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午后)-第2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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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王伦，还有，这才是郑朗叫侥幸的地方。余靖又进言道：“朝廷所以威制天下者，执赏罚之柄也，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细民聚而为盗贼，不能禁止者，当赏罚不行……南京者，天子之别都也，贼入城斩关而出，解州、池州之贼不过十人，公然入城虏掠人户，邓州之贼不满二十人，而数年不能获。又清平军贼入城作变，主者泣告，而军使反闭门不肯出。所闻如此，而官吏皆未当重有责罚，欲望贼盗衰息，何由而得？今京东贼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桂阳监贼仅二百人，建昌军贼四百余人，处处烽起，而巡检县尉未知处以何罪……”

为什么会这样？

当真是用酷法就能解决的？

范仲淹又说，陕西禁军厢军近二十万众，防秋在近，必须养育训练，以期成功，在乎丰以衣食，使壮其力，积以金帛，示以厚赏，牛酒以悦之，律罚以威之，虽二十万众，合为一心，有守必坚，有战必强……

这个钱从哪里来，粮纳粮草并金银钱帛，及万缗与南监交钞，二万与上佐官，三万者京官致仕，如应举到省，与本科出身，除家便官。

没有办法，只好卖官凑钱。

郑朗听到卖官之策居然从范仲淹嘴中说出来，不由十分愕然，揉了揉太阳穴，说道：“陛下，臣以为只要主明臣贤，内患不必忧也，忧的还是外敌。虽有的时候年光不好，百姓被逼无奈，沦为盗贼，然我朝乃是最重内治之国，故这些盗贼必不深患。”

与欧阳修正好说反过来。

“西夏国力狭弱，不能颠覆我朝，但野心难改，眼下西夏据于契丹之逼，必与我朝约和，可以赢来短暂的几年或者十几年和平时光。约和，我朝必须用钱帛收买其心，再加上他们内部休生养息，十几后必会又来侵犯我朝。又不知道会进行几年战争，反反复复，虽是疥癣之痛，可这个疥癣太大太深了，战争持久，民不聊生，若再来一个大型灾害，陛下仁爱，民虽苦多不怨，盗贼难以成势。可陛下能保证后世子孙皆如陛下？内外交困，那时才是最伤最痛之时。至于欧阳修所说契丹之心，不可不防，也不可以夸张，严防而己，不必进行大规模的练军与增兵，一是国家没有钱帛维持，二是不能让契丹人认为我朝有敌意。之所以询问我朝与西夏人议和事宜，一是当初的约定，二是他们也想判断三国的形势与走向。契丹已经堕落矣，臣担心的不是契丹，而是北方更野蛮的鞑靼人与女真人，这些民族取代契丹，必将成为我朝最大的敌人。”

顿了顿说道：“桂阳监贼主要是走私私盐的生猺，官府抓俘不服，发起的暴动。其余盗贼，有的是军中之弊引起的，还有的是百姓，四年重压，加上旱灾，生活无法维持下去，才有胆大包天的歹徒为非作歹。可这些人难道不知道谋反必死？为什么要挺而走险，官逼民反也，一些官吏没有做好，加是贫困，于是挺而走险。许元已去南方筹粮，不日粮食就能抵达京师或者山东，陛下可以下旨，让各州县官寮开仓酌情放粮，赈济百姓。范仲淹与韩琦、欧阳修议派按察使巡视各州县官员，然臣倒以为暂且莫急，不如派几良吏按察各州县，监督官吏放粮，先安民心。民以食为天，不求让他们吃饱，最少有一个半饱，老百姓就不会挺而走险，没有饥民流民的加入，纵然有一些盗贼为患，迟早必被朝廷剿灭。陛下，治国者义为节，仁才为本。老百姓为了支持国家战争，苦了近四年，到了朝廷回报他们的时候。”

赵祯动容，说道：“准。”

郑朗又说道：“数支贼寇，唯有王伦贼最强，让臣带一营悍远军前去南方，来回不出一月，便可将此盗贼剿灭。”

悍远军便是那些生女真骑兵，来到京城后一切为二，分成两营，每营有两百余将校。在未完全被京城生活腐败堕落之前，他们依然还是宋朝最强大的军种。

第四百五十六章　不能答

赵祯没有同意，说：“盗贼王伦仅数百人，不需卿亲自前往。”

