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凰涅天下-第2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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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枢府卫轲是在背后推手，还是一早就参与其中？

　　　　胡安国无法确定。

　　　　但无论如何，朱震去相并非构陷入罪，确实是御下不严，确实是失察——工部那么大一个坑，朱震身为长官竟被下属蒙蔽至此，不能不说在察人明事上少了才具。

　　　　当初朱震因名望而居相位，但没有相匹配的才能，这相位岂能做得长久？贬相到了地方，或许还更适合。

　　　　谯定和朱震相比，无论识见还是才能都高出好几节。胡安国是真心期望谯定能入堂参政——政事堂的格局便不是倒向丁、叶两派。虽然最终谯定是入主门下前省，但比起学士院的谘政议政之职，门下都给事中的权力显然要大得多。

　　　　胡安国自然不愿意看到范冲和谯定之间产生隔阂，如今程系学派的实力已在朝中削弱，他不希望在己方再发生矛盾，便屡次劝解范冲，奈何范冲又犯了倔脾气，每次见了谯定都没有好声气，差点没说他背友求荣。

　　　　范冲喝了几盅酒便说告辞，胡安国笑着摇头，也不强留他，吩咐三子胡宁送范学士到府门口，便与谯定说起上午政事堂议的荆南路经界田亩奏议。

　　　　***

　　　　枫阁内，名可秀也正和丁起说着李椿年的经界田亩。

　　　　李椿年原是宣州宁国县令，因在宁国县推行经界田亩、平均赋税卓有成效，五年内便连升通判和知州，后来荆湖南路邵州溪峒叛乱平定，又从宣州迁知邵州。

　　　　名可秀将李椿年调到邵州的目的就是为了经界田亩。

　　　　邵州溪峒叛乱原因很多，但究其根底还是土地税赋遗下的祸患——

　　　　以前，朝廷从毗邻峒民的乡里集人户为义保，又从蛮峒中选人户组为峒丁，作为兵户登籍在官府名册，捍卫汉峒相邻界境，并按人口给田，禁止擅自出卖和私自交换，一丁一年交租三斗，没有其他徭役；

　　　　但道宗政和以来，州县征敛百出，或重复摊派，义保峒丁租赋不复旧制，便有私自将田卖给溪峒换钱粮的，一旦税吏催科上门，就举家迁出，依附溪峒；而官府仍按旧籍催科，使乡民在固定租赋外又得加税填补空额——公家靠此取利，怠慢不查销空籍，每岁征总赋，乡民不堪其苦，反而投靠依附溪峒。又有狡猾的世家大族将田产隐匿在峒人名下，躲避租赋。如此种种，使得汉民省境和溪峒的地界渐渐模糊。而溪峒愈侵省界，致官府失税，蛮獠日强。

　　　　要解决溪峒之乱，武力镇压只是一时之策，要彻底消弭隐患，必得实现真正的“招安”——若官府能让峒民安耕适织，谁还有心叛乱？

　　　　是以，当荆湖南路的武安军平定邵州峒乱后，朝廷便以李椿年为守臣，一是整饬溪峒，重定溪峒羁縻界；二是恢复峒丁旧制，招收未附叛乱的溪峒猺人为峒丁，归入武安军，驻守护卫界境；三是重新堪分田地，查出被世家大族买去的峒丁田地，因违法买卖一律充公，并按户分给峒丁耕种，重立户册。

　　　　及至峒丁的田地重新堪分到户后，李椿年便在整个邵州渐进推行他的经界田亩法。

　　　　即：重新丈量土地，按实际土地的数量、肥瘠确定税额，多地多产者则多纳税，少地少产者则少纳税。

　　　　李椿年先令官户、民户各依书式填报户主姓名、田地面积、四至、土色、丘段及来源（典卖或祖产），并附田形地段图。

　　　　然后，官府派出衙差丈量土地，以乡都为单位，逐丘进行丈量，计算亩步大小——以五尺见方为一步，六十步为一角，四角为一亩，计算亩角。丈量后造鱼鳞图，保各有图，大则山川道路，小则人户田宅，顷亩阔狭，皆一一描画，使之东西相连，南北相照，各得其实——合十保为一都之图，合诸都为一县之图。

