力。他认为“江苏才发行二十一万，这个数字还远远不够。因为与邻近的浙江相比，江苏人口多于浙江，经济发展上两个省也都相差不远，江苏要力争发行到二十五万册。”
后来，姚云平就开始跑江苏的市场，他发现在苏北地区，由于相对比苏南地区落后，一些地方的邮路暂时还不够通畅，有必要将《故事会》的发行工作深入到这些地区。接着他就与这些地方的邮局合作，适当让利给这些地方的邮局，使刊物逐渐地向这些地方渗透……
除了发行之外，为做到既保证质量，又减少印刷费用的目的，在2000年11月，《故事会》专门在厦门召开了一个招标会，来自全国二十六个省市的一些实力雄厚的印刷厂，在这次会上进行竞标，使刊物的印刷成本在原有的基础上每本减少了八分钱，全年一算，还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看着《故事会》的发行量多年来一直稳中有升，姚云平总是喜欢微笑着说：“刊物发行，奥妙无穷啊！”
第六章发行中的喜和忧 （3）
3。 建立利益共同体
1995年10月的厦门，海风习习，繁花似锦。
为了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搞好刊物的印刷和发行，《故事会》邀请多年来合作较好的哈尔滨、西安、福州、武汉、上海等地，以及新增设的新疆、洛阳、济南印刷厂和发行局的领导，共同商讨刊物的发展思路。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根据多年合作的成功经验，对刊物的印刷和发行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最后大家达成共识，成立了《故事会》编印发联谊会。其宗旨是：团结与《故事会》有关的单位和人员，共同研究、探讨、开发新的市场，解决《故事会》的整体印刷质量和发行工作，继续发展《故事会》的经营优势。
这是围绕《故事会》建立的一个经济利益共同体。
《故事会》依靠这些可靠的合作伙伴，使自己的印刷质量和时间不但得到了可靠的保证，同时在发行上也获得了十分畅通的渠道。而这些印刷厂和发行站，也通过对这本刊物巨大的印刷和发行量，从中获得比较稳定可靠的经济效益。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一致推选何承伟为联谊会会长。
为了防止竞争的无序性，更加有力地打击盗版，这次会议上除了对发行的范围重新“划分”之外，还对于印刷和发行上市的时间作了统一的规定。
1996年，《故事会》根据其发展的需要，又新增设了深圳、南宁、石家庄等三个分印点，使刊物在全国的印点一下子增加到十二个。
同年四月，联谊会在武汉召开了“首届《故事会》杂志零售研讨会”，中心论题是探讨这本刊物在印刷、发行工作中存在的矛盾。会议过后，大家就《故事会》的印刷和发行相互签订了协议。
可是，市场却并不是一纸协议就能够解决的。
不久，有关发行部门向《故事会》反映，离全国统一发行时间还有两天，而在徐州的市面上已出现了新出的《故事会》。
负责处理此事的姚云平火速赶赴徐州，根据刊物所做的特殊记录，查明这一期《故事会》来自徐州以北的一个省会。而徐州根据划分应属上海发行站负责，抢先两天进入市场，就会对正常发行的发行站造成影响，这是违反联谊会的有关协议的。
再查，原来是一位个体发行商每期从这个省的发行站领取二万册负责发行，在上海方面的《故事会》还未正式发行时，就抢先进入了徐州的市场。根据联谊会订立的有关规定，这家发行站被罚款三万元。
不过，这家发行站却能反躬自省，在自己的“势力范围”里挖潜力，结果到第二年的年底，这家发行站一下子取得了很好的发行量，受到了《故事会》编印发联谊会的奖励，奖金同样是三万元。
南方有一家大型的印刷厂，原定是发行的当天八时才能将刊物发往相关邮局，为了提前抢占市场，在早晨六点钟的时候，这家印刷厂就提前将刊物发往邮局，邮局又立刻将这期刊物火速运往广东和海南，而此时的广东和海南的市场上还是空的，这批刊物的突然冲入，比正式的发行时间打了两个小时的提前量，一下子就创造了一笔可观的“财富”。
九时，姚云平接到电话，便迅速与这家工厂联系……
南方的问题还未处理结束，上海有关方面又出现问题，一家负责承印的工厂出现了盗版。姚去平又速与这家工厂以及其委托律师联系……
在利益的驱动下，原本想像中的联谊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一种为着各自的利益的无序的竞争开始使刊物的市场出现了一定的混乱。与此同时，有少数的印刷厂为了降低印刷成本，在印刷质量上也相继地有些下降。
