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凰涅天下-第3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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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妇就是二人，如果将一个小家比喻成一个“人”，这个人要站立起来，那就得左右腿平衡啊，不然这个家就斜了，是跛的，这怎么前进呢？走不快啊，有个拖后腿的。或者走着走着，就塌了。这日子过不好了，因为失了中和嘛。

　　　　故曰，夫妇之道如中庸，要各有各的分寸，阳刚和阴柔都不能过，过了，刚柔不能相济，这夫妇俩就不是“好合”了。

　　　　《中庸》讲：“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妻子好合，就是夫妇之间。琴瑟合鸣，就是合奏，讲的是夫妇相处如合音的旋律，如同琴跟瑟的合奏，还要有锣鼓相合，合音要和谐。丈夫这具琴的音调过高了，那不行；妻子这架瑟的音调过低了，那也不行，合奏不好那如鼓什么？——要么是独奏，夫妇等于是一个人过的日子，这不叫“好合”，这叫单飞——众人哄笑——要么就是如鼓铁片，夫妇争着比高音，吵得不得了。——众人大笑。

　　　　讲到这里，想起军中有句话，叫“不怕狼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为什么呢？因为猪队友专坑自己人。战场上最怕这种猪队友，要么扯后腿，要么动摇军心士气。放在家庭生活中也一样，夫妇那就是一生的队友，休戚与共，如果不小心结了个“猪队友”，那可糟了，没法甩脱呀。

　　　　众人哄笑。

　　　　为什么朝廷越来越重视兴办女学？因为男女，夫妇呀——治国先从齐家起，为了大宋千万家庭中少出现一些无才无德的愚妇，害夫害子。

　　　　听说，现在有人在宣扬“女子无才就是德”，这种人应该拉出来批斗，所有丈夫的公敌——这是要你们未来的妻子成为“猪队友”啊！——有学子拍掌大笑——或者你们希望以后自己的儿子娶个“猪队友”？——大笑，哄然答：不想！

　　　　卫希颜也笑了，乜了一眼皇帝，那眼神分明是“陛下可别养出一个猪公主”。

　　　　皇帝眼角抽了下，瞪了这位国师一眼，“嘉国是国师的学生，你这位山长太不关心了吧？”

　　　　皇帝的长女嘉国公主，年初满三岁，刚刚进入朱雀书院的蒙学读书。

　　　　卫希颜的脸皮厚，子弹都打不穿，神色一点不动地赞扬，“陛下真是天下好父亲的榜样。”

　　　　皇帝陛下扭过头去：不跟没脸皮的说话。

　　　　便听殿堂内名可秀清越的声音道：什么是夫为妻纲呢？就是各司其职，互相敬重。夫为一家之主。家主，要能正身成为标柱。家主，要明事讲道理。家主，对妻要以诚相待，尊重、关怀、鼓励。家主，治家需要包容体谅，要以和为贵。一家之主做到了这些，才是齐家的根本。在家庭中，夫妻能同甘共苦，能同修同福，这个家才能和谐兴旺。此谓夫为妻纲。

　　　　台下学子咋舌起来，这个“夫纲”可真不好当啊。

　　　　名可秀讲道，处在何等位置，就要负起何等责任。父何以为子纲呢？父亲要承担起子的成长和品德教育，是儿子效仿的方向。君何以为臣纲呢？君要立仁立德。纲不是这么好当的。

　　　　古义说，‘纲’是提网的总绳，‘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纲’是负总领之责。若空有其位而担不起责任，一提这纲绳就断了，于是网散了、乱了，国不成国，家不成家。

　　　　所以，“夫为妻纲”这个“纲”，是责任，是担当。家主不是一个空名头，要让一家人吃饱穿暖，不挨饿受冻，这是一个家主的基本责任；同时，还要在品德上成为一家人效仿的榜样。

　　　　可能有人讲，那我们还要修心养性，读书，做文章啊，都花在经济上了怎么成？如果是官员，有薪俸养家，但想过上丰裕的日子，又不能靠贪污受贿的，中阶以下官员估计只靠薪俸是成的——现在的官宦家庭是怎么做的呢？多数靠妻子来打理田产铺业。这要取决于妻子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如果没有，那丈夫就要辛苦点了，培养个能干的忠仆来打理。估计很多丈夫不乐意，还是妻子更值得信任吧。

