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全集-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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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干部的权威感和自尊心。
　　在我们情绪低落兴味索然的这一天里，很幸运地遇到了那个气质最高贵的劳教，
她使我们保持了美好的观念，她的不卑不亢的气度，她的自尊与自爱，她直到如今
尚具有健全的人性，正常的情感，使我们之间能够进行一场至今为止最为平等和诚
恳的谈话。由于她的这一切素质都是历经了这一切而保持的，因此，她的稳定和坚
强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我们选择她来做采访对象的原因，是她出生于
一个军队干部共产党员的家庭，她的案情是在深圳卖淫。曾有一次，她的父亲，一
名老共产党员，带了她的长期姘居的情人，一位在深圳开办公司的香港人，路途迢
迢地来到枫树林看她，这是一个意外的情节，她经过我们的窗口然后才走进房门，
至今还记得她挺拔的身姿从窗前掠过的情景，那天早晨的太阳又特别清新。她穿了
一件湖蓝色的确凉短袖衬衫，一条蓝色的线裤，脚下是一双浅黄色有网眼的浅帮平
跟鞋，这双鞋能使我们想象她在沿海的新型城市里是如何光华照人地出场。她有一
米七十二三的身高，模特儿型的，坐相很端正，神态凝重而安静。她使我们静止了
有一分钟或者一分半钟，觉得以往的所有问题对于她都将是不够尊重的，也将损害
我们自己的形象，她是众多的劳教中唯一一个使我们想起并注意到我们自己形象的，
这不是普通的女人的魅力。开始她垂着眼睛，后来她抬起眼睛笑了，说：有什么问
题你们问好了。我们不由也笑了，气氛这才轻松了一些。不久我们将发现，在这场
谈话中，她其实是处于主动的地位。她是第二次劳教，第一次是在上海妇女教养所。
对于上一次的处理，她是不服的，她说：哪一个女孩子谈恋爱是谈一次就成的呢？
这次我服的——她说。她服的是什么？她又错在哪里呢？她说话很含蓄也很得体，
头脑清楚，使我们不好穷加追究。她说她中学毕业在某个单位工作，厂里有个中年
人，是个画家，因是右派而被下放做工人，受到人们的歧视。而她总是待他很好，
并且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不回避对他的好感，比如在医疗室看病时，让座位给他。
然后她就和他成了好朋友，他还教她画画，——我们想起黑板报上的题图，问是不
是她画的，她说：是的。渐渐，就有了议论，她无视这种议论，依然与他接近。提
起他时，她依然充满了温存的心情，她怀恋他说：假如不是遇见了他，我的生活也
许就和大多数女孩一样，结婚，再生个小孩……他对她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样的？他
使她走的是什么样的另一条生活道路？这条生活道路带给她的是幸还是不幸呢？当
她结束第一次教养，回到单位，人事干部劈头就一顿训斥，这使她无法忍受。正好
有个前一年去深圳工作的朋友写信邀她去玩，她便去了一次，她发现深圳是个适合
她生存的地方，朋友又帮她在一家公司里找到了工作，于是她便回上海办理辞职手
续，人们问她找到什么好工作了，她只说是去做水产生意，然后她就飞到了深圳，
在那里就遇到了那个香港人，他们公司的老板。你在那里做什么呢？我们问。她说，
帮助老板做生意。他教我，开支票，谈买卖，他都教我。他好吗？我问。过去我不
认为他好，而到了这里以后，我觉得他很好，他对我父母很好，为他们买东西，寄
钱给他们，打电话安慰他们，他对我父母好就是对我好。听说他来看过你一次？我
说。是的，他来了，没有被同意会见，我出来会见爸爸时，走过那里——她指了指
窗外，那里有一棵柏树，在阳光下——看见他，我没有哭，他哭了，我对他说：我
已经三十二岁了，你不能再拖我了，他说：你放心，我会对你负责的。说完，她沉
