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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凰涅天下-第2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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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学术交流的氛围下，很多没有明确学派、或是兼修几家之学的夫子们渐渐形成了一种杂合学派，有些是从争辩中获得启发，有些是从新学科的授学中获得明悟，有些是萌生出对事对物对宇宙的新思考……所谓物以类分，人以群聚，这些杂合学派的夫子和学子便形成了一个群体，拥有了类似的观点和新的思想。
一个学派萌生了。
这个学派最先表现出来的核心是格物致知——穷究天地万事万物之理，自然之理当然也在万物万理之中。书院的算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工械等格物学科都在格物致知的范畴内，这些学科的夫子和学子大多成了新学派的倡导人物——易学大家邵伯温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这个学派被称为“理学”。
卫希颜书了“理学”的题幅给邵伯温，很恶搞的抢了程朱理学之名。不过，“理学”之名其实是后世对宋代儒学的统称，狭义是指程朱理学，而在时下大宋，却的确是个新学派名。
名可秀认为“理学”这个名起得好。——道即万事万物之理。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究万物之理，而达大道之本。具现在“理”上，上为天人之理，中为道德性命之理，下为格物之理。
名可秀解释道：“天人之理是‘究天人之际’。孟子认为‘天人合一’，即天与人、天道与人道紧密相关，以‘我’去释‘道’——‘尽心，知性，知天’……”
卫希颜心道，这就是以主观去解释客观嘛。
“董仲舒是孟子‘天人合一’学说的发扬者，他以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的关系，得出五行‘贵阳而贱阴’，并认为这是天道的体现，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之论用于人道，从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人伦之说。”
卫希颜噫了一声，想起她在朱雀书院开学致辞上由名可秀指点过的那篇发言稿，不由嘿然一笑，“如此说来，要想动摇阳尊阴卑之伦俗，还得从天人之道上去寻理？”
“不错，” 名可秀也笑了一笑，说，“任何一种学说要想广流于世，都必得有根基，而天道便是最大的根基。——不攻此处，则世俗难移。”
接着，她又道：“汉儒之前，并非所有的儒者都认为‘天人合一’，另一种相反的观点是‘天人相兮’。荀子便是代表人物，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即是表明天和人互不干扰，各行其是。”
她沉吟着道：“若要攻击董仲舒的学说，一则以阴阳平衡的天道驳‘贵阳而贱阴’；二则以天人相离之学说，力证人即人，天即天，男女尊卑非是天道——这更难。”
卫希颜微微点头，与名可秀一起久了，她对这些古代圣贤的学说也泰半有了解。这些圣贤人物在后世是被称为哲学家的存在，而这些古代先哲们谈天说地时，总不离人，总不离伦理，是以用“天道”来说“人道”，又以“人”来为“天地立心”。——要想将天道和人道分割，难之又难。