　　　　一些学者暗自点头：那是当然的，再忠的仆也不如有个贤惠能干的妻子呀。

　　　　那些出身于经济比较宽裕的大家庭的学者，当然不愁吃穿，大家庭每月公中都有分配用度，从银钱到薪炭、衣料等等，但要日子得过宽裕，只靠公中还是不行的，还是要经营田庄铺业，这些多半都是靠妻子打理。学者们忙着做学问，是不屑于打理这些银钱俗务的；身为官员的则要忙公务，还有同僚交际，没精力打理这些；至于本身就有经济事务的学者，比如开书局、办报纸的学者，家有田产商铺也是要交给妻子打理的，不然占去太多精力，怎么做学问呢？这个时代，有地位可不是讲有钱，学者是讲学问水平，官员是讲做官的声望。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者家庭经济状况都好，还有很多学者过着领“文俸”的日子，比如书院的夫子，报社的主编等。但无论何种经济状况的家庭，除非妻子太过柔弱，或者只知享福没有操持家务之能，或者性情寡薄不招丈夫喜欢的……这些之外，大多数学者的家庭中，妻子都是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是，那些有能力置田产和铺子的学者家庭中，有一半都是妻子打理，对丈夫的帮助当然不小，至少丈夫不用把太多精力花在家用上。

　　　　在这些由妻子打理经济的学者家庭中，妻子都是比较有说话权的，至少在经济事务上，丈夫比较听从妻子的意见——刚愎自用或瞎指挥的还是比较少的，当然多数学者是不屑谈经济，反正妻子处理就好，如果妻子还有学问，那就更能获得这些学者丈夫或官员丈夫的尊重了。

　　　　也有不和谐的学者家庭。比如家里经济不好的，丈夫一心扑在学问上，却无视妻子的付出，还认为妻子是钻在钱眼里的“俗物”，妻子就有怨气了。像那些居官清廉、家庭出身又不富裕的官员家庭就有这样的，丈夫觉得妻子老讲钱是小人贪利，妻子觉得丈夫不管家里，夫妇都觉得对方不可理喻。

　　　　在商人家庭中，则重利比较多，妻子若有经济头脑，对丈夫帮助大的，就得丈夫看重，否则那也只是摆设。

　　　　名可秀针对的不是商人家庭。这个社会是以士大夫和文人为主导，商人并不属于精英阶层。精英阶层怎么做，会成为社会的主流，成为包括商人在内的下层的效仿。

　　　　她讲道，人的道德有高下，人的才能有强弱，男女之间也是如此。或者讲，夫妇各有所长。有的长于经学，有的长于书画，有的长于经济，有的长于人际……各有禀赋才能。一个家要有“纲”，要有承担家主责任的人。有些做学问的丈夫不通经济，或者不屑讲经济，是妻子在支撑家用，担负起丈夫应该承担的家庭经济责任，双方在家庭的责任承负上发生了变化，相处就更要讲“中节”了。责任和权利是对等的，你不能让妻子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却不给她应有的权利，或者认为她的付出是应该的，那就失中，过分了——丈夫空担着家主的责任却在躺着享受妻子的辛劳，那是什么？米仓里的老鼠，养肥它不说，还咬你。

　　　　名可秀讲，人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丈夫如果担不起家主责任，或是没有这个能力，或者精力放在学问上，那就把权利往妻子那边移一些，这就是“发而中节”了——让有能力的人去射箭啊。或者双方共同承担家主的责任，有商有量，这也是“发而中节”。

　　　　《中庸》道：“宜尔室家，乐尔妻帑。”

　　　　一个人要修道至让家庭能够和乐。如果家庭都不能和乐，无法去团体。如果能够去团体了，然后再谈国家。

　　　　名可秀道，这就是《中庸》的方法论：处在合适的位置上，并随角色的不同调整位置，从修心做起，从子女之道做起，从夫妇之道做起，再讲朋友，再讲团体，再讲治学为世的立德立言，或为官治国的立德立功。

