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午后)-第5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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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朗进谏让吴充进入中书，有几个原因，一是张方平丁忧期满，若调回中书，与王安石很不合，再担任地方长官有些屈了，三司使对于张方平来说，是最合适不过。而且张方平资历深，能压制住吕惠卿、曾布与章惇，这三人必须要用的，但防止他们激进，将财政引向极端。吴充或多或少起到这个作用，不过对财政，非吴充所长。从这个方面想，张方平乃是最佳人选。其次朝堂过于和气，对自己未必很有利，师生几人皆位极人臣，没有政敌那可不行的，吴充因为自己提拨了彭思永等人，对自己不满，让他进入中书，也是做一个表率，性质与他提拨欧阳修、文彦博、陈升之性质一样。

赵顼看出第二点，没有看出第一点。

听后有些苦笑，难道朕就这么小心眼？

这两年吴充确实也有些功劳的，能升迁，但将内幕说了出来，你就不要再恨郑朗，大家一起联手将国家治理好吧。

赵顼说道：“昔日我在郓州，郑公对朕说了很多道理，有几句朕至今铭记，用人不能以自己喜憎用人，能对事不能对人，赏罚分明。吴卿，切记啊。”

“臣遵旨。”吴充又羞又愧地退下。

赵顼走到殿后，问：“母后，儿臣处理得如何？”

“还好。”高滔滔啼笑皆非，她在想另外一个人，难怪两人如此合拍，她非是穿越者，否则一定会想到一词，闷骚！

姑父对自己说出那个隐秘，不是给自己把柄，实际是让自己以后劝丈夫或者儿子放心大胆用好郑朗。

郑朗一个德性，一个劲地将政敌往中书塞。

自己与儿子就这么小气么？

但郑朗小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于史上王安石与赵顼的关系，有人说亲密无间，有人说赵顼一直提防着王安石。皆是笼统的说法，两者皆有。史上赵顼迫于国家危机，对王安石是很信任，采纳了王安石种种治国政策，甚至结为师友关系，单谥一个文字也能证明这一点。

但史上宋朝危机有多重？

大多数史实让某些文人一次次抹杀，难以考证了，还有只言片语文字记载残留下来，比如司马光的进谏，地方官员为了维护财政，多向大户借债。这也是必然的，有银行，却因为郑朗制订的规矩，不敢滥印交子，再说，一半私人股户也不可能让朝廷滥印交子，使银行信誉倒塌。又没有国债券这玩意儿，只能透支未来税务，或者强行借钱。

借了多少，依然很模糊，只知道治平二年时的支出是收入两倍，仅这一年就亏空了一亿多。相信亏空的总数字未必比这一世少多少。

王安石有没有偿还所有欠负，补纳百姓的透支，同样不得而知，不可能留下这个美化王安石记载的。但相信必然偿还大部分。

如此危机下，既奉为帝师，应当给予无限的信任，然而赵顼一边重用王安石，所世无比，一边又将司马光、富弼、文彦博等元勋大臣安排在对垒的位置上，以便达到“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随后王安石两次罢相，与赵顼无关，但第二次罢相后，在王安石经营下，大约欠负问题解决，国家财政又没有多大危机，甚至出现盈余，这也是必然的，王安石只要将朝廷支出控制在一亿三千万以下，史上又将收入维持在一亿六千万到一亿八千万之间，不可能象自己这样将所有欠负与透支一一偿还，甚至还略付一些利息，以安人心，更不会拿出五千万缗钱来裁兵，那么偿还起来会很快。

于是赵顼便没有再召王安石了。

这才是赵顼与王安石在史上关系的真相。

也许自己好一点，至少现在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可千万不能将赵顼当成赵祯，尽管赵顼在自己教导下，处处学着做赵祯。

再说，每一个人都自己想法的，例如自己几个学生，虽劝一劝，也在慢慢改变，但自己能要求王安石与司马光，和自己想法一样吗？那是不可能的。赵顼同样如此。

共患难可以，同富贵更难，到时候自己位高权重，若是有人挑唆，性质又会是两样。

高滔滔认为郑朗有点“闷骚”，这不要紧，尽量不要让这母子二人产生疑心，至少在国家许多弊端真正解决之前，改革未稳定之前，郑朗不想出意外，非是为了权利，而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赵祯临终前的嘱咐。

