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午后)-第5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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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少数人眼中闪过无奈的表情，宋朝是表现出足够的诚意，不过自此以后，各族与宋朝真正栓在一辆战车上，而且宋朝会轻易地得到河湟管理的主动权，各族自此永远沉沦下去。

有想法的会这样想，但对于大多数部族，他们力量不大，对此十分赞成。

实际当初郑朗提出这个蕃候计划，朝中几个宰执也不是很乐意，毕竟朝廷还有大量欠负，这个蕃候计划增加了朝廷经济压力。更不用说以后收复西夏会需要多少钱帛。

郑朗只说了两条，第一条是小视了商税，宋朝因为河西走廊中断，与西方沟通变成海上丝绸之路。河湟安定下来，无论河西走廊能不能得到，陆地丝绸之路必将打开，如果再整休道路，使得交通困难下降，各族安宁，土匪沙盗减少，这个丝绸之路就会带来许多利益。而且吐蕃本土所产的皮毛，牲畜也是宋朝需要的。

其次是战马与骑兵。得到河湟如果不能安宁，朝廷必须驻扎大量兵士，还会有战争，反成了宋朝的累赘，得不偿失。但朝廷付出一些，那么就会轻易的使河湟安宁，得到大量战马与骑兵，不能小视吐蕃蕃骑，主要是各族松散，一旦让他们组织起来，在高寒之地上，其战斗力除了生女真，无一族能及。至少在收复西夏时，会得到大量生猛的蕃兵，其实等于是暗中减少了军费开支。吐蕃安宁，凉州六谷部更会归心，包括甘州回鹘，以前与吐蕃人一直不算很恶，朝廷又可以轻易的在未来拿下甘凉二州，直接切断西夏的左臂。热武器至少要二百年发展，才能代替冷兵器，这在二百年期间，朝廷想要强大，必须有一支强大的精骑，想要有骑兵，必须有马，想要有马，必须有一块放牧之所，缘边几路牧场资源也太少了，若置在中原开拓牧监，又养不好马。所以河湟会十分地重要。

并且河湟还有一个有利的地方，那就是赤岭以西，不大适宜居住，人口数减少，青藏高原上吐蕃各族分裂，没有一个强大的势力在后方支持他们叛变。只要政策使河湟安宁了，河湟也就真正成为宋朝的领土，甚至赤岭以西各族也会向宋朝诚服。但对赤岭以西，郑朗不大感兴趣，太遥远，管理成本太高。开疆拓土固然威风，可郑朗更着重实际的。

朝廷最后才同意郑朗的蕃候计划。

郑朗说完了所有蕃候计划，又回答了诸人疑问，这才揭开兰州城中心广场上的一块石碑，石碑上是赵顼御笔亲书的八个大字：尊重、互助、友爱、共赢！

应当说宋朝这次是有心了，看到这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所有首领一起拜伏下去，山呼万岁。

郑朗这才与各首领商议文法。

文法立后，各族首领散去，协商蕃候名单，也发生了多次争执，直到年底，才推出这份名单。郑朗这才将河湟交到范纯仁之手，返回京城，在他之前，章楶先调到京城，担任御史中丞，还是保护，让章楶披上真正的士大夫身份，至于王韶，继续在庆州、渭州游荡，震慑西夏人。

……

元丰二年腊月。

开封城是一个暖冬，不过这些年天气十分反常，有的地方暖冬，有的地方严寒，其实在这段时间过后，宋朝就会迎来一个小型小冰河时代，直接的变化就是影响北方的收成，间接的变化导致女真与元蒙崛起。

但寒冬未到来时，宋朝越来越繁荣。

如郑朗所约，朝廷投资了三千七百万缗于河湟兰州，做了基础建设。甚至因为赤岭以西各族向宋朝诚服，于青海湖南北兴修了两条大道，一条自海北到草头鞑靼到沙州，一条顺着海南到大非川到黄头回鹘东南到沙州，道路两边植了一条宽达一百米到两百米的护沙林。官方又兴办了一些作监，一是为了盈利，二也是为了起一个启发作用，无论女真人或者吐蕃人、元蒙人，他们作战时十分凶悍，一是天气，二就是贫困，只要生活有了保障，即便是生女真，也多不愿意起兵谋反。同时又大力推广了许多新品种牧草，使河湟百姓有了稳定的生活收入，也使河湟游牧民族减少，利于管理。期间，西夏人也用了一些反间计，皆没有得逞。包括一些反叛的部族，在各族配合下，也迅速歼灭了。

