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珍评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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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蔬、肉食、果品一一列入本草，详加研究。不少地方，发前人之所未发。
李时珍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历代药物学家对本草学的贡献，指出许多药物
的药性、形态、主治功用的认识，都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不断深入研究，
从片面到全面，逐步丰富起来的。《术·集解》指出：“昔人用术，不分赤
白，自宋以来，始言苍术苦辛气烈，白术苦甘气和，各自施用，亦颇有理。”
（校点本第二册，第734　页）这说明术虽是自古以来常用药，对其性味的认
识，也是不断深化的。白鲜皮，曾是治风痹的要药，后代只用它治疮科，说
明对同一药物性味主治的认识，不同时代各有偏重。李时珍在《白鲜·发明》
中写道：“白鲜皮，气寒善行，味苦性燥，足太阴、阳明经去湿药也。兼入
手太阴、阳明，为诸黄风痹要药，世医止施之疮科，浅矣。”（校点本第二
册，第803　页）同样，土伏苓可健脾胃，去风湿，古人却不曾认识。李时珍
将其增人本草并作了详细说明，指出：“土伏苓，气平味甘而淡，为阳明本
草。能健脾胃，去风湿。脾胃健则营卫从，风湿去则筋骨利，故诸证多愈，
此亦得古人未言之妙也。”（《土伏苓·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296　页）
此药陶弘景命之为禹余粮，陈藏器名之为草禹余粮，苏颂名之刺猪苓，都因
不明其主治，未正式列入本草。李时珍为之定名，详解其性味、主治，更收
集了六项方剂，列入“附方”，使人们明其体而达其用。他用自己的新贡献，
有力他说明了药物学的内容在不断发展。对古今常用方剂升麻葛根汤的疗
效，李时珍也用自己的临证经验，增加了新的解释。他说：“升麻葛根汤，
乃发散阳明风寒药也。时珍用治阳气郁遏及元气下陷诸病，时行赤眼，每有
殊效，神而明之，方可执泥乎？”（《当归·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797
页）
李时珍不只用发展的观点分析药物品种、性味、主治的古今变化，而且
对同一药物的主要产地也注视其古今不同。李时珍指出：“黄连，汉末李当
之本草，惟取蜀郡黄肥而坚者为善。唐时以澧州者为胜。今虽吴蜀皆有，惟
以雅州、眉州者为良，药物之兴废不同如此。”（《黄连·集解》校点本第
二册，第771　页）
正由于药物古今兴废多有不同，故本草著作历代多次重修。以往重修的
本草，以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最为李时珍所敬佩。他评论道：“藏器，
四明人。其所著述，博极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自本草以
来，一人而已。”陈藏器对本草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可是不少肤浅之上，
反诮其僻怪，对他的著作多有删削。李时珍批评说：”肤谫之士，不察其该
详，惟诮其僻怪；宋人亦多删削，岂知天地品物无穷，古今隐显亦异，用舍
有时，名称或变，岂可以一隅之见，而遽讥多闻哉。”（校点本第一册，第
5　页）这是李时珍对古今药物变化发展的基本看法，也是他坚持发展观点的
生动体现。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新增了数百种药物，对许多药物的性味、
主治，根据自己的新认识，作了详细阐述。由于他以正确的发展观作指导，
故所著《本草纲目》能超越前代，树立新的典范。
三、相反相成的矛盾分析法
