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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纵览-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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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科幻纵览总前言》的科幻定义中，给科幻小说下的便是一个可操作性的定义：翻开一篇小说，它确实有情节超过了作者当时的现实条件，这个情节又有科学上的解释，并且排除了超自然精神现象，这便是科幻小说。这种操作性的定义是最少引起歧意的。
笔者据此也为科学小说下个定义： 一篇小说的核心情节是由科学知识推动，并且绝没有哪怕一处情节超过了作者当时所处的现实，它便是科学小说。
另外，汪志将科学小说“又称‘科学’”，这个“后门”也不能留下。笔者在前面曾经严格地讨论过，科幻小说绝不能被视为“科学”。如果它老老实实地在文学田地上生长，它便能够与科学界作朋友，甚至能为科学传播作些贡献。至少能够双方相安无事。如果它越界进入科学界，试图把自己包装成“科学”，以换取更多的空间，它必然会被迎头痛击！科幻小说如是，科学小说也一样。因为世界上不存在既是文学又是科学的精神产品。
至于科学小说的艺术基础，汪志把握得非常好：实际上，不少科学知识的本身，都比那些神话要生动若干倍。（8页）科学世界是引人入胜的，许多形象是很美的，科学小说作者应当下功夫去发掘蕴藏在科学里面的趣味和美。（16页）
科幻小说和科学小说拥有同样的“源文化”——现代科学。所以，当代一些科幻作家、如绿杨、刘慈欣等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们都反对在科学本身的趣味和美之外，另外添加“作料”于科幻小说中。而汪志在八十年代便已经达到了这个认识程度，足令人敬佩。
同时，汪志认为，科学小说的产生，完全是时代推动的结果。在“科学小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一节中，汪志列举了当代科技的主要发展，然后说，在这里单靠几千年的文学模式，已经可能束缚人们的手脚了。人们希望看到一个又一个能破土而出的文学新形式和新类别，哪怕她还有点嫩弱，但可以给人们带来新的信息和新时代泥土的芬芳。（22页）
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性的。但是，同样的论断也可以放在科幻小说头上。笔者以为，在这个大方向下面，还应该谈到一个更为具体的推动力，那就是在当今时代，拥有理工科知识背景，在科技部门工作的人，其绝对数量已经大大增加。远不是当年高高在上的、精英化的“高级知识分子”，而是社会大众的组成部分。如今每年都有数百万在校大学生。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学习自然科学的，将来要到科研部门任职。所有这些人构成一个读者群，迫切需要一种直接反映其生活、工作现实的文学。而当今所有的文学门类，包括科幻小说，都未能满足他们的这一愿望。因为科幻小说并不以写现实科学为己任。偶尔有一两篇涉及到现实科学的，也不会迈过幻想与现实的门坎。
理论必须要有实践作基础。除了上面谈到的几篇实为科幻小说的作品外，汪志在《论科学小说》里，独具慧眼地介绍了一些真正的科学小说（是笔者也认同的科学小说）。这些作品在文学史上几乎毫无影响。如果不是列举在这里，几乎等同于湮灭。它们有：
陈华《学算术用算术的故事》，1966年四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描写高小水平的主人公回乡，将数学技能运用于生产实践的故事。《花坪探奇》，李侃、刘志敏著，新世纪出版社1987年出版。以花坪地区自然环境为描写对象。这两篇虽然很粗糙，时代局限性很大，但它们都有故事、有人物，而其驱动情节的动力是科学知识。
《李四光的故事》1978年12月由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杨世铎、房树民、郑延慧著。是传记类科学小说。其实，只要是以真实存在的科学家生平为题材，并且不属于报告文学，而是小说的作品，都可以归为科学小说。
