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极品闲人(刺刀)-第4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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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后事。

首先要确定下来的就是李承乾的谥号，为此一众大臣炒作了一团，这个谥号在他们看来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皇帝生前文治武功，品行道德，都要在那几个字当中体现出来，这是礼法，马虎不得。

例如高祖李渊因开创了大唐帝国，谥号为太武，太宗皇帝李世民因为打造了一个贞观盛世，谥号为文。

这个谥号就好像对一个人，人生的总结一样，非但马虎不得，而且还不能随便乱加，谥号制度形成，传统说法是西周早期，即《逸周书？谥法解》中提到的周公制谥。

周王室和春秋战国各国广泛施行谥法制度，直至秦始皇认为谥号有“子议父、臣议君”的嫌疑，因此把它废除了，从他这个始皇帝开始，想传二世、三世以至无穷，可惜只传了二世，直到西汉建立之后又恢复了谥号。

皇帝的称呼往往和年号、谥号和庙号联系在一起，比如汉高祖就是庙号，隋炀帝就是谥号，乾隆皇帝就是年号。一般最早的皇帝谥号用得多，后来庙号多，明清则往往年号更深入人心。

夏商时代的王没有谥号，往往直呼其名，他们的称呼多数用干支，例如太甲、孔甲、盘庚、帝辛，这究竟是排行还是出生年份，在后世也是众说纷纭，谥号是周朝开始有的，但周文王、周武王不是谥号，是自称，昭王穆王开始才是谥号。

所谓谥号，就是用一两个字对一个人的一生做一个概括的评价，算是盖棺定论吧。象文、武、明、睿、康、景、庄、宣、懿都是好字眼，惠帝都是些平庸的，如汉惠帝、晋惠帝都是没什么能力的，质帝、冲帝、少帝往往是幼年即位而且早死的，厉、灵、炀都含有否定的意思，哀、思也不是好词，但还有点同情的意味，如果末帝、献帝、顺帝，那就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嘲笑了。另外孙权是个特例，他的谥号是大帝，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汉倡导以孝治天下，所有皇帝的谥号都有个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景一直到孝献。汉献帝是他死去之后曹魏给他加的谥号，他做皇帝的时候没有这个叫法。

按照周礼，天子七庙，也就是天子也只敬七代祖先，但有庙号就一代一代都保留着，没有庙号的，到了一定时间就“亲尽宜毁”，不再保留他的庙，而是把他的神主附在别的庙里。庙号就是祖宗的称呼，一般祖的档次比宗更高些。起初，有庙号的皇帝不多，例如两汉，刘邦是高祖，刘秀是世祖，别的就没什么庙号了。这个祖，和欧洲尊某皇帝为大帝一样，一定要有特殊的功绩才行，一般往往都是开国皇帝。但也有滥封的，曹魏时，曹操是太祖武皇帝，曹丕是世祖文皇帝，曹睿活着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自称烈祖明皇帝，很被后世嘲笑。

一般庙号叫高祖或太祖都是开国皇帝，如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元太祖铁木真、明太祖朱元璋、清太祖努尔哈赤，叫世祖的往往是完成统一的，如世祖忽必烈、清世祖福临，刘秀也是靠自己重新建立一个王朝的，所以也是世祖，朱棣和他们差不多，所以叫成祖，另外玄烨被叫做圣祖，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谥号是对死去的帝王、大臣、贵族按其生平事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或同情的称号，《周礼》说：“小丧赐谥。”小丧，指死后一段时间。《逸周书？谥法解》：“谥者，行之迹也；号者，表之功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谥法制度有两个要点，一是谥号要符合死者的为人，二是谥号在死后由别人评定并授予。君主的谥号由礼官确定，由即位皇帝宣布。

李承乾的谥号原本是应该等到李贤继位之后，再行宣布的，但是眼下刚刚经历了一场政变，皇帝和太子都不在了，朝局已经乱成了一团，自然也就顾不那么许多了。

杜睿见一众大臣为了一个谥号，庙号争得面红耳赤，不禁有些不耐烦，最后还是他一言而绝，将李承乾的谥号定为“大圣大弘孝皇帝”，庙号“高宗”，这个谥号和庙号原本都是属于李治的，杜睿只是将谥号最前面“天皇”两个字拿掉了，按照李承乾的功绩，绝对要比历史上的李治强，虽然这般谥法，有些过了，但是群臣最终还是全票通过。

