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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伐清(稀松)-第1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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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天平急剧倾斜。而清廷调兵遣将，尚求一逞。还没有收缩示弱的表现。其结果便是战略要点太多，兵力不敷使用，难以形成对明军的优势。而明军则目的明确，或牵制，或佯攻，或威胁。或主攻，始终在局部的主攻方向上占有明显的兵力优势。
更重要的是民心向背，这一点恰恰被清廷所忽视，或者说是视而不见。湖广总督报告：“闻浦圻（湖北，今仍名）一带山中百姓。俱行蓄发，交通逆贼，今大兵进剿，前有贼营，后有逆民，殊为不便。”又据兵部侍郎温岱报告：“贼兵未到，而江西等省人民，反叛于建昌、饶州等地，抗敌满洲官兵。”各省特别是明军所到之处，都有大量的汉人百姓参加。
最后连清廷也不得不承认：“各省兵民，相率背叛”。这种情况，同当年清军入关时如同在敌国中没有什么两样！显见清政权统治二十年，并未深得人心。清廷讳莫如深，但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在越来越浩大的反清队伍中，不乏被胁从之人，但从民心而言，反对清朝异民族统治和痛恨地方官府的贪污**，是符合多数民众愿望的，就给这场战争蒙上了浓重的民族斗争的色彩。
清廷紧急调动分遣各地军队，意图凭借长江天险，以荆州为中心，重点布列在长江中游与下游地区，与长江南、山东、河南个别地区互有延伸交错，形成一道颇为严密的军事攻守防线。
设想很好，但朱永兴不是吴三桂，他不会顿兵不进，不会给清廷调兵遣将，重新布防的时间。清廷要以荆州为中心，他亦是针锋相对，催动各部明军，加紧行动，兵锋直指荆州。
“贼势甚炽，我兵力单”，“散布伪札，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贼势益猖獗，我军未集，难以抵挡”，“据守颇坚，难以进取”“贼船上下江中，恐水陆齐犯荆州”………
当类似内容的告急奏章接连不断地送到清廷，令辅政大臣焦头烂额之时，朱永兴指挥着十余万水陆大军连战连克，势如破竹，横扫湘西北、鄂西南，他大张王旗，亲抵松滋督战。其时，留守夔东的两个独立师并长江水师大部水陆并进，沿江东下，攻克宜昌后，也赶来会合。
此时，荆州清军已达三万，有从武昌赶来的绿营兵，还有都统觉罗朱满、一等侍卫毕桑阿等率领的满蒙增援部队，而主将则由靖寇大将军勒尔锦担任，他手下亦有满汉官兵数千。
从努尔哈赤建国，直到清入关后，都以皇帝的兄弟子侄作八旗旗主，掌兵权，汉官汉将只能作副职。现在，清廷仍遵传统作法，选任各方面军的统帅，都是皇室的人。这些皇室贵族对清廷的忠诚是不用说的，但他们养尊处优，缺乏作战经验，却是清军的一个致命弱点。
如勒尔锦、贝勒察尼（多铎子）等，只知敛取地方督抚司道县官财物，“希图回家为富足之计”；简亲王喇布自到江西，就呆在南昌，不敢出战；信郡王董鄂胆小如鼠，听闻明军长江水师沿江西进，竟躲在江宁不出。
朱永兴的王旗出现在对岸松滋，军队也源源而至，江上战船云集，立时吓得勒尔锦等满将闭门不出。急报频送，哀求援兵赶来相助。
其实，朱永兴带来的只是岳州抽调的殄朔军一个师，以及从黔省一直担任保驾护航的靖朔军一个师，总兵力不足三万。而他大张旗鼓的原因是为征朔军作掩护，以便征朔军由下游城陵矶渡江，从东面包抄荆州，也切断荆州与武昌的陆路联系。
依江作战，水师最要，此时便显露无遗。因为有强大的水师威慑，沿江据点便无需重兵防守，清军也不敢轻易渡江来攻。否则，即便能夺取明军所占据的南岸据点，只要被水师截断退路，便只能是覆灭的下场。
这个时候便能看出历史上吴三桂的愚蠢，或者说是鼠目寸光，全无气魄了。占领岳州后，他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岳州城内外构筑防御工事：在城外陆路一面，挖通三道壕堑，筑堡垒，设陷坑、鹿角、挨牌，以阻止清步骑兵攻城。在洞庭湖峡口处，攒立梢桩，以阻止清水军船只进入湖内，守备相当严密。
