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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故事会-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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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得到农村故事员的反映是“不好讲”，因此这“烟叶”也未能“卖”出去。
由此可见，能写好小说的作者，不一定能写好故事，文化水平较高的作者，不一定能写过那些文化不高而又常年生活在基层的故事员，因为故事实实在在是一种需要能够口头流传的文学。对于这些个人创作的来稿，编辑们看后只要认为好的，就叫其反复修改，改成口头能流传的东西，使这些以后成为刊物骨干的作者，一起步就明确了故事应该怎么写，少走了许多弯路。
有几位上海作者，写了一篇题为《三请皮老虎》的故事。说的是一家工厂的年轻厂长，请一位身怀绝技的皮革专家从安度晚年的家中再次“出山”。稿子的总体构思不错，题材也有新意，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也比较强，如果是一般的文学刊物，稍微理顺一下就可以用了。可是，编辑们看了后，认为写得太书面化，不易于口头流传，就是在《故事会》上发表了，也不可能产生影响，只能像一般的小说一样，人们读了就算完事。要使这篇作品发表后同别的好故事一样受到读者喜爱，得到流传，产生更大的影响，就必须让作者来认真修改。
编辑将这个意见告诉了作者，作者根据要求作了第一次修改。
编辑看后仍不满意，并指出有的地方的形容词可以不要，把一些描写太“生动”的地方删去。
作者听后睁大了眼睛说：“这不是越改越‘土’了吗？”
编辑高兴地说：“对，要的就是这个味，要‘土’得让人一下子就能记住。”
这篇作品修改后一经发表，果然引起了读者的反响，很快在民间流传，许多老读者至今都还记得这篇故事。
这个时期，由于个人创作的大量出现，加之刊物处在由发表搜集整理作品为主，到逐渐发表个人创作的转型期，在发表了大量适合口头流传的个人创作故事之外，也发表了一些只供阅读，难以传讲的作品。如1979年第一期上的《神奇的“天鹅”》，1980年第二期上发表的《相思豆》，都是很好的文学读物，思想内容也很健康，但是它们却缺乏口头文学的特点，难以在群众中流传。
个人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作者在写作技巧上敢于冲破“文化革命”中“三突出”，“高大全”的藩篱，大胆创新，使故事在艺术上有了新的突破，使读者爱看，爱读，爱讲。
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吴伦写的《三百元的故事》。
那时吴伦还是上海金山县的一名干部，《故事会》的编辑们在去金山举办创作班时，吴伦写了这篇故事。可是，当时却引起了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没有写“正面人物”，也有的认为这个故事没有“积极意义”。稿子到了老编辑陈中朝的手里，他看后认为不错，又给各位编辑传看，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这篇故事注重了情节的生动和人物的塑造，语言也很有特色。故事发展到现在，应该在内容和艺术上有所突破，这篇故事正好体现了这种突破。然后，陈中朝便对这篇故事进行了修改，很快地发表在1979年第五期的《故事会》上。
作品发表后，不仅在读者中，更主要的是在故事界的同行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许多从事故事研究的专家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曾引用过这个故事。
故事写的是上海电料厂工人温林在下班路上，把一个病倒在地上的妇女送回家。被送妇女的丈夫贾大权诬陷温林，说他侮辱妇女，要他赔偿三百元。在这个“好人受气，坏人当道”的特殊时期，温林无可奈何，只好向自己的妻子要了三百元钱，交给了贾大权才算了事。实际上这是贾大权夫妻两人设计的一个骗局。接着温林聪明的妻子就在公共汽车上设计夺回了被欺诈的三百元钱，愤怒的群众在车上痛打了贾大权。
这篇故事在于从整个写作技巧上都与过去的故事有所不同，开头绝无周旋，一笔带过。发展情节时才将故事慢慢展开。高潮迭起后通过事件进行了人物的塑造，使温林妻子机智、聪明以及善于斗争的性格跃然纸上。同时，故事的高潮部分对揭示作品的主题也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结尾则一改过去故事的“点睛”之笔，留给读者许多思考。将许多可信的细节融入作品，也与过去故事中的“说教”大不相同。
个人创作的凸现，使《故事会》这块刚刚走出阴影的文学之“地”，看见了一束黎明的曙光，使编辑部由过去的等“米”下“锅”，或找“米”下“锅”，一下子变得“金玉满堂”，编辑的桌子上堆满了来稿。虽然这些个人的来稿中真正好的作品还是很少，编辑们为这些来稿的发表还将倾注大量心血，但这却是一股刊物春天到来的信息。
1979年底，《故事会》正式从民间文艺编辑室分出成立编辑部。
