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故事会-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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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手段的占有，更是让读者在掩卷之后沉思良久。　　　　
　　　　　　这篇故事发表在1980年第二期的《故事会》上，是由故事作者陶文进搜集整理的，读者如果有兴趣不妨可以找来一读，故事的名字叫《恐怖的脚步声》。　　　　
　　　　　　“文化革命”中，民间流传着许多这样的传奇故事，每一个过来人现在恐怕都还能够说出一串这些故事的名字来。《一双绣花鞋》《北京十点钟》《第二次握手》《秘方上的血痕》《中百公司手帕柜台》《骨灰盒上的照片》……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这些故事几乎成了人们业余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些故事不但思想内容深刻，而且艺术手法奇巧，情节生动，故事单线发展，带有别的文艺形式所无法取代的口头传讲的特点，深得老百姓的喜欢。　　　　
　　　　　　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艺术财富，必须对此进行认真的发掘。　　　　
　　　　　　《故事会》编辑部此时看到了这个问题。编辑人员同作者一起深入到基层，对这些流传于民间的传奇故事进行了认真的搜集。在搜集中，编辑人员为那一个又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所感动，所震撼，人民群众对于故事的参与和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才华，远远地超过了任何一个作家。他们的这种创作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是任何一个作家都无法比拟的。在历史的大变动时期，他们的创作更加活跃。　　　　
　　　　　　这些传奇故事犀利辛辣，针砭时弊，反映了社会动向，表达了人民心声。同时，这些传奇故事又极富民间文学的特点，情节曲折，生动幽默，富有艺术魅力。好记，易记，能传，往往只要听上一遍，就能复述出来。如果经过去粗取精的筛选后发表，将人民群众的这种口头文学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认识到这一点后，编辑们经常结合组稿，分头到浙江、江苏、四川、陕西、辽宁等地进行更加广泛的社会调查，了解这类故事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状况。　　　　
　　　　


第一章“井喷”时期（3）

　　　　　编辑们在调查中惊人地发现，不关是工人、农民，同时还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各级机关的干部，也有年轻的战士和民警，都在用口头的形式流传着这些故事。这类故事在文化革命中都曾受到过或多或少的批判。编辑们决定与这些讲传奇故事的人接触，可是这些讲故事的人却说：“你们前几年刊登的故事我们不爱看，但我们在悄悄讲的这些故事你们也不可能发表。”　　　　
　　　　　　这句话在编辑们的心里引起了震撼。　　　　
　　　　　　何承伟召集编辑会议，认真地分析这种反映。　　　　
　　　　　　经过分析，大家都认为这种来自民间的批评击中了刊物的要害，说明“左”的思想还在影响着编辑的头脑，办群众性的刊物，实际上是脱离了群众。　　　　
　　　　　　认识了这个问题，编辑部的编辑们就对这类故事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剔除其糟粕，保存其精华，然后在刊物上发表。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发表这样的作品还是需要一定胆量的。因为虽然“四人帮”已经倒台，但人们的思想还是被紧紧地束缚着，这样的作品从未在全国的任何一种刊物上公开发表过，也就是说这里还是一块禁区。　　　　
　　　　　　何承伟决定在全国的期刊界，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何承伟带领《故事会》的编辑们，悄悄地启开了第二道闸门。　　　　