　　　　作者有话要说：早上走得匆忙，差点忘了发文：）

　　☆、稷下论学（十四）

　　　　名可秀讲完夫妇之道后；就将“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一句阐发得相当清楚了。

　　　　她接着讲下一句；《中庸》道：“中（zhòng）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中庸》的“中”；是读四声。孔子是鲁国人，子思当然也是鲁国人，鲁国人常讲“中不中？中！”意思就是合不合适？对不对？中不中用？鲁国人对某一件事，某一个物事；认为是对了；便说是“中”（zhòng）。

　　　　所以；《中庸》的“中”；不是二程讲的“不偏为之中”；这样的理解太片面。

　　　　准确、简单地概括，“中、庸”就是合适、中用，也即：有分寸，中用。

　　　　天下事如果都做到了有分寸、中用，那天下就达到和谐了——人的私欲没有泛滥，因为有分寸；违法犯罪的人少了，因为行事有分寸；国家之间也没有战争了，因为国内没有苛政，国家之间的利益争端也有了分寸；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也有度了，因为伐木、拓荒、圩田、开矿等都有分寸。

　　　　故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是根本的道体。

　　　　得了“中”之后，还要“庸”，即“用”。不用，何必修“中”这个大本呢？

　　　　那么，怎么用呢？

　　　　也是“发而皆中节”。

　　　　名可秀道，我们说修心养性，那是不是不能发怒啊？——遇到坏人做恶事能不怒吗？遇到官员贪污能不怒吗？遇到国家被侵略能不怒吗？这种怒，要多怒几下，天底下就少了许多坏事。所以，修心不是讲不怒，而是要“用”，恰到时候的怒。随时随地、不讲对错地对人发怒，那就不对了。

　　　　所以，“中庸”的“用”，是要用得恰到时候。

　　　　再讲“喜怒哀乐”，这是人的情绪。修道讲定心，定心是讲守静。但守静不是不动心，不动情。人是有情的，只要“发乎情，止乎于礼义”，“知止而后有定”，便能做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了。懂医道的都知道，喜则伤心而气散，怒则伤肝而气上，思则伤脾而气郁，忧则伤肺而气结，恐则伤肾而气下，这就是情绪发得过度了。偶尔过度一下也无妨，但经常如此，那就伤身了，久之必病，甚至损寿。

　　　　台下就有官员学者想起前任刑部参政范宗尹，才及四十岁就因病而逝，私下有传他是气怒郁积过度而死。这传闻应该没错。但是想一想与卫希颜做对的那些朝中大臣，朱震、胡安国等都是年过花甲寿终正寝，偏偏这位范参政气量狭小，这不，气怒郁积，伤身了吧，没命了吧。这就是修心养性不到家呀，中庸学得不好——几位大宋高官心里感叹。

　　　　名可秀道，“中庸”的“用”，是要用得适度，也即是讲要有分寸。

　　　　做到了“中”和“用”，就实现了《中庸》所说的：“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所以，“中、庸”，就是“中”与“用”，也就是“中”与“和”。

　　　　这两者要合起来，不能分开，达到了“致中和”的境界，就“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了。

　　　　如果人人都达到了大本的“中”与达道的“和”相平衡，那么儒家说的最高理想，大同社会就实现了。在这个理想社会中，天地间万事万物，包括人类的各种族、国家、阶层、家庭和个人，都可以各安其位，共生，共存，共发展，共进化。

　　　　“进化”这个词最先是被儒家用于人类的衍化，说天下之众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故称之为进化之阶级，也就是人类从族群到国家的发展层次。不是后世生物进化的意思。名可秀在这里讲到“共进化”当然也不是生物进化的意思，而是指万物的组织形态向更高一级发展。比如国家政体的进化，在名可秀脑中就已经有了还不算完全和完善的构思。像现在大宋和大周，就是在走一条不太相同的路——究竟谁是正确的呢？柴鉊、柴赟父子和名重生、名可秀父女在用他们的实践求证着，或者说，雷动与名重生的相斗，并没有随着他们的身逝而消失，而是由他们的子女在继续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名雷的胜负结果，还在遥远的将来。

　　　　孔子在《论语》中，把“中、庸”看成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也是他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智慧。

　　　　而“致中和”，就是“中、庸”的最高境界。

　　　　“中、庸”达到了“致中和”，就能成圣人了。

　　　　但是，名可秀讲“中、庸”，是要给天下读书人、乃至普通人讲出一个能够达到的道德境界，不是建一座空中楼阁。太高太远了，只能想象，做不到，那就是虚幻的。名可秀要建的，是大家都能上去的。