从1984年开始，《故事会》由双月刊改为月刊，每期用稿的70％选自这些个人创作的来稿。这期间每月的个人创作来稿达两万多件。编辑们以沙里淘金的精神，在选择优秀作品的同时，努力发现优秀作者，不断加以培养，目前的基本作者队伍中有20％来自这些个人创作的自然来稿者。
《故事会》就是这样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第一章“井喷”时期（5）
5．第一次辉煌
1983年11月2日，在湖南省浏阳县文化馆里，正在举行一次与众不同的座谈会。参加的一共十七个人，座谈的是一个看来与这个县的工农业发展毫不相关的极古怪的题目：谈谈你为什么要订《故事会》。
这是不是《故事会》编辑部来召开的一个读者座谈会呢？
不是。
是不是《故事会》编辑部委托这里的文化馆或什么单位帮助召开的呢？
也不是。
原来这个县当年订阅量最大的刊物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由公家出钱订阅的《支部生活》，另一种是主要由老百姓自己出钱订阅的《故事会》。而《故事会》在这个县发行达到三千多份之后订户还在增加，大有在这个县的期刊发行中独居榜首之势。
这件事情让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感到奇怪，为了加强全县的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全县的文艺事业，他们想出了这样一个向《故事会》“取经”的好办法，
这十七名人员，来自工、农、商、学和机关，基本代表了县里的各个方面。
清清的浏阳河在不远处哗哗地流着，这里的发言也伴着水声在流淌。
首先发言的是县冻肉厂的青年职工阳惠明，他说：“我订阅了五份杂志，最喜欢的还算《故事会》，遗失最多的也是《故事会》，简直松不得手，一不小心就会被人摸去。她在我们车间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她办得活，又通俗易懂短小易记。过去别人说我是王木匠挖猪糟——扣口不开的哑嘴巴，自从八一年订了《故事会》，上台讲了《被通缉的人》《书呆子恋爱记》等几个故事，从此就传开了，‘哑嘴巴’（的外号）也无形消失了，（大家）开始称我是‘土财主’，意思是有‘才’平时不爱说。其实我的‘才’是搭帮《故事会》给我的。”
磷矿技工学校的学生张志文说：“我在高中读书时就爱看《故事会》，曾先后零购了十三本（期）。越看越过瘾，成了我必须的业余课外书之一，主要是它办得灵活，生动。有肉、鱼、蛋，还有酱油、味精和别的调料，越‘吃’越有味，感到美味可口。我特别喜欢有关土特产、名胜古迹等传说故事，它可以长知识，增智慧，添毅力，培养对祖国的热爱。希望她多发一些这样的好故事。”
退休的曹建华原是一位女干部，她听完两个年轻人的发言后就抢着说：“退休后闲着无事，文化又不高，看小说不感兴趣，看诗又不懂，唱歌又嗓子不好，我就订了一份《故事会》。我身边带有两个五六岁的小孙子，天天要我讲故事，实在是个包袱，哪里去找呢？《故事会》帮了我的忙，特别是新故事，它短小精悍，又好记，写得又非常活，又有教育意义。但《故事会》的封面还不算美。”
农民业余文艺作者廖取勋的发言更是直爽：“我们村里大部分农民认为《故事会》都看得懂，都说这是真正为我们农民服务的书。村里有个周三老倌（曾对我）说：‘小说和诗我看了半天，还不知哪里刮风下雨，《故事会》一看就记下了，实在好。我们这些四十岁以上的人，只来得葡萄酒，来个六十度的塘东花烧酒受不了，只看这样通俗易懂的书，因为文化水平（只）是个五磅热水瓶。’”
另一位农民业余戏曲作者张云，在接到开会的通知之前，专门“戴着有色眼镜”对《故事会》作了一次全面的“体检”，这位“主治医生”在发言中说：“我订了一本《故事会》，早几天，我从头至尾将几年来的都重新翻阅回顾了一下，为防止和消除精神污染，重新学习，但内容上很少看到‘侠客’、‘幽灵’、‘女尸’、‘野人’等方面的不堪卒读的东西。她的确是个有教育意义（的）刊物……是活跃农民文化生活，向群众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好书，好教材，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
这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会，在没有一个编辑部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在数千里之外的那条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浏阳河畔，读者公正、客观地对《故事会》这几年来的得失进行着评价。
这次座谈会专门作了发言记录，然后由县文化馆的张文清写成一份纪要，于一个星期之后邮往上海的《故事会》编辑部。
这是一篇多么沉甸甸的记录啊！
这里的话，代表着全国千千万万不同层次读者的心声，代表着读者们对《故事会》这几年来工作的评价，而在这些评价的后面，却凝聚着编辑部所有工作人员的心血。
当时的《故事会》，像湖南浏阳县这样全年每期订数达三千多册已不算稀奇。
广西的一个县，每当刊物将要邮到的日子，许多读者天天赶到邮局去等待，全县每期定数近万册。
1984年，位于天山山麓的石河子垦区一三三团场有二万多名职工和家属，第一季度就订了八百二十份《故事会》，第二季度又增到九百四十份，平均每个队三十份，其中液压件厂九百余人订阅了六十份。《故事会》在这个僻远的大山深处，发行量一直位居首位。垦区的另一个一二二团场，每期订数也达到了七百二十册，同样位于这个团场所订刊物的首位。
