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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风云[全八册]-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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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承认军机处是正式的衙门。
军机处的上班时间非常变态，凌晨三点就开始上班，雍正至少每天召见军机大臣一次，有时一天好几次。
军机大臣的主要职责有：
一、皇上发诏书或者回复奏折时，由皇上口述，军机大臣书写，然后转发下去。
二、当皇上碰到难以决策的事情时，军机大臣提供意见和建议。
三、军机处要将各种奏折以及皇上的朱批都弄一个副本，妥善加以保存。
军机处的设立表面上是这个机构分享了其他机构的权力，但其实质是皇帝分享了臣子的权力。军机处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三个人，而且这三人都是兼职，以后有所增加，但最高峰不超过十一人。军机大臣都是兼职，没有专门担任这个职位的人。
军机大臣一个重要的品质就是保密，绝对地保密。军机处的办公地点与外廷隔绝，就是为了防止外来人员进入。军机处的办公地点也是灵活的，如果皇帝在圆明园居住，军机处跟着搬到圆明园。如果皇帝要巡游，军机大臣也要跟着走，不能耽误办公。
军机处刚刚创建的时候，既不是正式的衙门，也没有印章，雍正十年，才有提议给军机处印章。印章制成后，交给内奏处保管，印匙由领班军机大臣随身携带，“军机处”三字金牌由值日章京佩戴。如果需要军机处的印章，值日章京必须凭借金牌到内奏处领印章，光金牌还不够，还得凭借金牌向领班军机大臣那里索要印匙。到了这一步，还不能私自打开，必须要在多人的监督下，才能打开印匣，取出里面的印信。印信用完后，金牌交给领班章京，印匙归还领班军机大臣，印信重新归放到内奏处。
这一套制度非常繁琐，但也相当严密，可见雍正的良苦用心。
雍正没有想到的是，军机处居然比自己想象的效果还好，军机处办事效率非常高，因而不断完善，形成了固定的编制。军机处的创立影响了清朝后来的整个历史，由于军机处掌握重权，从而让内阁形同虚设、议政处名存实亡。
雍正简直是一个专制天才，他用自己的“智慧”将君主专制推向了顶峰，大有超越朱元璋之势，事实上也确实超越了朱元璋。
雍正的一系列措施很容易让人想到朱元璋，但是他跟朱元璋仍然不尽相同，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取消丞相，虽然也是中央集权，但是朱元璋忙不过来，只不过找几个大学士做顾问，由于不是皇帝身边固定的领导班子，办事效率不高。而雍正设立军机处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光加强了皇权，也提高了行政效率。
所以，在集权这块，雍正超越了朱元璋。
纠正社会不正之风
雍正元年，实行了一项重要的改革。
在封建王朝中，有一个行政衙门叫六科，在这个衙门里做官的人叫给事中，这个官职最早是秦始皇设置的，延续了两千多年。这个职位虽然官职不高，在隋唐时是正五品，明朝时更低，才正七品，到清朝时，满人给事中是正四品，汉人是正七品。
给事中的主要任务是传达皇帝的命令，并检查下面的执行情况。具体说来，六科的任务是将皇帝批阅的奏章从内阁取出，然后重新抄写一遍，分发给相关部门。六科不仅有转发奏折的权力，还有驳回权。如果六科发现皇帝的命令有欠妥的地方，可以将文件封好，重新打回内阁。除此之外，六科还有检查六部的权力，如果他们认为六部执行不力，可以参奏。所以，六科虽然职位不高，但权力还是很大的。