　　　　　　《故事会》很快地发表了一系列的传奇故事，《三个戴大口罩的人》《奇怪的“四脚蛇”》《斩夫剑》等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时掀起了一股未曾料到的“《故事会》热”。　　　　
　　　　　　这个时期发表的传奇故事，以肖士太、黄宣林、欧阳德整理改编的《蔷薇花案件》反响最大。　　　　
　　　　　　这是文化革命中流传较广的一个故事，这次连载是根据流传在江西九江地区的口头版本改编而成。各节分别加了标题，这些标题是：珍贵的礼物、手表的来历、急诊室的病号、挂钟里的匕首、奇特的葬礼、棺材里的秘密、舞厅里的巧遇、小镇上的枪声、神秘的“2400”等。这篇长达五万多字的故事，从1983年第八期开始，刊物用了整整五期的版面予以连载，一直到第二年的第一季度才结束。　　　　
　　　　　　这是《故事会》过去未曾有过的。　　　　
　　　　　　故事写的是解放初期的1950年，发生在上海发电厂的一件事情：　　　　
　　　　　　总工程师陆宗祥五十大寿，他从市公安局孙副局长送来的礼物中，发现了一只罕见的白金手表，不料表内装有定时炸弹。　　　　
　　　　　　侦察科长关涛为侦破此案，与助手蔡力、王充多方查询，终于查明此表主人系身居南洋的大资本家刘叶枫。正当关涛等要去访问突然回沪的刘叶枫时，南普医院又出了一件奇案：该院来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绿色皮肤的病人，经值班医生梅秀玉和侯家如抢救无效而死亡；可当他俩推着尸体去太平间，不料尸体又被人劫走了。关涛等赶到医院，经讯问与现场侦察，梅、候的行为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于是，当梅、候两人刚要出门回家时，关涛突然叫住了他们。接着在梅家的挂钟里又出现了匕首和恐吓信，并发现了一朵蔷薇花。这时，刘叶枫却大张旗鼓地去苏州为亡妻大办丧事。在这扑朔迷离的情况下，关涛当机立断，决定顺着手表跟踪追击。他们以工商联的名义赴苏州吊唁，并用计戳穿了敌人大办丧事的假象，发现了医院被劫的尸体，而且该尸体就是刘叶枫失踪的儿子刘邺汝。于是，一切疑点、矛盾便集中到刘叶枫之妻王素君的身上。可是，王素君却不知去向。　　　　
　　　　　　王素君是蔷薇花特务组织内的重要人物。她因丢失了组织密码名单，才匆匆回国，如今见事已败露，当即逃离苏州，只身来到上海，巧遇了旧友邢俊友。她决计以身相许邢，企图外逃，结果为其主子“二号”所杀。狡诈的“二号”把她的头颅置于皮革箱中嫁祸于邢。关涛闻讯，大为诧异。由此预感到我们内部有敌人的耳目，便建议连夜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正在这时，大中国旅社的服务员跑来报告了一家水果店老板的可疑行踪。于是，会议便根据新的情况，部署了行动。关涛往水果店现场侦察时，擒获了冒充敌特“五号”的敌人，在审讯中，发现了“二号”的手令，关涛一看那手令的笔迹，顿时惊呆了……最后经过关涛等公安人员的努力，蔷薇花案件终于告破，敌人妄图炸毁电厂的阴谋彻底破灭。　　　　
　　　　　　这是一个多么生动曲折地表现我公安人员机智勇敢，保卫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的故事，它歌颂了正义，鞭挞了丑恶。　　　　
　　　　　　《蔷薇花案件》刊登后，受到读者的欢迎是可想而知的。　　　　
　　　　　　山东省栖霞臧家庄邮电局一位名叫王川生的读者，在1983年12月13日的一封来信，代表了许多读者的心情：“故事中的曲折情节，巧妙的写作手法，一下子把我吸引了。每一期读了连载故事后我总盼着下一期《故事会》到来，俺这里不少职工看了这个故事连载，都讲这个故事太好了，吸引人，看不够，有味儿。”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在全国率先“解放”这些被认为“摆不上桌面”的传奇故事，不但需要一定的眼光，而且需要一定的胆量。因为在“文化革命”中这些大都被当成了“毒草”，当成了“政治事件”，给传讲故事的人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人们对于这些故事能否公开正式发表，都还心存疑虑。　　　　
　　　　　　无论如何，《故事会》都是一本有魄力和眼光的刊物，她此时的举措和以后的行动都证明了这一点。　　　　
　　　　　　传奇故事的发掘，是一件顺民心、得民意的编辑行动，使这本刊物赢得了更广泛的读者，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　　　　