默了。我问，他能不能和你结婚呢？这样的话我也不好多说，在香港，离婚是件复
杂的事，财产，房子……她垂下眼睛，眼圈却红了，她悄悄地抹去眼泪，轻声说：
这些事想起来就很难过，平时我从不多想。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问她，她
的父亲对这事是怎么想的呢？她说：照传统的说法，就是我们把爸爸带坏了，而照
我的看法，就是使他思想解放了。我们都笑了，她也笑了。我们又问她在这里生活
怎么样？她说这里比妇女教养所好。为什么？是因为你在这里比较受重用？她在这
里是小分队的，又是缝纫组，屡次受表扬嘉奖。她说并不因为这个，在妇女教养所
我也是做大组长，反正我喜欢这里。她站起身走的时候，我想我们之间已建立起了
信任的感情，我们目送她沿了队部前的大路走去，消失在大门内。太阳始终是那样
光艳耀人，深圳是多么遥远。那香港人是什么模样的？人品如何？他们在一起相处
的情景又是怎样？她平时里不敢多想，想起未就会难过的，究竟是些什么？是过去
的事还是现在的事，抑或是将来的事？过后，我始终在想，直到有了米尼，甚至米
尼登了船之后，我还在想的是她那一段话：“假如不是遇见了他，我的生活，也就
和一般女孩子一样，结婚，生个孩子……”听她口气，对现今的状况非但不后悔，
还有几分庆幸的意思。庆幸她脱离了那种常规世界的生活，尽管有些事她想起来很
难过，那香港人路远迢迢前来探访是令人心酸的一幕。
　　接下来谈话的是几位队长都极力推荐的一位劳教。她曾在劳教大会上做过讲话，
讲关于她在香港生活。一年的情景，使大家明白，香港的月亮并不特别圆。她的生
平具有传奇色彩，甚至使我们怀疑：这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她已临近解教，这几日
在队部服务，每日都看见她头戴草帽勤勉劳动的身影，一个美国老板要娶她为妻的
故事便显得极不可信。可最终因为不忍辜负队长们的好意还是请了她来，她已有三
十八岁的年龄，身体有些粗重，皮肤还算白皙，可却有坚牢的皱纹，她穿了一身劳
作的衣服，想不出她还能有其他妆扮。她忙着为我们张罗茶水，除了殷勤讨好也不
乏有诚实的关切和热情。她说话的声音响亮而粗爽，不经我们多问，便如俗话所说
竹筒倒豆子般地倒了出来。她说她的母亲在她幼年时就去了香港，后又从香港去了
美国——据干部们说，她的母亲是一名妓女，是偷渡去了香港——母亲走后，父亲
又另结婚，去了常州，她跟奶奶长大。小学毕业后考取了上海戏曲学校越剧班，那
时，她长得花容月貌，生活得很快乐。十六岁那年，文化革命开始，学校停课，奶
奶死了。奶奶死后，房子被叔叔们收回，她无家可归，日夜流浪，在一个夜晚，她
来到黄浦江边，想来想去想不出有什么出路，便跳江了。刚跳下去，便被一个船民
捞起，她湿淋淋地躺在江边，啼哭着。天渐渐亮了，越来越多的人围在了她的身边，
那是一个自杀事件频繁发生的年代，人们并不问长问短，只啧叹着她的年轻和可怜。
这时，江边走过一个妇女，一眼认出她来，说：这不是我家女儿的同学吗？曾经到
我们家来玩过。于是，那女人便将她带回家，让她换了干净衣服，又让她休息。她
睡不着，只坐在里屋床沿上发愁。这天，这家来了一个客人，是一个车床工人，自
十三岁做徒工，至那时已有二十年工龄，一手好活，是个八级金工。人却很老实，
还是孑然一身。这家的母亲正在为他做媒，介绍了一个女人，却不中他意，他正是
来拒绝的。那家母亲先是不乐意，觉得被拂了面子，紧接着却心头一备便向里屋指
指，示意他去看看。他探进门里，见一位愁容满面的女孩坐在屋内，退出门来时，
只说了一句：问问她的意见。她并没有什么意见，跟了这男人，就将有住有吃有人
养，她的问题就解决了，她跟了这男人去到他家乡成了婚，后来有了三个儿子，她
才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她想离婚了。他有什么不好呢？我们问。他没有什么不好，
也没有什么好，可是我不喜欢。她说，他只喜欢这世界上两件事，一是车床，二是
钓鱼，除此，他对什么都没兴趣，我想和他一起逛街，他除了看钓鱼竿，什么商店
都不肯进，我想和他聊天，他说我为什么那样话多，我要给儿子买几件衬衫，他说
