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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啸大明(木林)-第5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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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和北方其他地区明目张胆的反对不同科举,要求敢消科举的加入,山东是商毅起家的地区之一,山东地区的大部份地方官员都是中华军的退伍军人,他们在军队中接触过一些新思想的观念,而且对商毅绝对服从,因此压制了不少山东地区的反对声音,另外在山东开办的新式学校也比较多,自然科学的传播也比较广泛,去年的乡试的合格率也还可以,因此在民间对自然科学的抵触也不是那么强烈。
因此山东地区保守势力也想出来这么一个办法,劝商毅举行泰山封禅,以此来加强传统儒家思想在商毅心里的份量,同时也将儒生的地位提高在其他三民以上,因为无论泰山封禅是好是坏,但终归还是属传统文化思想的范围,所有的仪式、祭文、主持事宜是由儒生来付责。
另外有人都还计划好了,一但商毅答应举行泰山封禅,就会接着上奏,要求商毅加尊孔子,加封孔家,请进一步加强传统的影响力,虽然新帝国建立之后,仍然按照旧例,封孔子后裔为世袭衍圣公,并在文庙里奉立了孔、孟、董、朱的位置,但并没有给这些圣贤加什么尊号之类的尊称,在许多人坚持传统的人看来,这显然是不行的,而如果商毅举行泰山封禅,也就可以顺势提出这些要求来。
对这些想法,商毅也未必没有察觉,其实商毅对儒学并不排拆,因为儒学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基础,没有儒学也就没有中国,尽管在另一时空里,后来还出现过几次反儒批儒的运动,但都无法动摇儒学在中国的地位,也可以说,儒学其实己经深入到毎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任何想改变这一现像的做法,最终都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尽管儒学有保守、消及的一面,但也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相反还有很多值得称道、继承、发扬的地方,而且最原生态的儒学,其实是非常开放的,可以放入许多东西,因此在后世从儒学中又衍生出了理学、新学、事功学、心学等等不同的学派,只不过由于历朝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以政府干预的手段,选择了其中最保留的一部份,而打压其他的学派,结果也造成儒学越走越窄,越来越保留,甚致成为顽固的守旧势力。
因此商毅才选择不用政府干预的方式,任由儒学在新帝国中自由发展,自主的吸收新思想,最多只是加以一些引导,毕竟在这个时候,儒学还未彻底走向保守的一面,还是有一些思想开明,能够吸纳新思想的学者,而对泰山封禅,商毅并没有那个兴趣,也不想搞什么面子工程,虽然说帝国并不缺钱,但这笔钱还不如用来干一点别的,有益的事情,那怕是搞个阅兵式,也比什么泰山封禅要强。
但不管怎么说,商毅做出了不举行泰山封禅决定之后,内阁的成员们也都松了一口气,同时也对商毅禁止后人也举行泰山封禅,并禁止一切的祥瑞、吉兆一类的事物,也都非常赞同,因为历朝历代都不乏有人也什么祥瑞、吉兆为由,哄骗皇帝,并借机上位,商毅这样的做法,显然将这一切事情都杜绝了,其意义,比起彻底废除太监制度,也并不差多少。
因此内阁的官员们,包括大部份的国会议员也对商毅的这个决定十分赞同,并且也由衷的敬佩商毅,尽管以传统的标准来衡量,商毅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皇帝,但也确实己经做得很不错了,毕竟十全十美的皇帝,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第五卷 飞天篇 第四一九章 南京风云(三)
泰山封禅的风波刚刚平息下来,但南京马上又发生了另一件重大事情,其影响范围,持续的时间,都远比泰山封禅的事件要大得多。
