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疯狂(等候)-第3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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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进了大顺政权中的官绅地主，也不免产生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对执行这种政策的大顺政权的前途表示怀疑。

实际上也就是一句话——生产力要决定于生产关系。像明末这种封建社会里，想要去打土豪分田地，这样做是爽，但绝不会成功。尤其是像李自成这些流寇文盲。

而当玉田战役惨败以后，那些处于潜伏状态的各地官绅地主，就认为时机已到，于是他们纷纷发动叛乱，杀害或拘捕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袭杀当地大顺军驻兵，而这样的叛乱一旦得逞，原来的明朝官僚立即就把握了地方政权，从而实现了官绅地主阶级的全面复辟。

到了九月十三日，汝宁军援军押运着粮饷汇合到固关时，薛勇被吴世恭任命为征西将军，率领包括蛟击镇、黑云军和援军在内的八万兵马，开始了扫荡西北几省，大顺军残留部队和张献忠大西军的全面军事行动。

而到薛勇出兵之后，各地的大顺政权是纷纷叛乱，投向了汝宁军。使得薛勇的征西军也开始了一路狂飙。

比如：李自成在晋北重镇大同留了上万名重兵、由制将军张天琳负责镇守，由于没有解除明朝投降总兵姜瓖等人的军权，加上防范不严，以致姜瓖叛变得逞，张天琳等大顺军将领被刺杀，驻防的军队也随之瓦解，这使李自成放弃北京后固守山西的计划转眼就落了空。

而当李自成这些大顺军领导人经由山西太原、平阳（今临汾）返回西安以后。由于兵力不足，对畿辅地区已经无力顾及，所以就把防御重点放在山西、河南这一线。

九月中旬，李自成对山西一带的防务作了具体部署：晋北大同地区由制将军张天琳统领一万多名士兵镇守；晋中太原地区由文水伯李勇带领兵马一万镇守；晋东南长治地区由平南伯刘忠带领八千兵马镇守。

而李自成离开太原时亲自召见了李勇，授以坚壁清野之计。为了加强山西的防务，又留下右营大将、绵侯袁宗第以兵万人屯于临汾。

为了巩固对山西、河南等地的控制，大顺政权还采取了措施打击和防范各地官僚豪绅的叛乱活动。而这一措施，暂时遏制住了叛乱的蔓延，使得山西地方得以暂时稳定。

为了同样目的，大顺政权还采取了一项重要的防范措施，他们下令把山西等地的原明朝官绅，强制迁往陕西各地重新安置。这种大批迁徙原明朝官绅的目的，就是要使得这些地头蛇离乡背井，从而不能再发挥出他们的能量。

可是再怎么样，这些区区兵力，就根本抵挡不住薛勇八万征西军。在进入山西以后，征西军根本未遇上什么像样的战斗，反而是大顺军和当地叛乱的部队纷纷投诚和归顺，使得征西军在一个月之内完全占据了整个山西省。而部队也一跃超过了十七万人。

而李自成在西撤过程中，没有尽可能地把较多的主力部队留在山西，也没有任命一位高级将领统筹山西防务，回到西安后又没有及时地从陕西调集兵力加强山西的驻军，这在战略上也肯定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可以看出，玉田惨败似乎把李自成的军事才能都给打没了。

而现在的李自成回到了西京（西安），他又是怎么布置陕西的防御呢？他又是进行了怎么样反攻准备工作呢？

第八百九十七章天下战事（二）

李自成在回到西安以后，他终于振作了起来。首先他所做的事，就是——吹牛。比如：大顺军连续发布了一连窜的命令：

“绥德、汉中高、赵（指高一功，赵光远）从西河驿过河，统领夷汉番回马步兵丁三十万。”；

“权将军刘（指刘宗敏）统兵十万过河从平阳北上。”；

“报皇上（指李自成）统领大兵三百五十万，从长安起马。三路行兵，指日前来。”；

“先恢剿宁武、代州、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剿除辽左、豫贼。至叛逆官兵尽行严洗，顺我百姓无得惊遁。”

