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野心家-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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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头脑还清醒，心道这事可也快了，只要楚人北上的消息一定下来，墨者就敢这么做，只是现在还不便说。
　　想了一阵，问道：“如果现今，将公田的赋摊入到各家田亩上，再将公田分了，保持原本的税不变，众人可会反对？其中的多寡利害，墨者是算过的，我只问你，就你现在不听我说、也不要考虑你与我们的亲近，村社众人可有反对的？”
　　苇看了一眼适，忍不住笑道：“适，我们虽然不如你懂九数，可是你不要总以为我们蠢笨？这样的利害我们能分不清楚吗？可你们不做，我们谁人敢做？去岁秋季约法的时候，众人对墨者尚不熟悉，如今已经可做了啊！没有人会蠢笨到分不清利害的，我们不懂九数，可我们真的不蠢。”
　　PS：
　　计然定谷价事，见《吴越春秋》、《越绝书》等。计然，按活动年代算，应该是晋顷公的同族兄弟，但不是一宗的。他这一支应该是在晋国七十年内乱时候逃亡出来的公子，贵族是肯定了，否则不可能有这样的文化。后来游历越国，收范蠡为弟子，传了七条治国之策，范蠡用其五而灭吴。计然的事，也足以侧面证明，这时候磨盘还未出现用来磨粉，否则麦价不可能这样低，四斤麦换一斤小米……


第一二九章　半岁荏苒弊邑治（九）
　　公田赋改私亩税，实则就是把劳役地租变为实物地租。
　　对整个宋国而言，这需要一系列的变革，因为赋不只是粮食，还有与之对应的军事义务变革带来的军制改革。
　　极难。
　　只改公田赋为私亩税，粮食可能收的一样，然则原本的军事动员体系也会瓦解，难以适应。
　　公田不只有君主的，还有一部分贵族的，那些农户需要履行对贵族的封建义务。
　　这种变革，适根本不在意远在商丘的宋公，在意的是本地的小贵族。
　　战国时代的很多变法变革，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触动贵族的利益，而是在保留贵族利益的前提下，将贵族的劳役地租收入变为实物地租收入。
　　贵族所拥有封地辖区内的公田，变为贵族私田，再由租赁、经营等方式获利。
　　这种变革如果生产力再发达一些、货币交易更为盛行一些，很容易发展出雇佣经营性质的农业。
　　《韩非子》中，曾说过类似的场景。
　　夫买佣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钱易者，非爱佣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佣客致力而疾耘耕，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人主也，曰：‘如是羹且美，钱易云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调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故人之行事施予，以利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为心，则父子离且怨。
　　韩非子也是讲利害的。
　　而且对利害的定义，也正是用的《墨经》中定义的利害。
　　利：得是而喜，则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恶，则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
　　只不过作为诸子之一，韩非必然也是大毒舌，他也曾用毒舌评价过墨家学说。和墨子对待孔子的态度一样，对于本人很赞赏，但是对于他们的意识形态极为反对。