　　　　当然，上去的层次是有高低的。比较高的层次，如范仲淹、胡瑗、石介、孙复、司马光、周敦颐、张载这样的，那就是道德典范了，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下一层次的，如王安石、邵雍、程颢、程颐，也是值得人们学习的诚意正心和心怀大仁的君子。这样的君子又要多一些，如杨时、尹焞、胡安国、邵伯温、谯定等人都是。在讲经台上的稷下学者们，虽然学术上有分歧，但在道德修养上，都是值得读书人学习的——“稷下学者”资格，首先是评德，再评学问，即使学者们在某些道德上有瑕疵，但总体上论，还是堪为人师表的，夫子们也不是完人呐。

　　　　这样从下到上建起层次，都有作代表的道德标范人物，这样大家修心养性的道德目标就有了，也不觉得崇高遥远不可及了。

　　　　名可秀很形象地将“中、庸”这条修心养性的道德之路比喻成登山的石级：从山脚到山巅，有九十九级。

　　　　山巅是大德之人和圣人才能登顶处。贤人可到达山巅之下八十级处。君子可到达六十级以上。一般人也可修道至山腰，登临四五十级处，从这里观山下也是好风景。

　　　　名可秀讲，登不上山顶不可耻！——不是人人都能做圣人。

　　　　可耻的是那些一步不动、甘心躺在山脚下的人！——以利己为荣，以不讲道德为荣。

　　　　更可耻的是那些自己在山脚下，却嘲笑轻装上山的人！——嘲笑克制私欲的人是傻子。

　　　　尤其可耻的是，自己躺在山脚、还要把别人拉在山脚的人！——用利欲诱使别人一起堕落。

　　　　殿内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在名可秀的论述下，圣人至高无上的中庸道德不再是那么遥远的事，每个人都能做到“中节”而“用”，然后持续不懈地修心养性，“往山上攀登”，就能成为更高的有德者。

　　　　鼓声敲响，第六日的上午场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全场起立，恭送台上的稷下学者们先行离场。

　　　　午膳和短暂的休息后，下午场开始了。

　　　　因为明日就是论辩时间，名可秀没有时间多讲中庸的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便以五句为总纲，综论中庸精神。

　　　　一篇《中庸》三千五百多字，名可秀要用一个总纲、十几个字来简化中庸，让人们一读中庸，就先想到这十几个字，然后就有了纲绳了，思路清晰了，理解了这十几个字，就把握到了中庸的精髓了，而不会从根本思想上对中庸产生谬解。至于文中每个文句的理解，那就要细读《中庸正义》了。即使个别文句理解错了，或者理解不到深义，也不要紧，有这个总纲在，就等于世界观正确了，方法论也对了，那么道路的方向就不会错，至于在路上摔倒、跌跤，磕得头破血流什么的，那就是某些文句没有理解透彻，摔一摔就好了，磕痛了就知道“改而止”了。

　　　　名可秀将这五句总纲作为中庸精神，其中包涵了修心养性、齐家、治世、平天下的道理，也包含儒家治学、为学的思想观，是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她讲的第一句是：率（suǒ）性谓道。

　　　　这中《中庸》开篇的第二句话“率性之谓道”，名可秀已经讲得很清楚，这就是承认人性的至善和人性中天然具有的私。一方面要以修至善为目标，克制私欲，减少恶，与人为善；另一方面也要承认人性中有私和*，这些私和*只要不泛滥，就并不是恶的。因为有*，所以人类要进步，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发展，等等。

　　　　这个就是名可秀为中庸立下的世界观。她之前已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专门阐发这个世界观，在论总纲就不再详论。

　　　　接着说第二句：中（zhòng）节致和。

　　　　“中节”已经讲过，“中”和“庸”都要“发而皆中节”，就是要做到有分寸，中用。

　　　　《中庸》里讲怎么用“中、庸”治国呢，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舜拿着“过”和“不及”的两个极端，仔细审度，选择那适合中庸的道理，给百姓做榜样，这就是他为人处世和治国的高明。