为了保障读者的利益不受损害，防止这种无序的竞争直接地影响到刊物的发行，面对着越来越多的盗版问题和装订退刊问题，1997年联谊会在山东日照召开会议，对如何从根本上对印刷厂进行高度、立体化的管理，各方为着这本刊物的发展和各自的利益，进行了相互之间的协商和进一步的研究，除原定的联谊会有关规定之外，特专门制定了五条，这五条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实行封面、正文的评比制度，每两年评比一次，把结果通过联谊会形式通报给大家，经营上实行工价上下浮动。
二是为让盗版无机可乘，在封面后面加上三分之一彩色插页。
三是封面实行全国统一用油墨，统一时间进线，任何工厂不得提前进线，对提前进线的厂进行严肃的处理。
四是在每期的《故事会》中做上暗记，一旦哪家印刷厂提前开机所产生盗版，可以马上一查到底，追究责任。
五是《故事会》内文采用统一的一种特定纸张……
由于联谊会的成员部门和单位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如有一方不遵守所订的规定，就会直接损害到另一方的利益，因此各自都十分注意所辖范围的管理和发行，各负其责，各获其利，自觉接受监督。
从这次会议之后，联谊会通过各种形式，向全国负责发行和印刷的三十六家单位和部门，以书面形式通报了六次情况，对发行和印刷中出现的质量问题，按有关规定进行了处理，有的下浮了工价，有的予以黄牌警告，有的还因为长期达不到要求而被取消了印刷。
这些措施的有力执行，不但使刊物从质量上得到了保证，同时在发行上也得到了畅通，有力地保证了读者的利益。
看着印刷质量在不断提高，发行渠道在不断扩大，何承伟感到，这个利益共同体就像三驾马车已经驶上了历史发展的快车道。
2001年，经过研究，《故事会》拿出二百万元奖励在发行和印刷中做出了成绩的单位和工厂，并在有关的联谊会上当场兑现，有的工厂和发行单位一下子就拿走了四十万元的奖金。
第六章发行中的喜和忧 （4）
4。盗版何时休
1997年5月，姚云平正在青岛出差，突然接到社里的电话，说是有人举报，在成都市场上出现了盗版的《故事会》，而且初步确定这批盗版的刊物来自山东济南，让他速到济南了解情况。
姚云平立刻前往济南，到有关的厂里一查，工厂里根本还未曾开始印刷，于是又让成都方面将盗版的刊物快件邮往上海检验。经最后调查，确定其盗版印刷的地点不在济南，而在武汉。于是姚云平又给武汉有关方面打电话，对方一再申明没有这回事。
姚云平当即决定飞赴武汉。
到达武汉后，姚云平根据过去的经验，连口水也没有喝就直奔厂里的车间，发现此厂已经提前开机印刷，成形的刊物正垒在车间里。
姚去平回过头就找厂领导质询。经查，确有一名印刷工人将成形的刊物私自盗走一本，然后卖给了一个发行商，因此造成了全国性的盗版现象。正版尚未发行，盗版就已分运至各地市场。
千万火急，姚云平马上与有关的新闻出版部门和公安部门联系，希望他们能共同来制止这种现象。
出版社领导对此也十分重视。很快，有关部门在武汉三镇对这次盗版进行了检查。
然而，在铁路货运站和一些个体书店的仓库里，竟然没有发现一本盗版《故事会》！
事情有些令人不解。
姚云平立刻处于一种为难的地步。可是他坚信仍然存在着盗版，只是未曾被发现，要求有关部门继续从严仔细追查。经严查细访，他们在火车货运站和一些书商的仓库里，发现堆有大量的“教材”。
这些“教材”引起了姚云平的怀疑。
国家有关部门曾有过规定，凡是教材都绝对不允许分省托运。于是他再次跑去请当地的有关部门协助，对那些“教材”进行抽查。结果一打开，一下子真相大白——原来那些“教材”都是一包又一包盗版的《故事会》。
再查车站的托运单，发现已有不少在此之前就发往了贵阳、山东、深圳等地，于是又火速给这些地方的有关部门打电话，让他们组织力量帮助拦截。
不久，这些地方来电话，说打开那些“教材”后，发现全是《故事会》。
这次查获盗版的《故事会》一共六十五万册！
这一次姚云平是出差到四川的内江地区，可是无意中在书摊上发现所卖的《故事会》是南方广东一家印刷厂印刷的刊物。心想根据联谊会的有关协议，内江的发行应是由成都负责，从广东将刊物托运到四川来发行，从铁路上大都是走的陇海线，沿途的运费远远高于四川成都的发行费，这不是在做一种亏本的事情吗？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于是，姚云平急电广东这家工厂，询问刊物的印刷和发行的情况。对方回话说一切正常，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姚云平不久又接到广东有关邮局电话，说是发现有盗版的《故事会》，在邮发之前抢入市场。