　　说是墨子水平那么高、手段那么多，为什么楚王不用他？韩非子编造了两个故事，说是曾经秦伯把女儿嫁给晋公子，结果晋公子喜欢陪嫁的媵妾却不喜欢秦伯之女；郑国人卖珠宝，把珠宝盒弄得很漂亮，结果人家要了珠宝盒送还了宝珠……墨子就是这样的问题。
　　韩非子认为，墨子的手段很高、技术很好，但是他错把墨者之义当做珠宝、把自己的一身本事当成了珠宝盒；你以为你最重要的是你的义，你把你的义作为秦伯的女儿，把你一身的本事当做陪嫁的媵妾，实则人家只喜欢媵妾不喜欢你认为重要的公主……君王看重的是你的本事，而非你的道义。
　　买椟还珠，用韩非子用来毒舌墨家的；守株待兔，是韩非子用来毒舌儒家的。
　　他这个故事说的，说的是地主给雇工吃得好、工钱结算的快，不是因为心善也不是因为爱雇工，而是这样雇工会好好耕耘。
　　雇工给地主努力工作，也不是爱主人，而是为了挣钱。
　　他算是第一个把这种利益关心很裸露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诸夏第一人，比起后世封建主宣扬的仁爱地主与租佃的和谐与爱，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这样的故事，在适听来就是经营性质的农业的反映。
　　这些土地肯定是靠近城郭的土地，所以可以供给城市将收获变为商品流通，从而获利。
　　而且从事这些行业的，很可能是一些城市出生的人，他们没有土地，手工业受制于农业生产难以获得高利也无法容纳那么多的从业者，所以出租自己的劳动力耕耘土地。
　　这属于什么性质的经营方式已然很明显。
　　这些拥有大量土地的人，恐怕也不是自己开垦的。
　　应该就是变革过程中默许了贵族占据原本的公田，而将公田自然地变为贵族私田，在私有制的前提下由劳役农奴变为雇佣劳动获取剩余价值。
　　这是进步的。
　　这样的事在沛邑一样可以用，现在的矛盾不是人多地少土地兼并，而是旧的农奴公田体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苇的期盼，不只是平民阶层的期盼，也有一部分落魄贵族、或是由原本的劳役地租贵族转化为新兴地主阶层的期待。
　　墨者要做事，必须要有一个支持的、代表的阶层。
　　而这个阶层的主体就应该是自耕农、新兴地主、私营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联盟，来对抗旧的血统贵族和近千年的诸夏贵族传统。
　　旧的血统贵族已经不可能照旧统治下去；新兴的地主阶层商人手工业者还处在旧血统贵族旧统治的压迫之下，不断膨大拥有了一定的力量；一个有明确目的、吸收了大量新兴阶层力量和代表他们诉求的团体已然组织起来。
　　似乎什么都不缺了。
　　想到即将到来的机遇期，适也不避讳什么，直接说道：“这事既然大家都这样盼着，我就先说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同意。”
　　苇连忙点头，适侃侃而谈，尽可能说的浅显易懂，苇并不难听懂。
　　原本的公田加亩税，一共是五分之一，所谓什二税。
　　只谈税，不谈旧组织形式下的军事组织基层。
　　这是按照旧亩产来算的，是一个定额，甚至比定额还少，因为公田的收获数量往往比私田要低许多。
　　将公田制度打破，只朝着宋公动手，将公室的公田全部拆成私田，将这些公田里的全部应收的赋税，平摊到私亩当中，保持原本的税率不变。
　　本地的一部分还有把柄握在墨者手中的旧大族，一旦时机成熟就动手搞掉他们；那些愿意接受新的土地制度，愿意自发转化为新兴地主靠实物地租和租赁或是经营性农业获利的大族，则承认他们的私亩。
　　那些棉花之类的经济作物，还要优先给予那些新兴的地主，同时还要想办法将新的种植技术在各国普及，提升市场流通总量促进商品交换发展。
　　让那些在沛邑的新兴地主觉得有利可图，自发选择经营而不是分散租赁的方式，逼着租赁他们土地的已有的隶农要么被迫离开被墨者组织起来新开垦新田，要么成为雇佣性质的雇工农。
　　怨恨的矛头指向那些新兴的地主，有利可图，是他们自愿不准租赁而是选择经营的，看起来并非是墨者逼迫的。