就在李华梅到达南京的当天,由河南、河北、陕西、山东、北京等省地区的一些知名学者的组织下,一共聚集了三百五十八名学子学者,一起联袂进京向内阁联名上书请愿,这份请愿书洋洋一共写了近万言,并附有数千人的签名,一共写了三大卷卷轴,向南京政府提出了十二条要求,首先就是请施行古制,以仁义礼信治国;其次是罢除奇淫技巧、重视诚心正意,其他还有限制商业、禁止开海、恢复科举旧制、逐驱天主教等等内容。
李华梅在进宫途中,在马车上看到的那一种学者,就是其中的第一批,共一百三十三人,他们赶到洪武门前聚集,跪伏于地,向朝廷递交万言书,而随后另外两批学者也都赶来聚集,这三百多人全部都跪在洪武门前,也将洪武门前的街道挤得满满当当。
虽然是在皇宫之前,但这些奇怪的举动,还是引得不少南京居民远远的驻足观看,而且军队也赶过来,不过这批人都还比较本份,只是老老实实的跪在那里,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举动,于是也有一个军官过来,告戒众人,不要轻举妄动,而领头的几个人也保证,自己不会乱来,因此军队也没有驱赶他们,只是离着几十歩远警戒。
这时商毅正在内阁和众官员们商议事情,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都大感意外,谁也没有想到会闹成这一步,而商毅也意识到,中国的思想冲突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严重的地步了。
现在中国的统治虽然稳定了下来,但新旧两种思想的冲突却十分激烈,而思想的分歧大体又分为南北两派,相对来说,北方偏保守,而南方偏革新,只是在此之前,双方的争话都只是停留在学术方面,最多只是在报纸上发文,隔空互相争论一番,而南京政府一般对于学术争论都是釆取不干预的态度,因此对此也没有太在意。
但在新年之后,商毅下旨坚持执行新的科举制度,也成为北南思想冲突激化的导火线。
原来自从宋代以后,南方由于经济发达,教育水平也逐渐高过了北方,明朝开国之后,在洪武年间进行的几次科举中,南方考生的上榜率明显要高于北方,一甲的前三名和会元几乎都是南方人,而状元更是全被南方人垄断。
在洪武三十年的会试中,选出五十一名贡士全部都是南方人,而这一结果这也引起了来自北方考生的极大不满,大批落榜考生跑到明朝礼部鸣冤告状,还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甚至拦住官员轿子上访告状,有说主考官收了钱的,有说主考官不公的,有说主考官搞地域歧视等等,街头巷尾各式传言满天纷飞,这就是明朝初年轰动一时的南北榜事件。
而明朝也立刻举行了复查,但复査的结果却是,所录取五十一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因为这个科举都是封名阅卷,主考官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考生的名字,也无从作弊,而北方考生仍然不一,同时连朝中的官员也牵扯了进来,几乎就要演变成北南之争了。
后来朱元璋出于南北平衡的考虑,自己亲自重新阅卷,将录取五十一名贡士全部改为北方考生,才算免强把这次风波给压了下去,从此以后,明朝也改革了科举制度,实行南北分榜,分别录取,到明朝中期,又演变成了南北中三榜的划分方式,到万历时期又更进一步,在科举中增开了“商籍”,解除了朱元璋时期对商人子弟应试的种种限制,而清朝建立后,也基本沿用了这个分榜制度。
对于分榜制度,商毅并不是没有想过,因为每一地区的教育水平不一样,后世的高考也分了地区,对边少地区还有一定的照顾,不过明初的南北榜事件是发生在会试的时候,也就是进京考试,但现在中华帝国才刚刚才进行了乡试,还没有到分区的时候,本来是不该引起争议的,但甴于自然科学与以前考应文章不同,文章虽然是有好有坏,但其中还是有一定的弹性空间,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而自然科学都是有标准的答案,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模棱两可,因此不及格就一杆子打死,没有变通的余地。