祖国医学中包含着深刻的阴阳对立统一学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
最善于运用对立统一的法则观察分析问题。他用充分的事实阐明不同的药
物，正因其性质相反，在同一方剂中，可发挥相反相成的作用。人们正是利
用不同药物的对立性，促其“相反而立功”。李时珍更用丰富的临证经验和
医疗史实，阐述了在使用某些药物时，由于忽视对立统一法则，因其有一定
的疗效就长期使用，病愈仍不停止，久之发生偏胜现象，良药转化为毒药，
反致人于死命。他运用对立面相互转化的原理，分析了良转化为毒、利转化
为害、福转化为祸的种种事实。
对立统一法则，人们经常讲、经常用，哲学家们往往讲得比较抽象、干
枯。李时珍结合药物实践经验，运用得十分成功，讲得生动、具体。可以说
古代哲学中的对立统一法则，被李时珍讲活了，用活了。李时珍列举大量生
动事例，说明人们在形而上学思想支配下，为了长生、健康，或眼前的舒适、
愉快，长期服用某些药物，不知不觉走上了慢性自杀的道路。某些庸医由于
不明白矛盾转化的原理，不顾具体情况，妄用某种药物，一时受人欢迎，实
乃驱人于死亡之途。
中医处方治病的基本准则是逆病症用药，即治热以寒，治寒以热，是为
“正治”。在特殊情况下，当病状显示与病因不一致时，采用“反治”原则，
即热因热用、寒困寒用，其根本宗旨是“伏其所主”，针对矛盾的主要方面，
运用对立统一法则，采取医疗措施。“正治”的目的在于使热病因用了寒药
而去其热，寒病因用了热药而去其寒。“反治”的目的是顺从病人表现出来
的假象（即症状与疾病性质相反者）用药，表面上看来是“热”病用热药，
“寒”病用寒药，实质上仍是去热病之热，去寒病之寒，只是由于病状反常，
治疗方法随之反常罢了。治热以寒、治寒以热，是利用相反相成的原理，以
恢复人体生理机能的平衡状态。医疗中贯彻的这一基本准则，李时珍“约取
《素问》之粹言”，作了明确表述，写道：
气味有厚薄，性用有燥静，治体有多少，力化有深浅。正者正治，反者反治。用热远热，
用寒远寒，
用凉远凉，用温远温。治热以寒，温而行之；治寒以热，凉而行之；治温以清，冷而
行之；治清以温，热而行之。气之胜也，微者随之，甚者制之；气之复也，和者平之，暴
者弃之。高者仰之，下者举之；有余折者，不足补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
散之，留者行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
——校点本第一册，第50　页
李时珍根据《素问》以来中医治疗中的这些基本准则，针对各种病证，
详细阐述了处方用药，无非是按对立统一方法处理问题的过程。凡是符合相
反相成的准则者，则药到病除；违反此一原则，则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
关于仙茅，由于许真君书中说它“久服长生”，不少人妄意久服，反受
其害。原因何在？李时珍指出：“仙茅，盖亦性热，补三焦命门药也。”它
不是任何人服了都可得益，应作具体分析。“阳弱精寒，禀赋素怯者宜之。
若体壮相火炽盛者服之，反能助火。”
天门冬，与滋补方同用，对某些人很有益。脾胃虚寒之人服之反而致病。
李时珍在《天门冬·发明》中阐发这一道理：“天门冬，清金降火，溢水之
上源，故能下通肾气，入滋补方合群药用之有效。若脾胃寒虚人，单饵既久，
心病肠滑，反成瘤疾。”（校点本第二册，第1284　页）“合群药用之”，取
其相反相成，生滋补之效；“单饵久服”，则必然产生偏胜之害，因其违反
对立统一法则。
冬天，不少人喜欢吃狗肉，取其性温，可补脾胃。李时珍却警告说：“脾
胃属土，喜暖恶寒。犬性温暖，能治脾胃虚寒之疾。脾胃温和，而腰肾受荫
矣。若素常气壮多火之人，则宜忌之。”（《狗肉·发明》校点本第四册，
第2715　页）这同服仙茅的道理相似，气壮多火之人，再加性暖之物，超出常
人生理机能所能适应的限度，欲得利而反遭害。
黄檗，是一味补品，人所共知。《名医别录》说它“久服通神”；名医
张元素说它能“泻膀胱相火，补肾水不足，坚肾壮骨髓”。李时珍说它“得
知母，滋阴降火；得苍术，除湿清热，为治屡要药”。有些人违犯相反相成
的规律，妄用之补阴，结果反受其害。李时珍揭示其中道理说：知母佐黄檗，
