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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午后)-第5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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妾学习石介字体，久之学成，乃伪作石介为弼撰废立诏草，赖仁宗圣明，弼得保全。臣丁忧回朝，有小人嫉恨臣，伪撰臣书奏说要减裁宫中内侍，传布中外，让内臣看到臣无不咬牙切齿痛恨。判铨才六日，便让杨永德所污，罢知同州。亦赖仁宗保全，寻知臣无罪。于是留臣至今。这都是发生过的事。况且蔡襄字体学的人又多。象这类情况，不要说没文字，就是有文字，也要辨别真伪，陛下不要怀疑。”
赵曙蛮横地问道：“造谣者为何不及他人？”
欧阳修差一点昏倒，为什么不及他人，是因为你老人家要怀疑，上有所喜，下有所投，既然你要怀疑蔡襄，别人为了投你所好，自然用蔡襄造谣生事了。
若是赵祯在此，欧阳修还敢说出来。可面对赵曙，欧阳修虽有答案，敢不敢说？
三人走了出来，面见蔡襄，老朋友，没办法，准备收拾行李吧，不过看在大家相处不错的份上，给你找一个好地方外放，杭州。
但这件事产生一些很不好的后果，赵曙的做法，让韩琦与欧阳修看到一个可怕的真相，别以为赵曙是一个病怏子，这是一个极其阴冷的家伙，顺昌逆亡！想要保住这个位子，就得顺从赵曙。
蔡襄下，吕公弼上。
吕公弼也没有想到其他，上就上吧，奏事时赵曙说了一句话：“朕往年在藩邸时，吏以府中马不善，求易之，卿言朕乃朝廷近亲，且有素望，宜避嫌，不可许。那时朕便知卿也。”
吕公弼也有些傻眼，三司使国家重臣，一国的大管家，难道仅因为这些小事就能担任吗？
这个不管的，虽拒绝了，吕公弼当时说赵曙是朝廷近亲，有素望，这个让赵曙乐了大半天，至今记忆犹新，今天朕回报你啦。吕公弼嘴唇直哆嗦，想了大半天只能顿首叩谢。
赵曙又说道：“卿继蔡襄为使，襄诉论不以时决，颇多留余事，卿何以处之？”
吕公弼很老实地回答：“襄勤于政事，未尝有慢失，恐言者妄尔。”
赵曙也不气，人家是落难时的慧眼识了自己这个英雄，此言更是长者之言。不错不错，朕用了一个长者为三司使。这更让人无语，三司使说好听话是管家，说不好听就是替朝廷经营，想经营就得懂经济。蔡襄不行，吕公弼也不行，想要主持好三司使，必须象张方平，那怕吕惠卿也不要紧，最怕的就是蔡襄这些长者。
但还不够，赵曙又往三司里塞了一个大贪官皮公弼，一个很会钻营的前幕僚王广渊等人，三司更加恶化，那个黑窟窿也越来越大，不过至今仍没有几个人想到。
有韩琦与欧阳修配合，赵曙几乎每一个心愿皆得偿了，那场大争议便轰然而来。这才是宋英宗时代最黑暗的时刻，四更时分！那件事未到来之前，赵曙又正常了一段时间。四月，赵曙将辅臣全部召来，问：“天下金谷几何？”
韩琦最怕问的是这个，不过问的人若是赵曙，他反而会很高兴，做皇帝就做皇帝，何必搞那些莫明其妙的事？一一回答，有真有假，有的是不敢回答的，问题渐渐严重，也不敢欺骗，只好略去。总之，情况不大好。赵曙又问道：“冗兵之费为何倍于往昔？”
听来听去，军费乃是最大的黑窟窿。
欧阳修说道：“自西事以来，边臣为守备，既增置军额，则岁费益多。”
赵曙无可奈何，西夏不省事，一个劲地侵犯边境，不能不防。但为什么仅是一些防范，就花了这么多钱？然后又想到郑州那个人。换做他，会怎么做。赵曙也有自知之明，想法从郑朗身上一略而过，迅速不想了，叹道：“祖宗绥怀如此，尚有倔强者。”
韩琦答道：“国家意在息民，故示大体，含容之耳。”
息民是不错的，和平更是可贵，但这样被动的防范，要到那一天？况且象这样防范，随着西夏将势力蔓延到河州，边境线越来越长，得驻守多少军队，一年得浪费多少钱帛？
赵曙明智地没有再问。
很正常的一次问谈，分寸拿捏得很好。走了出来，韩琦一声叹息。此时富弼还没有离开朝堂，闻听后讥讽地看了他一眼。