　　　　　　以后二十多年的事实证明，这不仅是对传奇故事作品的发掘，也是对这类作品的肯定与支持，更是对这些故事传讲者的肯定与支持，这些人以后逐渐地走上了故事创作的道路，成了《故事会》最中坚的创作力量。多年以来，他们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才华，不断地给这本他们心中的刊物以丰富的营养，使我们的文学艺术真正地来自于人民，同时又回到了人民中间。刊物也因此在题材和作者队伍方面开拓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4．个人创作开始凸现　　　　
　　　　　　运输公司有个汽车司机名叫华铁成，去年冬天妻子不幸暴病死去，留下了两个女儿。大女儿九岁，名叫彩蝶，小女儿六岁，名叫蜓蜓。大女儿与妈妈一样聪明，在邻居的帮助下，不仅很快学会了洗衣煮饭，而且还能照料妹妹。　　　　
　　　　　　国庆节快到了，张姨悄悄告诉彩蝶，说她爸爸又给她找了个妈妈。彩蝶乐得立即将这个喜讯告诉了妹妹，小蜓蜓听了，一拍巴掌跳了起来，高兴地喊道：“姐姐，咱们又有妈妈了！”　　　　
　　　　　　可是，孩子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位即将做她们妈妈的赵爱娜却不爱她们，要他们的爸爸将她们“解决”后才能结婚。　　　　
　　　　　　11月17日，华铁成在中午出车回来，先煮好了饭，然后在里面拌上老鼠药，再用清油把鸡蛋一炒，分盛两大碗，放在灶台上，随后又去公司出第二趟车。华铁成这次直挨到天黑才回家，满以为两个孩子已经“解决”了。可是一推开门，小女儿一下子扑过来，拉着他的手哭着说：“爸爸，你怎么才回来？”华铁成忙问：“你姐姐呢？”“姐姐在里面”“那你为啥哭？”“我饿。”“饿，灶台上有蛋炒饭，为啥不吃？”“姐姐不让我吃，硬要等你回来一块吃。”小女儿说着，将华铁成拉进里屋，用小手指着饭桌上的酒菜说：“看，爸爸，这是姐姐给你买的。”　　　　
　　　　　　“这是干什么？”华铁成愣住了。这时彩蝶倒满一杯酒送到爸爸面前，噙着泪花说：“爸爸，妈妈活着时你每年过生日，总要给你炒几个菜，买一瓶酒，陪你喝一杯。现在，妈妈没有了，我用平时省下的小菜钱，给你买了两个菜和一瓶酒，你……你就一个人喝酒吧！”　　　　
　　　　　　“啊，我的生日！”华铁成顿时傻了。这时，两个孩子拿过灶台上的饭碗就开始往嘴里扒饭，华铁成一巴掌将两只饭碗打落，他抱住两个孩子，眼里涌出了泪水……　　　　
　　　　　　后来，华铁成为了个人的“幸福生活”，还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开车将小姐妹扔在了秦岭大山中。当人们找到的时候，只见九岁的姐姐彩蝶解开棉衣，把六岁的妹妹搂抱在自己的怀里，两个人依偎着，早已冻僵。　　　　
　　　　　　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蜓蜓被救过来了，而彩蝶却因将自己身上的热全给了妹妹，她……她死了！　　　　
　　　　　　从急救室里，不断地传来小蜓蜓的哭喊声：“姐姐！我要姐姐……”　　　　
　　　　　　这是《故事会》在1984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由个人创作的故事，他的作者是陕西人，名叫陈希元。　　　　
　　　　　　《故事会》在刊发了大量来自民间的笑话和传奇故事之后，打破了昔日沉闷的局面，给刊物吹进了一股来自民间的新鲜空气，发行量与日俱增。这时，《故事会》已完成了自己的“原始资本积累”，开始走向新的繁荣。　　　　
　　　　　　这个新的繁荣的显著标志就是，故事作者不断地涌现，个人创作开始在来稿中占着越来越大的比重，一批反映民意的优秀故事作品开始出现，为这本刊物增添又一道迷人的“风景”。　　　　
　　　　　　《彩蝶》是这个时候发表的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发表之后，雪片般的读者来信飞向编辑部，据当时的编辑回忆，那时这些读者来信都是用麻袋装着扛进编辑部的。　　　　
　　　　　　1987年11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第七版上用整个版面刊登了《故事会》上发表的三篇故事，其中放在首篇的就是《彩蝶》。　　　　
　　　　　　兰州某部队二大队一位名叫严明龙的读者来信说：“我看完《彩蝶》后，禁不住热泪盈眶。我为彩蝶鸣不平，同时我为华铁成感到惋惜，他不仅失去了好女儿，而且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应有的人格，他是有负于‘爸爸’这个称号的。要知道，（人活着）仅有爱情是不够的，假如爱情需要牺牲孩子，那么，我情愿不要爱情。”　　　　
