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疯狂(等候)-第2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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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汝宁的那些官绅就愿意支付给谷正卿一大笔银子，让他废除汝宁军的三项法令，以此来名正言顺地收回自己的抛荒地。于是，他们就托到了黄文吏这儿来了。

由此可见，虽然吴世恭给予汝宁官绅很大的利益，双方在政治上、经济上又捆绑得十分紧密，但只要有了利益，那些官绅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汝宁军的。这真的证明了一句名言：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啊！

这么大的一笔银子，当然使得谷正卿心动。再说，他也认为这三项法令已经是时过境迁，风平浪静的汝宁府已经不需要这种“恶法”了。

于是这三人立刻兴致勃勃地商议了起来，商议到了最后，他们决定想办法把吴世恭赶出汝宁府，一劳永逸地解决汝宁军这个问题。

崇祯十年正月初五晚，北京城紫禁城。

正是新年，空气中还弥漫着鞭炮味，劳累了一天的吏部侍郎齐证，上了等待在紫禁城外的轿子，起轿回府了。

崇祯皇帝在新年各衙门落衙的时候，紧急召集各位重臣，正是有紧急的国事要商议。而这次商议的就是朝鲜战局。

崇祯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皇太极刚等待到第一次入口的阿济格归来，就迫不及待地以“朝鲜败盟逆命”为由，决定发兵讨伐。以此来作为称帝仪式上朝鲜使臣不下跪的报复，更是要彻底消除朝鲜这个隐患。

十二月一日，满清大军会于盛京，皇太极部署了济尔哈朗留守盛京，阿济格驻牛庄，阿巴泰驻噶海城。

之后在第二天，皇太极亲率征朝鲜的大军出发，代善、多尔衮、多铎、岳讬、豪格、杜度等随征。全军分左右两翼，右翼由往东京（辽阳）大路，至浑河岸排列，左翼由往抚顺大路排列。

听说了皇太极大驾起行。朝鲜国王李倧是大惊失色，他立刻寄希望于明朝支援，并马上派遣出使者到明廷求援。

可是清军的出兵速度相当快，他们于十二月十日渡鸭绿江，十三日抵安洲，来势凶猛。于是李倧召大臣问：“寇已深矣，将如之何？”朝鲜的那些大臣有的主张抵抗，有的提出逃走，使得李倧是举棋不定。

而在这时候，就传来了清军已过松都的消息，朝鲜国王李倧也就不犹豫了，发挥了其一贯擅长逃跑的特长，立刻奔向四十里外的南汉山城。再次当了一个缩头乌龟。不过也怪不得李倧国王，虽说是一个国家，但朝鲜的兵员的战斗力简直就是个渣，他也只能够在南汉山城暗下决心，让后世的朝鲜人去考证一下孙子就是他们朝鲜人啦！

而崇祯皇帝在正月初五得知朝鲜被清军攻打以后，立刻召集了所有的重臣商议。同样的，也是争论了大半天，重臣们的分歧相当的大。

第五百八十四章信息不对称

重臣们的意见无非是分成了两派：一派说要去救；一派说不救。反正各自摆出的理由都是一二三四五，说的也都有道理。

到了最后，崇祯皇帝还是决定去救。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泱泱大国的面子，摆在明面上的理由就是救援藩国和牵制满清。反正里外的理由都很充足。最终决定兵部发文给山东总兵丘磊等，等到开春以后海面开冻，从山东坐船去朝鲜救援。

当然，这是一个折中的结果。朝廷上下也知道拖到了那时候去救援，那黄花菜也变凉了。可是这么一来，明朝的兵力却不会损耗，军费也消耗不多，又做了这么一个姿态，怎么样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结果。所以说，支持派和反对派唯一争论的要点：就是做姿态和连姿态都不做，节省朝廷的每一两银子的区别。

而齐证作为一名吏部侍郎，在今天的商议中本没有他什么事，可是齐证是首辅温体仁的人，而温体仁一直是和崇祯皇帝保持着一致的，而崇祯皇帝又是很要面子的。所以在今天的商议中，齐证就成为了马前卒跳到了第一线。

既然是争论，那按照这些重臣的尿性就会引经据典，还要注意文采，要在崇祯皇帝面前留下个好印象。因此，虽然只是说了大半天的话，但齐证也绝对是用脑过度，在精神上也是相当疲惫。所以当起轿没多久，齐证已经在晃晃悠悠的轿子中睡着了。