　　　　再辨别土色高低，确定肥瘠等级，均定苗税。

　　　　最后，每户置簿，登记田主姓名、人口，田数量、肥瘠等级、税额等，建立起合户籍、地籍、税籍为一体的“砧基簿”，赴县印押，永充凭证，做到“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如此，田主按籍纳税，官府按簿收税，清楚明了。若有典卖交易，迥须各持砧基簿和契书对比批凿，官府备案改户，以防隐田之私。

　　　　经过一年经界，邵州查出一万六千七百多顷漏税田，成效俨然，但也招致了官户戚属和地方豪户的忌恨，便有通门路的，告到荆湖南路转运使司和提刑使司，说李椿年借丈量田地行贪污不法事，又驱衙差欺压百姓……。却被转运使刘一止驳了回去，并令提刑司将涉嫌诬告之人下狱，立案审查量刑，震慑了一干豪强大户，之后邵州无人再敢阻挠李椿年经界量田。

　　　　如今李椿年在邵州已任三年，经界均税成效卓然，便上报转运司使，请求在荆南路推广经界，并呈上他撰写的经界法二十四条。

　　　　刘一止正有此意，便上奏朝廷请在荆南路设立经界所，推行经界法，并附李椿年的奏折。

　　　　政事堂三种意见：一是支持——赵鼎、叶梦得，二是反对——胡安国、范宗尹、章谊，三是建议慎重，不全然支持也不全然反对——朱敦儒、谢如意。

　　　　丁起当然期望推行经界法，“方田均税”是大宋开国以来，多少有识之士孜孜以求的理想。但从郭谘首创“千步方田法”，力行清查田亩，到王安石变法，推行《方田均税条约》，最终却都未能克竟其功，实现“厘清天下土地税收，增赋富国”的目的。丁起不得不慎重，前人的失败足以成为教训。

　　　　“……臣观郭谘、王荆公方田之法失败，皆因豪强的强烈反对而致。尤其王荆公变法，在土地抑并严重的京东、河北、河南、河东等路施行，更是得罪无数勋贵戚属。如今，我朝要行经界，也必有此等阻挠。”丁起对名可秀禀道，“臣之担忧者，非为经界法一时之推，而是后继之维系——州、县不治，在不得人。如今吏治几经整饬，虽不至河清海晏，却也清了一半，然则三五年后、七八年后又如何？”

　　　　卫希颜在茶室里一边看书，一边听着屏风那边的谈话，听到这里她微微点头：这清丈田地、平均赋税由来损害的都是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而执法者本身也是官僚群体的一员，这项政策要想长期执行下去，难之又难。

　　　　依靠官员的能力和操守什么的，更不靠谱。

　　　　当然，卫希颜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

　　　　她心里想着：可秀会怎么做呢？

　　　　***

　　　　胡安国府，竹园花厅。

　　　　谯定半眯着眼，听胡安国说着经界之事。

　　　　“……我大宋自仁宗之后，官户富室，多有兼并土地，却故意虚报隐瞒田亩，逃避税收。而小民田产已无，税户却未销，依然要纳税。以致农户破产，豪强得利。李椿年上呈的经界法，即方田均税之法的改进——清丈官户豪强隐瞒的田亩，纳入国家税赋，而无地小民，则销地册不受税收之苦……，从立意上来讲，是良法。”

　　　　胡安国叹息一声，语意一转，“但朝廷上下，有品级的大小官员近万人。这些官员各有职田，而除去职田之外，各有多少田产，又有多少是隐瞒未报的？而其家属亲戚的田产，又有多少是隐瞒未报的？就拿政事堂宰执来说，家中及其亲属田产怎么算？”是否都是清白的？就连胡安国自己都不能确定，他的兄弟和族兄族弟的田产中，是否就有隐田不报的？

　　　　而其他宰执中，叶梦得、谢如意、范宗尹、章谊家里都是望族，田邑大户，宰相丁起家里也有千顷之田，只不过没什么亲属，少了拖后腿的。真正没有什么田产的，只有赵鼎。

　　　　谯定呵呵笑起来。

　　　　他知道胡安国担心的，并不是荆湖南路的经界，而是担心荆南路推行后，短期内取得成效就在全国推行，而两浙路、江南东路官员贵戚云集，到时必定阻挠剧烈而难竟其功。便如当年王安石推行方田均税之法一样，因在京畿路失败，导致方田均税法的全部溃败，之前诸路清丈之地尽数作废，全按清丈之前纳税——前头轰轰烈烈，后头却是前功尽弃。

