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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午后)-第3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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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祯瞥了一眼，心中更满意。
温润，识大体，知退让，便是赵祯此时对郑朗的评价。
对新政赵祯有赵祯的想法，国家出现许多问题，他心中也怀疑吕夷简步子迈得小，并不是象君子们所说的认为吕夷简是奸邪，有功劳的，但没有做得更好。
治国如同郑朗昔日对学生教导的一句话，如同走路，郑州到京城，可以渡黄河从孟州去京城，可以从南边从蔡州到京城，最好的办法走直线，可谁能找到这个直线呢？
弯路是避免不了的。他做好走弯路的打算，于是换了一种方式，吕夷简漫步，范仲淹快跑，咱这次选择快跑吧。新政遇到很多困难，但这近半年来，自己一直支持，包括默视他们党同伐异。
可是欧阳修尹洙等人，让他产生怀疑了。不管走那一条路，或者怎么样去走路，得带着国家前进。这世间最大的宝器是什么？国家！这又使他想到郑朗的话，雕琢手艺不精，俺雕竹筒子，雕坏掉不值钱，但敢不敢随便在美玉上动刀子，美玉如何与国家这个宝器相比？然而这些人呢，将这个宝器当成一团泥巴，你塑程知节，俺不满意，将它重新揉成烂泥，俺再塑李世民，接着第三个人出场，又塑李靖。戾气、轻浮、躁进！
赵祯心中产生收手的念头了。
想到这里，又看着郑朗。
新政以来，一直未让郑朗出什么面，这是保护，此时郑朗出面，政见不合，会被这群人撕了吃。
还有其他两个原因，连郑朗也不知道。
一个便是那个中庸调和的难度。有多难，量田就能看出来。做了那么多准备，让自己下诏书，自己下了诏书。但没有停止，接着又让自己下第三份诏书，干嘛呢，赦过，给这些大户一次改过自新机会，原来诏令查没的田一起交给贫困户与佃农，现在收回这个命令，重新退还一半耕地给这些豪强。但不是全部退还，一全部退还，失去警告作用。
再让郭孙二人停下，重新给这些豪强们十天时间，上报实田。这才继续清查剩下来的隐田。外部孤立起来，内部又重新退还一半耕地，吵闹声终于小下来。许多大户将剩下来的隐田如数上报，这个如数也值得怀疑，比原来肯定好得多。第二次清查，实际也仅查出五千余顷隐田。效果显著，寿州乃是淮南路面积最大的州，相当于庐州、濠州、和州与无为军四州军面积总和，但在户部里仅有三万几千顷耕地。这次清查，耕田暴涨到近十五万顷。
相差这么大，欧阳修怎能不跳，然而让郑朗死死压住，乘势下诏用此事做警戒，让各州府将耕地备册县衙，若再次大幅度减少，继续清查各州县。今年就算了，毕竟诏书说过，警告为主，惩戒为辅。君无戏言，君王说话要算话的，诏令才有威力，欧阳修无辄了。
中间用多少次仁义、恩威、宽猛、礼兵平衡之道？
效果有的，马蜂窝捅了，捅者虽被盯了几个小包，问题却不严重。赵祯也承认郑朗很有本事，可关健谁能玩得转这种高深的中庸调节平衡之术？
第二个便是与时俱进，郑朗在书中便含蓄地说了出来，十年前执行的政策，但十年后国家肯定不是那个样子，就象水利一样，修好了开始使用，可中间要时隔几年维修一次，否则水利便会报废，不但执行政策时要不断的调剂，也要对以前的政策进行调剂。
似乎说得很有理，但赵祯敏锐的想到，按照这种理论，是不是也要对祖宗家法进行调整。这让他或多或少有点担心。
猜得很准！
但郑朗不会说出来的。
不过与君子们比较一下，赵祯能看到郑朗很多长处，对国家的慎重与小心，这才象将国家当作最大宝器的宰执，有智慧，眼光长远，分寸拿捏天下无双，当然，不然人家怎么可能写那种中庸呢，性格温和，有容人之量，散淡，权利欲望不强，也就是将国政交与此子之手，不必牵肠挂肚产生王莽之流的篡国权臣，有大局观。
再过几年吧，想到这里，说道：“诸卿进讲，曾卿，你也不必谦让了，就由你来，替朕讲毛诗。”