接着杜睿便在太极殿，李承乾的棺椁前宣读了遗诏，李贤在灵前继位，杜睿顺便宣布了年号，从明年开始称“洪武”元年。

从这个年号当中，一众大臣就不难猜到，杜睿这个辅政大臣要做什么了，太宗，高宗两代君王的梦想都是将这个世界都纳入大唐的版图，结果历经数十年都没能实现，或许这个愿望有可能在洪武年达成了。

解决了这些事，接下来的七天停灵，七天之后发丧，李承乾的遗体也将被移入早就建好的茂陵，在那里继续看顾他留下的庞大帝国，以及他的后辈儿孙。

重要的事情办完了，剩下的自然有宗正府和礼部议定，就不用杜睿在事必躬亲了，如今正是最为敏感的时候，杜睿成了辅政大臣，必然有人心中不服气，这个时候，杜睿是寸步都不能离开的。

看着太极殿内李承乾的棺椁，想到两人少年为友，如今却天人永隔，杜睿也是不胜嗟叹。

天下间人人都想着去坐那张龙椅，为了那张龙椅兄弟相争，父子相残，太宗兄弟，李承乾兄弟争得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可是谁又能知道，龙椅是天底下最难坐的，皇帝也是天底下最苦的人。

天子无情，坐上那个位子之后，就要摒弃所有的感情，亲情，爱情，友情，对别人来说再正常不过的感情，但是对皇帝来说却成了奢侈品。

像杜睿他们这些做臣子的，还能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是皇帝却要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李承乾纵然是不被人下毒，就以他那夙兴夜寐，操劳国事的尽头，难道就当真能长寿数不成？

历代皇帝中，寿命最长的当数清高宗弘历，其享年为八十九岁，生命短促的则是东汉殇帝刘隆，生下来百余日即帝位，不到两岁就夭亡了。

杜睿前世还曾对西汉、唐、明、清四朝的皇帝年寿作了个大致统计：从高祖刘邦起至王莽篡位时的傀儡皇帝刘婴止，西汉共有12帝，皇帝的平均寿命仅为38岁。唐朝虽有20位皇帝，但中宗李显鸩毒身亡，宪宗李纯、昭宗李晔、哀帝李柷被杀，余下16位皇帝的平均寿命也不到46岁。明朝16帝中，建文帝朱允炆不知所终，思宗朱由检煤山自缢，其余14位的平均寿命为44岁。清朝入关后只有10个皇帝，宣统帝溥仪3岁即“逊位”，剩下的9个皇帝平均寿命为51岁。

天下万民口中喊着万岁，就是长生不死，可是谁又当真能够万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明帝清君，他们毕生孜孜以求的幻梦，就是想永远地活在世上，永远地执掌权柄，康熙大麻子不还絮絮叨叨的念着要“向天再借五百年”吗？

可是，自然法则不但不惧怕，有时甚至还作弄权势者，痴迷万寿无疆的，却偏偏使其生命短暂，祈求子承孙继的，却偏偏让其国运颓亡，天子天不佑，真命命多舛，“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在社会发展的浩荡大势面前，这就是帝王们不想唱却又不得不唱的千年《垓下曲》。

君临天下，门第显赫，人们孜孜不倦的追求着，就连战国时期的楚大夫屈原，在他的著名诗章《离骚》中，开篇首句即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高阳，是传说中黄帝的孙子，就是帝颛顼，即远古中原地区部落联盟的首领。愤世嫉俗、清高孤傲的一代愤青屈大夫，亦拿传说中的人物以为自己的远祖炫耀，可见，祖先是否显赫、血统是否高贵，当年，就连屈原这样“独清独醒”的明白人，仍然也十分在意、无法释怀。

翻开封建时代的正史，“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思想，象精心调制的浓稠汁液，涂抹在“帝王身世”这块任其搓。捏的面团之上，而所谓神龙附体、真龙天子的渲染，让人们对君王痴迷梦幻。可是再完美的梦境，总有不符逻辑的荒谬。

