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午后)-第5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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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司一年四千万，实际百姓所交纳的税务很有可能达到五千万六千万，故郑朗对司马光说，无论财政如何，以现在的经济情况，想取消两税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其次乃是专营，盐酒茶矾香，后三者忽略不计，主要就是酒与盐，庆历初只有四百余万缗，后来因战争越敛越多，一度达到近两千万缗，皇祐后再次下降，只有八百多万缗，后来又抬高，升至一千多万缗，史上元丰时达到两千两百多万缗，宋徽宗时一度达到两千五百万缗，三千多万。酒税也不少，在一千两百万缗与一千八百万缗之间浮动。因为是实缗计算的，若是两税征得轻，仅是专营就远远超过了两税收入。

第三是商税，朝廷所说的商税多指过往货物的抽税，也就是现在的出税与往税。还有属于地方财政一部分营业税，宅税，地税，各监各司的榷场税、舶税、矿业税，这部分只能算前者的抽税，一般多者近两千缗，少者八九百万缗。实际若包括后者，远远不止，抽税可能占不到一半。

第四是往往忽略的一点，这部分就是各监各司的收入，这些司监主要负责征收茶盐酒税，矿治，造船，仓库。有的属于保管性质，有的有支出有收入，比如造船，一部分乃是国用，也有一部分是销售百姓，还有一部分乃是真正的收入，比如一些牧监租给百姓耕种所得的租钱，比如一些官方的房产，设楼店务租凭房屋谋利，比如抽税买竹场，还比如各大坑矿，特别是坑矿所获同样不菲，宋朝此时一年所出达到几千万斤金属，实利也有几百万缗之巨。不过矿业也分散成各个部门，有的是直接经营，有的抽税，还有海外的平安监。

第五部分就是和籴、和买与科配，一边买一边卖，理论上以调济为主，实际往往有时候是以盈利为主。

第六部分就是地方财政，乃是上面五者零散的一些敛财，归三司管辖，地方征收调配，这部分收入最为隐蔽，往往会产生许多灰色地带。

其实只要清晰地罗列成表，就可以看出那些是敛民的，那些是正当增加的，那些不是正当减少的。支出亦是如此。

每年统计罗列一次，登于报纸，不但让官员看，还让天下百姓看，从某种意义就起到督促作用。

今年出来有些晚，主要是郑朗等司马光回来，与官员填缺一道，第二次改革也结束了，起到安抚人心作用。

但吴充对经营不是很善长，统计时又耽搁了一些时日，直到今天，吴充才带着小吏将它们一一统计罗列成册。

先是两税，治平时仅有三千余万，特别是河北一度仅征收上来三成两税，也未必惠了民，惠的多是豪强。前年两税达到四千一百余万，去年上涨到四千五百余万，也很正常，仅是查出来的隐田就达到一百多万缗。隐田出来，两税必然增加。增加得不多，某种意义上说，税征的比前年会轻些。

郑朗却蹙起眉头，若按照田亩算，即便五千万，两税也未多征，可中间有一个重要因素，轻者是谁？百姓未轻，轻的依然是那些少数人。四千五百万出来，也未必是惠了民。

接着是专营，两千九百余万。商税，一千九百余万，新商税导致商税激增，还未严格执行，否则还能翻上两番。但就是这个商税，导致了许多人反对。

第四部分收入达到三千八百多万，这部分就是郑朗带给宋朝的惊喜。虽有原来的各司各监收入，主要来源还是郑朗推出的几大监。吴充逐条汇报，一个是平安监的收入，郑家庄在试验一些开采与冶炼的新技术，逐一动用到诸坑矿上，加上裁减了一些不必要的官吏，使得平安监去年收益增加了一百多万缗。不少了，几乎可以保住向契丹与西夏的岁贡。还有银行监勉强偿还了河工欠负，节余的六百多万缗分红。