当然，这一路行来有多难，难得让他数次喊累了……

长亭外，郑朗正在送一人离别。

曾布。

宋史赵顼朝奸臣传有蔡确、邢恕、吕惠卿、曾布、安惇、章惇，安惇和邢恕确实差了一些，但两人现在没任何影响，若郑朗有心，他们就自动会消失了。郑朗最提防的乃是吕惠卿，有才能，可此人野心太大了。对蔡确未置与否，看法有好的有坏的。然而最欣赏的就是曾布与章惇这两个奸臣。就算是奸臣，他们也是真小人。

特别是这个曾布，颇有才干，并且很坚持原则，一生也没有做过类似吕惠卿那种背后捅刀子，或者三面两刀的不好行为。经过一些人的篡改，将曾布列于奸臣传，的确过了，梁启超曾说过，“荆公之冤，数百年来为之昭雪者，尚书数十人，而子宣之冤，乃万古如长夜，吾安得不表而出之。”郑朗很赞同。

而且相对于章吕二人，曾布并没有那么激进，曾一度反对王安石的市易。结果不用说了，市易法惹了一大堆麻烦，收益还很小，甚至将商税、利息与其他收入算进去，实际乃是严重亏又找骂的买卖。

嘉佑二年，曾布与其兄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一道考中进士，于地方上担任多年地方官员，因政绩让韩维聘为开封府检校库监库，又经韩维与王安石推荐，上书言政，提出为政之本，厉风俗，择人才，并且提出八大要务，劝农桑、理财赋、兴学校、审选举、责吏课、叙宗室、修武备、制远人。赵顼看完，十分欣赏，亲自召见曾布，授其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判司农寺。

然后郑朗又将他召见，两人语久，让郑朗再次推荐，进入三司担任条例司使，官升象坐火箭一样，快得让他人瞩目。

看着野外，郑朗说道：“春天不久就要回归了。”

“芳草菲菲，最是可爱之时。”

“溪山掩映斜阳里。楼台影动鸳鸯起。隔岸两三家。出墙红杏花。绿杨堤下路。早晚溪边去。三见柳绵飞。离人犹未归。”郑朗忽然吟哦道。

曾布一听，差点跄倒。

“子宣，你想做一个清官，也没有必要非要妻离子散，我家娘子听到你娘子的曲曲新词后，十分仰慕，却没有想到子宣却将她一直留在老家。夫子说，修身齐家治国。不过算我多言了。”

郑朗说的是曾布妻子魏玩，朱熹曾说：“本朝能词妇人，惟有魏夫人、李清照二人而已。”这个魏夫人就是指曾布的妻子魏能。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自从曾布为官后，一直将这个女子留在江西老家。以致这个小才女写了许多语言清丽的愁思小令。当然这个不重要，除非苏东坡那些作品，否则魏能这些小词远没有郑朗所批的每一次朱笔来得更重要。

然后看着远方，说道：“没有想到又冒出这么多新房舍。”

曾布再次愕然。

宋朝人口增加速度之快，也让士大夫们瞠目结舌。本来就很快了，郑朗出现，一次次惠民之举，更增加了这个速度。很早，江东圩提前开发，杭州平安监的出现，实际已经在推动着这个速度增加。南方大开发，更是将人口增加的速度推向极致。两广还没有两百万户，仅有一百八十万户，可从原来的小户，十几年下来，全部变成大户。福建路与江南西路本来人口抽出来一部分，十几年下来，又再次稠密。商业的发展，人口的迅速增加，导致城市规模也在飞快地扩大。不仅是京城，其他各处皆是如此。这两年的休养生息，又再次使人口增加速度提了上去。

这一切，与郑朗不无关系。

郑朗看曾布的表情，知道他误会，又说道：“我自来京城后，几乎两点一线，朝堂，家，几乎未出城了。”

“郑公，属下万分敬重也。”

“不用，是我份内的事，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不顾你再三劝说，非要送你到长亭吗？”

“属下不知。”

“你此行颇有些麻烦，你升迁的速度快，资历有些浅，虽我用人看才能用人，可外面人不会这样想，送一送，增加你此行声势。”

“郑公，属下不会让你失望的。”