在刘为民《科学与现代文学》一书中，有几篇小说，笔者认为也可以算作科学小说的前身。冰心的《去国》是其中一例。主人公朱英士在国外学成，选择报效祖国，却被蔽端从生的社会所排斥。在中国科幻史上，有两篇科幻小说与它题材类似：许地山于四十年代创作的《铁鱼底鳃》，迟书昌于五十年代创作的《科学怪人的奇想》。但《去国》是科学小说，而后两篇是科幻小说。其标准便是后面两篇作品中描写到的技术能力，已经超过了作者所处的时代。作者知其尚未可能而写之。
魏建功的《傻子们》，连载于1922年8月29至31日的《晨报副刊》。主人公“马大夫”回到被瘟疫袭击的故乡，要求大家洒消毒药、石灰水，提醒大家注意饮水。他的父亲病故后被他迅速火化，连带生活用品一并焚掉。这种处置方法在今天习以为常。而在小说背景所在的时代，马大夫便因此被乡邻称为“傻子”。这篇小说直接描写了科学传播在近代社会中的艰难历程。
《两孝子》（朴园著，发表于五四时代，具体时间与出处不详）不仅以科学为主题，甚至于以科学的科学——科学方法论为主题：两个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都面临长辈重病的问题。张纯冒着不孝的罪名，执意不请巫医，而请了医生。但母亲最终不治辞世。刘文受环境压力，请了巫医，但父亲的病确实好转了。“科学到底可靠不可靠？现实生活中的偶然性能不能代替思想认识上的科学性？”《科学与现代文学》253页。在科学方法论上写到这样的深度，《两孝子》确实很值得推崇。
同为叙事艺术，电影界当然也应该存在“科学电影”（不是科教电影）这么个门类。笔者在此也举上几例：汪志在《论科学小说》曾经感慨：四大发明诞生时，如果有文人在场，将过程写成小说多好。实际上，八十年代中国确实诞生了一部名叫《毕升》的电影。只不过年代久远，笔者对剧情已无记忆。
在笔者看过的“科学电影”中，2001年上演的《詹天佑》特别值得一提。该片由上海电影集团和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联合摄制。詹天佑以中国第一位铁路工程师而闻名。他的坚定支持者又是袁世凯。编导很容易把这样一部戏拍成反映政治斗争、或者体现民族精神的电影。然而，这部电影的主旋律却是科学。几大块情节：京张铁路、京汉铁路建筑等等，编导都制造了引人入胜的悬念。而这些悬念又都由于技术问题产生，拍摄内容又完全符合当时铁路工程技术的条件。
其中最令笔者佩服的，是在京汉铁路洞庭湖段的施工中，詹天佑与某外国工程师的斗法。这种情节很容易被处理成“华夷之争”，用来体现“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而编导却始终把双方矛盾限定在科学范围内：那个外国工程师的失败，是因为他不尊重科学。同时，影片中还特别设置了另外几个外国工程师角色，他们出于对科学的尊重而支持詹天佑的设计。这段情节的核心是一场施工方案辩论会，对白精彩纷呈，情节紧凑激烈，从电影叙述角度很成功。而其中包含的铁路工程技术知识，又毫无晦涩之感。《詹天佑》堪称“科学电影”的佳作。
除了科学人物，单个科学事件也可以成为科学电影的素材。美国电影《阿波罗十三号》被许多人视为科幻电影，甚至某些科幻杂志也辟出版面介绍它。大盖是因为这部电影描写了太空，又使用许多高科技特技的原因吧。其实，《阿波罗十三号》完全是根据宇航史上真实事件编写的。编导在制作过程中，严格遵守当时的技术条件，把它保持在现实范围内。它是一部典型的“科学电影”
以笔者所见，即使是科学小说、科学电影，也可以分两个层次。一是以真实人物、真实事件为素材的作品。笔者认为，这是科学小说或者科学电影的入门层次。因为真实历史毕竟大大束缚了创作的自由度。另外，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显示不出作者的实力：他毕竟有大量资料可供依靠。而完全超越史实，彻底虚构，而又不超越现实的科学小说、科学电影，是这个领域的高一层次。采用这种素材的，笔者只欣赏过一部名叫《超导》的电影。
八十年代末，几个科技大国曾经发生一场常温超导材料研究竞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超导材料的临界温度被反复提高。其中一个中国课题组有幸留下自己的名字。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峨眉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的《超导》，显然便受此事件的激发。