……

李自成妄想用这些夸张的宣传先稳定住军心。当然，他也是做着一些反攻的准备的。不过到了最后，大规模的反攻却一直没形成事实。

之所以会如此，主要的一些原因就是：

首先，原明朝投降官员见势不妙，重新做了了墙头草。李自成回西安以后，他大力地惩办了一些大顺朝廷和地方官员，如刑政府尚书耿始然、户政府侍郎李天笃以及平阳防御使张爌等。有的固然是因为贪赃枉法，有的则是同政治态度有关。

其次，当时在西北地区的原明朝投降将领还掌握着部分兵权。而当这些降将得知了坐上龙椅的是原先和他们一样的明朝武将，这些人的态度也或是暖昧难明，或是跃跃欲试起来。

而李自成为了防范可能发生的武装叛变。不得不在战略要地分驻大顺军旧部，这就必然要牵扯相当一部分力量。

如：这年九月间，大顺军绥德守将高一功和延安守将亳侯李过。突然把镇守榆林的确山伯王良智（即李自成进攻西安时开门投降的明朝守将王根子）处死，由高一功接管了榆林的防务。

还有，投降大顺政权的明都司崔有福，突然在晋西永宁州（今离石）叛变。他聚集乡兵逮捕了大顺政权的州牧，占领州城，并且骚掠接境的临县、宁乡（今中阳）二县。大顺军被迫“移兵围州城”，直至九月二十五日才攻克。

而这些叛乱虽然都被平定了。可大顺军反攻的部署却也被全盘打乱了。

最后，连大顺军内部的许多人都是一片悲观。

如：牛金星在西安时，与其作为贡生的亲戚置酒。在酒后吐真言，忽然叹道：“人生乱世，贵贱何足道，孽报耳！”。接着又指着自己脑袋说道：“保此物大难。我在祸网中。或庶几可以幸免。即不免而砍之悬于市曹也亦宜。君死网中胡为乎？幸即出居他所，卒有变，利有逃匿，保此头颅。”接着在酒宴上因为气氛实在悲伤，所以就呜咽流涕而罢饮

所以说，在大顺军败回西安之后，内部矛盾有着逐渐激化之势。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全力对敌已经是变得不大可能了。

还有一点也相当重要。在李自成他们一路逃回陕西的途中。他们也在反思，发现追赃助饷政策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对官绅地主的过分打击则不利于后方的稳定。所以大顺政权也开始实行按田亩数和人头数征收赋税的政策。

可这么一来，“三年不征”的政策先是变成了出尔反尔，失去了大批平民百姓的民心。而短时间内，土地又没有什么产出，根本收不到什么赋税，所以立刻造成了大顺政权的财政崩溃。

而没有了粮饷，大顺军内部也都离心离德，除了原先闯营的那些核心部队以外，其他后来投靠、投诚和投降的部队都是缺少粮饷和补给，这怎么让他们对大顺朝还忠心呢？所以说，有了钱，不一定能组建起精锐的部队；但没有了钱，再精锐的部队也都会土崩瓦解的。

面对着西北几省的大顺军残余，征西将军薛勇也制定了一个声东击西的西北攻略。他让增援上来的全大山率杂军七万，在山西做出进攻陕北的态势，吸引住大顺军主力。

而薛勇将亲率十万大军，经怀庆，攻潼关，要乘虚一举进入陕西腹地，攻克西安，彻底歼灭残余的大顺军主力。

对于薛勇密奏上来的西北攻略，吴世恭不想去指手画脚。毕竟薛勇是最知前线战况的，吴世恭也相信他的指挥才能。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吴世恭不去做那遥控指挥的蠢事，以免打乱前线将领的部署。

不过吴世恭也有些担心。要知道，在全大山所率领的七万杂军中，也只有汝宁军的精锐一万。就是薛勇率领的十万主力，其中也只有蛟击镇的一万五千人可依为核心。其余的那些部队，都是投诚、投降的，战斗力根本就是参差不齐，很不让人放心。

而且为了使那些部队归顺，薛勇除了答应给这些降将授官以外，还许诺了全额供应粮饷。而这些部队的粮饷标准也都与汝宁军一样，再加上山西地方还有五万多投顺过来的地主武装维持地方秩序，这些兵马也多少需要供应些粮饷。而这些巨额的开支，都将由吴世恭的大平朝供应和背书。