　　至于沛邑绝大多数的村社制下的农夫，则基本按照自耕农的方向前进，将公田军赋平摊到他们的私亩当中，变赋为税。
　　成不成，如今只在于墨者做不做，一旦楚人北上新一轮晋楚争霸展开，宋国大贵族必然无心管辖这里的事。
　　将亩产提升上去、改进一些农具和种植方式、由一年一熟改为一年两熟，保持原本的固定税额，那么农夫终究还是得利的，只要讲清楚他们也会支持。
　　只是这种支持暂时只能以信任为基础，所以这一次的麦收就格外重要。
　　适大致说完，又道：“这事也算不上秘辛事，你说说看，如果一年前你们在商丘麦收之后，我就说这个办法，你们会不会同意呢？”
　　一年前的商丘村社，正是现在沛县的许多村社。
　　苇知道这件事很重要，慎重地放下了酒碗，仔细思索着一年前的记忆，回味着一年前的心路，许久才点头道：“会同意。适，你不知道冬麦对我们来说多重要。好吃不提，原本三百亩的份地，分成三年轮休，如今如果按你说的那些种豆种苜养地、再种麦的办法……只要税赋不变，每家又要多收多少？”
　　苇考虑的慎重，并不是说那时候是在同意与不同意之间，而只是觉得适问的这些话很重要，因而不得不仔细考虑清楚。
　　他知道墨者要做决定，肯定不会只是问他，但他也知道墨者总讲的公意，而自己算是公意的一部分，是有必要说出自己的想法的。
　　适笑着又问道：“那么……你们愿意为此付出什么呢？你看你手上的茧子，那是为了获得收获。想要获得收获，就会有茧子……为了这些私亩，恐怕也要有别样的‘茧子’。”
　　苇也大笑道：“无非是死。我总要有儿子的。”
　　两人相视一笑，将酒碗一碰，一饮而尽。
　　适放下酒碗，呵呵笑道：“既已说到这，那我也不妨告诉你。你按着规矩适不可能去近滕乡的，回去后可以先大致说说我的想法。其实我不说，乡亭之间也会在麦收之后说的，只是你们村社可以先说说。”
　　“不是每个人都自愿为了这一切哪怕去死的，但真需要这个人死的时候，总不能逃避，这就是公意。都不想死，那就照旧过下去吧。墨者人少，总有死光的时候，我们死光了难道你们就不想过那样的生活了？”
　　苇的酒劲已经上来，胸膛拍的咚咚响道：“我是愿意的。如果真要非死才能利天下的时候，我可不会跑……”
　　说到这些激情无限的事，竟也忘记了之前想问一句的芦花的事，苇的脸因为喝酒涨的发红，适又说了些别的事，便要将他送回去睡觉。
　　不想一旁商人模样的人忽然伸手想要帮忙，看似无意地问道：“您难道不是墨者中的书秘吗？”
　　适听着这人的话，便知道这人应该也是有些文化的人，因为他称呼适为子，以子的敬称反问句问的，这不是沛县农夫的习惯和所能企及的高度。
　　这并不是疑问，只是一个打招呼的方式。
　　那商人问过之后，自己介绍了一番，说自己原本是晋人，名叫禾。
　　虽然并非贵族，但因为是做商人的，所以比起农夫的社会地位要高一些，因为出生在晋之焦邑，所以外人可以称呼他为焦禾。
　　这也是此时商人们习惯性的起名方式，源于范蠡和猗顿这两位此时商人的偶像。
　　范蠡居于陶邑发家，自己取名为朱，本意是一种松柏。后来因为在陶邑定居，所以众人称之为陶朱，意思是陶邑一个叫朱的人，等到发达后便加以公字。
　　猗顿原名就叫顿，后来在猗这个地方发达，所以后人称之为猗顿。正如陶朱公一样，是先有了猗这个地方，然后才有了猗顿这个称呼。
　　这年月敢做商人的，都非寻常人。
　　墨子就说，此时的人们杀人投毒劫财之类的事常有，这时候做商人是个风险度很高的职业，尤其是从晋地来到这里的商人。
　　适倒并不在意这人的身份真假，沛县已经这样了，来来往往的人多了去了，各怀目的也无所谓，反正一切公开，有些东西就算想学也学不去。
　　适就多问了几句此人做什么生意，焦禾笑回道：“昔年猗顿公在鲁之时，耕则常饥、桑则常寒……后随陶朱公学以商术，远赴晋北，从几头牛几匹马开始逐渐繁衍，以二十年时间成为巨富。”
　　“牛马可以繁衍，谷米种子春种秋收，正是一样的办法。我曾听说，墨者以天下不饥馑为宝，是以将一谷取名墨玉。既连墨者都认为是宝，这正是商人可以获利的至宝，只是并没有多少识得。”


第一三零章　半岁荏苒弊邑治（十）
　　只焦禾这一句话，适便觉得此人不一般，能说出这样话的人显是深得猗顿第一桶金之精髓。