不过，影片描写的人物、背景完全虚构。它以复线结构，讲述了一个中国超导课题组和一个日本超导课题组之间的竞争。从课题拟定、申请经费、直到研究中一次又一次失败，电影再现了当时科研条件下的许多真实问题。这部电影由王志文主演，或许是它能够给今天的观众留下的最深印象吧。
不过，可能是限于科技知识的把握能力，编导最终还是回避了超导技术本身，没有用它作为推动情节的基本动力，只是把“超导”推到电影的背景里。而在科学家性格塑造、人际关系处理等方面着墨过多。在电影中，王志文主演的主人公是个社交能手，特长是为课题组拉赞助。候耀华主演的大款把“超导”误认为“超级导弹”，却为了附庸风雅而投资于这个课题。课题组长林老颇会享受生活，精通西餐作法。而他的助手在遇到实验挫折后，外出招妓发泄。这些片断浓墨重彩，固然是为了突破社会大众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刻板印象。但由于突破有余，正面塑造不足，整部影片仍然比较苍白。当然，作为一部探索之作，作为中国文艺界极少数的涉及科学的作品，它仍然应该被人们记住。
看到这些例子后，肯定会有读者问，所谓科学小说、科学电影不就是以科学为素材的现实主义小说嘛？何必要单独列出一种文学门类来？其实，汪志在宣传科学小说的过程中，也一直遇到过这样的质问。他选择了某种折衷，甚至放弃的态度：实际上，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科学越来越多地深入人们的一切领域，到那时，所有文艺小说，都可能回避不了“科学”所涉及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科学小说”有可能成为一切小说体裁的主体，那时的小说也可能就是今天我们所讨论的科学小说。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科学小说”的名词，也许会在历史上永远消失。（46页）
而笔者出于对“类型小说必然大行其道”的预测，认定科学小说必然会形成自己的风格、模式，有自己稳定的读者和作者。侦探小说描写司法现实、梁凤仪的“财经小说”描写商业现实，其它还有间谍小说、战争小说，等等。它们都不超越于现实，为什么会独成一体，而有异于一般的文艺小说呢？因为它们的“源文化”赋予它们与众不同的特质。当然，这个问题要展开来谈，恐怕几十万字是讲不清楚的。
在一部讨论科幻小说的著作里，为什么要花大量篇幅讨论“科学小说”呢？因为它是科幻小说一面特殊的镜子。而这面镜子越完善，科幻小说越能从中照出自己的本来面目。
汪志提倡科学小说已经有四十多年了，而这个门类仍然没有破土而出，为公众接受。其原因倒也不难理解。首先便是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一部有影响的科学小说被创作出来。当年钱学森“下达”的任务：您的任务就是认真下功夫写出第一流的科学小说。限于个人能力，汪志并没有完成。而听到“科学小说”这个概念的其他人，也没有踊跃参与实践，多半只是采取旁观者的鼓励态度。反之，科幻小说虽然也尚未形成全社会的影响，但至少有一些立得住的作品，一些有局部影响的作家，保证它的基本生存空间。
汪志作为科学小说实践的《无名岛上》，不仅误入了科幻小说领域，在题材上更接近于一般的惊险科幻小说，并且将背景设置在海外。这似乎也有违他在论著中要求的“科学小说作家必须深入生活，了解科技工作者”的初衷。事实上，汪志所居住的绵阳便是长虹彩电的大本营。在这家曾经位列世界彩电第一的企业里，绝不乏高层次的科技工作者可以接触。这些幕后英雄如何在技术层面上推动长虹的进取？应该是能写成史诗般作品的大题材。而如果选择这个身边的题材，在深入生活和收集资料上，也并不需要汪志破费太多。他没有作这个选择，笔者深感遗憾。
其次，汪志的交往面基本局限在科普圈子里。他介绍科学小说的文章，目标读者似乎也只是科普界人士，完全是在科普的语境里探讨问题。这样很难引起文学界的注意，而那才是科学小说真正能够生存下去的土壤。