暂时还没有开始，朝廷开始做一系列的好人好事，原先用东西福田院救济京城老穷孤与乞丐，然给钱米才二十四人。诏并东西各盖屋五十间，所养各以三百人为额，岁出内藏五千贯给之，也就是官办的养老院。又给泗州大对塔施利钱八千贯。不过有人传言说赵曙对乞丐发善心，是因为其母龙游县君任氏以前是一个卖身的叫化子，侥幸落入赵允让府上，为赵允让看中，野合了那么一回，这才有了龙种。因此赵曙对乞丐问题十分关注。是不是有这回事，也没有人敢去查问，郑朗都不敢！
郑朗在郑州，就当不知道朝廷这些事。
沉静了两年多时间，郑朗今年才正式撰写儒学。这得有一个思考过程，有空的仅是这两年时间了，恐怕以后再也没有时间写东西。得想好了写。开始没有写其他，而是先将中庸与仁义以及三分修改了一遍。
原来郑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人也是乐观向上的。可是对人性看法却略有些悲观。此时郑朗肯定没有什么好心情，然而对人性看法却出现了一些改变，变得稍稍乐观起来。
无论什么哲学，人性才是根本。不了解人性，就无法深刻思考哲学。
郑朗在新的儒学中，将人性与天性分开，人性是人性，天性是天性，但天是高高在上的，所以万物必须跟着天道变化生长运行。不是儒家所讲的天人合人，有些相通之处，多数却是不同。
而且郑朗说得很刻薄，这种遵循天道变化的生存，实际乃是一个为了自身茁壮成长以及物种繁衔的弱食强肉过程。例如简单的例子，一山不容二虎，没有那么大的地盘，不能提供给老虎足够的食物，故不能象其他物种，以群聚生活。
但越是高级的物种，越有智慧，越是注意各自的分工与配合，以便利用群体的力量壮大自己。特别是人类，人类乃是万物之首，可实际看，力量不及虎豹，速度不及鹿马，繁衍不及鼠兔。为何主宰着大地万物，无他，智慧也。
一个是个体，一个是群体。动物智慧低下，群体配合不好，如一头虎扑向牛群，肯定不及所有牛的对手，然牛只会狂奔逃跑，而不会配合对抗猛虎。但它若扑向了人，人就能配合起来，进山狩杀，为民除害。
由是引出一个结论，人性阴暗的一面，便是自私自利的着重个体享受，人性光辉煌的一面，就是重视群体，谦让合作，分工明确，各伺其职。夫子所说的君臣父子夫妻，是一种明确身份地位，也是一种变相的分工分明，所说的仁治与德治，便是想试图将人性光辉的一面发扬光大。
肯定是曲改了，不过也算是维护统治者地位的，再加上如今郑朗的名声，反对声音不大。然后做出进一步地误导，想要国家稳定，百姓幸福，便要各人在各自的位置上做好各自的本职。官员要做一个好官，皇帝要做一个好皇帝，工匠要做一个能工巧匠，农民要做一个勤奋朴质的农民。
这个过程不但靠教育，国家机器也必须去引导，将人性的光辉一面发扬光大。
不是违背天道，上天给了人类万物生灵之首，同时也给了人类凌驾于万物之上所做努力的权利。还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行为。
由此开始论证。
比如天下非是所有人的天下，乃是精英的天下。这是最早的说法，但现在郑朗不是这种说法，天下就是天下人的天下。一部分人成为精英，做了许多事，比如兼并，或者放高利贷，鱼肉乡里，贪污受贿。这是人性黑暗的一面。
可就是这些人，也有人性光辉的一面。就看朝廷如何去做，一是舆论去宣传，二是通过一些柔和的措施去鼓励嘉奖，进行诱导，道德与行政的结合，阻止这些丑陋现象蔓延。
不管有没有曲解夫子的理论，但这条思想抛出来，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写到这里，郑朗想到一个人，雷锋。雷锋是造神造出来的产物，但一个雷锋精神鼓舞了多少人，又给社会带来多少净化作用。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质疑雷锋，这个精神丢失了，整个社会也迷茫了。