真龙天子，这天下哪里的真龙天子，中国封建帝王存在几千年，封建史家写帝王身世的神龙之说就延续了几千年。

清朝是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清史稿》写顺治帝福临的诞生，仍然是高唱老调、毫无新意，甚至还端出来一个集龙、神、梦、日的“杂烩拼盘”：“母孝庄文皇后方娠，红光绕室，盘旋如龙形。诞之前夕，梦神人抱子纳后怀曰：‘此统一天下之主也。’寤，以语太宗。太宗喜甚，曰：‘奇祥也，生子必建大业。’竖日上升，红光烛宫中，香气经日不散。”

熟悉清史的人都知道，福临六岁即帝位，二十四岁就死了，这“统一天下”、“必建大业”的功劳，他究竟占有其中几成，应当不言自喻。

历代皇帝没有一个不迷信的，毫不夸张地说，皇帝的一生是迷信的一生。

帝王被称为“天子”。《说文解字》解释“姓”字的时候这样说：“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

天子，系神人交。合而生，或者说是天帝之子。这种宣传的本意，其实是指称帝即位，先天注定，天意如此，人岂可违？

因而，“君权神授”理论最积极的宣传者就是君王本人，历代君主个个迷信神灵，虽然程度不一，但是概莫能外。

帝王的敬奉神灵，有着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传说远古时候，代表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黄帝，与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在涿鹿地方发生激战，由于蚩尤一方能呼风喚雨，又勇敢善战，黄帝“力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天雾冥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所谓玄女者，子欲何问？’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万隐万匿，首当从何起？’”由此可见，企望得到神的指示，不断取得战争的胜利，才是黄帝“稽首再拜”的目的。

商周时期，巫卜之术极为盛行，并且影响至后代。所谓巫卜之术，是人们将烧灼过的龟甲和蓍草，作为卜卦用的工具，从龟甲上裂纹的形态走向，来预测时人的生死祸福、事情的兴衰成败。它本来是远古人类极端愚昧的无奈之举，但统治者却对之不断神化，一方面，说明他们自己也是迷信者，另一方面，这种推祟有其现实的意义：“龟为卜，策为筮；卜筮者，先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豫也。”

其中的“畏法令”，便是实实在在的目的，法令是王者制定的，而王又是神的代表或化身，对君王必须敬畏与服从，对于这一点，是绝对不允许怀疑和犹豫的。

在名目众多、企求不一的迷信活动中，祈望长寿乃至不死，是历代帝王最难解的心结。拥有权力，并不等于拥有健康；江山长在，并不等于生命长存。极贵且富的帝王，最不愿意舍弃无所不有、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而去独自面对永远的黑夜和寂寞。可以这样说，帝王最恐惧是对尊卑贵贱一视同仁而不可抗御的死神。有没有死神也无可奈何的灵丹圣药，让人容颜不老、青春常驻、寿若南山呢？

《史记？封禅书》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齐、燕等诸侯国君，就开始了这充满希望却徒劳无功地探寻：“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皆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

从太史公的描述来看，剔除其民间传说和大胆想象，这应是典型的自然现象一一海市蜃楼。

而对于迷神信鬼的人来说，海市蜃楼却是肉眼可见的仙境，是能够证明其信仰无妄的唯一实据和心理安慰。的确，“虚无”不是“飘渺”的同义词。神仙鬼怪、地狱天宫，说之者虽众，但虚无可见，而海市蜃楼尽管飘渺，它却毕竟时有发生并且人能目睹。谁说没有仙界神山？且看海市蜃楼！

于是，继齐威王、宣王和燕昭王之后，渴望长生不死的秦始皇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寻觅。秦始皇二十八年，嬴政东行至泰山封禅，后到东海边上刻石颂德，遥望着波诡云谲的海天深处，联想起扑朔迷离的神山仙药，再加上方士的谄媚蛊惑，嬴政便令方士徐福出海访求仙山琼阁。

面对着心情急切、操掌生杀大权的秦始皇，徐福深知这只能是一次虚拟世界毫无所获的漫游。他不知在哪里转了一圈，回来后将神仙之事吹得更加天花乱坠。

他对嬴政说：“臣到了海上的神山，见到了山上的神仙，说明了自己的来意。然而大仙说，秦皇予我并无半点赠礼，我又何必施以回报？仙药遍山皆是，但金龙守护，难以空手而得。为臣下跪再三央求，问他想要什么礼物？大仙回答，叫你们秦皇送些童男童女和仆役工匠来吧，到时我必将仙药交你带给秦皇。”