而且，这个狭窄的交往圈子，似乎也使得汪志的眼界较为封闭。《论科学小说》一书出版于1989年，2004年《科普创作通讯》第四期中，也发表了他的《论科学小说》一文。与十几年前的观点一般无二。十几年里，不仅它的“强邻”科幻小说早已面目一新，而且也有了一些堪称“科学小说”的实践。主流文学界如刘为民等人，也已经在研究科学对文学的影响。象清华大学和天津大学这样的传统理工科院校，更设置了中文系。这些中文系，天生便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跨文化交流”的场所。笔者就认识一位清华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坚持研究科幻小说。这些时代发展的成果汪志似乎仍未接触到，更为加以利用，殊为遗憾。
不过，无论如何，笔者相信，汪志的名字将永远与“科学小说”相伴随。而“科学小说”本身，也必然会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
第四卷：科幻的艺术规律 第六章：科幻文学与其它类型文学
下六章前言
第一节、科幻文学与武侠文学
第二节、科幻文学与侦探（推理）小说
第三节：科幻文学与环境文学
下六章前言
在上一章里，笔者分析了科幻与两种最接近的类型文学的关系。本章里，再分析另外一些类型文学：科幻文学与武侠文学、科幻文学与侦探（推理）小说。它们与科幻的关系不那么紧密，但仍值得一提。
第一节、 科幻文学与武侠文学
这里的“武侠文学”主要指包括西方的骑士小说、日本的武士小说和中国的武侠小说等类型在内的文学作品。不过，这种以英雄传奇为主的文学体裁只是在中国才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所以，也只有中国科幻作者才受到它的强烈影响。许多中国科幻作者都创作过，或者正计划创作武侠作品。许多科幻作者兼为武侠文学作者，如香港的倪匡和黄易。
相当一部分科幻文学与几乎全部的武侠文学都拥有“架空历史”的特点，都具备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涵，都有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格。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汇点：武侠文学发展到“新派武侠”阶段，剔除了旧武侠的鬼神色彩，故事中的奇迹严格限制在“人体潜能”的范围内。这与剔除了传统神话故事鬼神色彩的科幻文学十分接近。
有意思的是，新加坡科幻协会的朋友将中国式的武侠文学也算作科幻作品，理由便是，武侠文学中描写了对人体潜能的幻想。当然，武侠文学毕竟还是与科幻文学完全不同的类型小说，但这种观点道出了科幻文学与武侠文学的内在联系，那就是都在“超现实而不超自然”的界限内展开想像。
武侠文学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超凡的个人武力要成为故事的主要线索，而不是陪衬。比如，福尔摩斯偶尔也有精彩的拳术和剑术，也有“马车追踪术”等非凡手段，但他解决问题主要还是靠智力。二是体制外的行侠仗义。侠们必须凭借自己的良心判断善恶，而非职业体制。比如，尽管007经常靠武力化险为夷，但他只是英国情报部门的雇员。他的善恶观由情报部门确定。所以他不是“侠”。
在武侠文学和科幻文学的结合方面，一些科幻作者也进行了尝试。倪匡的卫斯理故事就有武侠风格。卫斯理的岳父白老大有帮派背景，只是在香港的法制社会中逐渐被“漂白”了。许多故事里，卫斯理和白素都扮演着“侠”的角色。黄易的凌渡宇系列也有明显的武侠风格。凌渡宇本身有类似特异功能的超级武力。他所参加的国际抗暴联盟，更是一群非政府的“跨国大侠”组织，支持过南非黑人等抗暴战斗。其巨著《寻秦记》、《大剑师传奇》也都是科幻因素与武侠因素融合起来的作品。台湾张系国的系列长篇科幻小说《铜像城》也融合了武侠的手法。
在大陆，郑军的《灾难群岛》和《银河侠女传》系列也尝试了科幻与武侠的结合。查羽龙创作过科幻版的《七种武器》。他在《光明之箭》和《幽灵在线》等小说中，更是把侠的理念提取出来，运用在非暴力的情节里，塑造了没有肢体格斗的侠义情节。
在西方科幻界，武侠骑士传奇与科幻艺术最佳的结合范例莫过于《星球大战》系列电影。有意思的是，这部影片中的武侠因素大量借鉴日本武士文学作品《宫本武藏》的题材和思想。
