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珍评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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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总论》中阐明奇经的重要性时指出：“医而知乎
八脉，则十二经、十五络之大旨得矣。”反之，“医不知此，罔探病机”。
奇经八脉同十二经脉的诊断方法大不相同，《濒湖脉学》中有所概述：
奇经八脉，其诊又别。直上直下，浮则为督，牢
则为冲，紧则任脉。寸左右弹，阳跷可决。尺左右
弹，阴跷可别。关左右弹，带脉当诀。尺外斜上，
至寸阴维。尺内斜上，至寸阳维。
关于奇经八脉所主的病证，《濒湖脉学》根据临证经验，一一作了论述：
督脉为病，脊强癫痫。任脉为病，七疝瘕坚。冲
脉为病，逆气里急。带主带下，脐痛精失。阳维寒热，
目眩僵仆。阴维心痛，胸胁刺筑。阳跷为病，阳缓阴
急。癫痫瘈疭，寒热恍惚。八脉脉症，各有所属。
这一论述是对《内》、《难》以来关于奇经的诸家论述的创造性总结，
其中包含着李时珍的临证实践经验。《奇经八脉考》大约成书于16　世纪60
年代。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　年）。李时珍的友人吴哲为此书题词说：“奇
经八脉，闻之旧矣，而不解其奥。今读濒湖李君八脉考，原委精详，经络贯
彻，顿觉蒙开塞决，胸次豁然。”《奇经八脉考》的撰写，是李时珍对祖国
医学发展又一创造性贡献。
二、《濒湖医案》与东壁医话
《本草纲目》在分析药物特性、功效时，保留了李时珍的部分医案，还
留下许多他分析研究过的历代医家的医话，为后人研究临证医疗经验，提供
了宝贵资料。
李时珍一生记录临证实践经验而留下的成功医案本来很多，曾经编撰为
《濒湖医案》一书，可惜已失传。《本草纲目》中保留下来的医案，只有十
多条。每条医案都是理、法、方、药的具体运用，十分可贵，从中可窥探李
时珍医学思想的一斑。
《升麻·发明》记载一则医案说：一患者喜饮酒，寒冷时节哭母受凉，
病寒中。每餐不离姜蒜，否则不能下咽。发病时，从腰至胸口胀痛，大小便
频数。或吞酸，或吐水，或作泻，或阳萎，或厥逆。服用温脾、胜湿、滋补、
消导诸药，都时愈时发。李时珍根据古方，加以变化，终于治愈此病，留下
医案说：此乃饥饱劳逸，内伤元气，清阳陷遏，不能升发所致。”他的处方
是：“用升麻葛根汤合君子汤，加柴胡、苍木、黄芪煎服。服后仍饮酒一二
杯助之。”照此医案施治的结果，成效显著。“其药人腹，则觉清气上行，
胸隔快爽，手足和缓，头目精明，神采迅发，诸症如扫。每发，一服即止，
神验无比。若减升麻、葛根，或不饮酒，则效更迟。”这一医案记载十分完
备，病情、病因、治则、药物、功效，都很明确，后人便于参考。不止如此，
李时珍进一步从医理病理上加以分析，指出：“大抵人年50　以后，其气消者
多，长者少；降者多，升者少；秋冬之令多，而春夏之令少。若禀受弱而有
前诸证者，并宜此药活法治之。”（校点本第二册，第797　页）从个别病例，
总结出一般原则，便于将局部经验，加以推广。
《延胡索·发明》中，记载了李时珍的另一医案：“荆穆王妃胡氏，因
食养麦着恕，遂病胃脘当心痛，不可忍。医用吐下、行气、化滞诸药，皆人
口即吐，不能奏功。大便三日不通。”李时珍针对这一病证，反复思考，终
于以单方治愈。他说：“因思《雷公炮炙论》云：‘心痛欲死，速觅延胡。’
乃以玄胡索末三钱，温酒调下，即纳入，少顷，大便行而痛遂止。”此单方
何以有此神效？他分析道：“玄胡索，味苦微辛，气温，入手足太阴、厥阴
四经，能行血中气滞、气中血滞，故专治一身上下诸痛。”他还根据这一临
证经验，治愈另一垂危患者：“华老年50　余，病下痢，腹痛垂死，已备棺木。
予用此药三钱，米饮服之，痛即减十之五，调理而安。”正如他所说的：“药
之中的，妙不可言。”（校点本第二册，第804　页）
在《牵牛子·发明》中，保存有李时珍用牵牛治病的两件医案。其一说：