湖北省光化县实验小学，在任课的五十名教师中，就有二十九人订阅了《故事会》。1983年下半年，河北省承德县西大庙中学李仕东老师的这个班，共二十九名学生，就有十一个人订了《故事会》。
河南省漯河水利技校一位名叫刘金涛的老师，对班上的学生进行了一次课外阅读情况的民意测验。他自制了几十张问卷调查表，罗列了一些他自认为有影响的刊物名称，让学生在最喜欢的刊物后面打勾，为了避免遗漏，最后还单独设了一栏“其他刊物”。由于调查是无记名的，学生都表现得很大胆。这位老师过去没有读过《故事会》，因此在所列的刊物中就没有将《故事会》列入。可是，当调查的问卷交上来后，他不由大吃一惊，在“其他刊物”一栏里，大部分学生几乎都填了《故事会》。
在刘金涛老师的印象中《故事会》只是一本小刊物，不属于向中学生推荐的书刊。看了问卷，作为老师不由慎重起来，忙找了几本来读，便一下子被吸引了，立刻用班费给学生们订了一本。这位过去专搞“纯文学”的老师，因为发表自己作品的杂志看的人太少而苦恼，现在通过“民意测验”，发现了这本备受学生欢迎的刊物，他立刻积极地为《故事会》写稿，成了刊物的一名忠实作者。
1979年到1985年，在整整的五年时间里，《故事会》完成了她的第一次飞跃。
一棵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小草，在古木参天的文学圣地上，正健壮地生长起来。
让我们翻开现在已退休或没有退休的编辑们都铭记着的那段历史，看一看这些难忘的数字吧：（因作者本人不会电脑制表，请出版社或印刷厂给以下数字制一个表格！！）
1979年期发行量为二十六万七千九百三十三册，年总码洋二十八万九千四百元。
1980年期发行量为四十一万二千六百四十四册，年总码洋四十四万五千七百元。
1981年期发行量为九十四万九千万册，年总码洋一百零二万四千九百元。
1982年期发行量为一百九十五万七千二百九十七册，年总码洋二百零二万四千九百元。
1983年期发行量为二百八十二万七千三百八十九册，年总码洋三百零五万三千陆百元。
1984年期发行量为五百二十四万册，年总码洋五百六十五万九千二百元。
1985年期发行量为六百五十八万册，年总码洋一千八百九十五万零四百元。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引用《故事会》这些过去的“保密”数字，只是为了说明她自身的一个极不平常的发展过程。
令编辑们更加振奋的是，1985年第一期，刊物发行达到七百二十四万册，到了这年的第六期，发行量再次攀升达到了七百六十万册，创造了世界期刊单语种发行的最高数。
1984年《故事会》由双月刊改为月刊。
从这年的第一期开始，刊物的宗旨和风格基本稳定，即以发表反映我国当代生活的故事为主，同时刊登各类传统的中外故事，在坚持故事文学品种的特点上，塑造好人物形象，提高艺术美感，易讲、易记、好读、能传。
这种办刊宗旨的得来是不容易的。
从1963年7月创刊，到出现第一次辉煌的1985年，整整的二十二年中，《故事会》跟着她所诞生的时代，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从配合“四清”运动，到“文化革命”中被迫停刊，编辑人员被赶下“五七”干校。再到后来复刊的《革命故事会》，编发配合形势进行政治宣传的稿件，《故事会》在崎岖的道路上、在云雾缠绕的峰峦间艰难地向前摸索着前行，其中的酸甜苦辣，当年的编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
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故事会》获得了新生，实事求是的作风使编辑部的所有人员能够静下心来认真地思考这本刊物未来的道路，才使这本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真正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出路，给这本刊物注入了新的生命。
内容和形式的基本固定，使刊物有了自己的雏形。
读者定位的延伸使刊物走出了过去狭隘的“围城”，如同一匹骏马找到了辽阔的草原，有了自己自由驰骋的天地。
个人创作的凸现，为刊物的发展培养了未来的骨干作者，使刊物在以后的发展中有了自己丰厚的土壤，根才能扎得深，叶才能长得茂。
这个时候《故事会》的许多栏目已经开始形成，这些栏目虽然有的还没有完全固定，有的这期设了，下一期又没有了，处于一种时现时隐的状况，但总的来讲这些栏目的设置，为刊物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为刊物以后许多优秀栏目的设置打下了基础。
这时候设置的主要栏目有：新民间故事，科学幻想故事，笑话，风俗故事，谜语故事，寓言，土特产故事，外国童话等，有的栏目一直保持到今天，成了刊物的品牌。
第二章第一次挑战 （1）
如果说《故事会》在第一轮与文学期刊分割市场的竞争中，依靠其独特的优势取得了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话，那么，这次与通俗文学及其各种期刊的市场争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随着这股“洪水”的冲击，中国期刊界新一轮的竞争与淘汰随之开始……
1．突如其来的“洪水”