　　　　“康侯所虑甚有道理，”谯定捋须白须慢慢道，“所谓上行下效，其上不正，其下必然效仿。朝廷若真有决心推行经界，当先清丈评定官员及亲属田产——首先清宰执，再清三品以上，之后清五品以上，再清九品以上。若官户都清丈了，余下自然能推行之，便无前功尽弃之忧。若是在官户清丈这一步就难倒了，后面的也不必提了。”

　　　　胡安国忖思良久，叹道：“即使从上而下，然则经界法谁来执行？李椿年在宣州、邵州先后行经界均税成功，盖因一村一乡皆由其亲自督领乡保和衙吏丈量评等，无有敢作私者。然天下有几个李椿年？又有几个如李伯纪那样，不畏权势、不惧弃官的？”

　　　　谯定沉吟不语。

　　　　胡安国摇着头，“退一步讲，即使政事堂准了刘一止和李椿年的奏议，在荆湖南路推行经界法，也不同于宣、邵二州的小打小闹。一路之地清田，如何保证人手，将经界均税落到实处？须知州县清丈田亩，必要由乡里大小保正和衙吏来丈量，而这些保正多是来自一等户，正是兼并土地的豪强大户，让这些兼并之家来清丈兼并之家的田亩，即使有官吏监督执行，但私下的手段焉能尽数杜绝？那些豪强大户有背景的，又会牵扯出哪些高官贵戚？皇帝和政事堂有没有决心坚持下去？”

　　　　胡安国端起茶盏润喉，却仍觉燥意难去，不由慨叹一声，“为臣治政之难，不是没有良法，而是有了良法，却难以施行啊！”

　　　　作者有话要说：备注：

　　　　1、方田均税法：

　　　　北宋大理丞郭谘首创，最早称“千步方田法”。

　　　　王安石变法，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

　　　　“方田”是指丈量耕地——以东西南北四边长各一千步作为一大方（相当于当时的一万亩），四边长各一百步作为一小方，即方田；再按田地土质肥瘠定为五等。

　　　　“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

　　　　2、经界法：性质与方田均税法一样，但南方多丘陵坡地，田地不像北方那样成大片，所以丈量田亩不以千步为方，就不能称为“方田”了。所谓经界，就是经量之后，定地界。

　　　　3、宋朝的官户：从一品到九品的官员，算是官户。无品的小官，不算官户。如某个官员死故，其子孙按荫补制当官——即使是无品的小官，也算官户。

正文　353大道为公

　　　　花厅内静了一会。

　　　　胡宁提壶为胡安国续茶；胡宪也执提为谯定续酒。

　　　　谯定拿起酒杯抿了一口，仿佛回味般半眯着眼；过了一会，才道：“康侯可记得；《国学论刊》上那篇文章——

　　　　？”

　　　　他不问胡安国是否读过——《国学论刊》在士林享有盛誉，不仅是学术文章集粹之地，而且是评论时政之地，有许多精彩文章都颇有见地；还有一些令人深思的独特见解，不仅儒生们爱读，就连两府宰执和学士们也是出刊必阅，据说皇帝的御案上都常常摆放着最新一期的《国学论刊》。

　　　　谯定说的这篇文章胡安国自然读过，而且印象深刻；不仅是文中论点令人深思难忘，而且其撰写者也令人记忆深刻——“达微兄说的是枫山居士那篇文？”

　　　　谯定捋须点头。

　　　　胡安国心忖：谯达微不会无端端提起这篇文章。他转头看了眼胡宁，吩咐道：“和仲，去书房将刊载此文的那期《国学论刊》取来。”

　　　　“是，父亲。”胡宁起身退席，沿着廊庑往父亲书房而去。

　　　　胡安国的书房很整洁，各类书籍、报刊在书架上分类摆放有序，每一期的《国学论刊》都横搁在同一书槅内。胡宁并没有一本本地翻找，直接找出建炎四年三月上旬那一期——枫山居士的所有文章他都读过，这篇《论大道之公平》他曾诵读不下十遍，时隔四年仍然能背出那些深刻犀利的字句。