不仅如此，朝廷又拨款一千五百万缗钱，从倭国大肆购买许多树苗。对此，有部分人不理解，但大多数大臣还是同意了，因为陕西的治理，河水的浑浊与含沙量出现细微的下降。这些树苗买回来，主要是在北京种植，保护北方的水土，而北方才是宋朝的根本所在。

然而皆忽视了一点，宋朝大肆从倭国购买木材与树苗，虽让倭国经济短时繁荣，可未来会怎么样。

郑朗刻意对此关心了一下，具体的不知道，但反馈回来的消息说倭国许多地区山洪暴发现象在增加，一些沿海的山陵成为荒山。郑朗听后会心一笑，这才是真正抹杀！只要这一政策继续执行下去，只要五十年，倭国诸岛有可能一半地区全部成为不毛之地。

还有银行临的扩股，这是经济繁荣的需要，也是对吐蕃的承诺。共投了二成契股，包括一些羁縻的州，也尝试着成立银行，包括河湟诸州，还有一些规模大一点的诸县，也设立了银行。

西夏梁氏反反覆覆，与后来的倭国一样，找好处了派使来议和，得到好处了马上翻脸不认人。梁氏的反反复复，终于激怒了更多的士大夫。当然，梁氏也不甘心，她要兰州，要龛谷，要绥州，要西使城，宋朝能答应么？一会来哭求，一会派兵入侵，然而每次入侵多是败多胜少，无功而返。两国关系如郑朗所愿，一直在恶化中。

为了防止西北恶战，朝廷从去年到今年，先后拨款三千万缗钱，在西北准备了大量粮草与物资。名义是备战，但实际的只有少数人知道了。同时又偿还了一亿两千万缗的债务。

但还有欠负，拖了这么多年，利息也十分可观，共有计达八千多万缗的债务没有偿还。郑朗自从熙宁元年执政，中间因为七娘去世，回家守孝一年，前后执行十一年，还没有偿还清楚。不过这时候也没有多人用此事来怦击，朝廷这十二年当中不但得到河湟兰州，举国上下百姓生活确实也变好了。在军事上如郑朗所说，至少不再为战马发愁。

甚至两税越征越轻，朝廷统计出来的耕地面积达到七亿多亩，是庆历时的两倍多，两税从最高峰的五千多万，自灾后下降，变成了四千万。农民负担逐步在下降。

正是这些政绩，让反对者无可挑剔。郑朗的政策也得到更多士大夫的认同。

元旦即将来临，郑朗在中书，忽然接到手事的一份情报，自广州发来的消息，去美洲大陆的船队，回来了一支，抵达广州。

第九百零六章　资敌

中书诸位官员会意地一笑。

为了这五支船队，曾经引起一系列的政局动荡。自西北回来第一年，郑朗平安无事，这一战胜得无比辉煌，但用了很多钱帛。不但将王韶在秦凤路准备的私货用之一空，战前物资粮草武器，战后奖励抚恤，以及安置，朝廷前后拨款达到三千多万缗，赵顼从内藏库又拨出一千多万缗，再加上救灾，赵顼内藏库准备了数年私货也用之一空。

这个不要紧，赵匡胤设内藏库用意一是分制皇权后，为皇室留下那么一点儿财政，以免为权臣架空，但主要还是用作救灾或者军事用途，其中军事用途占了大头。收复河湟与兰州，不动用内藏库什么时候动用？难道象赵祯那样用内藏库的钱奖励士大夫吗？

在赵顼朝是不可能了，赵祯吝，赵顼也吝，不过赵顼的钱是用来恢复汉家荣光，放在军事上，吝的范围将士大夫的待遇包括在内。不然士大夫们也不会痛恨赵顼，给他放一个神的谥号。何谓神，神经病！

同时慈善会前后捐款达到八百多万缗，投放到前线。

再加上其他隐形的支出，费用高达七千万缗，几乎与澶渊之战相提并论，但澶渊之战虽持续时间短，却造成多大的破坏，动用了多少军队？这证明了用兵成本在增加，当然，国家承平已久，物价上涨是重要的因素。能理解，可是它却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若是五谷丰登之年不害怕，关健这一年旱灾在延续，没有熙年七年严重，可是京东等地区旱灾没有结束，一直持续到秋后，不仅北方，甚至南方的吴越地区居然也遭到旱灾危胁。