“老爷！到了！”轿子外有人在轻声喊着。

齐证一下子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他伸了个懒腰走出了轿子，却隐隐约约地听到内宅里传来的哭声，齐证以为自己还没睡醒出现了幻听，于是皱着眉头问道：“谁在哭啊？”

就在这时，齐证的管家红着眼睛跑了过来。他哭丧着跪在齐证面前，说道：“老夫人故去了！黄冈的表少爷故去了！三少爷也故去了！”

齐证是浑身一震，睡意是全消，他立刻大声问道：“难道黄冈被陕贼打破了吗？我方才与大司马相遇，怎么没听说啊？”

“不是贼人，他们是被官军杀的。黄冈县派人送来了丧报了。”

“人在哪里？快带我去！”

对于吴世恭的命令，汝宁军向来是不折不扣地完成的，所以在对黄冈那名士绅灭族的时候，他的全家确实做到了鸡犬不留。于是待在那士绅宅子里的，齐侍郎的岳母、小姨子、内外甥、以及齐侍郎派往岳母家探望的齐证第三子都全部被杀。

所以在汝宁军离开以后。黄冈知县立刻派人把这个消息传给了齐证，并且随同带来了一封对吴世恭的弹劾。当然，对于双方如何发生了矛盾，黄冈知县也是春秋笔法了一番，并且把他自己给摘了出去。

这都杀子之仇了。顿时让齐证暴跳如雷。没话说，当他了解清楚情况以后。立刻动身去往首辅温体仁官邸。要吴世恭以命抵命，为自己的三子报仇。

对于心腹的求援温体仁当然是全力支持，这杀子之仇也确实不共戴天。而且吴世恭这次的罪名可不小，殴打知县，滥杀官眷，私夺民财。而且是证据确凿，如果问罪的话，吴世恭不死也得脱层皮。

可是温体仁确实是一位政治高手，他立刻把吴世恭的行为联系到了打压东林党的大行动去了。在抓捕了钱益谦以后。朝廷中东林党的官员一定会纷纷上书求情，可是这样的上书越多，就越显得东林党是一个结党营私的组织，崇祯皇帝的反感也越大，而钱益谦脱罪的可能性也越小。而看到了这个机会，温体仁就巧夺天工地要为钱益谦的棺材上敲上最后一颗钉子了。

很简单，因为侯恂的缘故，吴世恭也被归类于东林党。而现在温体仁就是硬把吴世恭扯到钱益谦的事件中，并且给崇祯皇帝造成假象：东林党不仅仅有文官，而且有手握重兵的武官，那崇祯皇帝的反应肯定是显而易见的。钱益谦这些东林党的大佬肯定会丢失性命的。

当然，作为陪绑的小角色，吴世恭也肯定会掉入黄泉。不过对于温体仁来说，这样也为自己的心腹报了杀子之仇，又可以报上次吴世恭的搞笑奏章之仇，那也是一举两得之事。

可现在正是新年，万事还需过年以后再说。于是温体仁帮助齐证把弹劾奏章润色一二后，让其过年以后再做行动。

但齐证府中的动静却根本隐瞒不了外人。薛府、山川司设在京中的密探都分别获得了消息，于是他们立刻把消息传递回了汝宁。

吴世恭得知消息以后，也只能够苦笑着摇头了。他根本不知道那家人会与吏部侍郎扯上关系。如果知道的话，吴世恭倒可以安排甄别一下，反正少杀几个人也没关系。

可是事已如此，也没有后悔药了。于是吴世恭就召集幕僚商议善后事宜。这次邓启帆这些幕僚就众口一词了，他们提出了弃卒保车，先行一步找个替罪羊杀了了事，之后向朝廷上呈御下不严的告罪奏章，以此来躲过这一劫。

可是吴世恭却断然拒绝了，自己犯的错，何需下属去顶罪。再说，吴世恭也没把这件事想得太过严重。因为最多就是罢官免职吧！吴世恭又不是第一次做吴白丁了。

到这里就可以看出，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吴世恭出现了重大的判断错误。如果光是误杀了官眷，只要吴世恭想办法与齐证扯皮，到最后真是有可能只是一个罢官。因为朝廷现在确实少不了汝宁军这支强军。但温体仁却把此事与东林党结党联系起来，那后果就不可测了。