“一宗室夫人，年近60。平生苦肠结病，旬日一行，甚于生产。服养血润燥
药则泥隔不快，服消黄通利药则若罔知，如此30　余年矣。时珍诊其人体肥膏
粱而多忧郁，日吐酸痰碗许乃宽，又多火病。此乃三焦之气壅滞，有升无降，
津液皆化为痰饮，不能下润肠腑，非血燥比也。润剂留滞，消血徒入血分，
不能通气，俱为痰阻，故无效也。乃用牵牛未皂荚膏九与服，即便通利。自
是但觉肠结，一服就顺，亦不妨食，且复清爽。”李时珍用一服“牵牛未皂
荚丸”治愈老妇30　年锢疾，关键在于他抓住病根，判明患者乃三焦之气壅滞。
然后对症投药，一服而愈。以往医家或用润燥药，或用消黄通利药，其所以
不见效，都因其“不能通气”。所以他得出科学结论：“盖牵牛能走气分，
通三焦。”牵牛末皂荚丸，是用牵牛子四两，半生半炒，不蛀皂荚酥炙二两
为末，生姜自然汁煮糊为丸，服时用荆芥汤下。故能“气顺则痰逐饮消，上
下通快。”其二，李时珍用牵牛子治愈了外甥的精隧不通之症：“外甥柳乔，
素多酒色。病下极胀痛，二便不通，不能坐卧，立哭呻吟者七昼夜。医用通
利药不效。遣人叩予。予思此乃湿热之邪在精道，壅胀隧路，病在二阴之间，
故前阻小便，后阻大便，病不在大肠、膀胱也。乃用楝实、茴香、穿山甲诸
药，入牵牛加倍，水煎服。一服而减，三服而平。”（校点本第二册，第1257
页）这一医案表明，有的医生只根据二便不通，以为病在大肠、膀胱，欲用
通利药治之，不能奏效。李时珍断定这是由于湿热之邪在精道、壅胀隧路，
病根在二阴之间，导致二便不通，用牵牛子能奏效，是因为“牵牛能达右肾
命门。走精隧。人所不知，惟东垣李明之知之”。此二医案，不只将牵牛的功
效阐述清楚，尤其教导医家治病，要善于深入思考，抓住病证的关键。
李时珍留下的十多个医案，大都原原本本、生动具体他说明疾痛的起因、
症状。医家曾经采取过的医疗措施，自己辨证论治的原则，施用的方剂。有
理论，有实效，以理服人，予人以深刻启示。
卡时珍过留下大量医话。他本人未能将其医话编辑成书，仅散见于《纲
目》各卷。若将其集中起来，编成《东壁医话》是十分可观的。医话是医家
认真记录下来的心得，或阅读医书的体会，或临证悟得妙理，或对前人医案
的评论、发挥，都以不同方式反映人们的医学思想。李时珍留下的大量医话，
对于后人临证诊治具有很大参考价值。下面我们引用几段，以飨读者。
关于补骨脂补肾的功效。补骨脂，又名破故纸，属草本药物。气味辛，
大温，无毒。主治五劳七伤，骨髓伤败，止小便，明耳目等。李时珍说它可
“治肾泄，通命门，暖丹田，敛精神。”在《补骨脂·发明》中，记载他的
一节医话说：“许叔微《本事方》云：‘孙真人言补肾不若补脾’，予曰补
脾不若补肾。”李时珍解释补肾与补脾的关系：“肾气虚弱，则阳气衰劣，
不能熏蒸脾胃。脾胃气寒，令人胸隔痞塞，不进饮食，迟于运化，或腹胁虚
胀，或呕吐痰涎，或肠鸣泄泻。譬如鼎釜中之物，无火力，虽终日，不熟，
何能消化？”运用鼎釜与火力的关系，比喻脾胃与肾气的关系，阐明补脾不
若补肾的道理。道理已讲明，意犹未尽，接着具体地分析了补骨脂补肾的施
治过程中应注意的方法。“济生二神丸，治脾胃虚寒泄泻，用破故纸补肾，
肉豆蔻补脾。二药虽兼补，但无斡旋。往往常加木香以顺其气，使之斡旋，
空虚仓廪。仓廪空虚，则受物矣。屡用见效，不可不知。”（校点本第二册，
第878　页）这一节医话，实际上阐发了补脾不如补肾的医学理论。理论结合
实践，分析透彻，论述具体，富有实用价值。“附方”中列了二神丸的服用
方法，“脾肾虚泻”服二神丸。“用破故纸炒半斤，肉豆寇生用四两，为末，
肥枣肉研膏，和丸梧子大，每空心米饮服五、七十丸”，“加木香二两，名
三神丸。”（校点本第二册，第880　页）
关于仙茅久服长生的问题。仙茅久服是否能长生，李时珍查阅了有关著
述，《仙茅·发明》中写下独到心得。首先，服仙茅长生之说，见于许叔微
的医书，“按：许真君书云：‘仙茅久服长生’。其味甘能养肉，辛能养节，
苦能养气，咸能养骨，滑能养肤，酸能养筋，宜和苦酒服之，必效也。”其
次，查阅苏颂的著作，说：“本西域道人所传。开元元年婆罗门僧进此药，
明皇服之有效，当时禁方不传。天宝之乱，方书流散，上都僧不空三藏始得
此方，传与司徒李勉、尚书路词恭、供给事齐杭、仆射张建封，服之皆得力。”