所以很多时候吴世恭都在自嘲：自己这个皇帝也许是历史上最穷的皇帝了，虽然大平朝一直维持着这样巨额的军费开支，但这些粮饷大多数都是通州大营的积蓄和汝宁军外借所得，所以现在的大平朝，简直是对外欠了一屁股债了。

还有一点也让吴世恭相当头疼。因为征西军攻略速度太快，整个北直隶和山西都落到了大平朝的手中。为了先建立起地方政权，大平朝也只能够任命了大批前明官员。

先不提这些前明官员是否忠诚。光说他们治理地方的这一套，还是沿用着前明的治理方法。同样，他们还是沿袭了相当多的前明陋规，对百姓的暴征暴收也依然很严重。

而原先汝宁军却有着自己的一套迥异与前明的治理手段和文官体系。可是因为没有这么多的官员贮备，再加上要安抚那些前明官员，所以也只能暂时在大明朝内，形成了“一国两制”。而这一切，都将成为大平朝的一些不稳定因素。

第八百九十八章天下战事（三）

因此，对于现在的大平朝来说，缺粮、缺钱、缺官员，简直是百废待兴。而且大平朝还要维持着与强敌的作战，并没有一心来治理内政，以此来休养生息和改变磨合。所以现在的大平朝，就很看吴世恭的治国功力了。

看完了关于李自成大顺军的奏章以后，吴世恭就开始仔细地浏览起了，山川司和军情局收集过来的张献忠大西军的情报。而这些情报只能用八个大字来描述——触目惊心！惨绝人寰！

由于先是李自成的大顺军狂飙西北，然后攻克京城；之后大顺军惨败于玉田，清军二入京城；最后汝宁军黄雀在后，吴世恭成为了九五至尊。因此，看不到任何未来的张献忠，他立刻陷入了一种病态的歇斯底里中。

按照一般的道理，张献忠既然入川建立了大西国，他就应该把这个天府之国当成自己的根据地来好好治理，没想到他却灭绝人性地进行着末世狂欢。

也许张献忠已经知道：无论是谁得了这个天下，都不会允许他割据偏安的，他的下场只有灭亡，所以他就大开杀戒，一种我得不到，你们也别想得到的心态。

这就像一个明知道自己的万贯家财，就要变成别人的财主一样，反正自己已经不能够享用了，但又不甘心让别人得到，所以就连摔带砸、连烧带杀。不过对于已经变得疯狂的张献忠来说，他就做得更绝了。

虽然现在吴世恭看到的情报也只是挂一漏万。但依然看得吴世恭是惊心动魄，有着肝胆摧裂之痛。

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除了手起刀落大砍大劈一般杀法外。还自创了好几种杀人法，加之于不同对象身上。历来兵燹匪乱，百姓老幼妇孺，最是遭祸酷烈。而张献忠的军队每陷一方，对妇女除掳去少数年轻女子充当营妓外，其余的怕累及军心，全部杀掉。甚至在粮草匮乏之时。更是杀妇女腌渍后充军粮。

如遇上有孕者，剖腹验其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则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此命名为“雪鳅”。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此命名为“贯戏”。

最令人发指的是对付稍有反抗或语言不满的人。捉来将其背部皮肤从脊沟分剥，揭至两肩，反披于肩头上，赶到郊外，严禁民间藏留给予饭食，多有栖身古墓，月余而气绝。如行刑者使人犯当时气绝，未能遭此活罪。行刑者亦被剥皮。此命名为“小剥皮”。

此外，张献忠出身草莽；粗鄙无文。出于一种猜忌、仇视文化人的本能，他必然大杀读书人。他的大西政权在四川各州邑安置官员，用军令催逼周围士子乡绅到城镇，由东门入，西门出，尽杀灭。

攻陷成都仅二月，杀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东门外。又召集生员，拿出一面一百平方尺的大旗，令其在上写一满幅“帅”字，且须一笔书成，能者免死。有夹江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浸大缸墨汁三日，直书而成。张献忠仔细看后曰：“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必尔也！”即刻杀死祭旗。反正是不讲理的屠杀，根本让那些士子没有活路。