因为中华帝国是立足于南方建立的,公办学校,以及师资力量也要充足一些,而且南方的思想也相对开放,许多私塾对自然科学也不排拆,还有不少私塾的先生都自学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这样就可以招到更多的学生,因此自然科学在南方普及的也广泛一些,而且在中国的内战期间,南方受到的影响破坏也小得多,甚致是传统教育的沿续性也要好得多,结果在去年的乡试中,南方考生的合格率还不错,虽然也偏低了一点,但也在正常的范围以内,也就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而在北方就要差得多,有一些县连一个自然科学及格的考生都没有,自然也就没有一个通过的考生了。
乡试都是如此,后来的省试、会试也就可想而知了,再加上新旧思想上的冲突,于是在北方地区的学者也产生了极大的不满情绪,在新年以前,就不少地方的学者都联名上书中央,要求重新举行乡试,并将自然科学的内容从考试中剔除掉,但新年之后,商毅下旨,明确表示乡试的结果是不会改变,而且科举制度也不会改变,因此也进一步引发了北方各地学者的不满。
当然他们现在还不敢公然反对帝国,只能祭出了最后一招,联合进京请愿,向朝廷上联名万言书,而上书的内容除了科举之外,还包括针对帝国的其他制度,当然这也是因为建国之后,商毅对思想言论放得比较松,如果是在清廷当政,那怕是朱重八在位的时候,也都是肯定不敢的。
但不管怎么样,事情总是发生了,因此在接报之后,商毅也下令,停下其他的公务,首先来讨论对这一次请愿的事情怎样处理,经过了内阁众官员简单的讨论之后,众官员们决定,现在不要激化矛盾,首先收下上言书,看一看写的是什么内容,然后再做决定,而对请愿的学者学子们,暂时以安抚为主,可以给他们安排住宿,一来是表示政府的怀柔,二来也是更于管理,免得弄出大乱子来。
商毅对此到也没有异议,因为这种上京请愿的行为,在历朝历代都有,其实是中国古代民间向朝廷表示自己声音的一种形式,无论这一次请愿的内容是什么,但这种形式是不能禁止的,因此商毅只是要求,一定要让请愿者保持秩序,不许借机对南京的日常生活造成破坏,影响秩序,而请愿者的住宿饮食由朝廷来付责这一点,到是可以,但要派遣军队监视。
内阁做出了决议之后,立刻派出两名内阁官员,出洪武门去面见众学者传达内阁的意见,首先接受他们了上言书,并表示内阁会认真阅读上言书,并上交给皇帝御览,但对上言书里提出的要求怎样处理,还需要时间来讨论,因此请他们暂时在南京等候,并安排他们到馆驿休息住宿,但同时也告戒众人,不许在南京胡作非为,破坏治定,否则一定将会严惩。
这时众学子们在洪武门外跪了半天,也确实足有些累了,而且内阁也接受了上言书,答复的理由也很合理,毕竟将求内阁马上就做出决定也不可能,而且有地方住,包吃包喝,当然不错,起码可以省钱,而组织这次上京请愿的领头几个人也都觉得没有拒绝的理由,虽然在队伍虽也有几个人鼓吵着“如果内阁不答应就跪在这里不走之类”,但见其他人都跟着官员一齐离开了,也熬不住累饿,终于也跟在后面一起走了。
见终于把这批请愿的学者们都安稳下来了,内阁上下也都松了一口气,总算是还没有出什么大乱子,同时又赶忙安排了一队士兵,在馆驿外驻守,当然名议上是保护他们的安全,虽然不限制众人的活动,但要外出时必须登记,发给令牌。
而在内阁里,众官员们也在为上言书的内容议论纷纷,因为看过了上言书的内容之后,绝大多数人对这份上言书提出的要求都嗤之以鼻,内阁成员基本都是追随商毅打天下的人员,一方面是对商毅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也湥С庑┬抡叨杂诘酃⒄沟暮么Γ硗庖灿幸恍┤巳肥凳强┝搜劢纾岣吡思叮比灰膊簧偃擞屑鹊美嬖诶锩妗
比如第一条恢复古制,以仁义礼信治国,就连王夫之都认为,这根本不可行,因为什么才算古制呢,是宋朝、唐朝算古制,还是夏商周三朝算古制,而像什么限商、禁海之类,只会造成帝国的财政崩溃,更是不可能,但这次事情怎样处理,确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连商毅一时也有些束手无策。
第五卷 飞天篇 第四二零章 南京风云(四)
不过见一时半会拿不出一个好的处理意见来,商毅也决定今天先散会,大家都回去思考一下,明天再讨论。
商毅回到后宫,也就是李华梅进宫的时候,当天晚上,商毅也放下了这些烦心的事情,和李华梅渡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第二天一早,李华梅赶到统战部去办理辞职手续,而经过了一夜休息的商毅也神清气爽的又来到内阁,重新开始内阁扩大会议,讨论解决上京请愿的事梼。
这次内阁扩大会议,还邀请了来自国会的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三人,因为这次上京请愿,虽然是一个政治事件,同时也是一个学术事件,而黄、顾、方三人既是国会议员,也是当代知名的学者,因此请他们参与讨论,也是很有必要的。