王伦虽让朝廷头痛，只是一只鸡，用了牛刀未免太过。

郑朗答道：“陛下，高邮临近大运河，马上六月末，江南茶盐之税，平安监的金银铜铁悉数将从大运河运向京师，一旦拦截，会将如何？况且自高邮往南，皆是国家鱼米之仓，供粮大户，贼已从沂州糜烂到了高邮，往南便是扬州与真州，渡过长江便是江宁、润州、苏州、湖州、杭州。”

郑朗每提一处地点，赵祯的秀气脸蛋便白了一份。

除了真州略小外，其他几州那一州也不能糜烂，这几个州那一州每年税务不是好几十万贯，甚至超过百万贯。韩琦与范仲淹为了一千八百贯磨嘴皮子，一百万贯是什么样的数字？

“郑卿，你若去，将悍边军全部带上。”

“陛下，不用，贼寇虽勇，背水一战，负隅顽抗，但臣带一营足矣，至于原因，臣回来再说。”郑朗答道。王伦还好一点，马上的张海起义才是规模庞大，纵横陕西、河南与湖北，使京城十几个州郡彻底溃烂。用兵的地方不要太多。

“人太少了。”

“陛下，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自沂州到高邮驻扎了多少禁军、厢兵，再加上周边地方，禁厢军与衙前人数能达到一万多人，为何却让两百多人纵横无敌。陛下，诸公，请三思。”

赵祯还是希望郑朗多带一些人马。

毕竟从奏折上传来的消息，敌人太强悍了，宰相出面，万一有败，郑朗有危险，国家也丢不起这个脸。

郑朗说道：“臣对军事并不善长，但也不是外行，请容臣议。”

说不善长是谦虚的话，郑朗对军事不懂，那么朝堂上谁对军事懂？

赵祯只好答应。

从都堂出来，范仲淹依然有些担心，说：“行知，不可轻敌。王伦谋反，不生便死，逼上绝路，又有许多马匹，你带的人是少了一点。”

“希文兄，我没有轻敌，敌人在绝路上，战斗起来一定十分强悍，这个我心中清楚。至于马，不用担心，他们沿途从官府手中掠来许多马，所以越往后战斗力越高，速度也越快。但自沂州往南，皆是内陆，马除了用来通信的外，从未指望这些马上战场，又不是养马之所，劣马居多，良马为少。并且他们全部是步兵出身，不善骑术。仅一个来月，能练出什么精湛骑术？似乎他们只是用来骑，也未听到他们专门训练骑术，准备在马上交战。地形也不同，往南去，多沼泽低洼之所，练骑术也没有多大作用。”

“可你带的多是骑兵。”

“那也没有关系，此时敌人驻扎在高邮，陈执中派了都巡检傅永吉一路南下追赶，畏于敌人之强，不敢追上，进行短兵交接。可是敌寇也知道自己人单力薄，不敢正面还击，一有损伤，四周的郡县官兵与捕快便会如狼似虎的扑上来，因此不断地南下退让。高邮南下只有三条道路，一往泰州，泰州东面便是大海（宋时海岸线没有今天的远），官兵逼迫，只能逃向通州，通州南边还是大海，到时必将自己逼到绝地上。因此不会选择。第二条道路便是扬州，扬州虽然繁华，但驻有六营军队，又有许多厢兵与禁兵，兵力数量是他们的十几倍，也不敢南侵扬州。因此必往西南，进入真州和州，可以西趋大别山，南渡长江。而这一带有的州府仅有一营禁兵，有的州府甚至还没有禁兵驻扎。敌必然选择这条路线南下。可是希文，你看一看高邮西南是什么地形？”

高邮西面现在可没有后来面积很大的高邮湖，有湖，最早是樊良湖，到唐代由于上游来水增加，湖面增加，变成甓社湖与珠湖，宋朝湖面陆续增加，出现许多小湖，上有七十二涧，下有三十六湖，其中大者有甓社湖、珠湖、五湖、平阿湖、新开湖、津湖。直到南宋末年，黄河之水夺淮，形成面积更大的五荡十二湖，明清又采取了引黄入淮的方略，终于使五荡十二湖形成一个新的大湖泊，这才是高邮湖。

总之，这一带地形变化很大，高邮西南有许多湖荡，但远不及后世的面积。再往西南去，便接近天长，这里地势平坦，是一汪无际的平原，最适合骑兵冲突。

别的大臣也许难知道具体的地形，可范仲淹于江东治水治圩，十分了解这一带的地形，不好再说什么，但叹息一句：“人数还是嫌少。”

“我也想将两营悍边军一起带上，国家再缺少财帛，也不会差两百余人调动的军资。但我这样做，是有用意的，希文兄，等我回来你便知道。”