之后张献忠开科取士。严逼各州县士子前来考试，不来者杀头，并连坐左右邻居十家。他在成都贡院前设长绳离地四尺（约1。3米），让考试的人依次过绳，凡身高于绳者，全部赶到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万余人，死者留下笔砚堆如山积，张献忠前往观看，拊掌大笑开怀。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别人是虎毒不食子，张献忠却来了一个自毁自杀。某日晚，他的一个幼子经过堂前，张呼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召集妻妾责问她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奇怪的事还不仅仅这一些，随着张献忠的心情焦虑，他竟然开始大杀自家兵士。当周围已无百姓可杀时，乃自杀其卒。初杀蜀兵，蜀兵尽，次杀楚兵，楚兵尽，后杀同起事之秦兵。而这行为连大西军的将士都看不下去，而张献忠反而责其下属杀人不力，骂曰：老子只需劲旅三千，便可横行天下，要这么多人做甚！

尤其是妇女，更是像沦入地狱。每逢大西军在攻城的时候，如遇到激烈的抵抗，张献忠就让所掳掠的妇女赤身**向城上辱骂。

而掳来的妇女，凡是有姿色的都被**得奄奄一息，然后割下首级，将尸首倒埋进土中。女人的下体朝上，据他们认为可以压制炮火。

除了在一种情况下妇女可以免死，那就是张献忠的士兵一进入百姓家，家里的妇女装出十分情愿的样子主动与士兵相淫。因此张献忠的士兵经过的地方，妇女不得不首先迎出来，自己脱衣供他们侮弄，这样才有机会救一家人的性命。所以那些民女在惊骇之下，只好纷纷主动献身，比娼女还像娼女。

而当张献忠每攻陷一城，所掳掠的妇女必须由他先挑选出几个姿色美艳的轮流伴宿。这些美女们上半身穿着艳装，下半身**什么也不穿。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张献忠淫兴勃发，立刻命这些美女横倒在地，进行奸污。等到他玩腻了的时候，便将她们洗剥干净杀死，蒸着或煮着吃。有时他等不及这些美女煮熟了，就带着血大嚼起来。

入川以后，张献忠患了疟疾，他就对天许愿说如果病好了就以“朝天蜡烛两盘”贡奉给上天，直到他病好以后周围的人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献忠命令兵士，专砍女子的纤足，每个兵士必须至少进献十双小脚。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专门搜寻女子的纤足，只要遇见女子就地先将脚砍下来。不到半天军营中的小脚已经堆积如山。张献忠命人将收集来的三寸小脚堆成一座山的形状，称为莲峰。

没想到这位人间魔王还不满足。当他回头一看自己的小妾的脚也很小，就顺便砍下来堆在莲峰顶上，随后再将这些小脚架火烧毁，名为点朝天烛。至于男子则被砍脑袋或割下**，也堆在一起在太阳下暴晒。

在张献忠的一番屠杀之下，川地是赤地千里。当平民杀完以后，张献忠就派心腹去士兵中间窃听，士兵偶有怨言，就会全家被杀。

在这样的杀戮之下，川中城内都杂树成拱，野狗吃起人肉像虎豹那样的凶猛，在路上咬死人，不吃干净就走了。而遗留的百姓逃到深山中，穿着草编的衣服，遍体都生了毛（缺盐）。

这样一条条的血泪控诉，让吴世恭是揪心不已。他立刻批注道：“张贼不可恕！大西贼不可饶！”之后，就扔下了朱笔平复自己的心情。

不过看了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情报以后，吴世恭倒是对薛勇的西北攻略平添了许多信心。只要薛勇的声东击西战术一奏效，李自成的大顺军必将不复存在。而已经自我毁灭的张献忠更是不足为惧了。

就是战果不利，大平军也可以撤回山西和河南。毕竟他们的身后还有着周巡和张彪的熊捶镇、留守汝宁和归德的，薛强指挥的汝宁军部队，还有山西的地方部队作为支援呢。而且李自成的大顺军也没有足够的兵力进行反攻了。

休息了一会儿，吴世恭就开始看起了南明的战报。

北京被李自成攻陷和崇祯皇帝自杀身亡的准确消息，是在八月下旬才传到南京的，明朝身在南京的大臣们，在大悲大恸之中，连忙筹备拥立新君。于是各派政治势力紧张地争斗厮杀了一个来月，最后定立福王朱由崧为帝，改元弘光。