并不高明的谎言，却往往欺骗了有所欲求的智者。嬴政居然大喜过望，“遂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百工而行。”然而，徐福从此一去，就杳如黄鹤，再也没有回来。

汉武帝刘彻也是个想长生不死的皇帝，他所用的一种不死药，便是服用玉石磨成并和以清晨露水的粉末。

连太宗皇帝这样的“圣贤”之君，亦因迷恋于异域术士的不死之药，结果反在五十二岁那年中毒而亡。

汉武唐宗，一代风流，竟然“尚採不死药，茫然使心哀”，做出违悖自然法则的蠢事，的确令人慨叹！

在历史上，有唐一代诸帝中，玄宗李隆基的求仙问药之痴，实在令人好笑：“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

从他的《送元同真人李抱朴谒灊水仙祠》诗中，可见其的心理变态：“城阙天中近，蓬瀛海上遥。归期千载鹤，春至一来朝。采药逢三秀，餐霞卧九霄。参同如有旨，金鼎待君烧。”

更有甚者，唐代后期的宪宗、穆宗、武宗，“前仆后继”，居然都是因为服方士丹药而致毙命的。

对于皇帝们的这种饮鸩止渴，当时的朝臣中对之亦颇多非议。唐宪宗时，宰相皇甫鎛、金吾将军李道古等人迎合宪宗李纯的意思，引来柳泌、田佐元一班术士，均授以待诏翰林之职，为其熬炼丹药。

起居舍人裴潾就直言上疏劝谏说：“自去岁以来，所在多荐方士，转相汲引，其数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潜岩壑，惟畏人知。凡候俟权贵之门，以大言自炫奇伎惊众者，皆不轨徇利之人，岂可信其说而饵其药耶？夫药以愈疾，非朝夕尝饵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气，殆非人腑脏所能胜也。古者君饮药，臣先尝之，乞令献药者先自饵一年，则真伪自可见矣。”

谁献不死之药，谁就自己先服食一年，以证明它的灵验，裴潾的这个主意，可谓“实践出真知”，实在可供揭穿方士们的骗局，但此时的李纯已经痴迷不悟，说真话、直话的裴潾，竟得了个“疏奏忤旨，贬为江陵令”的回报。

生老病死，是每个生命都要演绎的公式。生，是开始；老，是过程；病，是磨练；死，是归宿。帝王的生命过程与常人无异，只不过是这一过程中的维护保养、善后处理的成本，极大极大地高于常人。

皇帝有病讳称“不豫”，豫，有不快活、不高兴的意思，引申为不舒适。病情加重称“大渐”，渐，加剧。皇帝之死，通常称“崩”，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崩，山崩地裂、大厦将倾。东汉班固的解释是：“天子称‘崩’何？别尊卑、异死生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黎庶殒涕，海内悲凉。”

所以说，做皇帝有什么好的一样离不开生老病死，不单单如此，还要摒弃感情，时时刻刻的用神秘来装扮自己，让自己始终都活在一个君权神授的梦里，还要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连死都要担惊受怕的。

可是即便如此，仍然有那么多人，为了一张皇位争来抢去，如同飞蛾扑火一般。

李承乾做太子的时候，就时时刻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做了皇帝之后，一样要疑神疑鬼，何曾得到过真正的快乐。

如今这个老朋友已经不在了，杜睿这些念头也只能自己想想了，不过就算是李承乾健在，又能如何，总不能劝说李承乾不要做这个皇帝吧。

李承乾生前一向倡导节俭，就连自己的身后事，都曾有过一切从简的安排：“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絰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

皇帝为一国之主，安危生死朝野瞩目，按照礼制，治丧期内，民间均须服丧，必须哭灵，并且不能“娶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等等。只是李承乾觉得这样做扰民太甚，便下令将自己的丧事从简。

皇帝驾崩，居丧大殡，事关重大，都是有着严格的礼法制定的，按照礼法，皇帝驾崩，当由皇后下令由三公主持操办丧事，满朝文武均扎白头巾，着白单衣，御前侍卫持兵器守卫遗体，宫中、京城戒严，内侍等官员昼夜轮流值班。