逐一进讲。
轮到郑朗时，赵祯问了一个问题：“郑卿，你说道家是出世，儒家是入世，然论语为什么将为政放在第二位，学而放在第一位？”
“陛下，政治乃是国家根本，没有良久的政治环境，国家败乱，民不聊生，连学习的环境也没有了。可想有良好的政治，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才能摸索出来。因此学而位列第一。不仅篇章，里面许多段落亦是如此。最明显的例证便是夫子所修的易经，天阳诞生之初是阳是阴，于是乾坤，阳阴交会，于是有屯，万物酝酿，于是有蒙，生灵开拓，于是有需，灵智未开，开拓便有困惑，于是有讼，疑难想通，再次征伐，于是有师，师之牺牲，于是有小畜，也正如我朝现在，暂且退一退，其义吉也。”
这个理论不谓不新奇，王丁曾三人都听呆了。
“易经乃是夫子所修，反复推敲，乃圣人排位也，合乎天理。论语虽是夫子说过的话，多经弟子排列，后来又遭秦朝焚书之乱，位序多乱。不过重要位置不会错的。如学而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第一便是学而时习之，学习之道需要经常的温习，推敲反省，才能理解更多的真味。”
“是啊，后面也提到吾曰三省吾身，温故而知新。”
“这是学习的最重要法门，不是死记硬背，我朝士大夫中过目不忘之人很多很多，可有几人能称得上真正的大儒，无它，忽视夫子这一句话的用意，不仅是温习，而是熟悉理解，不然夫子之言放在哪里，只能被后人反复的曲解，甚至能被后人曲解成墨家大义。再到第二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想要自己的理想得以实现，不能做隐士，司马迁将伯夷放在列传第一位，他思想乃是黄老思想，真正儒家不屑的，想要为政，便要君子相互和应，使正道得以伸张。但君子有朋无比，有朋无党，故此接下来便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知道，不理解，不赞成，也不能生气，更不能使用武力或者文章，或者舆论强行逼迫他人附同自己，只能用道德让不同意的人感化。不仅感化别人，同时吸纳别人的长处，故夫子说，三人同行，必有我师，不停地学习别人的长处，完善自我，这才是君子之道。所以夫子学生将这一句话放在第一位，以免后人会出现失误。”
（这样写会不会吓跑更多的读者，看到唐砖，又想到过去写才子的时光，俺这是在自讨苦吃啊）
这样分析也能明白为什么为政第一句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德才是治国之本，刑法等仅是拱卫它的碎星星，也如郑朗所说，夫子不反对使用刑法，但仅是节，仁才是核心，才是根本所在。可反过来又能解释，除了道德这颗北辰星外，还有其他诸多的星星，不能一慨而论，只能让夜空留下一颗北辰星，其他星星也有它们存在的意义。北辰星为主，其他诸多星星为辅，既是天下的复杂性，也是天下主次所在。
“好啊。”赵祯喃喃道。
但灾难没有结束，这年春天旱灾从北方转移到江准。
江淮水系发达，特别是新开耕的大量圩田，管你旱不旱，将斗门一拉，河水滚滚而来，粮食照样种植。不过还是有许多山区与丘陵存在的。郑朗不能说，说了很怪异，看透天机还了得，赵祯也容不下这样的妖人。
然而他有办法。
现在是参知政事，手中有着很大的实权，打着预防灾害借口，将正月平安监的几百万贯分红全部截留，各司等着要钱呢，要钱也不行，万一有灾害发生，这个责任你们谁能兜得起？
没有一人敢吭声了。
于是就地在江南购买粮食，去年江淮是大丰收，特别是圩区，这些粮食一部分由国家用税或者用钱帛购买的方式，运向北方。还有大部分进入各个商人家中粮仓里，收获时买粮，青黄不接时卖粮，还有酒啊等什么，正常的谋利手段。
有粮食在，但在这些大商人手中囤积居奇，一旦灾害到来，粮价会涨成什么样子？于是就会出现欧阳修史上奏折里所写的，臣伏见近出内库金帛，赐陕西以救饥民。风闻江、淮以南，今春大旱，至有井泉枯竭、牛畜瘴死、鸡犬不存之处，九农失业，民庶嗷嗷……去年王伦蹂践之後，人户不安生业，伦贼才灭，疮痍未复，而继以飞蝗，自秋至春，三时亢旱……