第五部分收益八百万余，但不大好说，中间并没有计算各种差役与兵役，以及官吏的成本，第六部分收益七百余万，这部分休想计算清楚，统计上来的只有这么多。

总计收入是一亿五千三百余万，比前年增加了两千多万。

已隐隐接近嘉祐时收入的高峰期。若将郑朗所带来的种种收入，包括各监与南方、增加的商税，实际收入只有一亿一千余万，也不算敛民。

接下来就是支出，喜忧参半，不包括裁兵费用，去年秋后才开始裁兵，因此各种支出仍到达一亿四千多万，比前年少了近两千多万，若没有裁兵费用，已经开始节余。

但……但接下来的出支情况又让大家忧上心头，裁兵安置以及过程中用去五千多万缗费用，效果是很惊人的，除了少数厢兵编入乡兵中，一共裁去二十多万禁厢军，各种乡兵弓箭手若包括那十六万名义勇共达到近六十万人。是好事，却因裁兵，仅去年秋后到元旦时就用去四千万缗钱帛。

财政仍在亏空，亏空仍达到近三千万。

有效果，可天下欠负，包括提支（对有能力的百姓提前征以后数年的税务）在内，真正达到三亿出头，若包括以前挪前各库积余渐渐奔四。

赵顼看着郑朗问：“郑卿，国家亏空越来越重，可有良策？”

“启禀陛下，臣一人之力肯定不能将这个亏空纳上，群策群力也。”郑朗平静答道。

实际他心中有数，解决之道无非一节二开，节流是重中之重，就算去年改制裁去大批官员，官员仍然冗杂，并且还养活着大量冗官，不过两广扩大，也注定官员费用恢复到皇祐时候那是不可能了，只能看改制后政令变得通畅，能不能通过节约不必要的浮费，将这部分增加官员的薪酬节余下来。冗兵此次裁得狠，大约年底会见效。还有空间，比如增加费用更省的乡兵数量，进一步裁减禁兵，但这个郑朗也不大敢说。地方掌控重兵那是宋朝君臣最忌惮的事。要么进一步载减相关的弓箭手与壮丁义勇之类，将他们释放出来，全身心投入到生产当中。宗室费用的增加，也渐渐成了宋朝时弊。要么就是减少大户与豪强逃避各种地税与商税。进一步地明确各个职务所在，实行伪责任制，减少浪费，这个浪费不仅是国家其他开支的浪费，也有官员的费用，比如昂贵的出差费，或者军费，例如粮食运到西北巨大的损耗。余者就是开源，这个开源不是王安石那种开源，甚至不是自己所推出来的诸监，而是出台一些政策，鼓励工商业发展，增加商税比例，故商税乃是重中之重。

但没有说。

有的说出来，会更引起大家的反对，有的还不大好说，比如动辄讲利，离开这个利行吗，但一些士大夫认为以谈利为耻。

甚至造成今天局面，郑朗居功甚伟，不但是治平时他有意的加入，使得朝堂分裂，韩琦与赵曙二人不能专心政务，加快了败坏的局面，也包括进入中书后的一些做法，比如有的弱势群体欠负了也就欠负了，向谁打官司去，如今一一朝廷认下来，包括被一些官员贪污的钱财。还有的是仁政，象两税，以前正常两税是在三亿亩耕地上征来的，现在加上两广，以及多出来的一亿多亩隐田，完全可以征到五千五百万之巨，却在郑朗一再要求宽政下，只征来上四千几百万。再比如裁兵，制度是制度，国家困窘如此，裁下来的多是滥竽充数与老弱病残，还有一部分是不愿意加入军队的，若紧一紧，最少可以少用一千多万缗钱。一进一出之间，四千万之数没有了，让朝廷来承担。

非烂到这种地步，改革就无法执行，弄不好就是执行下去，若干年后又被重新推翻。

郑朗又想到史上的变法，起初王安石比司马光更有市场的，司马光说得十分隐晦，节流，大家一起节约，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这才是根本。事实就是根本，可是司马光十分聪明，不敢明说如何节流，无论节那一样，都会得罪一大批人。就是这样，还有一些人嗅到其中的韵味，因此支持率不高。相对而言，王安石虽得到韩维等人的吹棒，还是不及司马光，司马光在治平时表现赢得一片喝彩声，这是王安石在家养清名养不来的。但王安石说不加赋而国用，意味着从官场到民间还能过着以前奢侈的生活，宝马照开，茅台照喝，小蜜照养，于是士大夫纷纷支持，迅速上位。但可能么？