不仅别有用心，也是为国家节约经费，王伦人虽少，尾大不掉，朝廷无奈，不仅支援傅永吉的追兵，又命发运使徐的督促诸道兵合击，动用了近万人，才将王伦逼到和州历阳县，将王伦剿灭。王伦被历阳县壮丁张矩等人击毙。连壮丁（差役的一种）都动用了，可见朝廷动用了多少兵马？仅是两百余人，连史官都为之羞耻，不忍书记具体剿匪人数。

一乱一剿，浪费国家多少钱帛？

还有呢，后面消灭张海动用的军队更多。

是无法统计的，这次数地起义爆动，最少为国家带来一千万金帛的损失！有可能还远远不止。

范仲淹见郑朗拿定主意，不便阻止，说了一句：“南下要保重。”

“谢过希文。”

去了军营，将悍边一营调了出来，指挥使是赵胜。来到京城也有两个来月，生活比较满意。不过还嫌不足，京城虽好，可得要手中有钱，想手中有钱，必须官职高，想官职高，必须不停的立功。在西北郑朗说过类似的话，可只有身居京城，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

早迟会堕落的，但没有那么快，这支军队依然保持着很强的战斗力，战斗欲望同样很强烈。集合军队，看了看士气，郑朗一颗心才定下来。郑朗回到家中，打一声招呼。

“怎么又是官人？”四儿不服气地说。

郑朗摸了摸她脑袋，说道：“四儿，这次不能怪朝廷，是我自己要去的。”

“官人，流匪那么多……”

“其他地方的流匪不用我去剿灭，只针对王伦这一部，也不是为了剿灭他们。这些流匪是疥癣，虽让朝廷痛一痛，但不会致命。之所以前去，是因势利导，为了办另一件大事。”

“官人，要小心。”崔娴没有阻拦，关切地说道。

“我知道。”说走就走，速度很快，郑朗带着一营悍边军匆匆忙忙向东南而去。

但这一去，给朝野上下带来了很大的震动。

欧阳修上了一篇万言奏，陛下，为什么两百来人的盗匪，居然让堂堂宰相率兵前去剿灭？这个国家怎么啦？百姓本来为善，何时四面烽起，处处沦为盗匪？王伦匪起，不仅从沂州南下，有淮阳军、宿迁、楚州、宝应，四周还有徐、海、宿、泰、扬、泗、链水军等州军，这些州军的军队哪里去了？所过之境，经四五个州军，这些州军的官员在做什么？

欧阳修从来不说主君不好，可其他言臣不管，余靖直接进奏说是赵祯用人不当，任人唯亲，坐视官员腐败，以坏祖宗家业。

蔡襄等人也上书，需察吏事，官员不能再象这样发展下去。

一开始很正常，但反思到后面，越来越不正常。先是小斗苏绅，此人博学有才，宜州蛮反，朝廷用他的计策，派冯伸己过桂州经制，蛮遂平。又上书八事，重爵赏、慎选择、明荐举、异服章、适才宜、择将帅、辨忠邪、修预备。八条多温和良言，赵祯嘉之，迁为尚书礼部郎中。

但其意见与王素、欧阳修等人相左，比如慎选择，苏绅与郑朗意见差不多，派人下去按察，派何人，又如何确保按察的评语就是对的？因此不如从长计议，官员不在于无能，这个没有办法治，谁能保证每一个官员都象吕夷简与范仲淹？整个大宋类似的官员也不过十几人，大多数官员都是无能之辈，但离开他们又不行。这个可以慢慢解决，主要还是节控，逐步淘汰，先将官员的数量一年年的减少，除去冗官这一弊端。

欧阳修等言官举事赵祯多听从，他又不赞成，心中逐渐反感，于是借着求雨的机会，说了一句：“《洪范》五事，言之不从，是谓不乂，厥咎僭，厥罚常旸。”

指洪范里一段话，建立政事要有法则，掌握长寿、富、康宁、美德、善终的五福，公正的赏赐臣民，臣民就会尊重你的法则。方法是不能有邪党，百官不要私相比附，只能以君王为榜样。有计谋有操守的臣子，要想念他们，行为不合法则，但没有陷入大罪的，成就他们。若是遵从美德，就赐给他们好处。不要不平，不要不正，要遵守王令，不要做私好，要遵守王道，不要作威恶，要遵行正路。不要任偏，不要结党，不要违反，不要倾侧。