再比如东西方仇富的心态，有价值观的问题，但相对而言西方富人横行霸道的事做得要少，慈善心也更高一点，与美化无关，至少在这一点上，人家做得更好，因此仇富心态也会随之减弱。
不是郑朗这样说，孔夫子也多说仁，可仁在哪里？当真中国富人不好吗？但是朝廷有没有去真正引导他们？
以前的天下乃是悲观的天下，此时的天下却是一个反思的天下！
陆续地将它们发表在报纸上，无数士子附和。
郑朗在报纸上折腾，韩琦不管的，也管不了。只要你在郑州呆着，怎么着都行。
言行合一。
接着推出帝王心慈善会。
随着肥皂的大卖，赚了许多钱帛，不能满足于肥皂一样事物，抽出一部分钱帛放在书院用于开发，一部分是用来改善书院学子的生活条件，一部分是用来研发的物资消耗。
当时三司使乃是蔡襄，军械监乃是三司使管辖，韩琦准许，蔡襄配合，调来一部分分配到军械监，学过格物学的官吏，进入书院再深造。朝廷也抽出一部分人选进入，使学格物学的人达到八十余人。
其中有三十多人随时恒学过一段时间，有一定的基础。加上郑朗为首，以研发为教习，因此研发出许多事物，例如乙醇的进一步工业化。随着真正的工业酒精面世，另一样事物也随之出现，香水。宋朝对衣服薰香，但有没有香水管用？喷一喷，成本又低，香味更浓厚，还能随时更换着喷。还有沐浴露，洗发精，一起出现。
随着这些事物出来，并且半工业化出现，作坊利润随着上升，里面的工人渐渐达到近七百人，成为一个超级的大作坊。又用炉渣灰、石灰与石膏合成土制水泥，成本略有些大，但也是真正意义上水泥的面世。
有了钱帛支持，郑朗于是带着一群学子，攻克一些重要的技术难关。先是冶铁技术，太先进的实现不了，但是采纳了一些明清技术。例如改良风箱，研发活塞鼓风机，焦化煤炭，试用高炉，进化坩埚炼铁法。
这是铁，非是钢，宋朝已出现制钢法，还比较落后，明清时得以改进，灌钢时用泥封铁，炒钢时用涂泥的草鞋覆盖在铁上，第二用生铁与熟铁煅烧，工人不断炒动，是谓炒钢法。这是后世炼钢法的主要原理，不过改进得更科学与先进罢了。还有生产时，将生铁炉的铁水直接注入炒钢炉，将铁炒成钢，节约炼钢成本。
又有苏钢法，非是苏联的钢法，而是来自明朝南京与芜湖一带的新炼钢方法，工匠将炉中的生铁融化后，滴入熟铁之上，使之融合，成为钢。不过技术要求更高。又有焖钢法，将熟铁与少量木炭粉与骨粉以及少数催化作用的物质，一起放入密封的罐内，加热后保温十个小时，提高一些工肯的含钢量与强度。
又对铸造技术、煅造技术进行了改良，又研发梓的冶炼，以前梓矿石熔解温度超出锌的气化温度，冶炼十分困难。宋朝在改进，已经出现一些黄铜制品，不过仍然很落后，郑朗采用明朝的闷罐技术进行冶炼。
没有一个成功的，因为才刚刚开始。
若没有这次郑州丁忧，郑朗也不会有时间考虑这些。若没有那个作坊的收益，也没有资本研发这些。军械监在研发，主要还是以武器为主，不是为了民生。
但随着郑朗思考得越多，越对道德重视，不但说，还要带头去做，于是有了这个帝王心慈善会，不伦不类的名字，不过细细想起来，自会明白郑朗的良苦用心，其实就是红十字会。
第七百九十九章 礼
夏风徐来，又一年夏天到了，郑朗说道：“尧夫兄，茂叔兄，绕了好大的圈子。”
指他的儒学观点改变，以前刻意寻找其真相，实际何谓真相？真正的真相乃是治国安民，不仅要从儒学里延伸出许多做事做人的学问，还要延伸出德化世人。郑朗以前过于重视了前者，忽视了后者。后者虽虚，却是根本所在。没有一个良好的道德风气，国家再富又有何用？
因此对邵雍与周敦颐发出感慨，夫子再三说了德化，自己自十岁起就在儒家经义里钻研，就象没有看到一样。非得回郑州近乎闭关守了两年时间，这才悟出。
也不能这么说，一直也在想，不过因政务想得没有那么深入，他对赵顼说的治国上中下三策，上策已经接近他现在所悟。
思想观念的改变，他的所有儒学一起会随之改变。以前过于实际了，打一个简单的比喻，雷锋可不可能做出那么多好人好事？然后逐一分析。这是一个误区，管雷锋有没有做那些好事，与雷锋没有关系，可以是张锋，也可以是李锋，要的是那种精神，非是雷锋这个人。