而经过了一天的休息之后,众内阁的官员也都从昨天的突然中回过神来,并且也都在家呈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思考,因此在今天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基本思路:请愿书提出的十二条要求,肯定是不能答应的,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三百多人怎么来处理,好顺利的解决这一事件。
随后有人就主张将,于脆将这些人全部都遣送回原藉去算了,因为他们留在南京,总是一个大麻烦,现在虽然安抚下来,但很难说以后不会闹出什么事情来,如果有人不愿离去,则可以由皇帝或内阁下达行政命令,将他们强行遣返回地方去。
也有几名官员对这批上京请愿者非常不满,没事好端端的,在家里待着不好吗,跑到南京来闹什么事情,因此认为一定要给他们一些惩处,可以取消他们以后参加科举的资格,更有甚者,主张干脆把他们抓起来收监关押,判个几年再说。
不过这个意见也遭到了不少官员的反对,因为民间人士进京请愿,在任何朝代,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也是体现地方民间情况的一种图途,并不值得大动干戈,而且他们在京城里也没有闹事,根本就没有抓他们的理由,而且商毅称帝之后,一向主张坚持法制,杜绝人制由其不能以所谓大不敬、惊驾、违禁的莫名其妙的罪名,胡乱抓人关人。
另外这三百多人在地方上也都是比较有名望的人士,其中也不乏地方名士,有一些人和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还有认识,当然不愿意将他们釆用抓捕入狱,而且这样做对朝廷的名望也是不利;而强行遣返,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些人在地方上都是比较有名望的人,强行遣返,必然会对帝国产生不满心理,难免会在地方上有所怨言,而地方又偏离京师,有可能会造成地方上出现动荡。
因此王夫之就主张,还是应当以好言安抚,劝说,争取能够说服他们,自愿返回原籍,当然有必要的时候,朝廷也可以适当做出一点让步,或者说是怀柔,比如在他们提出的十二项要求中,釆纳一二条无关大局,或对国家政策响影不大的意见,并且还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些嘉奖虚名称号,这样既可以平静的解决请愿的事件,也可以显示帝国的宽大和仁义。
大部官员都赞同王夫之的主张,由其是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等人,甚致都自告奋勇,愿意出面去劝说这些请愿者,毕竟如得处理方式太过份了,对国家也并没有好处。
但也有人对王夫之的建议提出了质疑,李岩就认为,王夫之的想法虽然不错,但能不能说服得了这些人,还很难说,毕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只采纳一二条不痛不痒的意见,或赐几个无用的虚名,恐怕很难让这些人心悦诚服的离开京城。
而李岩的意见,也代表了一些内阁官员的想法,因为一但劝说无效,那么对帝国、对内阁的权威也是一个不小的影响,说不定还会让这批请愿者越弄越来劲,到了那时内阁反到骑虎难下了,因此怎么个劝法,首先要认真的研究一下,当然平和的解决这一事件的基调,还是定了下来。
而王夫之等人听了以后,也觉得心理有些没底,毕竟他们也知道,这批人都是非常顽固,不是那么容易被说服,因此全场一下子也都静默了下来,众人的目光也都集中到商毅的身上,这个时候只能由商毅来拿主意。
刚才众官员发言讨论的时侯,商毅一直都没有发言,只是听着每一个人的讲说,他当然也不同意釆取过激的做发,除了刚才众官员发言的理由之外,商毅也不愿意开这个坏头,一切都用权力来强行解决,治国毕竟不同于打仗,可以快刀斩乱麻,还是应该多勾通、协商来解决。
见众人都看向自己,商毅笑了一笑,道:“诸位所说的都没有错,对这些学者上京,也是为朝廷进谏言,应当礼相待,晓之以理,使其心悦成服,自愿离京,但以这些人的态度,一味正面好言相劝,恐怕难有效果,因此朕有一个想法,不如就搞一个辩论会,对他们提出的这十二条意见,一条一条的进行辩论,真理都是越辨越明,让他们辩输之后,服服气气的离开南京!”