还有一点，温体仁、齐证都在京城，而吴世恭却在汝宁，所以吴世恭的话语权是完全失去了。因此，这场相斗一开始，吴世恭就处于了绝对劣势的地步了。

但谁也没想到，当新年一过，各衙门再次开衙后，通政司首先交递到崇祯皇帝面前的弹劾奏章，竟然是汝宁知府谷正卿所写的。

第五百八十五章明升暗抓

“王伴伴！此为何意？”崇祯皇帝疑惑不解地把手中的奏章交给了王承恩。

那道奏章正是汝宁知府谷正卿所写。确切的来说，这不是一道完全的弹劾奏章，而是一道对朝政的建议奏章。奏章的内容就是想要把吴世恭调离汝宁。

在奏章的一开始，谷正卿就罗列了吴世恭的罪名。反正是洋洋洒洒的十几条，什么贪污、抢劫、强抢民女等等，先是从名声上把吴世恭给搞臭。

接着，谷正卿开始详述三项恶法的坏处了。什么民沸人怨啦！什么与民争利啦！从大道理来看，谷正卿的说法也很有道理。

如果奏章到此结束倒也罢了，崇祯皇帝反正已经看惯了这种狗咬狗的奏章。但是接下来的内容就是有些诛心了。

首先谷正卿就介绍了吴世恭在汝宁府的所作所为。虽然吴世恭犯了这么多的罪行，但他生活简朴，不参与宴会娱乐，多设产业、结交地方官绅、勤于教化等等等等。

那吴世恭想干什么呢？谷正卿很隐讳地透露出吴世恭想要收买人心和广蓄私兵。反正这行为相当不正常。不要说，谷正卿倒是说出了事实。

接着，谷正卿就提到了汝宁府的重要性。什么中都凤阳的屏障啦！什么富饶之地啦！因此，防御这里的武官首先需要的就是忠心，而武勇那是排在第二位的。

之后，谷正卿就描述了四周形势。由于明军的连连胜利，农民军的实力已经被消弱了许多。而现在，湖广有左良玉、汝州有余子琏、开封和洛阳有李仙凤的河南主力、当然南阳还有“名将”李禄，所以整条防线已经十分完整。而汝宁的吴世恭已经没必要保持这么庞大的军队了。

最后，谷正卿重点指出：自从吴世恭和崇王发生矛盾以后。双方竟然相安无事了。用谷正卿的眼光来看，反正是很不正常，所以需要防范。

你还别说，这最后一点是最毒的。

吐完槽以后，谷正卿就说出了解决方案：他要朝廷把汝宁军分成两支，一支由“名将”乔松率领仍然驻守在汝宁；另一支由吴世恭率领，去战斗在第一线。两个方向：一个辽东，一个陕南，要发挥吴世恭善于战斗的特长，而且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可崇祯皇帝看到这奏章。却着实纳闷了半天。很简单，他根本不相信吴世恭现在会造反。因为没什么造反的人，会把家人全部留在北京城的。

而且在近半年来，吴世恭接连取得了两次大捷，而且都是决定性的大捷。只是出于恶感。崇祯皇帝才一直拖延着没有论功。而在襄阳大捷后，崇祯皇帝也有些躲不过去了。所以开年以来。他本来就准备给吴世恭升职，而现在谷正卿却来了这么一个奏章。

如果奏章没道理，那倒好处置，最多就是留中不发。可是谷正卿的奏章却很有道理，那倒让崇祯皇帝犯难了，所以他就先让王承恩参谋一下。

王承恩一目十行地看完了奏章。他很聪明地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笑着说道：“皇上！依老奴来看，谷知府想把薛侯女婿赶出汝宁府呢。这俩人之间肯定不和。”

王承恩的话说了等于没说，而崇祯皇帝也不是真的想听王承恩的主意。应该说。如果王承恩经常出主意的话，崇祯皇帝也早就把他从身边赶走了。

于是崇祯皇帝就简单地思考了一下，最后决定还是留中。谷正卿所说的吴世恭的罪名，要么就是捕风捉影，要么就是武官的通病，本不值一提。而冒然调动汝宁军，肯定会引起吴世恭的反弹。而现在的崇祯皇帝天天被内忧外患搞炸了头，所以这种小事，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可是崇祯皇帝想少一事，那个薛侯女婿却不让他省心。接着，齐证的泣血奏章和黄冈知县的弹劾奏章上来了。看到吴世恭的汝宁军这样胆大妄为，崇祯皇帝顿时是大惊失色。