买几尺龙头细布做两件就行了……离婚那年，她是二十四岁，她把儿子全都要了过
来，住在市郊的小镇上，做些临时工。这段日子，是艰苦异常，总算平安度过。到
了一九七六年，有一个晚上，镇上的政府办公室有一个秘书冒了雨匆匆赶来，说有
一个美国打来的长途电话找她，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她的家，要她立即去听电话，
电话还没挂断。她跟了秘书跑到镇办公室，拿起话筒，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夹带着
啜位的说话声，说是她的母亲，她只感到茫然和惊愕。放下电话时，那秘书说你怎
么那么冷静？她奇怪他说：为什么要激动？过后不久，母亲给她寄来了钱，共有两
千元人民币，她这才激动起来，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多的钱，她数来数去数了多少
遍，最终也没有数清楚，总是两千元多一点，或者两千元不到。她挑了一个星期日，
带了三个儿子来到上海南京路上，对儿子们说：你们要什么，快说，我都给你们买，
儿子们一向只习惯约束自己的欲望，这时几乎提不出要求。她便自己下手了，买了
一大堆的玩具，儿子说：妈妈，我们已经大了！她说，不管，这都是你们小时妈妈
欠你们的。然后母子四人又去国际饭店吃饭，尽兴而归。这一日在他们四个人记忆
中至今仍是美好而激动人心的，后来，她的母亲为她办理了香港签证，与她在香港
会面了。这一对阔别多年的母女相见的情景有一些滑稽，母亲抱住她就哭了，而她
无动于衷，母亲说：你怎么连一滴眼泪都没有呢？她说：我实在是哭不出来，我实
在是对你很陌生，你走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也希望自己能哭，可是哭
不出来，怎么办呢！弄得母亲很扫兴。母亲在香港处理一些生意上的事，她在美国
有了自己的不大不小的企业，也重新结了婚，有了子女，其中最大的妹妹，是当年
出去时怀在肚里的。这期间，母亲的一个朋友，一个在美国的华人老板看上了她，
希望娶她为妻，母亲也极力促成，因这桩婚姻将带给她生意上的好处，她却执意不
从。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喜欢。母亲对她说：如你应了这婚事，我将给你和
孩子许多钱，如不应，我从此不给你任何支援。她说不应，然后从香港回了上海，
生活重新陷入困境，与以往不同的是，她有了两套房子，是母亲为她买的。她便开
始动房子的念头，指望这能生出钱来。她被判处三年劳教的罪行是：提供卖淫地点。
她不愿意多谈她的案情，将话题转到这三年的劳教生活，说这三年全凭了几个儿子
才使她顺利地度过。天下再没比这几个儿子更好的儿子啦！她说。阿大老实，阿二
精明，阿三糊涂，可阿大阿二阿三都很孝顺，三人每星期都要写很长的信给她，这
些信是她最宝贵的东西，别的都是假的，唯有儿子是真的！她说。有一次，阿二来
探望，她跑到招待所，就有人告诉她：那个青年是你的儿子吗？他带了个大蛋糕，
一路上可不容易了，挤得要命，他拼命保护那个蛋糕。她跑进房间，对阿二说：阿
二你为什么要带蛋糕呢？阿二微笑着说：妈妈你说今天是几号？今天是五月二十五
日。是你的生日呀！是你三十八岁生日。你看看，这就是儿子，要知道，这不是六
十年代，而是八十年代的青年呀！多么难得啊！儿子给我看他在交谊舞比赛中得到
的一等奖状，我看了就急了，说：阿二，跳舞这样的事情弄不好就要出问题。阿二
说：妈妈，你不要急啊，你再看！他又摊开了一张奖状，是区的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证书，这就是儿子！她笑着，眼泪却滚下了脸颊！有这样的儿子，我怎么还能够去
美国结婚？她问我们，我们无语。我想，在这因重复讲叙而已经得到整理的通篇故
事里，终究还有一点真实的流露，我相信自己能够从面对面坐着的这人身上，识别
出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当她离开我们之后，我们都改变了对她的最初印象，