可产生金水相生的奇效，为补阴要药。然而补阴太过，则“真阳暗损”，阴
阳失调，必生他病。这说明违反对立统一原则，必受自然法则的惩罚。对这
一原理，李时珍体会是何等深刻。（《檗木·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922
页）
茈胡，又名柴胡，本经列为上品，言其“久服轻身，明日益精”。医家
大明亦称可“补五劳七伤，除烦止惊，益气力，消痰止嗽，润心肺，添精髓”。
李时珍根据对立统一原理，详加分析，指出，此虽良药，并非人人可用。他
说：“劳有五劳，病在五脏。若劳在肝胆心，及包络有热，或少阴经寒热者，
则柴胡乃手足厥阴、少阳必用之药；劳在脾胃有热，或阳气下陷，则柴胡乃
清气退热必用之药。惟劳在肺肾者，不可用耳。”（《茈胡·发明》校点本
第二册，第787　页）李时珍坚持了一分为二的原则，对具体病证作具体分析，
总之要求药物与病证相当，阐明虽是良药亦非人人可妄意服用。与病相宜者
均是良药，不相宜者则都可为害。
关于梨的药用价值，古代颇有争论。梨名玉乳，又名蜜父。朱震亨曰：
“梨者，利也。其性下行利也。”有润肺凉心，消痰降火，利大小便的疗效。
可是陶弘景曾说，梨种殊多，并皆冷利，多食伤人，故俗人谓之快果，不入
药用。李时珍不同意陶说，认为他“只言其害，不著其功”。他引用《类编》
中故事，证明梨的神效。“一土之状若有疾，厌厌无聊，往谒杨吉老（1060
—1130）诊之。杨曰：君热症已极，气血销铄，此去三年，当以疽死。士人
不乐而去。闻茅山有道士医术通神，而不欲自鸣。乃医仆衣，诣山拜之，愿
执薪水之役。道士留置弟子中。久之以实白道士。道士诊之，笑曰：汝便下
山，但日日吃好梨一颗。如生梨已尽，则取干者泡汤，食渣饮汁，疾自当平。
士人如其戒，经一岁复见吉老。见其颜貌腴泽，脉息和平，惊曰：君必遇异
人，不然岂有痊理？士人备告吉老。吉老具衣冠望茅山设拜，自咎其学之未
至。”（《梨·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764　页）李时珍评论说：“梨之有
益，盖不为少，但不宜过食耳。”这一评论包含了两层道理：　（1）贯彻一
分为二的原则，分析梨的功用，否定了梨“不入药用”的片面观点：（2）梨
之医疗效果，在于用量适度，少食可以降火，古有明证。这样分析问题，深
得矛盾分析方法的精义。李时珍以大量生动事例，揭示物极必反的法则。指
出许多药物，因用之不节，超出病变发展的需要，产生偏胜之害，导致生理
机能的整体平衡性受到破坏，甚至发展为不治之疾。究其原出，是由于违反
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遭到客观自然法则的惩罚。
李时珍分析了《容斋随笔》中的一则故事。洪文安在金陵，秋暑减食，
遵医者汤某处方服舆石丸，果然饮食日进。于是加意服之。十个月后，
猛然发病，衄血斗余。从此经常吐血不止，以致精液皆竭，直至死亡。有人
认为，此乃医家的错误，当日就不应服用石丸。李时珍不赞同这种看法，
他说：“洪文安之病，未必是石毒发。盖亦因其健啖自恃，厚味房劳，
纵恣无忌，以致精竭而死。夫因减食而服石，食既进则病去，药当止矣，而
犹服之不已，恃药妄作，是果药之罪与？”（《石·发明》校点本第一
册，第604　页）这一分析是切中要害的。起初减食是由于人体内部生理机能
失调所造成；投以石丸，饮食日进，说明失调的机能国服药而恢复；这
时停止服石，就可保持内在机能新的平衡了。继续服用，发生偏胜；加以恣
意妄作。导致物极必反，精尽而死，确非医家的过错。
李时珍反复告诫人们，任何药物病愈即当停止，不可过剂。他以葶苈愈
胀为例指出：“肺中水气膹满急者，非此不能除。但水去则止，不可过剂尔。
既不久服，何至杀人？《淮南子》云：大戟去水，草茵愈胀。用之不节，乃
反成病，亦在用之有节。”（《葶苈·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067　页）朱
震亨说，“葶苈属火，性急，善逐水”：“且杀人甚捷”。李时珍所谓“既
不久服，何至杀人？”是针对朱氏观点而发。任何药物，如按性味、主治适
当施用，是不至杀人的；用之下当，物极必反，必至杀人，上品良药亦不例