吴世恭的行为其实已经是挑战了整个文官团体，所以这事件一传开，文官们纷纷声援齐证，要为他讨还一个公道。

但是底下的那些文官可以瞎起哄，怎么爽快怎么叫，但崇祯皇帝和大学士们可就不同了，他们需要考虑全局。就是定罪吴世恭，也要把影响消弭到最小的程度。

有的大学士就提出：去黄冈县的只是汝宁军的一支偏师，可能吴世恭根本不知道手下的行为。因此，只要追究偏师将领的罪责就可以了，对于吴世恭，最多追究一个领导责任。

还有的大学士提出：再怎么样，也要让吴世恭上个辩驳的奏章，这样单方面的弹劾，很可能导致事实不清。再说，如果把吴世恭抓了起来，发生了兵变怎么办？而且在外人眼里，吴世恭还是一员屡战屡胜的大将，这样的自毁长城，不是有损于崇祯皇帝尧舜之君的名声吗？其实说到底，那些大学士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在商议的时候，温体仁见到风向不对，崇祯皇帝也是一副想大事化小的模样，于是温体仁就一言不发了。他根本没想到解决一个武官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弹。

其实这也不奇怪，到了这个时候，带兵的武官已经没什么人敢碰了，他们的羽翼已经丰满，甚至朝廷在很多时候都要迁就他们。反而是文官比较弱势，崇祯皇帝想杀就杀，就是带兵的文官照样如此。

于是温体仁就决定缓上一缓。可这一等，温体仁就幸运地等到了东林党的猪队友了。

首先是钱谦益和瞿式耜下了诏狱以后。东林党人凭着在朝野上下的势力，先是在江南地区百般阻挠。因此，命地方调查追究的朝旨虽然下来了，但地方官员却故意拖延，以便寻找转机。而在朝中的东林党人一面上呈求情的奏章，一面往死里弹劾温体仁。

而温体仁则是冷眼旁观，他已经摸透了崇祯皇帝的心理，东林党人闹得越欢腾，崇祯皇帝的戒心也越大，钱谦益和瞿式耜的罪名也是越重。眼看着钱谦益和瞿式耜就是在劫难逃了。

而这时候，一件事引发了导火索。一名南京新安卫千户杨光先进京上言攻击温体仁。而这名杨千户很会博眼球，他竟然随身用车拖来了棺材，以示必死之志。于是京城哗然，赠诗赠文的争先恐后，把他带来的棺材上都贴满了。

这下子立刻把崇祯皇帝惹毛了，崇祯皇帝痛恨杨千户的哗众取宠，命令对他廷仗八十，并发配到辽西极边。据说行杖的时候，观者如堵，全都为他大念阿弥陀佛。

于是温体仁趁机密奏崇祯皇帝，他指出：文官结党不可怕，可怕的是文武勾结，东林党人已经把触手伸向了军队了，所以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对东林党将领——吴世恭采取必要的措施。

这密奏确实让崇祯皇帝有些毛骨悚然。他连忙问策，于是温体仁就建议道：先是为吴世恭论功，升其为总兵安其心。之后让其入京述职，到了京城以后，怎么样处置反正朝廷都掌握了主动。崇祯皇帝立刻是深以为然。于是在正月二十七日，传旨的钦差和一批执行秘密使命的锦衣卫从京城出发赶往了汝宁。

所以在这段时间内，党争使得整个朝廷有些不务正业。但崇祯皇帝倒也相当勤政，他在二月，召见了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一见面，崇祯皇帝就询问道：用什么办法能够摆脱当前军事上的被动局面？

而杨嗣昌则从一个兵部尚书的角度全面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一整套战略构想。而其核心思想就是：攘外必先安内。

杨嗣昌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这天下的大势就好像是一个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宣府、蓟镇等边防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地区是腹心。

而一个人身上最重要的是头脑。边疆烽火燃于肩臂，对身体危害甚急；流寇作乱于腹心之内，对身体影响甚深。紧急的固然不能谋画迟缓，而影响至深的更不可以稍有忽视。如果腹心安然，脏腑无恙，就可以输送精血，运行骨骸，以拥戴头脑，护卫风寒于肩臂之外，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所以杨嗣昌就以为：必先安内然后可以攘外，必先足食然后可以足兵，必须保护民众才能够荡平流寇。这是今日辨症施治的根本，不是敢缓言攘外，因为急切于攘外，才不得不先安内。

接着杨嗣昌分析道：清军的攻势再猛烈，暂时还不会危及到明王朝的根本统治，因而只是肩臂之患；而中原的农民起义不但消耗了大量的兵力和军饷，还造成了人心浮动、城乡凋敝，使帝国大伤元气，所以是心腹之患。