郑朗想到一件事，宋史上的记载，赵挘�连忙将赵挼鞯蕉�南主持救灾事宜。到了第二年，吴越大旱结束，瘟疫开始流行。幸好有赵挻蚶恚�才未出大事，就是如此，还死了许多百姓。

以至赵捯蚬Φ骰鼐┏牵�再度为相时，郑朗亲自迎到城门口，向他施了一个重礼。在这种背景下，谁接手中书，谁都会头痛。于是没有人敢找郑朗麻烦。

熙宁九年，国家渐渐恢复了太平辰光，开始有人找事了。

七年初，派了五支船队，一万兵士，以及其他的人手，计达一万多人，去了大洋的彼岸。

但在这之前，朝廷拨下许多款项，给了这些兵士水手的家属，即便这两年朝廷财政最困难的时候，还陆续的拨出一些钱帛，进行安抚。其实说白了，这就是买命钱。然而两年多一点音讯都没有，有些家属开始闹事。

因此刘挚与梁焘、吴岩叟联名上书弹劾郑朗，隐晦的说郑朗草率，仅凭一个不知来历海客的话，就动用了两百多万缗钱帛，让一万多人生死不明。特别是刘挚，他举了一个例子，宋朝不象明朝那样，让郑和下西洋，但实际宋朝的海上贸易同样到达了东非一些国家。不同的是一个是官方组织，一个民间自发的贸易。

若如同郑朗所说的那样，两边的距离相差不大，以前宋朝商人去东非一来一去是一年半时间，实际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一半时间用在停在各个港口，等候季风上了。这个等候不是白等候的，在等候的过程中也在交易。自从朝廷鼓励船坞研发先进的船只技术，郑朗还拿出部分资料供他们参考，若抢时间，正好又抢到了季风，快者一年就能实现一个来回。这个刘挚不会说的，只说快一年就可以回来了。但过了两年多，音讯皆无，估计这些人全部凶多吉少。

多数官员对刘挚的话，没有多大反对声音的。

郑朗所得到的消息来源确实是来历不明，顶多说郑朗也是好心，想得到更多的农作物种子，使国家更富更强大。第二个若有一点儿错误，就会危险了。比如距离，人多船大，船上虽准备了大量食物淡水，以及其他物资，若是距离比郑朗所说的短，那最好不过。若是比郑朗所说的长，又如郑朗所说的沿途并没有多少岛屿补充供给。食物淡水吃完了，在大洋上来去不得，只能等死，更不要说海上的飓风狂浪危胁。

郑朗心中却有数，没有那么快。

技术不行，自己所画的路线未必准确，海上台风又多，虽有罗盘，终不是卫星导航图，一阵大风一吹，就不知偏离航线多远。这时若没有岛屿参考，罗盘会起什么作用？

就是一路向西抵达彼岸，又知道在哪里，地图上一目了然，可站在实地，看到的是山是河，是林是平原，茫然环顾，看一看，就能判断身在何方？更不要说上岸找寻各种作物。

这个过程会十分漫长，也要靠运气。

事实就是现在这支船队回来，也失去了方向，借助季风，速度快，后来一名水手发现不妙，急切地转向，使船队向北，抵达爪哇国，居然绕过了大洋洲。人与船回来了，但不能带回海图。

但当时，郑朗没有辨解，提交了辞呈，请求朝廷将他外放到益州。

全国那么多地方，郑朗几乎都踏遍了，就是没有去四川。

看到辞呈，赵顼惨然，郑朗经常给他上课，至少赵顼比史上的更成熟。这个外放请求，非是要踏遍全国各地，而是避嫌。就是一万多人下落不明，与郑朗功绩相比，又算什么？况且当初就说好的，此行凶多吉少，成功了万幸，但也要做好不成功全军覆没的准备。

这是郑朗担任首相多年，功劳大，怕功高震主的举动。

于是赵顼将郑朗喊到内宫，说道：“郑公，你多心了，朕非是心胸狭窄之辈。”

郑朗道：“陛下，臣非是担心陛下，陛下是圣主，可群臣未必全是贤臣。臣请求外放，非是担心陛下有什么想法，而是对臣自己的保护。若国政出现差错，臣下去一两年后，陛下可以再将臣调回京城。”

赵顼不准，可是郑朗态度坚决，赵顼只好以郑朗轻率为名，将郑朗贬为参知政事。

然后郑朗又找到王安石，说了一句：“你我二人执掌朝政多少年了？”