谈到科幻文学与武侠文学的关系，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得不提及，那就是，中国科幻圈的人士经常怦击武侠文学。不是怦击某一个武侠作家和某一部武侠作品，而是怦击这一个文学类型。这个现象在武侠文学不发达的西方并不存在，可以说是特殊国情吧。
西方有多少科幻，中国有多少武侠。这是他们经常使用的判断。这个判断不是中性的，而是建立在武侠弱于科幻的前提下，认为武侠在中国的兴旺，正好反映了某些负面的民族性格。这种观点从未有人深入表述过，都停留在感慨的层次上。
其实，这种对武侠的奇怪怦击，完全是出于市场的原因：科幻文学和武侠文学在中国往往争夺着同样的读者：青少年学生。所以，武侠兴而科幻弱，便令科幻界一些人士颇不高兴。
从文学价值上讲，两个不同的文学类型，是不能够比高低的。武侠是武侠，科幻是科幻，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可比性。从实际的创作水平上讲，中国武侠文学之所以读者广泛，兴旺发达，主要是中国武侠作者经几代人的努力，将它发展到极高的艺术水准的原因。读者不是傻瓜，不是被动受操作的消费机器。如果武侠小说不是写得很好，武侠电影不是越作越棒。单纯凭什么国民素质、文化特点，它是不可能受到持久关注的。
从文化对外输出上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武侠是惟一一个在商业上有输出价值的艺术类型。笔者接触过几位国外留学生，他们认为，国外评论界关注一些中国的主流文学作家，往往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不是从艺术价值来考虑。相比之下，武侠在市场上早已征服世界读者和观众。早在武侠电影兴旺之前，一些武侠小说便已经在东南亚、日、韩等国流传。武侠电影又把这个势头大大推进一步。以《卧龙藏龙》为例，这部电影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是科幻片也没有得到过的荣誉。
笔者以为，科幻是科幻，武侠是武侠。武侠爱众的广泛，与科幻受众的不足之间没有直接关系。科幻如果想象武侠那样，在中国赢得广泛的受众，那么与其不停地抱怨，不如静下心来，培养出一些杰作和大师为好。
第二节、科幻文学与侦探（推理）小说
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萌芽状态的科幻文学和萌芽状态的侦探推理文学常常拥有一批共同的作者。比如被称为推理小说创始人的爱伦坡，就是与凡尔纳同时代的科幻小说创始人。以福尔摩斯形象永存于文学史册的柯南道尔也创作有《失落的世界》等科幻经典。只是到了后来，两者才分道扬镖，沿着各自的轨迹发展下去。这似乎也是文学类型专业化的结果吧。
其实，即使是《福尔摩斯探案集》，与科幻文学也有异曲同工之处。按照作者的自述，“福尔摩斯”这个人物形象源自他大学时期遇到的一位化学教师。那位老先生经常对一些事情作出精妙的科学推论。《福尔摩斯探案集》里虽然也有一些打斗、惊险情节，但它最吸引读者的，仍是环环相扣的逻辑推理，体现着科学的客观精神与探究精神。很多时候，福尔摩斯去破案，与其说是志在铲除邪恶，不如说是喜欢智力上的挑战。这种智力挑战，正是后来许多科幻小说的风格。
事实上，侦探（推理）文学也是近代科学发展的结果，与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并无相同之处。在《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一书中，作者刘为民特意安排一章，介绍解放前中国推理小说，探讨它与科学传播的关系。侦探（推理）小说的核心就是严密的逻辑推理。这种逻辑推理将传统小说创作中的“悬疑”技巧发挥到了极点。
科幻文学与侦探推理小说的共同点，在于相当多的科幻小说也常常有一个推理式的核心。阿西莫夫是这方面的行家，甚至他的一篇科幻小说的名字就叫《推理》。从叙事学角度讲，两者的主要事件都由科学知识来推动。这使得两种作品在创作上有许多共同之处。
第三节：科幻文学与环境文学
环境文学曾经被称为公害文学、生态文学、绿色文学。这也是一种类型文学萌芽时，多种名称互相竞争的现象。如今，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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