　　　　他拿起书刊出了书房，沿着庑廊往竹园轩厅走的路上，油然回想起这篇文章发表时引发的激烈争论——即使现在，在与同窗、同年的聚会中他们也时常谈论这篇文章中的观点。

　　　　不仅仅谈论这篇文章，枫山居士撰写的所有文章都能引发谈议。他们谈议枫山居士的文章观点，也谈议枫山居士这个人。

　　　　自从报纸和《国学论刊》相继发行后，就有不少儒者因在报纸论刊上发表时议或学术文章而扬名，其中最为士林关注同时又最引发争议的，即枫山居士——最初是在朝廷广开制举而引发的义利之辩的论战中一举成名，之后论战从报纸转到《国学论刊》，枫山居士解议孔圣关于义利之论令人耳目一新，引起儒者质疑批驳，却也有许多士子赞同；再之后《国学论刊》又辟专刊论熙宁元丰新政，王学儒者多发赞声，而程学、温学儒者多为批判，但最引人注目的仍然是枫山居士的文章，几乎每一篇文章都能引发激烈的争论，赞同他的人和批驳他的人同样的多。但是，观朝廷新政举措，似乎都能从枫山居士的文章中找出相关的观点，这让许多士子乃至士大夫都越发关注枫山居士的文章。

　　　　与此同时，枫山居士的身份也引发了无数争议，有人猜测是大儒别号，像杨时、尹焞、邵伯温、苏澹、胡安国、谯定等当今鸿儒都被猜了个遍——但均被公开或私下否认；也有人说这是报社撰文托名，根本没有枫山居士这个人——但《国学论刊》严正声明，说枫山居士确有其人；便有抨击者说枫山居士“藏头露尾非为君子”，但也有赞扬者说枫山居士“不求具名显达，乃品行高洁之士”。

　　　　不论士林如何评议，很多年轻士子敬仰枫山居士——他的文章发人深省，不流时俗，每每令人读之再三，夜思不寐，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必是有大胸襟，其为人品行岂是如谤者所言？

　　　　胡宁心里默念着“大道为公”，目光掠过廊外苍翠的竹林，叩门入了花厅。

　　　　厅内停了闲话，胡宁按谯定吩咐翻到枫山居士那篇《论大道之公平》，语声清晰地读起来。

　　　　“夫何为大道？《礼记》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举者权为责，公平无私。而至夏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与位世及，礼仪为纪。三代之礼，因革相沿，子曰‘损益’。制益之，而损大同。权而利生，贵贱不公成制。……”

　　　　在上古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时代，是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人们选举有德行和才能的人来治理天下，讲信用，和睦共处。上位者在位的权力是治理天下的责任，实现公平无私。

　　　　但从夏朝开始，大道已经不能见到，天下是一家一姓的天下。诸侯天子不再是选举贤能，而是变成世袭，并且成为名正言顺的礼制。夏、商、周三代，各制定夏礼、殷礼、周礼，因革相沿，到周公时代的周礼，典章制度较前代更为完善——孔子说，各有损益，这“益”是礼制的完善，而“损”却是“天下大同”越来越少了。因为权不再是责任，而是利益，贵贱和不公成了礼制。

　　　　“因何？欲而私也。故先秦圣贤孜求弘道，道曰寡欲，儒墨曰节欲，而欲难灭也，大同渺然。是故孔子弘道退而求之，以礼为秩，以仁为公。”

　　　　为什么天下会越来越不公呢？因为人人有私欲。先秦时代的圣贤孜孜以求大同之道，是故道家说要清心寡欲，儒墨两家说要节制**，但人的私欲是难以消灭的，大同太渺茫了。于是孔子退而求其次，推行礼仪来维持天下的秩序，推行仁政来减少社会的不公。

　　　　“三代之后，王朝莫过三百年。或外敌，或内乱，更迭相代，无有长久之治。因何？天下至不公，大道损之底也。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生死之地，困兽犹斗，况乎人焉？”

　　　　从夏商周三代之后，历代王朝没有持续三百年的，或是因外敌入侵，或是因内乱，更迭相替，没有长久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公平这个大道已经被损得太厉害了——富者越来越富，贫者越来越贫，到了危及生死的时候，连困兽都要斗一斗，何况人呢？

　　　　枫山居士在文中写道：“天下之大不公，即为贫富悬差之巨。”

　　　　如今富者阡陌相连，而贫无立锥之地。一户人家有良田万亩，而一户人家不过薄田十亩，朝廷同样定税十五税一，看似公平，实则富者税少而贫者税多。况且富贵之家，又占权势之便，隐瞒虚报土地，逃税漏税，或将税赋转到租种田地的贫户身上，而至贫者愈贫，官户豪强愈富。

　　　　“大治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盖均无贫，此为官者之责。官尽治民之责，民以税养之，谓之公平。然则官者不尽其责，或失于责，唯以权侵利，侵民愈多，则公平愈失，致民无可忍，则王朝倾覆。”