第二百五十七章会见十三勋，明末失政
在朱永兴看来，有那个时间和精力，为何不以攻代守，彻底扫荡长江以南、岳州上游的清军，以尽握长江天险？当时归降吴三桂的长沙水师在实力上不算强，但却足以压倒刚刚在荆州筹建大本营的清军。何至于在岳州等清军云集，被动防御清军夺取岳州的屡次进攻？
荆州在望远镜的视野中逐渐清晰，该城南门外五里即是长江，一道大堤挡住了滔滔江水，保护着这个地势低洼的古城。
“荆州最怕决堤，如决江水则荆州清军尽为鱼鳖，但是——”朱永兴证实了自己的判断，放下望远镜叹息道：“我们是王师啊！”
荆州为防江水灌城，在东、南、西三面皆筑有长堤。因此，它是最怕决堤放水的。而清军以此为大本营，实在是和当年的康小三一样蠢，看着地图瞎指挥，只不过吴三桂更笨，以致让康小三侥幸获胜。
历史上的吴三桂尚且顾虑到该城十数万生灵，不忍心决堤，水淹清军，殃及百姓，而拒绝了属下“决荆州大堤，必破荆州”的建议，朱永兴自然也不敢因此而背上千古骂名。
巡查荆州，朱永兴自然是乘坐长江水师总指挥陈上川的旗舰，船大且炮多，是长江水师中最威猛、安全的战舰。此时在舰上的还有荆国公王光兴、临国公李来亨、宜都侯塔天宝等人。
听到朱永兴自言自语地说到水淹荆州，众人都不敢接话，等朱永兴说到王师，不可决堤的话，兴平侯党守素刚张了张嘴，马腾云便伸肘碰了他一下。对他轻轻摇头。
说到水攻，评书上津津乐道的是关羽水淹七军，而李自成水淹开封则是一场人间悲剧。作为大顺军余部，他们岂能不知道此事。对于朱永兴话中的含意，他们揣摸不透，哪敢随便答腔。
朱永兴观察了片刻。又询问了舰上炮手，在江上是否能炮轰荆州，得到答复后才下令舰船返航。
弃船登岸，朱永兴才正式宴请夔东的诸位将领。作为朝廷所赐封的夔东的首领，郑王刘体纯正和郝摇旗在竹溪、竹山一带阻击甘陕清军，现在前来会合攻打荆州的便以临国公李来亨为首。
“没想到形势变化如此之快，孤原来以为要见到诸位，还需要不短的时日呢！”朱永兴换上了便装，笑得也很随和。“来，这第一杯是感谢诸位矢志抗清，牵制了大量清军，为中兴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谢殿下夸奖，末将等实不敢当。”李来亨赶忙代表众人举杯谦让。
“没什么不敢当的，功劳摆在那里，大家都看得见嘛！”朱永兴轻轻抿了一小口，然后放下酒杯。说道：“当年清军大举进攻西南时，诸位为朝廷解危。进攻重庆以牵制清军。孤从这件事上便看出诸位是顾全大局，是忠于朝廷，坚决抗清的。”
李来亨等人听到朱永兴提起此事，脸上神情专注，心中却实是欢喜。
以原大顺军为主体的这支重要的抗清武装在南明朝廷内几乎一直遭到歧视和排挤，早在隆武时期何腾蛟、章旷等人控制着湖南全境时。就在驻地粮饷上对其多方进行刁难，后来在永历朝廷内又受到瞿式耜、陈邦傅、李元胤等人的倾轧。孙可望掌权时，也从来没有对其提供后勤支援。
与此相比，朱永兴算是很慷慨，很公平的了。如今又以赞赏口吻说到旧事。显然更显得亲切热情。
“驱除鞑虏，恢复华夏，这是孤早已提出的目标，便是所谓的中兴大业。”朱永兴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能有今日形势，皆赖众军精诚团结，号令统一，能够协同配合作战。如果内部纷争，各自私心为重，又岂有如今之局面？”
“殿下所言极是。”李来亨见朱永兴的目光扫过来，拱手答道：“力分则势弱，一盘散沙自然是无法与鞑虏抗衡的。”
朱永兴含笑点头，伸手挨个指点评价，“荆国公王光兴，当日郧阳一举，至今泪滴九原。既是与满清不共戴天，且识大义，将地方治权交与朝廷，将自家军队编入明军。”
“末将也是有私心，后见殿下真诚，方醒悟过来，还请殿下勿罪。”王光兴心中暗喜，却是态度恭谨。
“歧侯贺珍，于汉中反清，攻凤翔，后又联合各抗清队伍进攻西安，一时声势大盛。听说反清之因乃是满清陕西总督孟乔芳阴行解散之故，不知确不确实？”朱永兴笑着望向贺珍，“那现在呢，孤提出军制改革，组建讨朔军，你又是怎么想的？”
这样问，便是直言不讳了。贺珍原是明将，后投大顺军，之后又投清廷，可谓是三易其主，且现在的军制改革又与当时被逼反的情形差不多，朱永兴问出这话，贺珍不由得心中一凛。
“回殿下，末将竖旗反清一是孟乔芳猜忌，二来更是心向大明，恨满清之暴虐。”贺珍小心翼翼地说道：“至于军制改革，乃是朝廷统一事权之举。自古军政分离，也是常理。”