嘲笑王素与欧阳修他们结党行偏，私好倾侧。

正好苏早推荐了马端，这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在西北先后在范仲淹与庞籍手下担任官员，多有建功，于是苏绅推荐为监察御史。他母亲犯了法，坐杖脊。这让马端怎么办呢？可是欧阳修上了一奏，说道：“端性险巧，往年常发其母阴事，母坐杖脊。端为人子，不能以礼防闲，陷其母于过恶，又不能容隐，使其母被刑，理合终身不齿官联，岂可更为天子法官！苏绅与小人气类相合，宜其所举如此也。”

苏绅未必是好人，也没有那么坏，是一个有本事的官吏。马端略有文武才，但让欧阳修戴了一个大帽子后，两人全部悲催。苏绅黜，马端外放。

所以郑朗说庆历新政不是龙虎斗，而是猫蛇斗，想做大事，必须要团结，上下齐心，才能将一件件实事落实下去。苏绅说了什么，一句牢骚话，赵祯也没有当作一回事。如果此时欧阳修善意的开一个玩笑，更显得雅量，也不会让赵祯一步步地产生很大的反感。并且他的学问足以办到。然而……太戾了。

弄倒苏绅，君子们又想到另一件事。大哥大地位还是太低，副相可以，然而西府副相能做什么？于是欧阳修、余靖、蔡襄全部进谏弹劾王举正懦默不任职，以范仲淹代之。

王举正是一个老好人，一看这些君子一窝蜂涌下来，吓得面如土色，对赵祯说，他们说得对，让臣退吧，以免耽搁国家政事。于是以范仲淹代王举正为参知政事。

郑朗到了亳州，夏竦此时也来到亳州。

京城不敢找郑朗，好心的，怕郑朗也下了海。但在亳州没有关系，热情的迎出城外，他是故相，皇帝的老师之一，可此时郑朗地位已经真正与他平起平座了。

热情招待，不仅是郑朗，还包括他带来的悍边军，反正人不多，只有二百来人，一人花二贯招待费，也不过四百来贯。席间就问了一句：“行知，孙捜绱舜�我，可谓公否？”

他逗留京城不走，上了万言书自辨，赵祯诏学士批答，于是有了那句话，你不要哼哼唧唧，多做一些实事来洗脱你的骂名吧。夏竦查来查去，终于查出是谁批的这句话，孙挘�

郑朗不能回答。

不管怎么说，君子党这样做，对夏竦是有些不公平。

“若是他人罢，孙捰惺裁茨芰τ氲虏倥�我？”

郑朗更不能回答，孙挷坏�吏治之能不及夏竦，德操同样也好不到哪里去。

“行知，若是有人如此待你，你如何为之？”

若是真有不好的地方，或者认为不称职，说，郑朗自己会退，不会生气，但一团团无中生有的污水泼来，郑朗岂能不反击？郑朗叹了一口气，又不能回答。

第四百五十七章　天长之战（上）

郑朗问了一句：“孙沔可如孙拚？”

吏才与德操，另外一个孙更差。

郑朗又说道：“夏公，当学吕公。”

“吕公年老病重……”夏竦含蓄地回答一句。

“君臣做宰辅，须有宰辅之量。”

“我不是想做宰辅，陛下让臣去岭南，臣都甘死不辞，主要我不想别人往我身上泼污。”

谈到这里，已经谈不拢了，郑朗也不想多说，不要说夏竦，君子党挂着君子的名义，自己又能劝动那一个人？于是不去管，但在晚上写了一封长信，写给司马光的。

记得后世有一句话，中国知识分子，教授与政治流氓只是一水之隔。虽重，颇有几份道理，北宋前后有两大政治流氓，前面是欧阳修，后面是司马光。两人在文学上皆有巨大的建树作用。

有人不明白续资与资治通鉴区别在哪里。文字功力，通鉴文字流畅。叙述能力，通鉴主次分明。真实度，通鉴忠于史实，敢言，续资治通鉴随意篡改，比如范仲淹为朝廷形势所逼，进谏卖官，续为“君子讳”是不会记载进去的，类似的事例有很多。可以说作为史书，资治通鉴的价值还在史记之上。但到司马光做的时候，连夏竦都比不上。

司马光才是宋朝最大的政治流氓。

不是蔡京，蔡京一直就是小人，顶多挂一个新党的皮，从来没有将君子这一头号往自己身上加冠。

第二便是欧阳修，他危害不及司马光，可同样是文坛宗师，但正因为他的戾气深重，不识大体，在政坛上胡说八道，上窜下跳，不仅坏了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后面还搞出了许多是非。这个人也是一个文学上的巨人，政治上的小丑。