即便郑朗从少年时就在构想，构思了几十年，有几十年从政经验，有几十年对家国的反思，有着无数的金手指，领先一千年的思想认识，能否绕过节流这一关？

赵顼也不怪，郑朗做得很好了，可惜只有一个郑朗。

他又往下看，自曾公亮开始，曾公亮低下头，这不是开玩笑的，三亿余缗，若买牛，能买一亿头牛，头尾相连起来能从地球排到月亮上面，若买大米即便在京城也能买五亿石大米，麦子快十亿石，全大宋人不耕不种也能吃上两三年。若再来一次史诗般的河工，还能找几千万零头出来。

没良策，只好低头。

赵顼也只好往下继续看，几乎所有大臣一起耷拉起脑袋不敢言，有一点郑朗是实现愿望了，经此一增一裁所带来的浪费，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人敢增加禁厢军数量。

赵顼看到欧阳修，问：“欧阳卿，公有何言？”

“陛下，臣以为莫急，当初河工也是从无到有，最后得以成功，欠负与河工相差无几，几年后朝廷财政必会健康。”欧阳修说道，心里抱怨道，与我有什么关系？最大的责任是你父亲，若不是你父亲自皇子时就开始闹，国政怎能如此！当然，不敢说的。

“几年后就会健康？河工开始前两三年朝廷就在准备，河工四年，花费六七年时光，还是在国家财政健康情况下的六七年时光，即便如此，欠负九千多万！朕不知道何谓几年，还有，利息……”赵顼说到这里捂胸口，他也不想剥民，无论是欠负还是提支，都是无权无势的二等以下户，因此同意郑朗进谏，给予一些比银行稍低的利息，但就是稍低，一年也得好几百万的利息，大半个盐专营没有了。

过了好一会儿道：“散吧，散吧。”

但他无心中的询问欧阳修，终于使欧阳修心灰意冷，第二天写了辞呈。

忧急之下，赵顼没有挽留，让欧阳修外放到淄州。

对此，郑朗没有太在意。以前提议让欧阳修、文彦博与陈旭返回朝堂，是害怕有人攻击自己任人唯亲，两次改革过去，涉及到许多人事的变动，接下来的改革与人事变动没有太大的联系，欧阳修在不在朝堂，对自己无关紧要了。相反的，因为欧阳修时不时找岔，给自己或多或少带来了一些妨碍。

他在想一件事，如何使宋朝原来发达的商业变得更发达。

与垄断无关，千万不能垄断。大资本家的出现利于资本的利用，但对宋朝不利。

这非是资本主义，有资格能垄断的人，多半能有本事将税务规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狠的人连一根毛也不愿意交给朝廷。

若全部成了垄断资本，无论民间资本多发达，宋朝国家财政完蛋了。想的还是中小资本的发展，只有中小资本，才能让国家真正征得税务。

同时一味谈利，也会遭到一些人的弹劾。

想要避免这两条，又使民间工商业变得更加发达，难度不小。

就在这时候，赵顼下诏，将国家财政状况公布，赵顼将心中的坎迈过去，也看到许多好处了，主动透明化，就能看到君臣在努力改正国家弊端，看到国家财政如此困难，还没有加赋于民，百姓会对国家更忠心。看到国家困难，会配合改革。看到国家一点一滴在进步。还有国家的一些问题所在。

然后下诏，让天下臣民有好的策略，向朝廷进献，群策群力。

虽然收入支出情况在渐渐扭转，庞大的欠负，仍让赵顼喘不过气来，真的急了。

就在这时，王安石上书。

宋初财政归三司掌管，户部司、度支司、盐铁司，各自设使、副使、判官、孔目官、都勾押官、推官，互不统辖，因为极其不便，真宗时设一总使，这便是三司使，又设副使，判官，三司使对下属三司官员有指挥权，但没有罢免权，也无奖惩权，三司官员却可以直接言事，批评三司长官，形成互相的监督掣肘。改制后郑朗让三司使权利稍稍增加，有了奖惩权，仍没有罢免各三司官员的权利。要么明确了指挥调动权，以便明确分工。

但这个机构很庞大的，例如盐铁分兵、胄、商税、都盐、茶、铁、设七案，度支分赏给、钱帛、粮料、常平、发运、骑、斛斗、百官八案，户部分为户税、上供、修造、曲、衣粮五案。还有查账、理欠、支破、发放等部门，郑朗又塞进了平安监、银行监与军械监一些部门进入三司。郑朗想法也不能说不对，这些都属于财务进出的单位，一起交给三司，利于三司便于统一调动。