其他且毋论，从哲学范畴来看——卫希颜不是哲学家，对哲学也毫无兴趣，但大体知道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之类的词义，以她这点哲学常识来认知，中国古代先哲们论证“天人之理”都不是单纯探究自然之道，而是强调天道和人道的关系，强调自然对人事的意义，这与古希腊的哲学就很不同。
古希腊哲学家研究自然只是为了说明物质的构造和自然的本原，很少把对自然的解释和人事纠结在一起，可说是为知识而知识。当然，他们也研究人，但对自然的探讨并不是以人为中心。
现今凤凰书院的译书馆已经翻译出大食文译写的一些泰西哲学著作，从中就能看出与中国先哲们的相异之处。
在宋儒眼中，泰西人是为了格物而格物，此为下道也。
名可秀并不忽视泰西物学，但她也对卫希颜道：“究天人之理是大道之上，而格物之理是大道之下。泰西之学致力于格物，华夏之学致力于致知——人之道德。前者作用于事，而后者作用于心。这就好比你说的技术与思想之关系，技术不进，则国弱民贫，但思想不进，则人无道德信仰，必陷物欲迷茫之困。”
卫希颜不由点头。
名可秀继续道：“所以‘理学’之二，必得研索道德性命之理。——国朝儒者善谈道德性命，此由王荆公而起。”
王安石为什么谈道德性命？——为矫世变俗。
王安石提出：“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
并阐释说：“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诗》、《书》能循而达之，非能夺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无也。经虽亡，出于人心者犹在。”
把道德纳入人心，认为人人皆有这个道德，而人人都必须遵循这个道德。《诗》、《书》只能循而达，不能夺其道德。所以经虽亡，而道德仍存于人心。由此推及，人们应该尊重道德高尚的人，即使天子也应如此——“若夫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而以道德性命教化天下，则“得所以教，则虽嚣凶之民，触法而不悔者，亦将有善其心之用也”。
又说“命”，不独是个人的贵贱死生，当含“万物之兴废”，个人之命系于国家，是以国兴则命兴，国衰则命弱。——其“命”之说，成为王安石变法图强的理论依据：国不富，兵不强，民何安之？
所以王安石的变法以国家敛财为主，即使掠夺民利也在所不惜，盖因人之“命”系于国，为了国之富，暂时可夺取黎庶之利。
而司马光则反对王安石这一论说，提倡“国富民安”，国要富，但不能乱民生，而“人命大于天”，不可因国富而损黎庶之利。
新旧两党围绕变法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儒学中的经世功利派与道德治国派从学术分歧到政治分歧的斗争。
而之后兴起的二程洛学，因未能进入朝政核心，其道德性命学说便绕过政治，专究性理致知。
二程正式提出了“天理”概念，并将天理赋予新的内涵，称天理即是“三纲五常”。这又比董仲舒的学说更进了一步，名可秀嗤道“非为天理，而是荼毒之理。”
当年董仲舒提出“天道贵阳而贱阴”，以“君、父、夫”为天之阳面，“臣、子、妻”为天之阴面，以此确立君权、父权、夫权；并又引申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是处置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准则。——从而为“三纲”、“五常”赋予了天道外衣。
然董仲舒的学说毕竟是间接地以阴阳来论证三纲和五常，而二程的“天理”学说则是直接将“天理”等同于“三纲五常”，“三纲五常”即“天理”。
如果说，攻击董仲舒的学说可以质疑其阴阳学说，但按二程的天理学说，质疑三纲五常即是质疑天理。——谁敢质疑天理？
“此等‘天理’若行之大道，则纲常不可撼动矣！”名可秀眉锋冷凝，说道，“二程学说多有可取处，唯‘天理者，纲常也’绝不可取！”这也是名可秀在朝堂和官方学术上“扬王抑程”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只是遏抑还不能动摇纲常之说，毕竟程氏之论有董仲舒之根基。——若是一个学说无法推翻，就只能湮灭，用新的阐释淹没它。”