也就是主持河东酒务的投名状事宜，这次投名状钱帛数量大，会产生很多猫腻，还有西域来人了，如何分配，以及如何劝说百姓种植葡萄，都需要一名干吏呆在下面。

于是郑朗挑了曾布到河东亲自主持。

长亭快要到了，郑朗停了下来，眼中出现一丝犹豫。

曾布问道：“郑公，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子宣，你在地方上为官多年，可曾听说过铲佃？”

“郑公，这个真的不能碰。”即便是曾布，听到这一词后，脸上也露出惊恐之色。

第八百六十一章　梦中的美景

“坐。”郑朗来到长亭里，拍了拍栏杆说道。

长亭里有人送别，一人眼尖，忽然叫道：“郑公。”

“你们聊，我与曾子宣说几句话。”郑朗道。

还聊什么，一个个全部用敬仰的眼光看着郑朗与曾布。曾布与郑朗没有在意，郑朗又说道：“我那有胆量碰这个铲佃？”

“就是，就是。”曾布紧张地抚胸。

对于这个弊端，郑朗前世写架空时，绝对不会写的，好象也没有看到其他人去写，但它确确实实存在，而且问题很严重。

说铲佃必须知道两个名词，永佃权与永佃制。

唐朝是部曲庄户制度，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有轻微人身自由的佃农，再者就是中小农，中小农是唐朝征税重点所在。但唐朝总的政策乃是禁止人口流动。到了宋朝，边远南方蛮人地区仍然存在野蛮落后的部曲制度，中原与东南，甚至经济发达的成都府路、河北河东陕西，部曲制皆消失了。不仅宋朝是重视内治，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宋朝不再禁止百姓流动，也使得唐朝部曲制无法存在。

因此一种暂新的制度出现，那就是永佃制。地主拥有耕地的土地所有权，但大地主们不可能有能力将它们全部自己耕种的，必须租种给佃户，佃户与主户签订租约，交纳一定的钱或物，主户只有到时收租之权，佃农却拥有永久性耕种地主土地的权利，俺养鸡种稻种豆，与地主无关，甚至佃农从理论上来说，还拥有退佃权，如郑朗开发南方，俺想过好日子去了，不租种你的地，主户无权阻拦，这是宋朝统治者潜意识里对弱势群体的一种保护。当然，这是一种理论，若没有官府配合，实行退佃会十分困难的，弄不好就吃了官司。另外还拥有转租与典卖佃权，地主也不能干涉，前提是不能影响地主收租子，否则又要吃官司。

其次就是永佃权，作为弱势群体，理论上制度是站在他们这边说话的，有很大的自由操作空间，并且只要按时交租，可以无限期地耕种所租土地。即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化，佃农的耕作权仍不受影响，比如丙租了甲方的耕地，甲方将地卖给乙方，丙方与甲方的租约仍然生效，乙方无权取缔丙方的租约。相反，丙方遇到一些情况，如逃荒，如朝廷开发需要适度的移民，或者有更好的出路，可以随时退佃。

应当来说，它是封建社会一大进步，具体地要感谢赵匡义，非是赵匡胤，赵匡义重视内治，又不象赵匡胤时要赏赐安抚大量功臣，在他的治理下，永佃制与永佃权渐渐完善。

这里主户，不仅有各个地主，还有朝廷，例如朝廷的官田、学田、职田、弓箭手田、营田、牧监等。

田地形式也多种多样，第一种仍是主要耕地，包括稻田麦田，还包括各种茶叶果树的“山”，非主流粮食的杂“地”，山坡上的“山地”。第二种是近海的一些被豪强占有的渔场。第三种是生长莲藕、菱芡、茭草、芦苇的“苔地”、“茭葑地”、“茭荡”、“沙田芦场”等等。第四种是各类草茨地、柴田、竹林。第五种是菜圃、桑地，这类地租最高。第六种是国有或者私有的房舍、房基。特别是第六种，朝廷每年得房廨钱最少有一百多万缗，多时能达到四百万缗。很可观的一笔收入。

宋朝开国之初，人口并不多，宋太祖时才三百万户，太宗时发展到四百多万户，宋真宗末年变成八百多万户，宋仁宗时，一千多万户。因此主户对佃农相对而言，比较客气，甚至有的佃农对主户不尊重，霸田拖租，宋朝于是不得不立法，对主户进行一些保护。那是宋初，当宋朝达到一千多万户时，性质颠倒过来。