她所以一生坎坷，全由于一些性情的缘由：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这里的女
人，似乎都缺乏一些理性，太随性情，还喜欢做梦。
　
　　　　　　　　　　　　　　　　　　　　　　　　　　　　　　　　　白茅岭纪事
　　　　　　　　　　　　　　　　　　
　　　　　　　　　　　　　　　　　　　　　　　　　　　　　　　　　　　06

　　采访已到了尾声阶段，我们已疲劳不堪。至今为止，我们所取得的经验是这样
的：我们的谈话对象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经常被采访的，她们的讲述因反复的
操习而具有完整的形式，有合理的逻辑，内容也比较丰富；另一类是不常被采访的，
她们的讲述零乱，前言不搭后语，不通顺，文不对题，却常会有即兴的表现。第一
类提供给我们比较现成的故事；第二类提供给我们的则是她们的本人。第一类故事
有加工的痕迹，第二类是原始的材料。处理第一类的故事有两个问题，一是区别真
伪，二是从“作伪”中去认识其本人的真实性；处理第二类故事的问题则是需具有
心理学和逻辑学的研究能力，将材料补充推理成完整又真实的事实。
　　这些日子，我们经常谈论的是，这些女人们所谈的，哪些是真话，哪些是谎言，
谈到后来，我们自己也糊除了。采访是多么累人啊！而要来找一些故事的想法也显
得不切实际。
　　下午我们找的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在她十九岁时，就与一伙人同去南方沿海
名叫“石狮”的地方卖淫，十天内达到几十人次。队长们说这是一个言语不多的劳
教，很不显眼，没有恶劣的表现，却也决不优秀，和她未必能谈出什么名堂，可她
们还是派人找来了这女孩。她长得并不出色，白净的圆脸，眼睛有些斜视。被我们
选中谈话，她显然是高兴的，打量我们的眼光友好而欢喜。说话的时候，她常常是
低着头，不愿意被我们打断，不注意我们的提问，她就好像是自己说给自己听似的
——到这里来的人，哪有什么改造好的？往往是有两种情况可以使人改变，一种是
想到等在外面的男朋友或丈夫，二种是为了父母，想到这些就算了，重新做人吧！
这里的人，真没意思，成天争争吵吵，乱哄哄的，其实有什么可争的，各人家里寄
来的东西就可证明一切了嘛！你说你上只角，档次高，可你家寄来的是些什么东西
呢？一看不就清楚了吗？现在，已经规定不可以寄东西，只可以寄钱，记在大账上，
需要什么到门口小卖部买，省得大家吵来吵去，小卖部还可做些生意，小卖部里只
有方便面什么的，在这里就是馋，世界上没有这么馋的，一进来就是馋，吃不饱似
的，什么东西部想吃。那时，被拘留时，在拘留所，我们几个差个多年纪的小姑娘
关在一起，听到了许多怪事情，世界上没有这么怪的。有个小姑娘，从型被她爸
爸强奸了。我们在一起，就是想吃东西。八月中秋那天，改善伙食，你知道我们吃
多少，八两饭，一斤半煮毛豆，肚子撑得站也站不起来，我们笑得不得了，有一个
年纪大的女人看了就哭，说被你们父母看到了不晓得要多么伤心呢Ｉ我们还是笑
个不停。后来，我妈妈来看我了，我是老来子，你看我二十岁吧，我爸爸已经六十
多岁了，我爸爸喜欢我，世界上没有这么喜欢的，我经常从背后把他扳倒在地，滚
在一起玩。我妈妈来看我，带了许多菜，我坐下就吃，我妈妈就在一边哭，她一哭，
我心里就烦，起身就走，被承办员推回去，一定要接见。于是，她在旁边哭，我在
一边吃排骨。我最喜欢吃肉，平时我试过，最多可以吃三块大排骨，第四块吃也是
可以吃的，就不舒服了。这天，你知道我吃了多少，七块，还吃了些酱鸭什么的，
回去了。后来到了这里，我妈妈第一次来看我时，她早一天到了这附近一个亲戚家，
在那里连夜烧了许多菜，然后到了这里。那天，我们就坐在这里，我妈妈又哭，我
没有哭，没有眼泪，可是一点也吃不下去，真的吃不下去。她说到这里，停顿了一
下，又说：我现在觉得许多事情没有意思，吃肉没有意思，穿衣服也没有意思。红
的绿的，一大堆衣服放在大橱里，都来不及穿，又有什么意思呢？没有意思。她说