　　猗顿当年在鲁国怎么也发不了财，只好去求教陶朱公。
　　陶朱和端木赐基本是同一时代的人，而孔子多在鲁国活动，只是端木赐的发财之路猗顿学不来。
　　因为端木赐是搞投机的，低买高卖，需要雄厚的资本支撑。
　　但是陶朱公起家则算是经营，很少搞投机，所以猗顿学不来端木赐的手段只好来问陶朱。
　　陶朱说你得先有第一桶金，可你现在太穷，不如去西河搞畜牧业。晋国内乱，正是需要马匹的时候，而且畜牧业可以繁衍增多。
　　于是猗顿来到西河，靠养殖几匹马起家，借助晋国内乱急需马匹的时机搞到了第一桶金。
　　马匹作为军需品，很容易和贵族打上交到，随后投身煮盐业和珠宝业，最终成为可以与端木赐、陶朱公匹敌的富豪。
　　焦禾的意思便是，他希望能够从墨者这里购买一些种子，还有这些种子的种植方法，从而借此发达。就像是猗顿当年靠几匹马繁衍一样，第一桶金还是需要经营为主。
　　这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思路，焦禾又说墨者利天下为先，这种事既可得利，又能利天下之民云云。
　　适奇道：“你从何知道墨者之义？”
　　焦禾早有准备，即刻回道：“我往来于晋、郑之间，杨朱、列子等人俱常讲学，那里墨者不多，但是常听到他们非议墨家之言，是以知晓。”
　　“我做商人，只为得利。然而我若得利，晋郑之地的百姓种植这些新谷，也能得利，因为觉得可行，便从陶邑前往沛邑。”
　　“况且，陶邑、安邑、洛邑等地，都有麦粉磨坊豆食，如今麦豆价格陡升，非再是贱民之食，哪里会不知道墨者的名号呢？”
　　这话说的可谓是天衣无缝，基本没有什么漏洞。杨朱等人本来就和墨者敌对，墨者又利用之前的机会广播名声，听到也属正常。
　　焦禾又道：“如今晋地，谁人不知三谷嘉禾事？昔年唐叔虞封晋而得嘉禾，可见珠玉虽贵，却依旧不如嘉禾。珠玉可换城，而嘉禾可封侯，这其中的利，是做商人不能不察觉的。”
　　这件事墨者内部也已经讨论过，适便道：“你说的正有道理，这确是利天下的事。售卖新谷，并不是不可以。”
　　焦禾一听，心中窃喜，万没想到墨者会答应的这么爽快。
　　他这一路在沛邑已经见到了不少新鲜事，金黄色的麦子整个沛县都是，此时五月，往年这里哪里会有这样的场景？
　　再说刚才听适与苇对话，焦禾也知道了种完冬麦之后应该种植菽豆，当然最好是那些种子还不多的墨玉，但是这里能种，三晋能否种？西河能否种？
　　还有堆肥发酵之法、轮耕肥田之术，等等这些，都是常人难以解释清楚的。
　　在从魏地来到沛邑之前，本以为会是一个极为艰难的事，却不想这件事如此容易。
　　这时候先进的技术、组织术等等，都可以兴国灭国。
　　屈巫臣传车战、伍子胥筑城改军制、范蠡军改、越女传剑、陈音教射、公输班改战舰钩拒等等这些，都是利用技术优势短期强国的手段，俱是一时兴衰。
　　种植，当然是一门技术。
　　或许一些贵族瞧不起，但镇守西河的吴起、主持变法的李悝却清楚其中的难度，并非是有了种子就能解决的事。
　　尤其是便随着吴起的募兵制改革，这种种植技术的提升也就更为重要。和血统贵族分封封建义务兵制不同，募兵制需要强大的经济为基础，支撑专业士兵。
　　只是焦禾实在没想到对方会答应的如此痛快，他本以为还需要自己再陈诉一番道理。
　　他却不知道适巴不得这种新的种植技术传遍天下。
　　一则是确实可以利天下，让天下少许多饥馑；二则就是这种阳谋之下，血统贵族的经济基础也将不断崩解，新兴地主阶层和自耕农阶层会借此不断崛起；三则农业是城市手工业和交换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农业基础，他所掌握的技术优势根本无法换取更多的利益。
　　最重要的，中原、三晋这样的国家，越快崛起，三晋崩解就越早到来，中原大战、齐楚秦遏制三晋霸权、以及三晋正式分家也会更快。
　　越乱，墨者的机会也就越大，也能给墨者更多的发展时间。
　　一个稳定的体系之下，墨者做事太难。
　　他又不好将自己的这种想法说出来，只能用此物可以利天下之人的说辞说服墨者获取支持同意。
　　不管是不怀好意的间和谍；还是纯属就是为了发财的商人，适都极为欢迎，恨不能他们明天就把这些新技术传播出去。