名可秀眼眸深深的一笑，“所以，要有一个学派，建立新的学说。学派攻学派，方是正理。只要有争辩，就会有质疑。即使湮灭不了，搅浑水亦是好的。”
卫希颜笑着点头，“是极，是极。只有搅乱了固有的，才能将新的打进去，再慢慢扶植起来。”
名可秀扬眉一笑，接着道：“说了‘天人之理’，‘道德性命之理’，其三，就是‘理学’‘格物致知之理’了。这个‘格物致知’与程学视为核心的‘格物致知’不一样，这个‘知’，不是道德，是认知，是原理，具现为技，则用之于物，而惠于世。”
卫希颜点头，如果说理学的“天人之理”和“道理性命之理”是哲学和道德范畴，那么理学的“格物致知”就是指自然科学。
“泰西学的论证方式与墨家墨辩一派、先秦名家的‘正名实’之法类似，而儒学则讲究‘以心尽性’，二者各有所长。不过，墨辩和名家的正名实之法于格物致知有其独到处，衰落实是可惜……”
名可秀说着，眸光扫过书案上的《墨辩》、《名辩集》二书，继续说道：“如今理学既立，墨学、名学之长亦应取之。——自宋以来，大儒者莫不以老子、佛家之说印证儒理，既如此，墨、名等诸学之长未必不能取之。”
名可秀说的墨辩是墨学的一支，而名家则是先秦时期以辩论名实问题为核心的一个辩论派。
墨学在先秦时代和儒学同称显学，当时有“不入于儒，即入于墨”之说，在墨子逝后，墨学分化为两支，一支是墨家中的武者，成为游侠，称为“墨侠”；另一支被称为“墨家后学”，又分为“墨辩”和“墨实”——墨辩注重认识论、逻辑学，著书立说，与人辩论；而墨实则注重实践，在几何、光学、力学等方面都有研究。
凤凰书院的物理科和工械科的课本便编自于墨实的《墨经》；而格物中运用的学习和思维方式则来自于墨辩的认识学、逻辑学。
名家的学说注重辩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逻辑学。“名”即概念，“实”即事。盖因战国时期动荡，很多礼法名存实亡，名家由此崛起，提倡“正名实”，强调事物应“名乎其实”，藉以令天下一切事物合乎名家所说的道理。因其辩证推理性极强，能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人辩不能及，被贯之为“诡辩”——而今的讼师便是奉名家鼻祖邓析为祖师，当知名家辞辩之强，别家不及。
在名可秀看来，墨家和名家思辩方式对“理学”这个新学派很有用处。
学派之间的斗争，免不了辩议，包括文辩和舌辩，而引鉴墨辩和名辩之法则可令论说更为严密。
对于格物之学而言，其逻辑法更是大有妙处。即使格物学科的夫子和学子们还没有意识到逻辑学的重要性，但在平时的思考、写文、说话论辩过程中，他们将会有意识地使用概念、作出判断陈述、进行推理论证——这就是逻辑学。
如此，“理学”的“三理”便囊括全了。
上理为哲学，中理为道德，下理为科学。卫希颜心想，这种定义更全面，也更适合大宋这个时代，这里的学术土壤是以道德为核心，不谈道德便不足以立学。若“理学”单指科学，则失去了华夏思想最精粹的部分，更无法与其他学派抗衡。须知，早前格物学科的建立还是依托在“格物致知”的名头上，而这个“知”不是指知识，是指道德、天理。
卫希颜想着便不由笑出来，说她这只懂一招半式的野路子果然不如正统出身的。
名可秀扑哧一笑，说：“你经学只通一招半式，格物学还是有两招的，若将火炮学拿出来，勉勉强强也算半个理学家了。”
卫希颜哈哈大笑，“这理学家的帽子太重，我可戴不起。你是理学大宗，我给提扫帚就是了。”
名可秀奇道：“我要你提扫帚做甚？”
卫希颜脸一板，做出副杀气腾腾之态，“将反对你的统统扫走。”
名可秀咯咯直笑，然后说：“扫帚莫若春泥，化作春泥更护花。”
“得，我成泥巴了。”卫希颜唉声道，“比扫帚更不如了。”
两人脉脉相视片刻，均扑声笑出。
名可秀那句一语双关的戏谑卫希颜懂，理学才刚刚萌生，恰如幼嫩的花骨朵，还无法与王学、程学相抗衡，需要成长的时间。