外。
艾在《本经》列入上品，无毒，不杀人，可灸百病。李时珍的父亲曾写
《蕲艾传》一卷，称赞其功效云：“产于山阳，采以端午，治病灸疾，功非
小补”。若“久服不辍”，必至为害。故李时珍写道：“夫药以治病，中病
则止。若素有虚寒痼冷妇人湿郁滞漏之人，以艾和归、附诸药治其病，夫何
不可？而乃妄意求嗣，服艾不辍，助以辛热，药性久偏，致使火燥，是谁之
咎与？干艾何尤？”（《艾·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937　页）不识物极必
反的法则，”药性久偏”，终至良药酿灾，实乃咎由自取。
良药偏胜成灾，莫若泽泻。此药《本经》列入上品，气味甘、寒、无毒。
说它能”养五脏，益气力”，“久服，耳目聪明，不饥延年，轻身、面生光”。
后世对其特效曾有争论。陶弘景《名医别录》说，其叶及实，均具有强阴气
的作用，“久服令人无子”，即可破坏生育能力。名医大明说它可补女人血
海，服之“令人有子”，即可促进生育。李时珍认为，一说有子，一说无子，
两种说法，针锋相对，其实从矛盾法则看来，各有一定道理。他在《泽泻实·发
明》中说道：泽泻与补药同用，可逐除下焦温热邪垢，邪气逐出，阴强海净，
则有子；若久服泽泻，肾气大泄，血海反寒，则无子。不可“执一”而论。
《校点本第二册，第1351　页）所谓“执一”之人，是用形而上学观点看问题，
各执一偏，而不知矛盾转化的普遍法则。李时珍就此分析了古人用补药必兼
泻邪的对立统一原理说。“古人用补药必兼泻邪，邪去则补药得力。一辟一
阖，此乃玄妙。后世不知此理，专一于补，所以久服必至偏胜之害也。”（《泽
泻根·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350　页）
赤小豆，本可利小便，“消胀、治痢”。可是有的人吃了却“肌瘦身重”，
这是什么缘故呢？李时珍分析其中物极必反的道理说：“赤小豆，小而色赤，
心之谷也。其性下行，通乎小肠，能人阴分，治有形之病。故行津液，利小
便，消胀除肿止吐，而治下痢肠澼。久服，则降令太过，津血透泄，所
以令人肌瘦身重。”（《赤小豆·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510　页）
根据物极必反的矛盾转化思想，从消极方面着眼，警告医家和病者用药
宜控制剂量，不可太过，以免造成偏胜之害。从积极方面着眼，正确运用这
一原则，治疗疾病，乃神医妙术。李时珍引用了《后汉书》所载名医华伦运
用物极必反法则为人治病的一则生动故事。有一老妇人，患寒热注病多年，
华佗采用了非常特殊的治疗方法。冬月，令病者坐石槽中：侍平旦之时，用
冷水灌其身，规定灌100　次。才灌了70　次，患者全身冷颤欲死，灌者害怕发
生意外，要求停止，华佗不同意。灌到80　次。果然患者身上热气蒸出，上冒
二三尺高。灌满百次，用火温床。卧其上，厚被之，不久汗出，以粉扑之，
终于痊愈。此等医术，令人敬佩。李时珍还记述了《南史》中同样一个病例，
然后评论为何须在冬月平旦浇以冷水呢？
二人所病，皆伏火之证。《素问》所谓诸禁鼓慄，　皆属于火。治法，‘火郁则发之也’。
而二子于冬月平旦浇以冷水者，冬至后阳气在内也；平旦亦阳气方盛时也。折之以寒，使热气
郁遏至极，激发而汗解，乃物不极不反，是亦‘发之’之意。《素问》所谓逆者正治，　从者反
治，逆而从之，从而逆之，疏通道路，令气调和者也。
——《新汲水·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399—400　页
李时珍的这一分析，坚持了辩证思维方法。火郁必发，但物不极不反，冬月
平已浇以冷水，是利用阴阳矛盾双方发生激烈斗争，促使矛盾的主要方面发
生转化。若非国医妙手，是不敢坚持此种治疗方法的。说明坚持彻底的辩证
法思想的医家，无所畏惧，敢于创造条件，促成矛盾的转化，造福于人民。
医家之于疾病，或逆者正治，或从者反治，手段虽有不同，目的都是一个，
即“疏通道路，令气调和”。一旦阴阳调和，则暂时失去平衡的生理机能自
会恢复正常。
古代哲学中的矛盾学说，在《老子》、《庄子》中主要注重其消极方面，
即主静、不争、贵柔、守雌，害怕矛盾的转化；《易传》、《韩非子》则主