而出于这样的分析，他认为应该首先集中全力对付农民军，而对清军采取守势，甚至想办法与其妥协构和，将来内乱彻底平定后再作长远打算。

第五百八十六章十面张网

所以说，杨嗣昌是一位很有战略眼光的人，比起过去崇祯皇帝和他的朝臣们忙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地穷于应付，确实要高明多了。

而崇祯皇帝也从来没有听人从战略的高度为他系统分析过形势，所以一听这番话，大有茅塞顿开之感，他感慨地说道：“只恨用卿太晚啊！”

那么战略构思完成以后，杨嗣昌又有什么具体的实施方略呢？

杨嗣昌针对农民军分散流动作战的特点，提出了一个以主力兵团流动进剿和地方兵团固守协助相结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十面张网”方案。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方案与吴世恭曾经提出的全场紧逼加区域防守很类似。

而根据这个方案，五省总理和陕西总督将分别统率各路援剿部队和三边劲旅，作为主力在中原和西北两地突击剿灭大股农民军；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四个巡抚辖区的地方兵团一面固守自己的区域，一面配合主力兵团围剿，所谓“分任剿而专任防”，称为“四正”，就是围剿大网的四个正面。

此外，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六个巡抚辖区的地方兵团作为“六隅”，是大网的六个边角，主要负责严守自己的区域，相应协助围剿。杨嗣昌以为，一旦张网部署完成，只消三个月时间就可以彻底消灭全部农民军。

而仅就军事方案而言，“十面张网”的计划还是相当严密的，但要认真执行起来却需要许多基本条件。首先是要有充足而精干的兵力，否则网大眼稀，只靠空架子无法收到实效的。

因此就要增兵。根据杨嗣昌的调配，五省总理和陕西总督的两个主力军团各增兵三万人。而湖广、河南两巡抚增兵各一万五千人，凤阳、陕西两巡抚各增兵一万人，此外还在凤阳祖陵和承天（今湖北钟祥）祖陵各增设专防兵五千，总共增兵数达到惊人的十二万。

到了现在，连同中原、西北两个战区和“六隅”地区原有的兵额，十面网中所用的部队已经是超过了二十万。调集这样多的部队完成一个总战役，在明代的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而且光从数字上来说，也至少足以同各路农民军相抗衡。

但这里有个问题：在军制败坏的明末，这些匆匆招募的部队。到底有多大的战斗力？只有天晓得啦。

当然，增兵以后就要增饷，户、兵两部经过仔细筹算，共需增加军饷二百八十万八千两。又是一个天文数字。而这笔庞大的开支确实很让人伤脑筋。

崇祯皇帝曾经在以前谕令勋戚之家捐助，但遭到了普遍的抗拒。那些官绅勋贵根本没有急公体国之心。就是那些身处在战区的乡绅也不不愿意捐助。崇祯皇帝忍不住发牢骚道：及至贼来时。都成了他们所有。怎么这样愚蠢？

可是崇祯皇帝也不用五十步笑百步了。连他本人也同样是守财奴本性，宁可国破家亡也不愿意拿出内库的银子来助饷。看到这里。忍不住又想起了臭名昭著的魏忠贤。他当年见国库空虚，倒是拿出家财充做辽东的军饷的。也说不清谁的思想境界高了。

那大家都不愿出钱，巨额的军饷也只能再从民间榨取了。杨嗣昌因此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加派“剿饷”的计划，在辽饷之外又在每亩加粮**，每石折银八钱，合计天下增税一百九十二万多两。再加上所谓“溢地”——就是重新核查纳税土地——等项，全国年加派共二百八十万两。

崇祯皇帝和杨嗣昌就想长痛不如短痛，可是他们没想到，这加饷却丝毫没加到官绅头上。却全部加到了地方百姓的身上。再加上地方官府乱收耗募，最终从百姓身上搜刮超过了千万两。

更为可怕的是，这项“剿饷”是为完成“十面张网”的大战役而临时设立的，所以“十面张网”一天没有完成，临时设立的“剿饷”也就一天延续下去，再加上天灾，那流民数量真是节节上升，为农民军提供了充足的补充兵员。

也许崇祯皇帝和杨嗣昌也明白这一些，可是他们已经顾不上了。为了剿灭农民军，他们俩已经红了眼了。

解决了增兵加饷，就要解决另外一个命将用人的问题。特别是总理、总督和四正六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