　　没有农业大发展，哪有更多的墨者中坚力量城市手工业者？而一旦新的生产力发展，旧的生产关系又哪里那么容易立足？变革与复辟之下，也会有更多的人认同墨者的道义。
　　他心中有了计较，便先和焦禾将喝醉的苇抬回到乡亭内住宿之处。
　　适先问道：“我曾听说，三晋以北，土地已可买卖？用土地获利的人极多？”
　　焦禾知道墨者的消息灵通，又多听说适在成为墨者之前有两位走遍了天下的夫子，对于适知道的消息并不惊讶，只说确实如此。
　　三晋毕竟是此时强国，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基本和宋国陶邑处在差不多的水平。但是晋国土地买卖的事因为有国家变法的支持，因而土地问题上又和宋国不一样。
　　焦禾道：“虽有买卖，但多是抵债。三晋定租，又有放贷而食人者。年景不好，便要买卖土地。”
　　越是改革早的地方，也就越早出现打破井田制份田制下的土地兼并情况，晋国的情况虽还不严重，可是已有端倪。
　　孟子曾评价过几十年后开始流行的实物地租定租制：一旦遇到灾荒年头，定租是不能少的，于是到年末交完租子连父母都养不活。
　　不但定族制的弊端已经出现，连高利贷的情况也已经极为流行。
　　孟子也曾说过，如果定租又遇到不好的年头，就需要开口问别人借高利贷，从而导致越来越穷，最终抛尸山沟之中。
　　后世孟尝君经常放贷，利息越来越多薛地的人还不起利息，多有逃亡的。
　　社会看似还处在旧时代，但新时代的曙光已经先以弊端的形式展现出来。
　　封建社会的定租、欠债、举贷、破产、逃亡的一条龙崩溃体系此时就已经出现，而且成为了社会的大问题。
　　否则也不可能仅仅几十年后孟子、荀子、韩非都诸子都会提及高利贷和小农破产的事。
　　适听焦禾这样一说，却不甚在意，这种事想想就知道一会会出现，悲哀感叹无意义，不如想办法去改变。
　　他道：“若是如此，可见地价并不贵？又多有欠贷而卖田者，他们无以为生，只能租佣谋活。这倒是一个可以取利、又能利于人的机会。你问的正好。”
　　焦禾急忙做请教的姿势，适就讲了讲破产农户做廉价劳力做经营性地主的致富方式。
　　适只说三晋之地的事墨者管不来，房贷食人还是土地兼并这种事，墨者尚不能解决，但总可以让那些失田之人不至饿死，也算是行了义事。
　　焦禾也听出来了适的意思，无非就是在靠近城市或是河流的地方，购买土地，种植作物，将作物换钱。
　　同时雇佣那些失地和被高利贷逼迫的农户，让他们作为田地劳力使用，既可以让他们不至饿死，自己也有可能积累致富。
　　至于河流运输，此时也已经形成了规模，之后秦从巴蜀攻楚便沿江而下，以致“日三百里”；而到楚怀王时代颁发的鄂君启的免税通行证，更是表示免税物资装船不能超过一百五十条……
　　种种这些已有或是尚未有的事实，都支撑着适的观点：在三晋靠河流运输方便的地方、或是直接在靠近城郭附近，做经营性农业生产，是绝对有利可图的。
　　但前提是要有高超的种植技术。
　　一个一心想要快点把种植技术变革送出去，以便将来大规模销售铁器能够有足够的人买得起，卖上高价的同时又能发展手工业。
　　另一个本就是来刺探在吴起李悝等认为这是秘辛事、墨者会当做瑰宝不会轻易示人的稼穑之术的。
　　双方可谓是一拍即合。
　　焦禾连声称赞适的想法，对于适做的那番破产、合力、经营之类的内在联系的说辞极为赞同，心中恨不能将这番话全部记住也好回去诉说。
　　适则道：“只是稼穑之事看似简单，实则极难。如稻无水，岂能收？如麦遇霜，岂不饥？况且墨者直接卖给你们墨玉之类的新谷种子，你们不会种植，又怎么能利天下呢？就算是你们自己，岂不是也是亏损难熬？”
　　焦禾心说我就是想要知道其中细节的，你但说就是。
　　适又解释了一番其中的道义，在焦禾的连声称赞中，适道：“墨者已经将稼穑之术写于草帛之上。然而能讲述的，都要教授乡校孩童，所幸其中的字并不多……墨者又有经说等辞书，又有句读标点之断句，只要认字就不会有歧义的。”
　　“如你一般的人有不少……我看你们不如先住在这里，学习文字？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