张阴阳相激，水火相射，冰炭不同器，矛盾不两立，注重矛盾的斗争和转化。
《内经》以来，古代医学家们主张调和阴阳，但并不害怕矛盾转化，遣方、
投药，无不立足于促进阴阳转化，达到阴阳调和的目的，这正是坚持了好的
思维传统。不难看出，李时珍是坚持并发扬这一思维传统的佼佼者。
四、质和量相统一的度量分析法
关于事物的质和量的辩证统一关系问题，在我国医药学中从来受到重
视。李时珍继承这一优良思想传统，在自己的药物实践中，灵活运用，做出
了独到的贡献。
李时珍强调，每一方剂中，君臣佐使的配伍，不只要认真考虑药物的品
种，尤其要注意其中不同品种的量的区别。同一处方，药物品种虽同，每味
药物的分量不同，其疗效就大有区别；而且强调，同一处方治同一病症，其
剂量应随季节的变化和患者身体的素质不同而增减。
服药是为了除病，病除药即止，不可久服过量。医家应充分考虑到药物
的分量与除病的需要之间的平衡关系。药物使用过量，反会造成人体生理机
能的平衡性的破坏。这同样存在质与量的关系问题，李时珍再三提醒人们要
严加注意。
治病当分轻重缓急，循序渐进。不同的方剂只能调节生理机能受到破坏
的某些部分，从生理机能的局部恢复正常到人体全面恢复正常，也存在一个
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的过程。不论主次，不分先后，见病投药，是不会有好
效果的。
总之，李时珍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医药中的质与量的辩证统一问
题。药物中的“量”的问题，不只表现为药物的斤两钱分的重量问题，可能
表现为药物炮制中的时间定量问题，也可能表现为方剂的更换次数问题，以
及病变的部位深浅和投药的次第问题。在中国医药学上对质量转化关系的分
析，是十分精细的。李时珍对此异常精通。《本草纲目》中保留的这一方面
的资料较多，附方中很大部分都涉及质与量的关系问题，值得深入发掘。
首先，方剂配伍重分量。
李时珍引证《千金要方》中的加减“三黄丸”作为典型，分析其中的药
物剂量的变化，说明组成同一处方的几种药物，在不同季节应当使用不同的
分量，才能达到治疗效果。
加减“三黄丸”，由黄芩、大黄、黄连三味药物组成，孙思邈指出它的
功效是：“疗男子五劳七伤，消渴不生肌肉；妇人带下，手足寒热：泻五脏
火。”这三味药的配方因季节变化而改变其剂量比例。大体说来，春三月，
黄芩四两，大黄三两，黄连四两。夏三月，黄芩六两，大黄一两，黄连三两。
秋三月，黄芩六两，大黄二两，黄连三两。冬三月，黄芩三两，大黄五两，
黄连二两。（《黄芩·附方》校点本第二册，第782　页）这一典型方剂的剂
量变化，说明了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三黄丸的质应由三种药物的不同配伍
来决定：第二，三黄丸的质量还要随治病的需要而定，要根据人体同自然环
境的统一来考虑，不同季节三黄的剂量也不同。这正表明“三黄丸”的名称
同一，药物品类相同，由于剂量有别，而质量不一。因此，衡量一副药的质
量，不只看它由哪些药物配伍而成，尤当着眼于其中每味药物分量所占的比
例。药物品种不一，性质随之有异；诸药分量比例不同，其质亦有区别。
关于中药的数，有时是以模糊数学的方式采用轻重、缓急、多少、洪微
等词汇加以描述。例如“巴豆”这种药物，固然可以用七颗、八颗、一两、
二两来显示它的数量，当其用雌雄之别、生熟之别来标示其药效时，其中也
含有量的区别。《本草纲目》论述巴豆的功效说：“巴豆气热味辛，生猛熟
缓。能吐能下，能止能行，可升可降药也。”又说：“（巴豆）紧小者是雌，
有棱及两头尖者是雄。雄者峻利，雌者稍缓也。用之得宜，皆有功力；用之
失宜，参术亦能为害，况巴豆乎？”（校点本第三册，第2052　页）李时珍在
分析了巴豆生猛、熟缓、雄峻雌缓之后，提出峻用与微用的关系。生熟、雌
雄之别，是用量的区分来说明药性的质的差异。峻用、微用，则是用量的差
异来说明药与病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病证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