还查阅了沈括《梦溪笔谈》的记载：“夏文庄公禀赋异于人，但睡则冷如逝
者：既觉，须令人温之，良久乃能动，常服仙茅、钟乳、硫黄，莫知纪极。”
根据以上三人的论述，李时珍发表自己的观点：“观此则仙茅盖亦性热，补
三焦命门之药也。惟阳弱精寒，禀赋素怯者宜之。若体壮相火炽盛者服之，
反能动火。弘治间，东海张弼《梅岭仙茅诗》有‘使君昨日才持去，今日人
来乞墓铭’之句。皆不知服食之理，惟借药纵恣以速其生者、于仙茅何尤？”
（校点本第二册，第753—754　页）这里指出：仙茅丸具有壮筋骨、益精神、
明目等功效，阳弱精寒之人服之相宜；体壮相火炽盛者服之，适得其反。对
仙茅丸的功效作了科学分析。
豆蔻同知母并用，能产生奇特疗效。李时珍关于豆蔻的医话极富哲理。
《豆蔻·发明》写道：
豆蔻治病，取其辛热浮散，能入太阴、阳明，除寒
燥湿，开郁化食之力而已。南地卑下，山岚烟瘴，饮啖
酸咸，脾胃常多寒湿郁滞之病。故饮食必用，与之相
宜。然过多亦能助脾热伤肺损目。或云：与知母同用，
治瘴疟寒热，取其一阴一阳无偏胜之害。盖草果治太
阴独胜之寒，知母治阳明独胜之火也。
此篇医话，包含三层深刻医理：南方之人易感山岚烟瘴，常患脾胃寒湿郁滞
之疾，用豆寇除寒燥湿是很对证的，此其　用时当适度，若用之过多，则助
脾热伤肺损目，走到事物的反面，造成危害，此其二；若知母与豆寇同用，
则能产生奇效，治瘴疟寒热，因豆蔻辛热，可驱寒，属阳性，知母苦寒利遂
热，属阴性，一阴一阳，相反相成，无偏胜之害，此其三。
菊能除风热、益肝补阴。李时珍关于菊的医话，蕴涵着朴素辩证法思想。
《菊·发明》写道：
菊，春生夏茂，秋花冬实。备受四气，饱经风
霜。叶枯不落，花槁不零。味兼甘苦，性禀平和。
昔人谓其能除风热，益肝补阴，盖不知其得金水之
精英尤多，能益金水二脏也。补水所以治火，益金
所以平木。本平则风息，火降则热除，用治诸风头
目，其旨深微。
此医话根据中医学五行生克原理，阐述了菊的双重特性。一方面，它能补肾
水，故可伏心火；另一方面，又能益肺金，故能平肝木。二重特性又根源于
菊“得金水之精英尤多”，“味兼甘苦、性禀平和”，故能疏风、清热、明
目、解毒。医话告诉后来医家，辩证施药时，不只当知其然，尤须知其所以
然，以理论指导实践，才能顺理成章，药到病除。
《本草纲目》中类似上述的医话有百余条之多，都是李时珍博学深思，
认真分析前人临证经验，并总结自己的临证经验取得的成果。这是他遗留给
后世的一笔珍贵的医学遗产，值得认真研究。①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李时珍医话中阐述了关于脾土为本的医学理论。
脏肺之中，脾胃的功能在于受纳营养物质，经过运化，输布于全身。脾
胃健旺，则元气自然充足，邪气难于侵犯。根据这一原理，金代医学家李东
垣（118O—1251）创立调理脾胃，培补元气，扶正祛邪的“补土”学说，自
成学派。李东垣的老师张元素（洁古，　1151—1234），是这一学派的先驱。
《本草纲目》中，李时珍多次称赞洁古和东垣，对他们创立的补土派医学思
想作了重要发挥。李时珍推崇张洁古的医学理论说：“深阐轩歧秘奥，参悟
天人幽微。言古方新病不相能。自成家法，大扬医理，《灵》、《素》
之下，一人而已。”（《序例·历代诸家本草》，校点本第一册，第9　页）
他称赞李东垣说：“受业于洁古老人，尽得其学，益加阐发，人称神医。”
（同上）对以脏腑病机辨证为中心的补土派医学理论的创立者，李时珍推崇
备至。他说：“《素问》云：“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千
古之下，窥其奥而阐其微，张洁古、李东垣二人而已。”（《升麻·发明》，
校点本第二册，第797　页）李东垣阐述补土学说的基本观点说：“土为万物
之母。”“人以胃气为本。”“脾胃之气既伤，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由
生。”把脾胃气充足与否，同人体的健康和疾病紧密地联系起来，作为临证
施治的指导思想。
李时珍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对李东垣创立的脾胃为元气之本的学说，