“有些言不由衷啊！”朱永兴笑着摆了摆手，制止了贺珍的辩解，又伸手指着党守素，说道：“兴平侯党守素，当年孔、尚、耿三逆兵进攻广东和湘桂时，汝曾随故列侯高必正率精锐兵马到行在朝见圣上，提出两项重要建议，其中一条是改变勋镇割据的局面，财政收入和官员任命都应该由朝廷统一安排，以便集中有限的财力、兵力救亡图存。孤没记错吧？”
“回殿下，确有此事。”党守素迟疑了一下，说道：“故列侯与末将见掌握兵权的大臣们一味拥兵据地自重，以邻为壑，没有全局打算。而当时形势危急，故有此建议。”
“时过境迁，汝现在如何想？”朱永兴轻轻一弹酒杯，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说道：“当时的忠贞营屡受刁难，缺粮少饷，处境困难。现在呢，夔东虽穷困荒僻，却比当时情形强上甚多。”
“末将，末将仍持此议。未有改变。”党守素听出了朱永兴的话外之音，犹豫了一下，拱手作答。
朱永兴淡淡一笑，伸手逐一指点，将塔天宝、马翔云等人的经历和功绩说得清楚，自然是有删有增，尽量不触及他们的过错。
“临国公李来亨——”朱永兴最后把目光集中在李来亨身上，连连点头，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李来亨的一生主要光阴都是在与满清作斗争中度过。茅麓山更成为大陆反清武装的最后一次惨烈之战。后虽兵败身死，但誓不低头，杀身成仁的民族气节，足以映照日月！李来亨败没，中原再无寸土一民为明者，惟诸郑屯海外，从此华夏沦落三百年，惜哉！
“汝很好。孤敬汝一杯。”朱永兴沉吟了一下，举杯示意。然后一饮而尽。
“谢殿下。”李来亨看出朱永兴的赞赏，却并不知道具体的原因。
一杯酒下肚，朱永兴沉吟了半晌，缓缓开口说道：“孤出缅入滇之初，各部残军虽陆续集结，然军心混乱。兵将心怀疑虑。孤一步一步走过来，到了如今这般形势，所靠者何也？”
“是殿下英明神武，使兵将归心，绝地崛起。不可阻挡。”荆国公王光兴赶忙拱手恭维。
“嗯，孤倒是比别人聪明，比别人看得远些。”朱永兴笑着点了点头，面色又沉静下来，继续说道：“但这还不完全。孤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待人以诚，言出必诺，方才使人心服。疑虑啊，可不仅仅是面对鞑虏，胜负未知，还有这历史问题。都是明军，在孤的眼中本没有什么差别，只要还与满清作战，没有屈膝投降，没有伤民害民的武装，孤一视同仁，心中是感激和佩服。但因为出身不同，包括你们，这心里怕还是顾虑重重吧？”
朱永兴停顿了下来，李来亨张了张嘴，想辩解一下，可还是没有吭声，等着朱永兴继续说下去。
“身病好治，心病难医啊！”朱永兴慨叹了一声，继续说道：“孤心里怎么想，说出来也不令人信服，唯有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伤有养，死有恤，退役有安置，再有赏罚分明，公正无私，这才渐渐使西南明军归心。象晋王、赵王等，自身的荣华富贵是一方面，能令追随的部下有个好归宿，亦是他们的心愿。你们呢，是否也有此盼望？”
“殿下英明。”李来亨拱了拱手，说道：“追随我等的部下南征北战，跋山涉水不下千里，能让他们享安乐生活，确实是我等之愿。至于荣华富贵，末将等倒不敢有太大奢望。”
“末将等也同临国公一样。”众人纷纷附和。
“这话说得假了。”朱永兴笑着指了一圈，调侃道：“所占不过一县，亦不甘心交与朝廷，太小家子气啦！”
“殿下教训得是。”马翔云笑道：“殿下志在天下，我等眼皮子确是浅了。”
“追根究底，还是你们对孤王不了解。”朱永兴举起杯，转了一圈示意，轻抿了一小口，说道：“有些话呢不好说，但要不说明白了，这心结终是难解。‘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这是杨嗣昌说的吧？狗屁，这说的是人话吗，一个兵部尚书，朝廷重臣，历来以父母官自居，竟然要子民作安安饿殍？”
明末负责镇压张献忠的杨嗣昌所作的《西江月》，劈头便是“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这诗在明廷的士人中还颇受好评，觉得说的很对。农民没粮吃，便要在家安静地饿死，怎么能乱跑给政府添麻烦呢？还敢抗粮、抗税，甚至造反给朝廷添乱，实在是死有余辜。