不提二人之间的笑谑，自“理学”正式定名后，便引起了大宋儒林的注目。
但正如名可秀所言，理学目前还没有出现能与王安石、二程、张载、司马光这些宗师级大儒并肩的人物，若易学大宗师邵雍健在自是另一番天地，而邵伯温虽然是当世大儒，但比起其父邵雍还是差了一截，尚不足为其他学派正视。
是以理学虽有了些名头，但在四大学派——王学、程学、温学、关学——的眼中，属于“名大于实”，不足以引起论战。而理学派的夫子们也颇谨慎，主要论述集中在凤凰书院划分的“格物学科”内，而经义则属于“文史科”，暂时还没有踩到其他学派争辩的学说上。
直到理学成立两年后，才有格物科的学子在思辩堂提出“行在知先”的知行论。
事实上，这个知行论早在格物学科的实践中已经产生，但因涉及其他学派的知行论争议，理学派的夫子们并未在公开场合谈及。然而学子们却没这许多顾忌，便有工械科和地理科的学子在思辩堂抛出“行在知先”论，受到文史科的学子犀利辩诘，因这个新知行论的理论根基尚不深，格物科学子败退。而即使在格物学科内，也并不是人人认同这种知行论。
也因如此，这种新知行论虽然公开提出来了，也未引起大范围关注。
像朱震、许景衡、何涣等人，便未听闻过。
叶梦得隐隐有些印象，他忖眉暗思，这“行在知先”似乎在哪听过，然后便想起正是就读凤凰书院地理科的次子叶桯提起过。
他目光沉了沉，看向章舜举，“这似乎是……理学的说法？”
章舜举拱手道：“叶参政博闻，这正是理学的知行论。——理学有很多论述对敝学堂的教学颇有益处。”
朱震等人皆愕然，怎么突然冒出理学来了？理学何时出了个知行论？
作者有话要说：嘿嘿，要造一个不一样的理学~~
这一章是关于学术、学派、思想之论，内容比较多，原想分成两章，又担心打破统一，索性便放在一起发了。分量比较足哦~~~
正文 329言笑论战
十九之后；开始化雪。
这日二十；是凤凰书院旬休的日子。
阴霾多日的天空终于破开晴光；一轮红日照在山树和檐沿尚未消去的积雪上，泛起耀眼的一层淡金色。空气寒冷中又带了些清凉，沁人心脾。
邵伯温住的先天居院角栽了十数株腊梅，清寒的风吹得淡香浮动，若有若无。
一群文士在楼上谈笑风生；槅窗半敞；一位青袍洒拓的文士临窗观景，但见远山苍树琼雪；近处黄腊吐蕊；便笑说：“先生这里好风致。”
邵伯温坐在暖榻上哈哈笑道：“怎及你蔡神与怀揽一山风致。——听说那处梅花皆遭你毒手了？”
他笑声宏朗，；虽然年已七十有五，但长期坚持吐纳之术，又有医者长驻调养，身子骨仍然健朗，不似年近古稀之人。
蔡神与呵呵道：“梅花今夕入酒，明朝酒入我腹，悠游一遭，再转轮回，岂不逍遥哉？”
众人大笑。
书院客座夫子、司农寺少卿陈旉指着他乐道：“蔡神与不止悠游天下，连腹中皮囊也成悠游之地了。”
“哈哈哈！”众人大笑。
蔡神与名蔡发，字神与，是邵伯温的忘年之交，颖悟博学，长于易象、天文、地理、星象、河络等学，但不事科举，少时便好悠游四方，云游四方，见闻益广，直至中年才回祖籍建阳安居，于建阳之北的武夷山筑室立台，夜观天象，白昼著书，闲时教子，十分惬意。而邵伯温相请他数次，直至去年才被打动，赴京至凤凰书院任教，打算亲身来看看报上大力宣赞的“稷下学宫”、“天下思辩之地”是否名符其实。
这一来便不忍再走，去信建阳，让妻子詹氏携子俱来京城。
然京都居，大不易。书院自是给夫子们提供了宽敞的居宿之处，不过蔡发此人好静，喜居于山中高处夜体天道，尹焞便将自个原先居于凤凰山北脉八蟠岭的那座半山别院转赠蔡发。
这座半山别院原是尹焞受邀京城出任共济会监事时，名可秀赠予，后来尹焞任凤凰书院的山长长住书院，那座半山别院就闲置了，转给蔡发正是物当其用。蔡发住进去便自题“悠游居”，妻子顾氏过来后，两人便一起敲梅落酒，于是一院梅花便都遭了殃，邵伯温遂有此谑。
座中一俊雅文士摇着羽毛扇子，笑悠悠地说：“这梅花入了蔡囊，雅游一遭，再入五谷轮回，好过零落成泥。再世为梅，那就是有因果经历的，非为凡物了。——想必半山之主闻之，亦是欣然而悦的。”