　　　　所以二程讲“中是不偏”，也即不偏不倚，表示既不“过”，也不是“不及”，用这个意思在这里表述是可以的。但是，不偏不倚容易让人误解为走中端，或者让人误解为平均，这就谬误了。

　　　　我们讲治国有阶层，精英阶层掌握了知识和权力，承担着智慧的传承和文化进化的责任，所以要占据多一些的利益，庶民则占据少一些的利益，这就是“执中”，利益要平衡，而不是从利益中间各一切，大家均分。均分，就是使贡献大的和贡献小的得到一样的利益，这样执了平均这个极端了，不是用中。

　　　　所以，“中、庸”在治国的方法上也是讲分寸。

　　　　精英阶层占的利益要多一些，但是不能过分，过分了，庶民阶层没活路了，国家也要乱。

　　　　治平天下同样如此。

　　　　大宋可以帮助外邦推翻苛政，同时得到合适的利益——这是应当的，大宋出力要得到补偿，白出力这对国内百姓就不公平了，因为耗费了国内的资源。如果长期做这种帮助外邦的无偿好事，就是削弱自己的国力，对自己有国家和国民不仁。但是，我们取的这个利益不能过分，过分了，正义的战争就变成了不正义，利益拿取过分也会造成外邦的人心不稳和经济薄弱，埋下贫富分化的隐患。这就不达到“致中和”了，不是我们平天下的目的。

　　　　名可秀道，这个天下太大，九洲四海呀，大宋不可能以一国之力达到“致中和”。我们要保持华夏强大的实力和“中国”的地位，同时也要促进这个世界的共同发展，一国秀、两国秀，只是一木秀、双木秀，达不到万木秀，以及“万物育焉”的境界。

　　　　天下，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世界。而我们的眼界，目前只能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但在我们这个世界之外，有没有其他世界呢？我们不知道。或者天空之上有神的世界，或许我们的地球之外，还有神的其他子民？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一方面信神，一方面又不信神，因为我们无法确定，我们远古的远古，是不是有一个比现在还要辉煌的文明，我们无法确定，我们远古的远古的祖宗，是长眠于地化为了枯骨粉灰，还是处在这个世界之上的另外的世界……我们不知道！

　　　　这个答案可能需要我们无数代人去探索，去寻找！

　　　　无论答案是实还是虚妄，我们只有自身强大了，“致中和”做到了，我们的世界才会空前强大，不惧一切未知的天外事物——不管它是否真正的存在。

　　　　人们一切的畏惧，多半都来源于无知。我们要消除畏惧，就必须打破无知。要打破无知，只有智慧和文明。

　　　　只有智慧才能让我们强大，只有文明才能让我们腾飞。或许哪一天，我们会像苍鹰一样，天空也是我们的领地；或许某一天，我们能像鲲鹏一样，扶摇九万里，直上九重天……

　　　　这不是空想。很多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只能想象人们能够在江河上行走，但如今，我们早已做到。

　　　　圣人的伟大，在于他们的心无穷远，在于他们的眼界无限广阔，他们看见的不是一家一国，不是一个族群，是一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之外的世界。

　　　　为什么要致中和？为什么要共发展？不仅仅是为了仁，因为圣人们早已看到，这个世界太大，有太多的事不是一家一国，一个族群可以做到。人类的智慧必须集中起来，因为天空的领域太广阔！

　　　　殿堂里面安静无声，似乎连彼此的呼吸声都能听见。

　　　　这一刻，只有名可秀的声音响在殿堂里，那悠远广袤的声音将所有人都带入了一个恢宏的世界——心有多远，世界就有多大。

　　☆、稷下盛会（十五）

　　　　名可秀说；我们华夏文明，是这个世界的精英文明。

　　　　王霸之辩时她已讲过“儒家治世之文明；为世间至道。……吾中国者；文明中央之国，必负文明之责任。儒家文明精英者；必负道德之义务，……治国；平天下”，给儒家道德文明赋予了平天下的世界性责任。

　　　　而宋周两国作为这个精英文明的继承者和传承者，必须以天下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以及两国的关系。

　　　　皇帝听到这里；不由得侧耳。

　　　　两国的学者和学子们也都全神贯注；听名可秀怎么解读两国的关系。

　　　　名可秀道，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