弘光帝于九月十五日登基，登基后立即就降旨为崇祯皇帝议上庙谥。九月十五日，谥号议定，全称为“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庙号、谥号用“思”、用“烈”，特别突出对崇祯帝“杀身成仁”的痛悼。

后来就有人提出，“思”字曾经是蜀汉后主刘禅死后的谥号，用“思”来称崇祯皇帝极为不妥，建议改定，朝臣们又反复磋商了很久，最后改定庙号为“毅”。

接着，在崇祯朝作过一个月大学士的文震孟的儿子文秉，更上先帝谥号曰‘烈宗正皇帝’。”虽然文秉的看法在当时很有代表性，遗民们出于亡国的惨痛和对故国深刻的怀念，对于作为故国标志的最后一个皇帝难免要表现出特别的热情。

何况“自古艰难唯一死”，崇祯皇帝毕竟是杀身殉国了，那死就被看作壮烈非凡，是合互乎大道的“仁”，甚至连在死前逼杀后妃也成了“义”，不争天命也成了“智”，临死前的一句激愤之言也成了“礼”，仁义礼智俱全，简直是独立于天地之间，垂则于千秋万代。

可笑的是，这些大臣们就忙着玩这些文字游戏，却不把心思放在如何来保住南明小朝廷上。

补充说明

关于张献忠屠川事件，有些书友有争议，而关于这段历史，笔者也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之后得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四川当时确实发生了灭绝性的大屠杀，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屠杀的刽子手无非是张献忠和清军这两方面之一；

其次、清军在统一中国的时候，确实也进行过大屠杀。例如：扬州、嘉定等。但清军一般是在抵抗激烈的时候才采取大屠杀的，这是当时作战时的一种野蛮作风，当然不好，但也不是清军所独有的。例如：李自成在宁武的屠城；

而当时的清军已经是想要统治中原，他根本不可能把天府之国的人全杀光，再耗费气力从其他地方迁移。这不是蠢事一件吗？所以清军不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

第三、张献忠的屠杀是有前科的。他在凤阳和安庆等地也进行过屠杀，只是没有在四川这样的丧心病狂罢了；

第四、当清军入川以后，根本未遇上张献忠的大西军有力抵抗，而当清军斩杀张献忠时，他身边竟然只有二十几人，这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张献忠，已经因为大屠杀而众叛亲离了；

第五、在当时文人的笔记中，有着张献忠屠川详细描述。而有些文人是死在清朝文字狱中的，这些文人总不会粉饰清军吧；

最后、清军入川肯定也有屠杀，不过如此大屠杀的“首功”，毫无疑问是归于张献忠的。但是张献忠的大屠杀，也不能掩盖清军曾经的屠杀。

总之，现在网上有些不良的历史观，好像全部要推到清军这个异族的身上。确实，那是一段汉民族的血泪史，但笔者总以为，治史要客观，尽量客观吧！

当然，笔者欢迎对于这个观点的讨论。

第八百九十九章天下战事（四）

更为可怕的是，由于在新帝上的一系列不良的举动，现在的南明小朝廷也处在分崩瓦解之中。

当北京城被攻陷，崇祯皇帝身死的消息传到南京以后，作为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文官之首。而此时的当务之急当然是立新君。

可接下来，清军和关宁铁骑奉鲁王“清君侧”；李自成的大顺军玉田惨败；汝宁军北上勤王，收复京城并救出太子；吴世恭黄袍加身。这一连窜眼花缭乱的消息使得南京的大臣们是晕头转向，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时间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了。

然而在这一个多月的时光中，围绕着立新君，那些大臣也恢复了大明朝文臣们的“优良传统”，开始赤膊上阵，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党争。

按照与崇祯皇帝的血缘疏近，福王朱由崧是新君的当然人选。可是以钱谦益等热衷于东林门户之见的官绅却群起拥潞王。当然，这些东林党人的真正用意，就是排除福王，以确保崇祯时期东林—复社党人在政治上的操纵权，特别是如果潞王以较远的宗支而被迎立，钱谦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飞黄腾达。

而作为实权人物的史可法则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自然对拥戴福藩继统心存疑虑，但又担心舍亲立疏将引起更大的**。

最后，史可法亲自写信给南京高级官员说明定策意见：“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而南京的官绅对于这个折中方案比较满意，由南京礼部准备乘舆法物前往广西迎接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