然而有一个缺点，三司重大事粤必须禀报中书同意后，才能申请得旨，公文需要经过重重部门，依然有所不便。

虽经过改制，经营本不是吴充强项，加上改制后有的制度与原先不一，三司政务出现一些滞积，如这次查账，三司速度不快，晚了十几天，账目才查清楚。甚至王安石怀疑账目弄不好，会出现许多失误。

王安石看到国家财政困窘，想到一条主意，没有与郑朗商议，因为这与郑朗改制有所违背，于是暗地里找来吕惠卿、苏辙、清查中表现出色的章惇、薛向、吕嘉问，六人进行了一番商议。

之初是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叫制置三司条例司，由东西两府各出一名宰相统领，统领三司的财政，审核国家一年预算，进一步简化程序。

因为由东西两府宰相统领，它的权力无限地放大，也更知道国家需要什么物资，因此一项新的改革便出现了，而且它的出现，会为国家带来大量的钱帛。

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部门，发运司。它的主要职能就是管理上供财物的漕运，将京城或者陕西河北前线所需的物资从江南各地购买回来（和籴、和买、科配），运向京城或者前线，兼管茶盐、铸钱等，后来北方人口稠密，粮食入不敷出，又将重心转移到粮食上，贱时从民间买回来，贵时运向北方或供给或救济或售出。与转运使有些雷同，但不是，转运使是常年累月循环性质的，发运司乃是一次一次投机性质的，经营意味很浓厚。

由是会出现一个局面，因为是投机性质，往往官员必须翻存档，那些发运司买下来了，那些没有买，或者现在要买那些，那些又不要买。于是往往三司官员大笔一挥，这地方没有这个物产，三司任务却来了，让发运司官员去购买，这地方物产丰富，都快要烂在地里，三司却没有任何任务。然后到京城后更乱，往往京城紧缺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积压的，各地去在源源不断往上运。无形中一年形成大量浪费。改了制，改制也不行，毕竟三司有三司的局限性。

但条例司的设置，东西两府宰相的参与，性质变得不同。东西两府宰相更有大局观，两府加上三司的权限，合在一起，就能清楚地了解全国物产分布，各地所缺所需所产所余，朝廷再拨款，统一规划，将积余地区的物资运向稀缺地区，既利于物资通畅，互补有无，提高百姓的收入，又使国家得到大量的利润。

不但减少许多浪费，也没有动国家官员与百姓的任何税务，国家经济同时得到改善。

至于它的性质，嗯，发改委！

为此，王安石与其余五人经过精密的谋划，王安石先后上了三个札子：《议曰废江淮荆浙发运使》，以后不要这个发运使了，全部归于条例司统管。《议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理天下供上条例》。

郑朗刚刚与西府交接完毕，从西府事务中脱离出来，朝会上王安石便一口气将这三篇札子念完。

听完，郑朗脸色也变了，变得惨白惨白的，比他的头发还要白。

第八百四十三章　撞车

王安石说得有些模糊，不过有人马上就知道他要做什么，唐介大声斥责王安石乃是桑弘羊。

郑朗却在看着其他几人，他与吕惠卿打过好几次交道，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能吏，但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好战友。小苏在唐宋八大家里其实名气比较小的，若没有大苏，也许都轮不到他。但这个人的坚毅非是寻常人所想像。是他的学生，但不是郑朗喜欢的学生，包括大苏、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内，郑朗真正喜欢的乃是范纯仁与吕公著、严荣。也许这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然，这种情感他是不会表达出来的。

这几人当中，郑朗最喜欢的人，一般人难以想到，非是小苏，也非是他的得意下属之一薛向，而是章惇，算是小人，但人家乃是真小人。至于薛向，在杭州担任过他的下属，其实自太平州起，自蔡挺，到过世的杨察，再到吕公弼公吕公著兄弟，司马光、薛向、韩绛，青少年时的下属，如今皆成为名震四方的大人物。

吕嘉问也来自寿州吕家这一脉，这一脉十分庞大，仅是在朝野内外担任官员就有三四十人之众，按理吕嘉问还是吕公弼的从孙，不是亲孙子，也就是吕嘉问爷爷的太祖公后唐户部侍郎吕梦奇乃是吕公弼的太祖公，与吕公弼兄弟血脉略有点远，也算是吕家的子弟。史上说吕嘉问乃是一个奸臣，对这个郑朗不大好说的。