皇后、皇太子、皇子与三公重臣向大行皇帝遗体告别，洗抹遗体，太监、宫女准备黄绵、缇缯、金缕玉柙，将珠玉置皇帝口中，称衔块，用宫中冰窖所藏天然冰块置于遗体侧，以防尸身**。

金缕玉柙，又称玉柙或玉匣，后世称金缕玉衣，汉代皇帝和上层贵族的特制殓服。玉衣之制起于东周，至西汉时已广泛使用。后世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中，出土两件保存完整的金缕玉衣，衣用带孔玉片制作，玉片间用金丝编缀。刘胜玉衣长1。88米，用玉片2498片，用金丝约1100克，分头、上衣、裤、手套与鞋5个部分；窦绾玉衣长1。72米，用玉片2160片，用金丝约600克，结构同刘胜玉衣。

衔块，又称饭含，旧时人死口中含物。汉代刘向《说苑》上说，天子含珠，诸侯含玉，大夫含玑，士含贝，庶人含谷实，罪人含土块，以示有罪。

《白虎通义》称：“所以有饭含何？缘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用珠宝物何也？有益死者形体，故天子饭以玉，诸侯以珠，大夫以璧，士以贝也。”

朝廷还须遣使者持竹节星夜赴告在外地的王公大臣，使者一到，均须伏哭尽哀，同时，京城文武百官必须至殿堂之下哭灵。

第三天，大行皇帝小敛，即在室内为皇帝遗体换上葬服，随之大敛，即在室外两楹之间的阶陛间将尸体入棺，此时，御林军在殿堂四周警戒，太监持武器守卫在摆放棺椁的大殿上。

皇帝及诸侯死后，均在第三天小敛，这样做，是因为医学不发达，不能科学的鉴定死亡。为怕发生休克或假死，第一天即派人用丝棉置于逝者的口鼻间，轮流观察是否仍有极轻微的呼吸，第二天，尚冀望逝者或许能够生还，第三天，“魂气不返，终不可奈何”，便只能装敛入棺了。

棺椁也是有着相当严格规定的，按照周制，“天子棺、椁九重”，棺，藏尸之器；椁，围棺之器。其中，棺为四重：“天子之棺四重”，一重即两层。秦、汉以来，帝、后棺椁主要采用梓木，所以称“梓宫”。

皇帝入棺后的当夜，皇后、皇太子等皇室成员，王公贵族、文武群臣，披麻带孝，均赴灵堂依次拜伏哭灵，祭奠用太牢之礼。

在隆重祭奠大行皇帝之后，三公奏《尚书？顾命》一篇，请皇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先帝的灵柩前，并请尊皇后为皇太后。此奏当场便得到皇太后的批准。文武百官退出灵堂，换上吉服后再群聚大殿，由太尉宣读皇太后策封皇帝的策命，并授予传国玉玺，群臣山呼万岁，庆贺新皇帝的登基。此时，新皇帝即诏令大赦天下，同时解除戒严，除宫禁侍卫外的御林军返回驻地，百官仍换上丧服，继续参加以后的悼念与祭奠活动。

皇帝出殡之前，在京百官每五天去其灵前祭奠一次，临到出殡前三天，各地均须在专设的灵堂内，每日祭奠一次，出殡前两日，则须早晚各祭奠一次。

在做好一系列前期工作后，经太史卜卦选定好下葬之日，大行皇帝出殡的时刻到了。运载皇帝灵柩的车称大行载车，大行载车装饰华丽，由太仆驾御，车上插有十二面曳地彩旗，上绘日、月、飞龙图案，旗上写有“天子之柩”字样，卤簿以大驾规格，驾用六匹纯白色“骆马”，马身用黑药灼烧成“虎纹”。

皇帝下葬后，马作处理，车则藏于城郊秘宫，均不得再返回城中。今后如需再用此车，须由太仆与工匠在秘室中检修并重新装饰后，方可重新使用。

新皇帝率百官再行祭奠礼后，柩车启行，送丧者执绋前导，称为发引。绋用长三十丈的白色绸带，公卿、宗室子弟三百人、六列、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