不说宰相职位，而说朝政，这些年师徒二人从未担任一号首相，但无论是曾公亮或者富弼、王珪，他们虽担任了一号首相，真正的政务却是由郑王二人处理的。

王安石有些迷糊。

郑朗又说了一句：“介甫，你我二人执掌朝政多年，嫉妒的人越来越多，反对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最后不仅对人，也会对事，不利于国家革新。”

王安石也听闻了一些传言，郑朗说得这么清楚了，还能不明白吗？郑朗要去益州，正是朝堂上还有王安石，可是皇上要力保郑朗，那么王安石只能下去。正好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去世，王安石有些心灰意冷。于是请求外放，调到江宁担任知府。

这不是不用王安石，下下上上，郑朗在京城，王安石就下去，郑朗离开京城，也可以将王安石提上来，下下上上才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但减轻了怨言，保障改革继续执行。

然而经郑朗推荐，由司马光担任首相。

非是郑朗看好司马光，相反的这些年郑朗对司马光越来越担心。

一部资治通鉴是一部文字优美的史书，但实际是一部权谋史。如果一个官员能用心将资治通鉴看上十几遍，得到其中真味，那么恭喜你了，在仕途上会越走越远，也会越来越腹黑。

这些年司马光权谋术大有长进，在改革过程中，作为郑朗学生，未提出多少反对的声音，可一直缄默不语。这已经让郑朗感到满意了。现在让他做首相，作为郑朗学生，改革派不会有争议，可暗中司马光与刘挚等保守派来往也很密切，司马光上位，保守派也不会反对。

其实司马光在吏治上，远不如王安石。郑朗做法是担心司马光心中留恋权位，自己在相位上，司马光不会怎么的，但自己在相位时间不会很长，伐夏开始自己会再度去西北，西北定下来的时候就是自己致仕之时，那时候不退，难保自己后代不遭到霍光张居正后代那样的下场。

自己一致仕，司马光作为不如王安石，可他实际深得保守改革两派的心，会不会再度将他的权谋术用在王安石身上，来谋得首相之位？一旦司马光心中有这个想法，自己的努力会前功尽弃。

于是提前将司马光推上位。

庞籍说了一句，做好首相，不作为或者用朝廷钱帛官爵收买人心，会得到士大夫欢心，但国政败坏。若作为，就会造成许多士大夫的痛恨。这就是宋朝首相为难的地方。

富弼文彦博名声好了，国政却在败坏。

司马光现在做为首相，也会面临这三条选择，一是不作为，如果不作为，他就与王珪一样，渐渐为赵顼轻视。这个后果会很可怕的，赵曙思想进化了一千年，一味要为亲生老子正名，可绕不过一道坎，没有赵祯，何来他的皇位？说宗室子弟，宗室子弟不要太多，什么时候能沦到一个乞丐母亲的儿子登基为帝？

这一点赵顼做得就比较好，对赵祯后人善待，但也不能反对父亲，没有赵曙，也不会轮到他为君。因此无论王安石下马案与郑侠案背后发生了什么，赵顼都不好处理。也因此，对韩琦、文彦博、曾公亮与王珪都一直善待着，反对这四大功臣，赵曙就不能正名。仅凭扶立之功与资历，这些人就能呆在首相位置上。司马光却拥有什么？

或者收买人心，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用官爵与钱帛收买人心，但大环境是赵顼一改赵祯做法，对官员俸禄与赏赐控制得很严格。对此郑朗不是很赞成的，因为这样，一些士大夫会痛恨，只要不使它泛滥即可。其次是对官员数量的控制也很严，这一条郑朗与赵顼思想一致，自改革之初就在裁减官吏数量。司马光还是行不通。

要么就是将改革推翻，这时候司马光敢这么做，也许会得到保守派欢心，可会激怒所有温和派与激进派。甚至背上一个叛师的骂名。以司马光城府，肯定不会选择前三者道路。

因此只能有下面一条道路，作为，一旦作为，就会得罪许多人。或者半作为半和稀泥，这多半是司马光的选择，然而郑朗还在中书，司马光想和稀泥同样很困难。

已站在权利巅峰，又是道路崎岖，掣肘多多，司马光对权利的渴望心思就不会有史上的那么重，那么不管怎么演变，也不会发生史上的故事。司马光不带头，元佑就不会成党，宋朝也就不会进入一个岔路口，迷失了方向。