自己影响不了欧阳修，只能写信给司马光，再三说了一些政局的形势，各人的得失长短，让司马光看，去想，以免走向欧阳修的老路子。

这封信很长，几达万言，郑朗花了近三个时辰，写到半夜，才将它写完。第二天派人送给司马光，让他引以为鉴，然后匆匆离开亳州。时间拖不起，还有一大堆事务，随后的数起农民起义，以及与西夏人的议和。

向宿州冲去，下令扬州知府率领部分军队北上，傅永吉率军南下，一南一北夹击，将王伦的起义军逼向天长。

自己率领骑军匆匆南下，经宿州到泗州，来到天长将军队驻扎。

然后打开各地情报浏览。

相比于北方的大旱，过了淮河，旱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夏收比较顺利的收上来，秋收未到，可是粮食长势很旺盛。天长属于扬州管辖，此时受许元命令，正在准备筹集大批粮食北上。但因为受到王伦影响，人心惶恐不安，征粮事宜有些延误。但已有大批粮食经漕船顺着大运河北上，向京师运送。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这次因为自己，拨出的款子很多，再加上朝廷本来的夏税，其中包括粮食，最少能调一千多万石粮食送到北方去。时间有些慢，江南粮食也不是无底洞，就是有钱有人有船，也未必能立即将这么多粮食凑齐，必须要等到秋后，粮食才能逐一筹集。并且朝廷筹粮，波及到了粮价，部分地区粮价开始小幅度的上扬。

这样的大灾害面前，弊端肯定是有的，不过关健还是粮食。只要能调动一千几百万石粮食，整个北方今年将会无忧矣。要么就是下面的官吏做得不好，那只能危害局部地区，不会妨碍整个国家的运行。

将这些情报放在一边，又看敌人的动向。

傅永吉带的兵不多，只有两营军队，且编制不齐，多是部卒，所以一直吊在后面，不敢正面作锋。王伦也不敢调过头将这支宋军吃下，他手中的人更少。

扬州官员接到郑朗命令后，同样不敢怠慢，拨出三营指挥，一千余人，徐徐逼向高邮，可是行军速度很慢，自保意味很浓厚。也怕王伦从包围圈中杀出，正好扬州一半兵力调向北方，城中驻守的兵力比较空虚，怕王伦杀进扬州城中。但起到一些作用，在两军大张旗鼓下，王伦在高邮坐不住，放弃了大鱼大肉，美酒美妓的生活，将军队拉出来，向西越过五荡十二湖，向白马塘进发。

郑朗又下了一条命令，让傅永吉与扬州的官军继续尾随，战争爆发后，协助自己对起义军实施抓捕。

只要打败了王伦，比较容易办。

王伦手下多是贫苦百姓，这是值得同情的地方，但还要加冠一词，多是亡命百姓。起义之初是值得同情的，可是一个月以来，坏的带累好的，一路烧杀抢掠，使无数百姓惨死于他们兵器之下，也有一些清白的黄花闺女被他们糟蹋。这一点也是后世砖家多不记载的。起义之初颇让人值得同情，但在这时，他们个个都是该死的人。

虽是亡命之徒，可形同谋反，少数人看到形势不妙，偷偷溜掉了。于是王伦想出一个主意，在他们脸上刺了“天降圣捷指挥”六个大字。就象后来水浒传中王伦的主意一样，想上水泊梁山，先杀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好是坏，先背上人命官司，这样就不担心重新投诚官府，用这个投名状使部众团结一致。

刺字是一个性质，有了这六个大字，到哪里都是王伦的义军，想叛逃都没办法逃走。被王伦这一逼，逼上绝路，作战更勇敢。但只要击败他们，抓捕也容易，并且自高邮向西大片区域都是坦荡的平原，要么就是一些湖荡，这一条对郑朗手下不利，但王伦手下部属同样多是北方人，也不利。再说，抓捕不是郑朗的事务，交给了地方军队实执抓捕，这些湖荡子反过来成了官军的保护符。

然后等待。

王伦率领两百余人一路向西缓进，一路就象蝗虫一样，使许多百姓残遭杀害。

开始郑朗是同情的，但接到一条条人命惨遭杀害的消息后，终于这份同情被满腔怒火替代。

然后没有动，而是坐看着这群人向高邮军与天长交际的白马塘进发。

义军渐渐临近，郑朗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