姚云平在深圳的市面上看了一下，还未到全国统一的正式发行时间，但全市的书摊上到处都是《故事会》。回到住地，静下心来算了一下，发觉这里面有些不对劲。原定在深圳的发行是八万册，可是粗略一算，全市的发行肯定远远地超出了这个数字。
后来经过调查，此事为一家报社所为。
为了获取证据，姚云平对盗版的车辆进行了跟踪。
他了解到广东人做生意不像内地只盯住铁路运输，而是大都采用高速公路。他发现这些装有盗版《故事会》的车是一些三点五吨的货车，上面都装有一个车厢，车厢上面都用铁锁锁住。
跟踪这样的车辆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姚云平只好事先看准了目标，选在夜间的时候行动。为了弄清情况，当这些装有盗版《故事会》的车辆夜间开始行动之前，他便潜入车辆中去，悄悄地设法打开箱盖，用手电筒一照，发现里面全是盗版的《故事会》，有的由于印刷和装运时不注意被雨水浸湿，上面的纸张都已发黄。
后来，姚云平又找到了那个负责为这家报社运送盗版刊物的个体商，他承认了这家报社出钱让其将这些刊物运往四川的情况。
弄清情况之后，他便立即返回那家承印的工厂，直奔二楼装订车间。
装订车间正在进行最后一批的装订工作，早已装订好的部分都进入了仓库。这家工厂承印数为六十万册，早已将仓库里堆得满满的，只等着全国统一分发的时间一到，就可以立即将这些印好的刊物发往发行点的邮局。
找到厂长，厂长说没有出现盗版的现象，一切都是在很严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问到那家与盗版有关的报社的情况，厂里也进行了否认。
姚云平手中没有凭证，自然空口说了不能算数。但他相信这次出现盗版一定与这家工厂有关，他发现整个仓库只有一个大门，于是就拿了一根木棍，在仓库的外墙上用力地敲了几下，发觉墙面传出的声音不对，不像不是一道实心的墙面，从里传出来与实心墙不同的声音。
这立刻引起了他的怀疑。
根据多年来与盗版分子打交道的经验，断定这是一道夹墙，原来这些盗版分子与他正展开着一场“地道战”，里面肯定还有一道墙。
姚云平这个大个子有些气愤了，他瞪大了眼睛，对厂长说：“你看怎么办，还是你自己打开吧。”
当打开那道门时，只见里面还有一个暗藏的小仓库，小仓库里还堆着将近六万册的盗版《故事会》。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姚云平再次赶到这家工厂，责令厂里将盗版的《故事会》全部销毁。
厂里只好专门抽了三个工人，将盗版的《故事会》全部切掉，这项销毁工作从早上一直干到下午三点多钟才结束，整个被切掉的纸堆放起来比那间仓库还大。然后将这些销毁了的刊物全部送往造纸厂化浆。
姚云平对厂长说：“朋友，明年我们就不能再合作了。”
由于失掉了多年合作的《故事会》这个大户，这家工厂不久就面临严峻的经济问题，后来为了生存，只好让一家民营企业兼并。
这是一件令人十分头痛的事情——《故事会》的盗版久打不绝。
为了杜绝盗版，何承伟曾多次召集负责发行的同志和编辑部人员，共同一起研究对策。接着，《故事会》除了在做暗记，加网页，定时定点印刷和发行等方面之外，还在内文的纸张印刷上采取了相应措施。
1999年，《故事会》改用49克双胶淡黄色卷筒纸，这种纸张防伪效果好。这种看似有些微黄的纸张，阅读起来不刺眼，在灯光下一照就可以变成较白的颜色，便于读者辨认。
内文纸张的更换不仅质量好，便于读者辨认正版与盗版，而且，很快就得到了全国读者的认同。全年四千多万册下来，真正出现质量问题，退刊的只有十六册。
然而，在利益的驱动下，盗版仍未停止。
1999年，就在采用新的纸张印刷的时候，有人举报在江南某市出现盗版的《故事会》及其丛刊。
由《故事会》编辑部编辑的《故事会》及其丛书，是出版社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每一次的盗版都给全社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出版社便派办公室主任余震琪会同有关部门一同前往处理此事。