　　　　　　江西无线电元件厂一位名叫雷勇的读者在1984年1月27日的来信说：“《彩蝶》这个故事情节扣人心弦，富有正义感。我看完后，深深为九岁的小彩蝶那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和美好的心灵而感动。同时，也对华铁成为了讨好新欢而不择手段谋害亲生女儿的罪恶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也为我们工人队伍中出现像华铁成这样的人面兽心的败类而深感痛心。我们非常感谢《故事会》编辑同志和作者陈希元同志，给我们创作出如此好的故事。希望今后能够看到类似的新故事。”　　　　
　　　　　　为什么人们如此地喜欢这篇故事？　　　　
　　　　　　这里，除了环环相扣的情节之外，作者在作品中所融入的人文情感，也是打动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了在当今社会中，人们在各种个人利益的诱惑下一种人性的失落，体现了一种对于人性复归的呼唤，因此才能够打动读者，才能够得到“假如爱情需要牺牲孩子，那么，我情愿不要爱情”的回音。　　　　
　　　　　　故事创作个人化的逐渐出现，使《故事会》慢慢地走出了“原始积累”时期大人物，大事件，大情节和以搜集、整理、改编为主的高地，开始走向“平民化”的原野。这些个人创作的作品，大都是作者从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入手，经过自己的酝酿和辛勤创作，通过感人的情节，去触动读者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深刻地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的关怀，而这也是《故事会》的编辑们所希望达到的。　　　　
　　　　


第一章“井喷”时期（4）

　　　　有一篇故事叫做《书记盖房》，是冯峰鸣与韩钟亮两位作者合写的。这是一篇很短的故事，可是在当时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许多读者都希望那位盖房的马副书记能够到他们那里去当书记。　　　　
　　　　　　我在采访中，当编辑部将这篇故事复印给我时，初看这个标题觉得“没啥看头”。可是仔细一读，顿觉其味无穷。　　　　
　　　　　　故事说的是柳林公社副书记老马，在快退休之前突然提出要盖一所新房，而且选中了原先要盖幼儿园的那块地基。那地方前靠柳树林，后临荷花湾，景色宜人，交通方便，是全公社最好的宝地。群众对此背后都骂他。而公社下面一些厂长们却借此大献殷勤，砖瓦厂的钱厂长来了，水泥厂的赵厂长来了，石料厂的李厂长来了……房子自然是很快就盖好了。老马办宴庆贺，他在敬第三杯酒时说：“这第三杯酒是告别酒，明天我就要退休回山区老家了，临走之前，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幼儿园两年没盖成，一说帮我盖私房，不出十天就盖好了呢？这新房要交幼儿园，我这是‘假私济公’，没有办法啊！”一番话，说得大家更是大眼瞪小眼，不由得都思考起这既熟悉又陌生的问题来。　　　　
　　　　　　一个看似平淡的题材，被作者在很短的文字中写得波澜起伏，读完仍然回味无穷。　　　　
　　　　　　这篇故事的作者没有从正面去写在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腐败现象，而是从一位正直无私的干部“假私济公”的行为中群众对他的误解，从侧面反映了干部队伍的腐败问题。作者用幼儿园建房和书记建“私房”之间鲜明的对比，深刻地说明这种腐败同样也是一种人性的失落。　　　　
　　　　　　像这种走出自我，深刻地反映社会问题的个人创作，在来稿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在这些故事中那些娓娓道来的也好，山吹海侃的也好，催人泪下的也好，令人捧腹的也好，数万字的中篇也好，几百字的小品也好，大都紧紧地围绕着人性的失落与回归来展开故事，也就是说，这些作品大都用意想不到的情节，更贴近于普通人的生活和心理，读后总会给人留下一些回味和思索。　　　　
　　　　　　这些个人创作的故事，完全有别于《故事会》过去所发表的一些作品。这些故事的作者每天都生活群众中，更多的自己就是群众中的一员。他们经历着故事里的事件，熟悉故事里的人物，直接参与和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感受着故事中的情感，体验着故事带给人们心灵的冲击。因此，这样的故事来自于群众，又很快地会回到群众中去，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听”的一种最好的形式。　　　　