这是比喻，放在儒学上不会这么简单的，所有儒学侧重点会随之转移，从冷静的理性，向感性转移，着重分析各个利害关系以及儒学与实际真正结合联系之外，也着重夫子所说的德化。以前也提起，但不及现在地位如此之重。
“郑公，也不易了。”邵雍说道。
“左传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礼何解？”
五人皆深思，绝对不是开玩笑，郑朗所做的事无疑是在开万世太平，至少是为将来统治者竖起治世的法则，又关系到礼，那一个人敢随便回答？
大程大着胆子说道：“此处礼乃指周公之典。”
“是否可以指它为一些很具体的典章制度？”
“这恐怕不行。”张载答道。
“那么是否可以它为制度？”少了典章二字，意思立即变得截然不同。
“孟子云，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这里礼仅是仁义的准则。更象是中庸……”小程犹豫地说道。
按照郑朗的理论，任何事物有正有反两面，有仁就有义，有阴就有阳，实际不可能存在绝对的仁或义，阴与阳，中间还有一个三分，三分才是真实存在的事物，中庸也不等于是三分，三分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中庸是做事的方法。三分是中庸的依据，中庸是三分的实际表现。孟子这句话，无疑用礼取代了中庸这一职责。因此小程产生了怀疑。
大小程教育思想就是在于培养圣人，“圣人之志，只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圣人以天地为心，“一切涵容复载，但处之有道”，在教育内容上，主张以伦理道德为其根本，“学者须先识仁。仁者蔼然与物同体，义、智、信，皆仁也。”
他们是想培养圣人，可哪里找到这个圣人，郑朗的一切举动，越来越接近他们心中这个圣人，但以前郑朗的儒学，让他们颇不喜，随着郑朗回归夫子的原点，重视德化，大小程越来越欢喜。
因此郑朗再修儒学时，二人十分慎重。
郑朗凝眉答道：“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
这是荀子说的话。
还好，这时孟子还没有圣人化，荀子地位并不比孟子差多少，同样可以作为儒家的依据。这里，义是给仁以节制，与郑朗所说的仁义对立互生很相符。随着郑朗数次修仁义，已经更多的人承认了这种对立互生关系，而且郑朗进一步完善的仁义，仁不能说全部是好的，义也不能全部是说坏的，仅是二者的一种对立表现，也让大家更容易接受。否则原来那种激进的义，义就是罚，终让人不可思议，也难以接受。
前者没有矛盾，后者就有矛盾了，礼是义的准则，有了这个准则，义才能成，这里的礼显然与孟子所说的礼又不同了。几人全部在沉思，不同不奇怪，孟子有孟子的思想，荀子有荀子的思想，他们在思考两种说法的可取性。
孟子的礼乃是仁义的准则，这个准则起的仅是节制作用。荀子的礼仅是义的准则，却无限地将它抬高，有礼才有义，有义才有仁。但仔细思考，都有了郑朗所说的制度含义。
但没有那么简单，郑朗写仁义，因为仁义虽重要，可十分散乱，散放在各个儒家书籍里面，礼不同，仅是大经中就有周礼，仪礼与礼记三本书，至于其他人撰写的义更是不计其数。
五人仔细地想了想，究竟这个礼是什么，几个大经里似乎也没有讲清楚，只写了各个情况如何去做，比如君王的言行举止，臣子的言行举止，如何问丧学习中庸。有的乃是夫子写的，有的乃是后人修著，这在质古的风潮下勿用质疑了，例如中庸。想到这里张载道：“礼以道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
这里的礼乃是一种防范与感化，还有一种对言行的规范。
大多数人讲礼是讲不清楚的，以为礼乃是请客送礼的礼，行礼的礼，这个礼实际不是儒家的礼，仅是一种举止礼节的一种仪式，也就是仪，而非是礼。
或者半坛醋，以礼是一种说教与烦琐的仪式，若如此，孔夫子如此地重视这个礼，脑袋岂不是秀逗了。凭说教与烦琐的仪式，就能使春秋战乱平息，王室重尊？
再深一点则会认为礼乃三纲五常，但这仅是礼的一部分。