完了，静默了下来，我们问她，去石狮赚来的钱，怎么花的呢？她说，糊里糊涂来
的钱，就糊里糊涂花掉了，有时我们出去玩，吃饭什么的，都是我付钱，不好意思
叫他们那些拿薪水的人付，他们挺可怜的。然后，她抬头问我们真是作家吗？我们
说是的。她说她如果写了东西，能寄给我们吗？她很喜欢写东西。我们说当然可以。
我们将她送回去后，对队长说，她很愿意写东西呢！队长很困惑，说没有想到，她
是很不引人注意的一个劳教。于是我们想到，当她一个人默不作声的时候，脑子里
却像开锅似的，想了许多事情，这些事情已被她想得很透彻，自己对自己重复过多
遍了吧！假如我们没有找她。她所想的这些就不为人知了，我想，我们本应当多找
一些不引人注意的平常的劳教谈谈，可是，时间已晚了。
　　太阳落下了，远处的丘陵好像用极细的墨笔描画似的，十分清晰，我们开始想
家。柏树在尘土弥漫的后窗外隐没，被夕阳映得通红，燃烧一般，又立即熄灭了。

　　最后一天到了。很多人来问我们对白茅岭的印象，因不忍使人失望，我们说了
又说，事后却想不起我们究竟说了些什么。
　　早上十点钟左右，去宣城的车开动了。那女孩穿了豆沙色的上衣和淡黄的短裙，
去宣城精神病研究所做鉴定了。我看见队长整理她的材料时，还准备了一副锃亮的
手铐，队长很熟练地检查着手铐的开关，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手铐发出嚓嚓的响
声。那女孩是背对着我走向汽车的，我看不清她的手有没有被铐上，望了那车一溜
烟地开上土路，卷起一尾尘土，心里沉甸甸的，不知该希望她是精神病好，还是不
是精神病好。各中队的院落里传来整齐的歌声，下午要举行歌咏比赛了。队长和劳
教都非常认真，这情景唤回了我们对集体和荣誉的记忆，好像时光倒流，我们已经
将这些淡忘了多久了？它曾经那样强烈地激动过我们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我们从歌
声中走过大院，来到黑板报前。
　　各中队都辟以专栏，有一些诗歌，一些感想式的散文。这一期的文章大都是谈
不久前，组织一部分表现突出的劳教去场部观看一个外地歌舞团演出的情景。其中
有一小则散文诗，写的是一盆花在一个雨天里被遗忘在窗台上凋谢的事，文字流畅
优美。同伴对我说：像你的风格，于是我们就非常渴望见一见这个作者。
　　人们说她在生病，刚从场部医院回来，队长派人去叫她，不一会儿，人就到了。
她使我们都大吃了一惊，她是那样粗壮威武的一个人，剪了一个男式的头发，我甚
至怀疑她也是一个“A角”，可是人们说不是。她说话的声音极低，暗哑，口气也很
硬，脸上倒是和颜悦色，很好奇地打量我们，我们问那篇散文是不是她的作品，她
说她只是从某本书上抄来的，这里的黑板报是允许抄的，我们先是扫兴，后又想：
抄也需要才能的，第一，她必须读书，第二，她选择抄哪一篇也须有思想，就好了
些，问她是不是很爱读书。她说是的，她养病，不能干别的，就看书，在她床头堆
了有许多书，《三国演义》，《水浒传》什么的。我们又问她得的是什么病，她说
是一种“副伤寒”，很严重，住院一个多月，现在出院了，依然不能劳动，不能吃
稍硬的食物，需要营养，可是她没有钱，家里不肯给她寄钱，她的哥哥是一家街道
厂的厂长，非常要强，有她这样的妹妹实在是丢了脸，也与她断绝了来往，她给他
写信却从来收不到回信，她母亲是听她哥哥的。提起她丈夫，她则咬牙切齿。她丈
夫是摆西瓜摊的，那一年夏天，她发现他有了一个相好，有一日，她遇见了这个女
人，就与她打将起来。一路厮打到西瓜摊前，她操起西瓜刀就要杀她丈夫，幸好被
人拦下。从此，她便也去找相好的，她想：你能找，我也能找，而且找的比他多，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后来，回到上海后，我们找到她的婆家，希望他们能说服儿子
寄给她一点钱。她的公公是一个老工人的模样，很善说话，与我们谈了很多，表示
不会不负责任。这是一个真正的工人家庭，三代在铁路上做事，儿子却辞职做了买
卖。房子是那种较早些年造的工房，面积不小，却很零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