　　　　要想天下安治，不怕贫穷，而怕财富不均，因为财富均了，也就无所谓贫穷——这是为官者的责任。为官者尽治民之责，而小民纳税供养官员，这是公平。但官员居其位却不尽其责，并且凭借权力谋取私利，侵害小民的利益，这就失去了公平。侵害越多，越失公平，当百姓忍无可忍的时候，这个王朝也就倾覆了。

　　　　“今国朝之法，官户也以财产定户，依土地多寡贫瘠纳两税，若营商铺亦纳商税，未有立法不纳税者。然今世皆以官户免税以为纪，盖因官户不纳已成常例。遂人争以仕为官，趋利也。而道失公平，礼治亦无以维秩。”

　　　　大宋在法律上，官户和民户一样，以财产定户等，并依土地的多寡肥瘠缴纳两税，没有免税特权。明文规定官户免纳的，只有徭役、劳役、身丁税和科配（没有固定时间、品类和数量的临时摊派）四项，以及皇帝特旨一些高官免税——也属少见的例外。但是官员纳税的法令等同于空文，由于官户往往凭借权势抵制税收，或者逃税漏税，而官府甚少强制执行，于是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官户不纳”的误解，以致人人都想当官求利。而治世失去了公平，即使有礼法制度，也没法维持天下的秩序和安定啊。

　　　　“道之终焉，公平。国之存，为道。道之不存，国必覆灭。王朝仁政，非为君王之仁，而是道之必焉。无道，王朝亡替。……”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大道的终极就是公平，而国家是为了实现公平而存在，没有公平的国家，必定走向覆灭。所以圣人说治理天下要施行仁政，这不是君王给予的仁慈，而是实现公平必需的。如果君王不能实现公平，那这个王朝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很快会被新的王朝替代。

　　　　这种言论被那些“忠君之臣”声讨，说是悖逆之论。如果按枫山居士这种观点，大宋王朝就不是为了赵家天下而存在，而是为了天下万民之公平，如果不能实现公平，那赵家天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据说，皇帝读到此处时扔了茶盏。

　　　　胡宁读到这里时，声音也不由高亢起来。

　　　　读完之后，仿佛还有余音震荡。

　　　　胡安国捻须不语。

　　　　谯定捋着雪白的胡须，缓缓说道：“国家之本，土地税赋。如今土地兼并严重，税赋严重不均，任其下去，公平无存。即使经界法有不足，执行有种种难处，但情况再坏又能坏到哪里去？——越往后，越是难治啊。”

　　　　胡安国拿起茶盏，慢慢饮尽。

　　　　半晌，他吁叹一声，神色间已有意动。

　　　　作者有话要说：写这种治世之道最费脑细胞了~~~~~~~

正文　354新法推行

　　　　十二月；政事堂初步议定，户部成立经界局；总领经界事宜。

　　　　至明年正月；通过门下省审覆；皇帝诏准；正式设立“户部措置经界局”。

　　　　正在“病中休养”的李纲又被朝廷委以职任；授保和殿大学士提举经界局。

　　　　提举经界局只是一个五品职官，以李纲的政绩资望；朝廷不可能“下放”；所以朝廷任命高品秩官员差遣低职官时，往往授予较高的贴职；殿阁学士和大学士就是文臣的荣誉贴职——学士和大学士的品秩都是正三品；但大学士的资望当然在学士之上。

　　　　所以李纲在“病养”四个月后；再入朝堂，在资望上相当于又升了，即使以后不再晋职，但有了殿阁大学士这衔头，至少致仕时的宰相待遇是跑不了的。这让心里还膈应着的赵构以及被李纲得罪的大臣都有些胃疼，但经界均税这等差事，除了李纲这个“钢炮”，还有谁更适合呢？——至少，那些有能力又有资望的高官们，多半是不乐意接这种累死累活又得罪人的差事的。

　　　　户部措置经界局虽然设在户部之下，但在李纲接诏的头一天，叶梦得就向他表态，诸事皆由经界局自主，户部绝不干扰——摆明了他这位户部参政不会压在李纲之上，指手画脚。

　　　　叶梦得这番表态，既是出于对李纲的信任——信任他的能力和魄力，户部不必去干涉；同时，也是表态对李纲的支持。作为户部参政，他早就有推行方田均税的想法，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