不要说吕嘉问，就是遇到蔡京，郑朗也会理智地对待，有赵佶为帝，再加上经济情况不良，就会有史上的蔡京，没蔡京也会有张京王京，若是赵佶不为帝，经济情况良好，蔡京也未必是史上的蔡京。更不用说小小的吕嘉问。

会不会出现蔡京，会不会出现吕嘉问，就看这两年的折腾效果。

从五人身上扫过，眼中有些迷茫。

王安石与司马光皆是那种固执到家的人，但司马光要好一些，从包拯的劝酒就能看出，两人皆不喝酒，包拯不悦，强劝之，王安石就是不喝，司马光却少饮了一点。

因此，自己劝说司马光，司马光不管有没有真心听进去，马上与王安石联手，来了一奏，弹劾南郊祭用费惊人。

能劝动司马光，未必能劝动王安石。

他在迷茫之时，唐介越说越有劲，不但唐介，还有赵挘�王安石进入中书，与他们多次发生冲突，原因倒也简单，这二人身兼天下直名，如今国家困窘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二人不作为？因为一事与赵捒噶似鹄矗�怒道：“公辈坐不读书耳！”

赵捯不鹆耍�说了一句：“君言失矣，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

那时候有了文字，是甲骨文，刻在山洞里，或者贝壳上，肯定是没有书籍纸张的。王安石动辄说上古大治，赵捰么朔椿鳎�王安石听罢默然不能回答。

不过眼下赵捰胪醢彩�总体冲突比较少，赵捯蚕虢�国家变好，但他确实想不出来高招，只好胆战心惊地等候郑朗改革后的效果。

冲突最大的还是唐介。

史书大肆贬低王安石，实际唐介也有错，老了，还是一个年轻版的欧阳修，大嘴巴管不住，又摆老资格。因此王安石与唐介冲突时，郑朗也默然。虽对王安石略有警备之心，怕他躁进，多少还是一个帮手，然后呢，曾公亮名为首相，只能做一个打下杂的，赵挼故前锪瞬簧倜Γ�文彦博一直很可疑，这就是现在中书的组成，让郑朗很苦逼。

唐介已经在碍事了。

当然，非是唐介不好，唐介好，但要用对地方，用在御史台还是可以的，喷一喷，大家做事小心一点，放在中书做什么？这是做事的地方，不是喷人的地方！

王安石沉默不言，唐介越说越来劲。

郑朗继续在胡思乱想，思绪越飘越远，忽然就想到一件事，发改委，穿的时候情况与此时差不多，但没有关系，有发改委，房价越推越高，能靠卖地度日。不过总有一天，这个泡沫会噼啪一声炸开，估计炸后的结果，甚至比倭国的那次还严重，知道的人很多，但少数能控制局面的人想的不是炸的后果，乃是在爆炸之前，如何最大程度榨取百姓几十年和平时光的积蓄，然后及时脱身。关健是那时候哀鸿一片，地区又不能卖地度日了，外交的笨拙导致四周皆有强敌环顾，到时候三重危机压迫，国家怎么办？

这一想，问题十分大条了。

留给子孙解决，留给子孙好大的财富与遗产！

忽然不由地笑了起来，自己想一千年之前干嘛？

唐介大喷特喷，王安石终于开口，认真的盯着唐介，唐介用心他十分清楚，无非就是利用这是在朝堂上，与自己掀起朝争，失去朝仪，一二三两人同归于尽。值得吗？

王安石平静地反问了一句：“唐公，今年年色如何？”

“干嘛？”

“北方是否在干旱？”王安石又问了一句。北方又出现旱情，虽不严重，却导致北方收成下降，不仅影响到夏收，有可能北方秋收也会欠收。王安石又道：“我提议不佳，不知唐公身为参知政事，有何高见，使国家转危为安？”

“即便没有，也不能与民争利！”

“若此，发运司乃何职责也？唐公，中书是做事的地方，非是吵架的地方，公尸位素餐倒也罢了，反正国家养了那么多闲官，多一个参知政事也无所谓，但请不要妨碍国家正事，拜托。”王安石认真的鞠了一躬。

“你！”唐介气得差一点跌倒在地上。

吵架，唐介只是一个糙哥，王安石才真正将这门学问化为艺术的高度。

赵顼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