若再一点，就会说出张载的话，三礼虽没有用巨篇详细地单独诠注礼，但写的就是一种防范末然，感化百姓，言行，各种礼仪与秩序的规范。
张载不是挑剔郑朗，这是在讨论，连张载都无法说服，况且世人？不提孟子与荀子，那是夫子后代的大儒，而且两人说法几乎是南辕北辙，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想法，可不能出现这么大误差，那证明两人说法肯定有错误了。因此从礼记乐经里择取一段话，这个乐经是最有可能出自夫子之手的文章。
郑朗继续沉思，其实很多想法他基本成熟，不过这一回修儒，是公开发表于报纸之上，给天下人看的，因此很是慎重。道：“夫子一生还有许多文章未来得及修著，便去世了。使儒家思想还没有真正完善，因此十分零乱，也有少许自相矛盾的地方，故孟荀二人进一步对夫子经义进行诠注。《仪礼》暂不去谈，我只说夫子撰写的礼记，许多地方是写了祭礼、丧礼、冠礼、乡饮酒礼、射礼、聘礼，还有一些篇章写了家庭成员相处之道，可是王制与礼运写了什么？这两章多写了儒家对国家与社会制度的构想，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一个良好的制度不仅是要针对国家，也要针对每一个小家，小家好了，才能更好的回报国家。因此有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善天下。”
这一句话将会为慈善会所用，小程喃喃道：“难道它真是制度？”
若是这样讲礼记，就讲通了，这是一种更合理的制度，一个制度不仅有君臣关系与国家关系，还有千千万万个小家的道德与行为准则构成。国家富强，家庭和睦安定，这才构成了真正的大同。也更符合郑朗所说的世界复杂观。
“我是这么认为的，一是夫子乃是指路人，从无到有开创了儒家，何其之难，不亚于盘古开天辟地，但盘古是没有能力创造出万物。太难了。夫子也是，因此一生追求天下大同的道，却来不及完善它。其实不用多，只要再给夫子二十年时间，有可能这些经义将会一一完善。礼说得算是很详细了，只是没有连贯起来阐述。仁义说得多，可远不及礼，因此让董仲舒产生误解，以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正在爱我不在爱人。”
几人皆是微微一笑。郑朗新仁义里讲了很多，也就是自我主义与利他主义，也能勉强地说是一种仁与义，可根本代表不了真正的仁与义。不但郑朗质疑，五人也没有一个人承认董仲舒的那种仁义。
仁就是利他，义就是自我？
扯了不成。
郑朗又说道：“另外又有人认为仁是义的根本，义是仁的行为，同样也是一种片面的阐述。不过礼则简单了，因为夫子礼记洋洋几十万言，足以给后人提供了思考空间。”
“那么礼是否是一种中庸？”大程问道。
“为何要这样说？”邵雍。
“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治中也。”
大程刚说完，五人全部在沉思，似乎很不妙，种种迹象来看，不去考虑他人，包括孟子与荀子，至少夫子这个礼已经很接近郑朗所说的制度了。但若礼就是制度，岂不将自己心中所想的礼全部推翻？
“这个治中是对中庸的治理，也就是中庸的参考与法理，但不能代表着礼的全部。礼是礼，中庸是中庸，两者有相连的地方，也有截然不同之处。此乃儒家大道，无论是礼，或者仁义或是中庸，都会有相连之处。想要大同，必须持之以礼，用中庸来调和。例如穷富之间，想要均贫富那是不可能的。因此贫穷而不约，富贵而不骄，贫穷卑屈，则富者越骄贵傲慢，富者骄贵傲慢，则穷人越卑屈。两者分化会越来越大，最后便成张角黄巢之事。因此要中之，贫穷不约，富贵不骄就是一种治中。同样也是礼。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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