赵顼不知道内幕，他略有些犹豫，至少在理财上，他未看到司马光有多少能力。郑朗说了一句：“因为祖宗言南人狡黠不可重用，就连范仲淹也追根溯源，说自己是北人，其实在这上面，祖宗说得有些草率了。近来矫正这一错弊，重用了许多南人，北人不满。因此臣推荐司马光为首相，也是为了这个平衡。”

赵顼这才答应下来。

司马光为首相后，果然提拨了一些北方人。无论南方人或北方人，在郑朗心中位置是相等的，有能力就用，没能力或者心怀叵测的人，无论南北，郑朗都不喜之。

这也不要紧，只要司马光不破坏大局，无伤大雅。

然而这让一些大臣产生错觉，王安石与郑朗贬职，虽提拨了司马光，司马光不是忠实的改革支持者，多是皇上安抚郑朗内心不满的做法，于是他们认为国家财政转好，郑朗的作用渐渐减小，功劳又大，皇上要打压郑朗了。因此这些人继续痛打落水狗。

刘挚与王岩叟连续上书，弹劾郑朗，想找麻烦很容易的，在朝会上数举郑朗十几条罪状。

郑朗听他们将奏折读完，喝道：“呱噪！对外软弱，对内凶残，有何资格身为士大夫！”

这句话从郑朗嘴中冒出来，大有意味。这些年，郑朗态度很温和，甚至有重大的举错，将所有重臣召于都堂商议劝说，也鼓励只要不闭眼瞎说，对他政务处理上的错误进行批评，提出意见。因为这个做法，赢得了许多士大夫的心，也缓冲了改革所带来的矛盾。

现在冒出这句重语，明着是很生气，实际是指刘王二人连做士大夫的资格也没有了。

大多数人也认为刘王二人做法是太过份，即便一万人下落不明，当初郑朗也说了利害关系，现在一部分家属闹事，一个首相贬到江宁，一个首相贬为辅相，而且还是两个有功的首相重贬，也足够了，刘王二人做法过于凶残。

事实是郑朗已经准备痛打刘王。

他脑海里还有一本厚厚的宋史，宋史上将刘王夸得天花乱坠，但事实呢？根本就不是。王安石专权、固执、怮、狂妄自大，虽说是为了迅速使改革落实，但他这些做无疑激怒了许多人，甚至将他的新学当成科举题目，这分明将自己摆在亚圣的地位上，这成了党争的导火索。司马光推倒再推倒，不问对错，更是一种自私的做法。

但这二人仅对事，不对人。即便李定打压苏东坡，王安石与苏东坡还有书信往来。

然而正是刘挚、王岩叟、梁焘与司马光学生刘安世推出元丰榜，从对事转移到对人上。政治诬蔑陷害就是从他们手上开始的，包括蔡确之死。

刘王二人还不知道危机来临，听了郑朗在朝会上口出粗语，十分愕然，梁焘立即弹劾郑朗失去朝仪，应当重重处理。赵顼一言不发，宣布退朝。随后诏书下达，刘王梁三人全部贬放，接着再贬。

但动荡没有结束。

第二年郑朗七娘病逝，回家丁忧，刘梁王三人平时与司马光关系默契，与王珪、吴充关系也不算太恶，在司马光运作下，居然三人悄无声息再度出现在朝堂上。

章惇不服气，递了一个折子。

赵顼大怒，再度将三人贬下去，成了三个普通的监各州监司，王珪变成枢密使，从东府首相变成西府首相，等于是重贬了。司马光贬判西京洛阳。韩绛变成东府首相，仅有吴充职位未动。

司马光懂的，这是皇上对老师的弥补，但在去洛阳的路上刻意去郑家拜访，说了一句：“郑公，以前你也用政敌对朝堂进行掣肘，以防后人开权臣，刘挚、梁焘与王岩叟皆是耿直敢言之臣，朝廷打压过重。”

心中不服气啊。

郑朗轻叹一声，道：“君实，以前是如此，那时候我才五十出头，能有很长的时间对政局进行掌控平衡。现在我六十岁了，精力不大如初，而且没几年，我就要离开朝堂再去西北。他们三人深得北方大臣的心，若是象吕公著等人那样正直光明倒也罢了，却不是，他们非是敢言，而是敢于对人身攻击与诬陷。我害怕以后离开朝堂，三人上位，影响国家的未来。我知道你与他们关系不错，这个我不反对，千万不能将私情带到公务上。以前我教过你们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其中公私分明是重中之重。君实，望三思。”

崔娴在边上微笑一句：“君实，若论私交，谁能与官人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