事前，他们与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联系，定于12月1日到达该市。
根据过去的经验，为了防止意外，余震琪派两名人员于11月30日先进入该市，对该市的图书市场进行了调查，发现举报的情况完全属实。那些盗版的《故事会》及其丛书，成捆成捆地堆放在图书批发市场。
第六章发行中的喜和忧 （5）
4。盗版何时休
1997年5月，姚云平正在青岛出差，突然接到社里的电话，说是有人举报，在成都市场上出现了盗版的《故事会》，而且初步确定这批盗版的刊物来自山东济南，让他速到济南了解情况。
姚云平立刻前往济南，到有关的厂里一查，工厂里根本还未曾开始印刷，于是又让成都方面将盗版的刊物快件邮往上海检验。经最后调查，确定其盗版印刷的地点不在济南，而在武汉。于是姚云平又给武汉有关方面打电话，对方一再申明没有这回事。
姚云平当即决定飞赴武汉。
到达武汉后，姚云平根据过去的经验，连口水也没有喝就直奔厂里的车间，发现此厂已经提前开机印刷，成形的刊物正垒在车间里。
姚去平回过头就找厂领导质询。经查，确有一名印刷工人将成形的刊物私自盗走一本，然后卖给了一个发行商，因此造成了全国性的盗版现象。正版尚未发行，盗版就已分运至各地市场。
千万火急，姚云平马上与有关的新闻出版部门和公安部门联系，希望他们能共同来制止这种现象。
出版社领导对此也十分重视。很快，有关部门在武汉三镇对这次盗版进行了检查。
然而，在铁路货运站和一些个体书店的仓库里，竟然没有发现一本盗版《故事会》！
事情有些令人不解。
姚云平立刻处于一种为难的地步。可是他坚信仍然存在着盗版，只是未曾被发现，要求有关部门继续从严仔细追查。经严查细访，他们在火车货运站和一些书商的仓库里，发现堆有大量的“教材”。
这些“教材”引起了姚云平的怀疑。
国家有关部门曾有过规定，凡是教材都绝对不允许分省托运。于是他再次跑去请当地的有关部门协助，对那些“教材”进行抽查。结果一打开，一下子真相大白——原来那些“教材”都是一包又一包盗版的《故事会》。
再查车站的托运单，发现已有不少在此之前就发往了贵阳、山东、深圳等地，于是又火速给这些地方的有关部门打电话，让他们组织力量帮助拦截。
不久，这些地方来电话，说打开那些“教材”后，发现全是《故事会》。
这次查获盗版的《故事会》一共六十五万册！
这一次姚云平是出差到四川的内江地区，可是无意中在书摊上发现所卖的《故事会》是南方广东一家印刷厂印刷的刊物。心想根据联谊会的有关协议，内江的发行应是由成都负责，从广东将刊物托运到四川来发行，从铁路上大都是走的陇海线，沿途的运费远远高于四川成都的发行费，这不是在做一种亏本的事情吗？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于是，姚云平急电广东这家工厂，询问刊物的印刷和发行的情况。对方回话说一切正常，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姚云平不久又接到广东有关邮局电话，说是发现有盗版的《故事会》，在邮发之前抢入市场。
姚云平在深圳的市面上看了一下，还未到全国统一的正式发行时间，但全市的书摊上到处都是《故事会》。回到住地，静下心来算了一下，发觉这里面有些不对劲。原定在深圳的发行是八万册，可是粗略一算，全市的发行肯定远远地超出了这个数字。
后来经过调查，此事为一家报社所为。
为了获取证据，姚云平对盗版的车辆进行了跟踪。
他了解到广东人做生意不像内地只盯住铁路运输，而是大都采用高速公路。他发现这些装有盗版《故事会》的车是一些三点五吨的货车，上面都装有一个车厢，车厢上面都用铁锁锁住。
跟踪这样的车辆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姚云平只好事先看准了目标，选在夜间的时候行动。为了弄清情况，当这些装有盗版《故事会》的车辆夜间开始行动之前，他便潜入车辆中去，悄悄地设法打开箱盖，用手电筒一照，发现里面全是盗版的《故事会》，有的由于印刷和装运时不注意被雨水浸湿，上面的纸张都已发黄。
后来，姚云平又找到了那个负责为这家报社运送盗版刊物的个体商，他承认了这家报社出钱让其将这些刊物运往四川的情况。
弄清情况之后，他便立即返回那家承印的工厂，直奔二楼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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