　　　　　　《故事会》上采用的稿件，经历过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在创刊初期，稿件都以对当时影响较大的电影、戏曲、小说的改编为主，在停刊之前逐渐开始编发一些基层故事员在群众中演讲的作品。复刊后的《革命故事会》又走回到了初期用稿的老路。　　　　
　　　　　　在去掉“革命”二字后，《故事会》突破了过去的用稿范畴，编发了大量从民间流传中搜集整理的故事，既满足了广大读者的要求，又使刊物的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可是，时代是发展的，人的思想水平不能总在一个层面上，随着时代的前进，编辑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了这个问题，如果不趁此大好时机“诱发”更多作者、特别是优秀作者，《故事会》将同初期一样，面临稿源不足或来稿不够理想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将直接地影响到刊物的质量。　　　　
　　　　　　老编辑陈中朝、钱舜娟等深深理解初期组稿的困难……　　　　
　　　　　　那时《故事会》上所发表的作品，大都是先由口头创作，然后再用文字记录下来。为了编好刊物，出版社给买了一台录音机。那是一台老式的“苏（联）式”录音机，沉沉的要一个人用担子才能挑得动。每次下去搜集故事，都由出版社派人一同背下去，当时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上海青浦县有一个名叫吕燕华的人，在群众中讲了无数次的家史，很生动，也很感人。于是，钱舜娟等几位当时的编辑就跑到青浦去，与她“同吃，同住，同劳动”，又听她的母亲流着泪讲她们母女在旧社会的苦难遭遇，使编辑们为从家史改编成故事补充了许多素材和细节以及主人公的人物性格特征。　　　　
　　　　　　吕燕华只上过小学一年级，要叫她来写好这个故事当然是很困难。怎么办，就只好将那些从她母亲那里听来的素材“移”给她，又与她共同研究，如何使她讲的故事跳出真人真事，使故事更集中、曲折、生动。这样，大家在一起又重新“搭”了一个故事架子，让她再到群众中去讲。　　　　
　　　　　　吕燕华虽然识字不多，但从小在乡下就爱听、爱讲故事。这次登台一讲，立刻就把听众吸引了。她将口头文学中的夸张、比喻、衬托、对比等手法应用得十分贴切。就这样，编辑们再根据听众的意见，又对故事进行了修改，再让吕燕华去讲。反复多次之后，编辑们认为可以了，这才打开录音机，让吕燕华对着“讲故事”。有时候编辑们自己也讲，这样进行对比之后，才正式记录下来进行文字上的修改，然后根据编辑程序通过后才发表。　　　　
　　　　　　这是一个多么漫长而又艰苦的工作，在这整个过程中，随时都得遵守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头脑里随时都得有大众，二是故事要大众化，不要化大众。这刊物后面的辛苦是读者所无法看到的。当然，这对于初期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故事作者是一个培养，对于编辑也是一种走出书斋接触了解作者和读者的过程。　　　　
　　　　　　老编辑们那种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的确值得学习，但是刊物要发展，人手明显不足，再这样编稿明显不行。同时，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那种“保姆”式的培养作者的办法只能是事半功倍，无数有一定文化的新作者正在“冒”出来，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呀！　　　　
　　　　　　面对着个人创作的凸现，编辑部抓住这个机遇，为刊物的下一步发展，开始打造自己的“铁军”。　　　　
　　　　　　所谓“铁军”，实际上是骨干作者队伍，没有一支能打硬仗的作者队伍，刊物主编再好的构想、编辑再高的水平都只能是一句空话。　　　　
　　　　　　何承伟与编辑们分析了这些个人创作故事的作者，与吕燕华这样的作者相比，因为有了一定的文化，所以故事写得也多少有了一点“文”气，而编辑们首先要打掉的就是这种“文”气。　　　　
　　　　　　记得在“文化革命”前的1964年，著名作家赵树理在1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篇作品，名字叫《卖烟叶》。这位写惯了“山药蛋”小说的作家，写这篇作品的目的，是“想叫农村读者当作故事说”，“试试灵不灵”。结果，这位以自己所写的小说通俗易懂而闻名的作家，得到农村故事员的反映是“不好讲”，因此这“烟叶”也未能“卖”出去。　　　　
　　　　　　由此可见，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