谁也没有想到，正准备扬帆远航的《故事会》遇见了迎面而来的“洪水”。
《故事会》在吉庆欢乐的气氛中度过了难忘的1985年，如果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刊物照此发展，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可是，当进入1986年后，刊物出现了订户下降的趋势，突如其来的“洪水”冲击着《故事会》刚刚建立起来的“地基”。
开始，这股“洪水”来自飞速发展的各种文学期刊。
人们都不会忘记那一段历史，中国进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久闭的国门已缓缓地打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外面的各种思想和艺术流派也开始涌进国门。以《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将人们心灵中最深处的苦难引发成对“四人帮”的无情控诉，文学期刊在这个时候以艺术的形式表达了人民的心声，一下子赢得了读者，只要是出刊的日子，邮局或者是新华书店都会涌满了读者。当时几乎全国每一个地级市都有一本属于自己的文学刊物，数量之大，可想而知。
这时的《故事会》在艰难的起步后要寻求发展，就面临着文学类期刊的挑战。因为除了全国性一些早已知名的文学期刊之外，各省、市（包括地级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文学期刊，就在一些读者的同一座城市，离他们更近，许多纪实性的作品，反映的就是他们那个地方的事情，无形中就分割了《故事会》的读者。
正处于顶峰时期的文学期刊很少注意到这个“小兄弟”，因为在文学期刊领域里来讲《故事会》不够“纯”，不够“雅”，想要加入这个高雅的期刊行列也似乎“品味”不够。在许多文学期刊向大十六开“进军”的时代里，这么一本三十二开的小本子已被认为是显得“太落伍”了。更何况与这些“纯”文学的期刊相比，《故事会》不能像它们一样地发表那些热点、焦点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之类的作品，更不能发表“呐喊”或抒发“个人心灵感受”的诗歌，连《故事会》上的评论文章也只是寥寥数语，很少那种引经据典、洋洋洒洒之作，不能引起“轰动效应”。
这不能不算是《故事会》在竞争中的一种“弱势”，一种“先天性的不足”。
文学期刊在八十年代初期的飞速发展，以及当时这些期刊本身所具有的优势，使《故事会》感到了一种竞争的压力。
但是，《故事会》并未因此乱了自己的阵脚，几年的市场争夺战后，人们惊奇地发现，《故事会》这个“小兄弟”竟将那些“老大哥”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1996年6月2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星期刊》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面对市场冲击，文学的坐标发生偏移，如今——故事夺走小说的天下》，文章称“中国文坛已经进入故事时代”。
1996年6月13日出版的《文学报》，在四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特稿，题目叫《小说与故事，谁主沉浮？》，编者在开篇时写到：“现今，读故事的人远远超过读小说的人，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见仁见智、各有持重……面对近年来在市场冲击之下出现的纯文学小说的萧条萎缩之势，文化界的思考已趋向冷静和理智，现在也许到了纯文学应该以平等、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来看待通俗小说及故事的时候了。”
在这个栏目下，任一鸣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雅”“俗”相与析》的文章，对市场竞争中出现的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以时下风头正健的《故事会》为例……它们在内容上却更贴近生活，语言简明而平实，情感质朴而真诚，凭借较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吸引了广大读者，而这些难道不是纯文学起码应具备的要素吗？”
作为博士生导师的黄霖先生，在他那篇《有故事才有小说 》的文章中，更是从中国小说史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一部中国古代的小说史就是证明了有故事才有小说，小说正是出于故事之中，很难想像那些不能写故事或者不想写故事的作家能写出好小说。”
专家们的阐述已经将一切都说得十分明白了！
另一场更加汹涌的“洪水”，便是如狂涛般涌来的通俗文学。
通俗文学乃至各种通俗期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真如同一头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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