作了新的发展。首先，他肯定脾胃的功能。同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血液
的营造有密切关系，写道：“人之水谷入于胃，受中焦湿热熏蒸，游溢精气，
日化为红，散布脏腑经络，是为营血，此造化自然之微妙也。”（《红曲·发
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547　页）其次，他用五行生克原理，强调培土健脾
对其他脏腑机能的调整的重要性。他说：“土者万物之母。母得其养，则火
水既济，木金交合，而诸邪自去，百病不生矣。”（《黄精·发明》，校点
本第二册，第720　页）
李时珍在一节医话中，用补土原理创造性地解释了木瓜治转筋的道理。
按常理，肝主筋，转筋似乎由肝病引起，木瓜能治转筋，岂不是对肝有益？
李时珍认为不然，指出转筋是脾胃病不是肝病，它由寒湿之邪伤害脾胃造成。
木瓜之所以能治转筋，在于它有“理脾而伐肝”的效用。他说：“木瓜治转
筋，非益筋也，理脾而伐肝也。土病则金衰而木盛，故用酸温以收脾肺之耗
散，而借其走筋以平肝邪，乃土中泻木以助金也。木平则土得令而金受荫矣。”
（《木瓜·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769　页）李时珍还运用培土原理医治
好一些疑难病例，留下了主贵的医案。他发展补士派学说既有理论又有临证
经验，坚持了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李时珍的医话中还有关于脑主思维的刨论。
祖国传统医学有许多特殊术语、特殊概念。李时珍对一些医学的基本概
念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历代医学文献的研究有所发展。由于他的专门
医学著作有的己失传，难窥全貌。《本草纲目》留下的医话中保存了一些基
本观点。例如关于脑为元神之府的学说，很值得重视，他肯定脑是人的思维
器官。400　年前李时珍提出这一重要观点，难能可贵。
自先秦以来，中国学术界一直认为”心”是人的思维器官。《素问·灵
兰秘典论》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灵枢·邪客》说：“心
者，五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代表了医学界的看法。盂子从哲
学家立场明确论定“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篇》）直到明代中叶，
著名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8）仍然坚持这种观点。李时珍第一次提出脑
是人的思维器官的观点。他在《辛夷·发明》中明确论定：“脑为元神之府”。
（校点本第三册，第1936　页）中医学称脑为奇恒之府，由髓汇集而成。《灵
枢·海论》说：“脑为髓之海”。《素问·五脏生成论》说：“诸髓者，皆
属于脑。”都没有强调它与精神活动的关系；《灵枢·大惑论》只强调视觉
器官与脑有直接关系。李时珍称脑为“元神之府”，明确论定脑是精神活动
的总枢纽。后来清代著名医学家相继发展李时珍的思想。汪昂《本草备要》
（1694）肯定“人之记性皆在脑中”。（《本草备要》卷三辛夷条）王清任
在《医林改错》　（1830）中，专门写了《脑髓说》，详细论证了视觉、听
觉、嗅觉与脑的关系，并用羊痫风患者是“活人死脑袋”的事实，证明“灵
机记性在脑”的科学论断。王清任特别引用了李时珍“脑为元神之府”的观
点，作为自己的论据。他们都把“元神”看作高级中枢神经机能。“脑为元
神之府”，即肯定脑是高级中枢神经活动的司令部。在中国学术史上，推翻
了几千来“心之官则思”的传统观念。
《本草纲目》中保存的李时珍的医案、医话，是他多年研究医药学的心
血的结晶，无一不是医学理论与临证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是医圣李时珍留