其实就李自成本人的身世和作为而论，他当然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但也不是天生的暴徒。与张角、方腊、白莲教、青莲教以及其后的太平天国相比，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其实是最少宗教色彩的。他的起义完全是因饥馑所逼。
陕北地处苦寒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税收和“加派”是按亩征收，不考虑实际产出。这对地广人稀的陕北来说，就显得极不合理。而最令当地百姓不能忍受的是，陕北本来地处内陆，居民靠种地为生，基本没有什么工商业，但官府的各种“加派”只收银子。不要粮食，这就等于额外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再加上无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农民大量外逃，而官府为了“完粮”，规定一户逃则其余九户补足，九户逃则其余一户补足，于是，对不想坐着等死的农民来说，剩下的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整村整村的逃亡。
崇祯二年。延安人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里，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干旱无雨，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的惨状：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这个古代官吏摧人心肝的奏折今天读来仍然使人神摇。三百年前饥民的话直接、痛快，比后世一打学者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更接近真理。因为根据“血酬定律”。既然“饥死”和“为盗”所承担的“风险系数”是相同的，那么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当然应当选择“为盗”，因为“为盗”至少可以吃饱了去死。
这个有良知的官员在他的奏疏里继续写道：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
马懋才用“最可悯者”、“更可异者”来备陈当时白骨纵横，相率食人的惨状，而这惨剧的发生地“安塞”，正是早期农民领袖高迎祥的祖居地。同时也能够看到，饥荒固然是由干旱引起的，但只要愿意救济，也不是全无办法。“相聚为盗”恰好说明有可盗之处，否则“相聚”有什么用？官府如能“损有余补不足”，本可以将天灾造成的损害降低到最低。但他们做什么呢？
……有司悚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如一户只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赔一户之钱粮；一甲只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则现在之民只有抱恨而逃，漂流异地。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矣。
一有“**”便诿过于天，明廷不但不想法救济，反而加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不断，明征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还有“火耗”，弄得民困财尽，千里榛莽。这时李自成的“三年免征”、“平买平卖”、开仓赈灾就大获中原人心。
因而，就本质而言，与其把农民军称作“农民革命军”、“义兵”或“贼”、“寇”、“匪”、“盗”，还不如直接把他们称作“饥民”更接近事实。“饥民”当然不是骄傲的资本，但也不是天生的耻辱；抢粮（农民军自己称“打粮”）肯定不是一种荣耀，但当各种通过诚实劳动糊口的途径被一一堵死之后，抢粮吃几乎就是一件无可非议的壮举，至少不比那些将别人碗里的饭夺走的人更无耻。