说话的是翰林天文学院的掌院院士苏澹，也是《西湖时报》的社首，兼职凤凰书院的客座夫子，执教经学科讲授《易》、《孟子》，同时也执教天文科、工械科、地理科，与邵伯温、蔡发都甚有交谊。
众人再次大笑起来。
苏澹话中的“半山之主”即指蔡发所居之原主，而唯有其中三四人，知晓这“半山之主”即名可秀。因尹焞提及山居原主时，只道“一位博学多才、仁心济世的小友”，众人不知其名，多是奇之。
蔡发也未见其人，不知其名，但见半山竹楼围篱笆，院前菊，屋后梅，便大笑，道“疏阔之士也”，遂以“半山之主”雅称。
至后，方从尹焞处得知那位“仁心济世的小友”便是共济会的会首名可秀，赞言：“善。济世，毋分阴阳。”又读其修订的吕氏《蓝田乡约》，书中提出乡约共济模式，而共济会的成立便是推行乡约共济的一个前导，蔡发不由对尹焞感慨道：“吾辈常说弘道济世，而论力行推及于下者，不及名中慧多矣。”遂与名可秀论交，虽未见之一面，却不妨文章来往，交谊益深。
众人今日聚在一起却不是为了谈闲说笑，而是缘于客座夫子沈元的一篇文章——《论知行论之行在知先》，发表在这一期的《国学论刊》上。
沈元是军器监少监，被凤凰书院聘为工械、地理、物理、化学四科的兼教夫子，以实践长才而闻名，在格物学科很得学子拥戴。正是他在教学中最早提出“行在知先”论，并用了工械制造、地理测量、力学、光学等方面的很多实例来论证这个观点，鼓励学子用实践去论知。
但在最初，这只是一个观点，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知行论。
后来，在枫阁论学时，沈元提及这个观点，引起了名可秀的关注。
沈元提的只是治学的观点，但名可秀习惯站在高处看问题，想得更深远。
理学需要一种理论做开局，建立学派的声誉。这种理论必须是新颖的，不同于时下主流观点，要引起争论和关注，但又不能太过于新异，以免引来四面八方的攻击——对于才创立不久的理学来说，还无法承受住四面八方的狂风骤雨。
理学要引起重视，但不能引来敌视。
“知行论”就是一个适合做开山斧的学说。
而且，这个学说对于名可秀正一步步推行的新政也是大有裨益的。
名可秀便写了一篇论知行论的文章给沈元，分析了时下几个学派的知行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沈元完善“行在知先”的学说，形成一种新的知行论，公行于世。
这对沈元来说当然是件好事，能提高他在学术上的地位，扩大他的影响力，当即着手整理论据，撰写文章。但一种新论的提出并不是轻松的事，须得经过详细的考证，周密的论述，还要有前代先贤的引论依据，才能经得起攻击。
为此沈元准备了半年有余，而名可秀在沈元文章发表之前，就已在共济学堂践行这种知行论。行在知先，这也是一种检验。
花厅内的众夫子看过今日刚出的《国学论刊》，一时厅内静下来，大家都在忖量着。
此文在发表之前，这些夫子们都是看过的，此时不过是再过一遍目。
过了一会，苏澹开口道：“此文既出，便是正式提出论说，王学、温学、洛学必然都要有反应，尤其是洛学，当是吾等主要应对的学派。”
大家都微微点头。
沈元目光微敛，道：“洛学在朝以胡武夷为首，在野以尹山主、杨龟山为首，论辩才最利者，以经学夫子罗豫章为最……”
胡武夷即礼部参政胡安国，人称武夷先生。杨龟山是程颐的弟子杨时，人称龟山先生。罗豫章是杨时的弟子，执教书院经学科，人称豫章先生。
这四位都是学问醇厚的大儒，在学者中声望甚隆，尤其胡、尹、杨三人，被称为洛学三子，是当之无愧的洛学三魁首。
邵伯温捋着白须，微微笑道：“和靖这几年治学愈发敦厚了，许是山长做久了，治学亦有些兼收并蓄的意思。——洛学里面亦有些人不满呢。”
主要是杨系和胡系的人。
尹焞和他的弟子是尹系。
苏澹摇着柄羽毛扇子，大冬天的却不会给人矫揉造作的感觉，笑眯眯道：“和靖处士身为山长，自是不便介入学派之争。就算撰文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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