等商毅说完之后,在场的二十余位官员也都怔了一怔,被商毅这种奇思妙想的办法给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了,而商毅接着又道:“而且这次辩论的内容,全部公开进行,可以任甴南京的学者、学生傍听,并且将双方的发言全部都记录下来,在报纸上公布发行,并且结集出版,让天下学者、学子都能够看到,这样就算是辩不出一个结果来,孰是孰非也可以由天下人去评说!”
王夫之这才明白了商毅的意思,说白了就是把一次政治事件转化成学术争论事件,这样就好办多了,而且辩论多久都没有问题,这边该辩还辩,而内阁还是该干嘛干嘛,不会影响到政府的行政,就当是把这三百多号人养在京城里吧,另外王夫之对辩论还是有充份的信心,一来他认为现在帝国实行的这些国策是决对正确的,当然不怕辩论,而且这近两年以来国会一直都在各种辨论中渡过的,在这方面也有很丰富的经验,这一点有辩论的时候还是非常重要的,光有理是不行的,还要能够充份的表达出来。
而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等人也认为啇毅的这个意见可以一试,致少比一味的劝说靠谱一点,其实在讨论学术的时候,也经常会进行辨论,有时是面对面进行,有时是通过书信来往进行,在南宋期间,就发生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两次很要的辩沦,一是朱熹和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之间的鹅湖之会,进行了“求知”和“求心”之辩,另一个是在稍后一点的时候,朱熹和陈亮之间的以书信来往的形式,发生了王霸利义之争,这两次辩论,对于各人对自己的学术完善,以及思想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
虽然进入明朝以来,虽然没有再发生像这两次辩论这样有重要影响的辩论了,但明朝各学派学者在交流之中,互相辩论也是常事,甚致从另一面来说,举行这一次辩论,对于学术交流来说,还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现在中国的新旧思想冲突,这些学者们都能够感觉得出来,如果举行一次辩论会,让新旧思想来一次正面碰撞,对于新思想的宣传和发展,加强新旧思想的交流,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也是非常有用的。
绝大多数的官员都支持商毅的意见,而虽然有一些人对此还有保留,但因为是皇帝的意见,也不便反对,反正也可以试一试。
见众官员基本都赞同自己的这个主意,商毅也立刻下令,让内阁来安排,首先是要通告给这些请愿的人员,因为辩论是双方的,对方要同意才能够举行。
在接到了内阁的通告之后,几名组织者只是简单的讨论了一下,就答应了下来,因为进京请愿的人员也没有拒绝的理由,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话,那么也就不该害怕辩论,另外在进京之前,领头的几个学者也都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现在大部人都知道国会的运作方式,因此也有人做好了准备,在国会中进行辩论,甚致还想过可以一举成名,虽然说这次不是在国会中进行辩论,但却是完全公开,见报,而且还可以结集出版,也算是另一种成名的方式。
双方都同意了举行辫论,那么接下来就是协商辩论的规则,每一场辩论的辩题、出场人数,发言时间,违规人员怎样处瑵等等都做了相应的规定,毕竟辩论不是吵大街,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或是漫无边际的跑题等等,在这方面国会经过了几年的运作之后,有足够的经验,而且规则对双方都是有效的,因此请愿人员也没有异议,全部都答应了下来。
于是双方都开始积极的准备,而这次进京请愿的行动,也在商毅巧妙的引导下,偏离了当初的目标。
第五卷 飞天篇 第四二一章 南京风云(五)
虽然商毅最初的想法,是弄成一场新旧思想正面碰撞、交流、沟通的辩论,但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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