江淮这次旱情没有欧阳修写的严重，但不做预防，会出现许多不好的事。
就着这些钱抢在旱情不严重情况下，继续购买粮食，放在各州县的粮仓里，待春水涨发，运向北方。俺不是为了预防江淮的，而是预防北方的，以免让人产生妖异感。郑朗甚至害怕粮食不足，下了禁酒令，减少一部分酒监的产酒数量。于是粮价巨涨，酒价也飞快的猛涨，朝廷收入同样在减少。
闹了闹，二月始尽，三月快到来，江淮旱情严重，中书省与三司官员商议，就着江淮各州县仓粮，再次于江准实施以工代赈的方式。虽然一度引起许多争议，这次旱灾危害程度却无限的下降。
这次微调，使国家得以更健康的发展。
做得隐秘，没有人注意，郑朗也怕人注意。朝廷仅派出内侍去江淮祈雨。
国家情况在一步步好转，某些人精力更旺盛。
一个水洛城，继续在吵，越吵越凶，君子党们有的人替韩琦说话，有的人替范仲淹说话，还有的人莫明其妙，比如欧阳修，赵祯只好派盐铁副使鱼周询、宫苑使周惟德以及都转运使程勘前去询问水利城利害关系。
三个中使来到渭州，此时刘沪与董士廉被关在大牢，鱼周询说：“尹知州，先将他们放出来吧。”
不然怎么过问呢？
人放了出来，刘沪是武将，尹洙没有客气，就这小子生起的事端，戴上四十斤重的大枷锁，打得差一点连爹妈都认不出来了，整不成人形。董士廉是文臣，要好一点，也挨了刑法，看到钦差，气得两眼泪水汪汪，将衣服掀起来，对鱼周询说道：“鱼副使，你看，朝廷刑不上士大夫，俺是文臣，但你看我被拷打的伤疤，是谁给尹洙这么大胆子的？”
鱼周询那敢插手韩范之争，和稀泥。
和得董士廉不服气，于是写了一封奏折，将水洛城经过说了一遍，但不仅说水洛城，还说了两件事，第一件事便是好水川。好水川失败后韩琦一直将责任推到任福身上，但陛下你不知道吧，这里面水很深。实际在开战之前，韩琦与尹洙就来考察过好水川，这里是韩琦选定好的主战场。
任福为国捐躯，惨死沙场，韩琦不痛惜，反而在他身上泼脏水。
这个一旦翻案……
还有第二呢。
第五百零四章 老大（五）
尹洙于败后做过两篇文章，一曰《闵忠》一曰《辨诬》，主要讲的是什么，好水川一役中的英雄耿傅作为文官，没有军事责任也死在战场上，他与韩琦相近，思想也相近，认为死得不值，这才写了这两篇文章，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思想观点是否正确不提，两篇文章写得还是蛮好的。
董士廉便用这个借口来攻击尹洙，说闵字只有皇帝才可以写，你一个小小的尹洙有什么资格用这个闵字？朝廷也没有追责好水川之败，没有心病，你辨什么？
起了一些作用，但不大，因为到了赵祯哪里压住不报。
看得十分清楚，董士廉这小子大约被打过，心里面不服气，于是报复。
韩琦与尹洙巡视好水川岂不是很正常？作为统帅，巡视下辖各地，难道就一定非在这里做为主战场？若是作为主战场，当时泾原路又不是没有兵力，且任福坚持一天一夜，为何没有其他军队前去支援？
至于文章，更不会当真，文人骚客，发发牢骚更正常，难道因为杜甫写了一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就要将他抓进大牢？
但也没有责怪，尹洙做得是过份一点，不但将士大夫关进大牢，还用了刑具，再说刘沪虽是武将，同样也出身名门，他哥哥刘涣曾冒死上书请求章献太后还政于自己。赵祯对此事记忆犹新。
于是沉默不言。
他一沉默，下面的人更乱。
不但有老大之争，还有刑法一案，当年郭氏案，刘涣与是孔道辅与范仲淹手下的得力大将，爱屋及乌，范仲淹对刘沪一直很赏识，再有士大夫入狱受刑一事，终于掀起喧哗。
范仲淹连上数奏，近闻岊枷禁沪等奏来，以为边将不和，用兵大患，且张岊刘沪皆是可惜之人，事体须要两全，利害最难处置，臣闻水洛城自曹玮以来，心知其利，患于难得，未暇经营……然后密谕沪曰，汝违大将指挥，自合有罪，朝廷以汝于水洛展效，望汝成功，故谕岊赦汝，责汝卒事自赎……如此，则水洛城可成，蕃户之恩信不失，边将立事者不懈，大将之威不挫。