第二就是豪强的大肆兼并，导致中小农数量减小，佃农增加。甲佃农不愿意租，还有乙佃农，主户渐渐变得苛薄。越是人口拥挤的地区，例如两浙，江东江西，京东，福建，这种现象越重。但仍然有一些地广人稀的地区，地主为了保障土地收益，一度强迫佃农结成永佃关系。还有的自耕农迫于家中的紧急情况，需要钱帛，或者迫于酷吏压迫，能主动将耕地出卖，然后再与买主结成永佃关系。

佃农只承担力役劳役杂税，不承担赋役，不过越往后发展越乱，佃农去了赋役，主户也不想交赋役，于是直接隐田。没田了，那么租子就白得了。还有极少数人通过层层拍卖佃权，产生一田多主，将自己从一二三等户化成四五等户。现在这种情况比较少，往往弄不好，得不偿失，能惹出一大堆官司。

最大的弊端非是一地多主，而是这个铲佃。

理论上佃权是在佃农手中，然而主户利用手中的权势，用种种残暴手段剥夺佃农的佃种权。或者迫使佃农离开，另与新佃订定租约。或者迫使旧佃束手就范，修改原来的租约，增加租粮租钱。是谓铲佃或者为夺佃。

史上苏东坡就曾在杭州提出铲夺的方法，迫使佃农更加勤快的浚治西湖，以免茭葑闭塞。西湖是治好了，也美化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但租种官府葑田茭地的百姓生活却更苦了。还有一种情况，一些乡里的无赖，向主户允许以更高价承租，主户相信他们的话，将旧佃户尽去。结果这些人又不付约，导致主户田地荒芜。然后迫使主户以低价将佃权出售出来，无赖转佃给其他佃农。往往又引起一大堆官司。

还算是好的。

其实铲佃的背后，发生着许多悲惨的故事。

郑朗所带来的不仅是人口更加飞速的增涨，还有查隐田，主户隐田查出来了，要交地的赋税，以前的佃约租子轻，不划算，于是大肆铲佃，强迫佃农重新加租。

比如江南东路与两浙北路，一些上田原来租子只有三到五斗，这是能承受的，但渐渐增加，有的上田能涨到二石。即便是圩田，一亩地产量精耕细作，如今高产两季合在一起，也不过五石多。佃农不交赋税，可要承担少量的力役，以及杂税，再加上农耕成本，风调雨顺尚得过，一遇灾年，顷刻间家破人亡。

或者取消佃权，成为逃户，宋朝流民很多，可流民又流到哪里，天下乌鸦一般黑，或者逃到地广人稀的地区，这些地区耕种收获不大，再者，搬一次家，就要添置大量的生产与生活工具，那怕搭一个茅草棚子多少还需要一些钱帛吧。因此在勉强能维护生活的情况下，多数佃农只好过着黑暗的生活。

永佃权的破坏，铲佃的兴起，造就一大批真正赤贫的七八九等户产生。

不但是主户参与的，一些地方酷吏也参与了，有的酷吏直接赤裸裸地要求佃农加租，并且公开说，若不愿意，让人铲佃。范纯仁这两年主持监察司，处理类似的情况，共达一百多起。他是好心，可是周边地区全部加租，官田若不加租，不但影响不好，争的人多，往往又让一些地痞无赖占去佃权，或者被小吏变相占去佃权，谋取典佃权钱帛赚其差价。一度让范纯仁很苦逼，郑朗解了围，派人调查一番，适度地根据情况调整了租赁，没有办法，朝廷想惠政，可是好处未必能让百姓所得，所得依然还是地方上的豪强。但加租后，同样也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总之，铲佃的出现，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

不过若碰的话，那将是比清查隐田，甚至比强行推广理论中的方田均税法都是更大的马蜂窝。

最明智的做法，对此事装聋作哑！

郑朗说道：“子宣，我朝两税可重乎？赋税可重乎？”

朝廷有多少耕地不管，那怕二十亿亩地，没有计入户册征不到税，都不能计算进去的。能计算的仅是户册上这五亿亩耕地，这中间包括一些免赋户与朝廷的各类官田职田学田，真正能征赋的只有四亿亩。不过两税收入也不过四千六百万不足，有钱粮帛草以及各种特产，草竹木柴比粮食便宜，布帛与一些金属或者其他特产又比粮食贵。其实这个数字只有六百多文，不足一缗。也就是化为钱，一亩地两税仅需交纳七十几文钱，相当于当地米价的二斗，麦价的三斗，粟价的五斗。就是七十文还包括了各种杂税，以及计入两税之中，但在粮食生产之外的税务，比如一些茶果瓜蔬的种植，一些作坊的杂税等等。