给人民的一笔珍贵的医学文化遗产，可传之永久，受用无穷。
三、《命门考》与《三焦客难》
李时珍对医学理论的另一贡献，是创立肾间命门说，写了《命门考》、
《三焦客难》，可惜二书均已失传，《本草纲目》中保存了关于这一学说的
部分观点。
命门，是中医学的特殊观念，被认为是主宰人体生理功能的一种实体，
对维持生命具有极端重要作用。李时珍称它为“生命之原”。这种实体的形
质如何？居于人体哪一部位？言人人殊。历代医家认为，命门同肾是相同实
体，人有二肾。左谓之肾，右谓之命门。首创此说者为《难经》。《难经》
指出：“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
胞。”表明它十分重要。同时提出“左肾右命门”的说法：谓“两肾者，非
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对于这一说法，隋代杨上善注释《内
经》时加以重申，在宋以前，一直视为定论。宋元时期，医家亦沿用此说，
《太平圣惠方》写道：“夫肾脏者，足少阴之经，左侧为肾，右为命门。”
在医学史上，第一个推翻这一传统观点而创立新说的就是李时珍。他对命门
作出新的解释，认为命门并不是右肾。首创“肾间命门说”，认为命门实是
两肾之间的另一实体。其位置在人体脊椎自下向上数的第七节之旁。他说，
命门“其体非脂、非肉，白膜裹之。在七节之旁，两肾之间。”对命门的形
质和部位，第一次作出新的判断。
李时珍申述命门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命门系于脊，“下通二肾，上通
心肺，贯属于脑。为生命之原，相火之主，精气之府，人物皆有之，生人生
物，皆由此出。”（《胡桃·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804　页）
李时珍关于命门的考订，从以上文献可以归纳为四个基本观点：第一，
命门非即右肾，而是另一实体，这种实体非脂非肉，白膜裹之。第二，命门
的位置，在七节之旁，二肾之间。第三，命门同其他脏腑的关系，二系著脊，
下通二肾，上通心肺，贯属于脑，是三焦的本原。第四，命门的功能。为生
命之原，精气之府。从此命门学说更为医家所重视。
命门和三焦具有体用关系，更是李时珍的创造性见解。基本观点可从《本
草纲目》窥见。
命门同三焦的关系，历代医家少有专门论述，更未强调认识这种关系对
发展中医的重要性。李时珍在弄清命门的功能和它与其他脏腑的关系后，专
门写了《三焦客难》一书。从书名不难想象他采取《内经》中黄帝和歧伯等
对话的方式，自设宾主，系统地论述了自己关于三焦的全部观点。《本草纲
目·序例》中《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一文，反映了李时珍对命门、三焦的
基本论断，“命门，为相火之原，天地之始，藏精生血；降则为漏，升则为
铅，主三焦元气。”“三焦，为相火之用，分布命门元气，主升降出入，游
行天地之间，总领五脏六腑、营卫经络、内外上下左右之气，号中清之府。
上主纳，中主化，下主出。”这两段论述把命门、三焦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
重要地位及其作用，以及三焦同命门的相互关系讲得十分清楚。《胡桃·发
明》中，李时珍对命门与三焦的关系更有概括性论述：“三焦者，元气之别
使；命门者，三焦之本原，盖一原一委也。命门指所居之府而名，为藏精系
胞之物；三焦指分治之部而名，为出纳腐熟之司。盖一以体名，一以用名。”
命门借助于三焦，“下通二肾，上通心肺，贯属于脑。”《奇经八脉考》中，
李时珍还论定：命门“与冲、任、督三脉相通”。这些论点基本上奠定了独
立发展的命门三焦体用学说的理论基础。
李时珍关于命门学说的新见解和命门三焦体用关系的理论，广为后世医
家所接受，影响深远。医家赵献可（15501625）写《医贯》（1617）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