水洛城修筑是对的，刘沪违命略有小错，对错大家各打五十板子，谁让他是老大呢，并且将尹洙的责任遮隐，推于张岊身上。历史上更好推，推于狄青，与狄青、张岊有何干系，即便他们说了一些话，作为武将，能有什么影响？
但他还没有弄明白这次事件的性质，若是仅针对郑戬与尹洙的争执，他与韩琦双方出面调解，事情也就能平息。
关健谁适合来做君子党的这个大哥大！
事情越闹越大，再上一奏，这次言语比上次要激烈一点，刘董二人受四路都部署节制，往修水洛城，非是二人擅自行动，四路罢后，本路部署抽回军马，即合罢修，不合坚执拒抗。臣以为非有他意，不忍城寨中途而废，故以死拒抗，一面兴修，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况刘沪乃沿边有名将佐，最有战功，国家当爱惜，不可轻弃。张岊因怒辄行军法，则边上将佐，必皆衔冤，国家负此有劳之臣，人人解体，谁肯竭力任边事？董士廉是京官，即非将佐，亦将一例枷锁。乃张岊是粗人，不知朝廷事理，万一被戳，家中骨肉必诉于阙下。应让中使乘驿往彼，委鱼周询、周惟德取沪罪闻，送邠州拘管，听候朝旨，一则惜得二人，不至因公被戳，二则惜得张岊、尹洙，免被二家骨肉喊冤。
依然在替尹洙留下一点面子，已经含蓄的将他名字点出来。
说得很紧急，不能让刘董呆在渭州，弄不好能让尹洙给做掉了。
欧阳修反应过来，自己原来那一炮轰错了对象，急转弯，上奏道，臣听说鱼周询近有奏来，水洛蕃族见张岊枷取刘沪，因致惊骚，足验刘沪能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为利不能废之，更非沪守之不可。可沪与张岊、尹洙已立同异，难使共事。臣以为必不得己，宁移尹洙，不可移沪。利害有三，文武常以类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若二方相争，那怕是武人理曲，武人亦不肯服。今沪与洙争，沪实有功其理不曲，若曲罪刘沪，则边武臣尽皆怨怒（武将天堂来了？）。二害自有西事以来，朝廷擢用边将极多，能立二功效者绝少，惟范仲淹筑大顺城，种世衡筑青涧城，沪筑水洛城。其中沪最为艰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刘沪何德何能，功劳能赶上范仲淹与种世衡）今曲加轻沮，今后武臣不肯为朝廷作事。三害沪若不在水洛城，蕃族筑他人不能绥抚，别致生事，则今后边防永不能招蕃部。（只要瞎毡不公开反，这些蕃部当真敢跳上天？）
余靖又说虽说必须遵从军法，但刘沪修城堡自有利害，与临阵逗留不可同论，朝廷应当切责其罪，再推恩恕之，使其城守，责以后效。也就是批评一顿，城照筑，沪照守。
郑戬不客气，直接说尹洙，使张岊捉刘沪与董士廉，枷项送狱，称洙累令停修水洛城，不受节制。这是因为臣昨移永兴军，下令兴修，已移文报洙。但洙闻城既已筑就，又闻朝廷派中使定夺，更难以利害自陈，便图陷沪等。一旦用兵，擒胁下狱，必恐汉蕃人民惊溃，互相仇杀，别生边患，惟深察之。
他这个老二蛮称职的，一手将责任拦下来。那么刘沪与董士廉就没有犯上的罪过，尹洙，小子，咱们来火拼吧。
韩琦又上书，说未能伐元昊，只是因为守御之计，遇贼清野待之，不战而自困。当真修城能修到灵州城下？又如所谓的想通秦州，到秦州《广禾》穰寨一百八十里，沿途皆是生羌户，若想要真正经营，必须筑二十大寨，十小堡才可互援，所费最少以百万缗计算，又要开伐栅林，以修敌栅、战楼、廨舍、军营及防城器用。即便完工，又需正兵三四千人，储蓄大量粮草，才能屯守，其费如此，只求一日以通秦原之援？兼去仪州黄石路才较近两驿。且刘沪已降水洛城生户，李中和又屈伏陇城川蕃部，各补职为属户，若进援兵，动不下五六千人，诸小蕃岂敢要阻？原来无水洛之援，官员也可往来，何必枉劳军民，徒生冤嗟？
郑戬坚持的便是打通德顺军到秦州的意义，韩琦尖锐就指出来，不用水洛城，原来照通不误，纪质率军前去笼竿城，也未见那个生羌阻拦，相反，有许多生羌在西夏侵犯时，还主动出子弟兵英勇作战。一修，生羌必然产生不安的想法，那么必得一路修下去，说二大寨，十小堡夸张，但一路生羌不服，最少还得需要四五个寨堡，才能拱卫平安。修这个水洛城还有何意义？