整个宋朝粮食产量，因郑朗推动，种籽的进化，大牲畜渐多，等等，从两石多点发展到现在，变成两石半多一点。理论上宋朝仍然执行着十征一，最多九征一的比例征收两税。

朝廷制度也颇人性化，比如产量低的地区，一亩仅征零点几斗，北方仅一斗，一斗多点，南方最高不过三五斗，圩田高不过六七斗。就是这个七斗圩田，而圩田产量渐渐超过了五石。比例仅是八比一。不算很重的。

不能当真，到了下面各种附加税累积起来，就不是十比一了，会变成四比一，三比一。

其实郑朗也在整治。

怕麻烦，做法很隐晦，特别是那个财务报表，各州各县各种财务收入罗列得十分清楚，若没有特殊情况或者天灾人祸，各种税务下降，肯定不对的，未必是多爱民，而是不作为，税少了不是贫困百姓税务减少，而是大户没有交纳。

对于那些特别恶劣减少的州县，派一些人下去查一查，确认了，官途也到头了。

还有一种情况，没有特殊情况，税务猛然增加，郑朗同样不喜，也派人查一查，进行处罚。非是中庸做法，让官员自己琢磨，不能苛民，也不能不作为。自己儿将税务轻重给把握好。

又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对贫困百姓加税，对豪强减税。这个报表上看不出来，可问题也不大，每次夏秋征税之前，用报纸的渠道，又于各州县镇张贴税务征收数量告示，严重超标者，监察司官员接到举报，下去盘查，核实后严惩不怠。

一点一滴地给百姓更多生机。

还有许多不好的情况，可作为朝廷，能做到这种地步，算是很不错了。郑朗倒不想征这个两税，但可能吗？

曾布说道：“郑公，属下依然认为铲佃不可碰。”

铲佃与朝廷关系不大，多是豪强的贪婪导致。可一碰，打击面太大了，引起骚动的后果无法承担。

“碰也可以碰的，比如朝廷进行一些诱导，使兼并现象得以减轻，两税逐步减轻，让百姓耕种有所收获，就不会出售耕地逃避赋税，还有对道德的宣传，也可以强行规订各地区的最高租赁。不过就是后者，也会引起一些麻烦。”

“是啊，本来清查隐田就带来了许多争议声。”

“有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两广开发时，福建路与江南西路租赁有什么变化？”

“郑公想开发夔峡四路？”

“不大可能了，当初发生太多的故事，当初没有一鼓作气将夔峡四路拿下来，现在欠负如此之重，那有可能拿下夔峡四路？仅多在中书里根据情况做一些微调……我是说的另一个办法。不急。再说，三年三次改革，天下汹汹，我也想安静一段时间。就是改，也是微调，不可能再让天下掀起喧哗。”

“什么办法？”

“还没有到时机，现在我仅是一个想法，但无论是什么办法，必须以中原为重。”

“中的也，京畿稳，天下稳，京畿弱，天下弱。”

“子宣，你说夫子所说的天下大同，会不会出现？”

曾布苦笑道：“郑公，你不是在儒学里说过吗，那是最终目标，但仅是一个目标。说良心话，若是将欠负问题解决，即便是现在，在历朝历代的历史上，也算是政治清明了。”

“也是，这里我写了一些东西，是我的想法，你拿去看一看。”郑朗说着，递出一份策子，又道：“到了河东后，顺便替我留心一下。”

曾布打开一看，古怪地看着郑朗，说道：“它与铲佃有什么联系？而且会有，有争议的。”

“铲佃现象越重，此法实施的机会越大，一增厚中原力量，二改善边境经济。我朝比契丹与西夏富裕，两国多有汉民，为何没有吸引力？边境百姓生活太贫苦了。具体的用意，有很多，你一路好好想一想，若有什么好的想法，回京后，也能与我交流交流。”

“算是郑公对我的考验？”

“那是考验？我自从政以来，就没有认为以一人之力，能治理一州一县，更不要说一个国家，因此多重大家的意见，群策群力，才能使政务更接近完美。但子宣到了河东后，切记一点，葡萄从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