也就是说，饥民“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个人或某种“主义”，而是效忠自己的肠胃。简单地讲，就是为了请客吃饭。
明末的农民起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几乎所有的起义军首领都有过招安、投降的经历。桀骜如张献忠者竟然也在崇祯十一年正式受抚，接受了熊文灿给他的副将头衔。当一个叫林铭球的巡按御史来到谷城时，张按照官场礼仪，立即向他行跪拜礼。
史家在处理这一档史实时，或者假装不知道——实在绕不过去，就说这是一种“策略”；或者说这是“农民阶级的二重性”。实际上，这恰好说明这些起义的农民领袖，包括李自成在内，都不是真心造反，至少在起事之初，他们谁也没有想过要“取而代之”。
第二百五十八章坦诚相待
既是这样，当官军剿抚并用，答应给他们牛犁耕种，并让他们的妻小吃饱时，手下将士便人心离散，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
因此，明末的农民大起义可称之为革命，但不同于在一种新的制度、理念的引导下，通过有共同理想的队伍，来达到实现社会正义目的的良知革命，而是一场在饥饿、困顿、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起来寻找出路的“肚皮革命”。
诚然，革命，尤其是“肚皮革命”，打断了社会的正常积累，浪费了既有的物质资源，破坏了既定的文化创造秩序。不说别的，单是革命要死人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认定，改良比革命好，这不需要讨论，需要讨论的是，李自成怎么“改”崇祯的“良”？是通过立法？选举？还是弹劾？罢免？
中国要想走出“以暴易暴”、“治乱循环”的怪圈，就必须抛弃几千年来“只换屁股，不换龙椅”的革命方式，必须寻求一种和平渐进的方式来切入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
而在抛弃传统思维模式，寻求外部资源的过程中，是否一定要将几百年前这些走投无路被迫铤而走险的祖先妖魔化？是否能在否定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的同时，能对他们在反抗压迫与暴政角逐的过程中所彰显的人格力量、生命意志给予适当的尊敬？
在朱永兴个人看来，在品评这些逝去的古人时，应该多一点理解。少一点苛责；多一点设身处地的悲悯，少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高谈阔论。起码，如果他不幸生在那些饥民之中。也不会老老实实呆在家里饿死的。
再说崇祯，朱永兴同情是有，但并不认为是一个明君，甚至对他颇多鄙薄。什么“日理平台，勤于政事”，什么“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仿佛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明君，只是让李自成害了。
“日理平台”与明代的政治体制有关，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际上是“皇帝集权”。废除了千百年的宰相制，实行“阁臣辅政，阁部平行，群臣互制”的“文官制”。实际上就是谁也不相信。大凡小事都得皇上点头。连阁部大臣也不过只是“票拟”而已。具体到崇祯这个人更是“为政察察”，用人多疑，又好自作聪明，他不“日理”谁“日理”？
至于“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也是毫无用处。换一个办公室，穿着烂衣裳上班，要求手下大臣“宿办合一”。吃饭时少几道菜，这都不错。但关键问题是得取消加征。赈灾济困，让老百姓不要跟着李自成跑，这才是当务之急。如果老百姓有饭吃了，你在宫中搞两场文艺表演，多吃几碗红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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