史上狄青被拖下水，这次张岊也卷了进去，人是他抓的，而是作为他的部下，击杀羌人，修城，根本就没有通知他，心中有气，说了几句气愤话。于是让尹洙录下来，当作张岊的奏折呈上。
尹洙也自辨。
知秦州的文彦博同样认为水洛城修得没有意义，这是刘沪好大喜功之为，反而浪费财帛，徒增羌人心中不服，以后有可能未见功，反见其害。
孙甫在京城一看形势似乎不大妙啊，俺来做个和事佬吧，于是上奏，他说得很委婉，韩琦与郑戬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这个不管他们。郑戬既罢四路，岊以韩琦等所奏，便抽还水洛城援兵，沪自以为见功，强行将兵留下来毕其役。若坐以违主帅之令，而沪以一方利害，初违朝廷之命，领千余兵在数万生蕃中战斗杀获，使其服属，其勇可嘉。今以主帅之言而罪之，不求劳臣不嘉功，其招来的蕃部得不惊惧乎？但张岊为统帅，下令下属不从，朝廷释之，心中肯定怏怏不乐。况今之将臣，如岊之勇者不可多得。这个不好处理，朝廷还是想一条两全之策，平息争议。
关健此时双方已经杀红了眼睛，谁听你的？
韩琦又上书，写了不能修建水洛城的十二条理由。
王曙的儿子王益柔也上书，认为一旦羌贼也反，水洛一城不足以拒贼，说得有些道理的，史上德顺军许多羌人再叛，水洛城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刘沪仅是一个裨将，居然敢违抗将军尹洙以天子之命，呼之不至，即便杀死也不为过。
余靖做了一个札子，说古者矫制及违节者，也可以戴其功赎其罪。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宋朝的将从中御制从中央转移到地方。
宋真宗在澶渊之战时，傻呼呼摆了一个大阵，结果让契丹人从容攻到澶州城下。到了赵祯手中，甚至到后来，将决策权往地方下放，下放给各路主帅。
这本来是好的，但这些主帅多是文臣，效果还是差不多，未见多少有功。
在这个下放过程中，为了便宜行事，朝廷默认一些将领矫诏行为，包括张亢违命，强行修寨，朝廷亦不过问。也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追究，也可以这追究。
这次争执中，范仲淹一直在试图做着调解。甚至尹洙死后，亲自替他写了墓志铭。
但下面的人不是他。
刘沪是武将，打了也白打了，但董士廉是文臣，你能搞我，我也能搞你，加上尹洙本人也不省事，事发后，不顾郑戬的江湖地位，直接呼其戬辈、奸人，又多次违反郑戬的命令，不与其协调，多方“努力”，再次用公用钱为裂口，对尹洙进行诽谤迫害。
原来尹洙在渭州时就用了许多钱。但现在又多了一个渭州保卫战，想一想，为了激励百姓参战，保卫渭州，动用了多少财帛。并且渭州城中郑朗为战后安抚与修城，还准备了足够多的钱帛，这一查，将大罗神仙调来也查不清楚。
这让蔡襄看不下去，双方之争他一直没有参与进去，直到尹洙遭到陷害，忧郁而死，他才上了一奏，为尹洙翻案。那时君子党早在这次自相残杀中，两败俱伤。
这些奏折仅是一些有江湖地位大佬写的折子。
下面参与的小鱼小虾更多，不计其数。
赵祯坐在朝殿，他也有些昏头，每次早朝，就会接到十几份双方的奏折，或攻击，或自辨，或调解，甚至不惜攻击对方的人格，不顾大家皆是所谓神马的“君子”，也开始说对方是奸人，是小人。
这都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以为这群人只会折磨自己，折磨吕夷简，敢情折磨起自己人，也不手软。
他是没有穿越，否则此时心中一定会想到一个词，兴奋剂，认为这群君子多是吃兴奋剂长大的。
然后用眼睛盯着郑朗，其实无论是刘沪，或者张岊或者尹洙，都是原来郑朗在泾原路的属下，张岊更是郑朗一手办保升迁知军的，又与瞎毡搭成和议，赐其金箭，多次动援蕃子、羌子参战，他是最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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