在雍正看来，六科的权力太大，影响了自己的行政效率。雍正想到一个法子，让六科变成都察院的一个附属机构，首先六科的人选由都察院来决定，并且严格规定了各科的给事中数目。六科的题本都要盖上都察院的印信，这等于是把原本属于给事中的考核权交给都察院，这样一来，给事中就不得不生活在都察院的卵翼之下，职能被削弱了大半。
雍正的这项改革等于是把给事中和御史混合为一，雍正的这个做法在当时又被称作“台省合一”，所谓台是指御史台，都察院在唐朝又叫御史台，省指的是门下省，门下省是之前的说法，在明清时都称六科。
雍正这么做的目的，还是四个字，大权独揽，让自己的政令更好地传达和执行。明末党争的教训，雍正仍然牢记在心头，明朝的灭亡跟言官乱政有很大的关系，清初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在康熙后期的储位之争中，六科官员仍参与其间。雍正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决心改变这种情况，限制六科官员，防止他们干涉朝政。
在削弱给事中权力的同时，雍正加重了御史的责任，御史的权力也许不意味着比以前更大了，至少他们要做的事情更多了，更多的时候，雍正把御史当成钦差大臣来用。对雍正来说，御史就是自己的监控器，他增加御史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监控和弹劾不法官员。
雍正还做了另一项前无古人的改革，但是这个改革不是很有名，也没有收到特别好的效果。
雍正在脑子里凭空想象出了一个“观风整俗使”官职，雍正是如何想出这么个奇怪的官职呢？
这还得从浙江人说起，浙江的文化是相当发达的，才子众多，但也有一些弊端，浙江等江南人士结成朋党，垄断科场，浙江籍的官员遍布朝野，宾客散布在各个衙门中。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而且两人文采都不错，他们的案子让雍正产生了感触，他再联想到欧秀臣为允禵造势，杭州又发生了摊丁入粮的运动，所以浙江人在雍正心里的印象非常差。
雍正四年八月，浙江巡抚李卫上奏说浙江人刁滑，风俗凶悍，动不动就漏报钱粮，时常发生命案。雍正觉得浙江省风俗败坏，人心浇漓，民心很难被圣德感化，倒是狼子野心很容易在那里找到共鸣。十月，雍正决定派遣官员到浙江查问风俗，对官民进行劝导。确定了官员之后，到底用什么官名呢？雍正一时也没想到合适的，后来吏部建议说，唐太宗在贞观年间派遣李靖巡行天下，号“观风使”，我们不妨取名为“观风整俗使”吧！
雍正接受了这个建议，任命河南学政王国栋为观风整俗使，让他与李卫和衷共济，治理好浙江。王国栋到了浙江后，召集各地的文人绅士到孔庙中训话，除了做思想政治工作，王国栋还负责清查钱粮，王国栋办得还不错，到任不到半年就被提拔为湖南巡抚。
雍正在其他省份也设置了“观风整俗使”或“宣谕化导使”，效果不如王国栋在浙江省做得那么好。
修订法律
历朝历代，修改法律可是一件大事情。中国古代有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说法，但对于雍正来讲，这种思想包袱是没有的，他的执政原则是：凡是有利于统治的他都做。
清朝的法律基本是把明律直接搬过来用，大约在顺治三年制订。在康熙朝，法律有所改动，但改动很小，当时是以《现行则例》的名字颁布执行。
雍正元年，御史汤之旭指出《现行则例》有一些缺点，譬如，它拟罪轻重不一，有时候犯法的事情相同但是处罚却不一样，所以需要重新作一些修改。
对于合理的建议，雍正从来都是采纳的。他让吏部尚书朱轼负责修改法律，对法律这事雍正很重视，一字一句都要亲自过目。
对法律的修改，关于盗贼的比较多。康熙年间，窃贼、逃人以及窝藏逃人的主人，都处以割脚筋的刑罚。雍正认为，这个刑罚将受刑者变成残废，无异于破坏了生产力，应当谨慎使用。第二年，经过仔细考虑后，雍正认为这个刑罚受刑的人太多，没有区分其中的轻重，也起不到警戒的作用，下令永久废除。
雍正六年，修改盗窃法，奴仆如果偷了主人的东西，按照一般平民盗窃罪论处，免掉在脸上刺字，仅仅处以流放罪。雍正认为直隶省盗贼猖狂，为该省量身定做了一款法律，作案盗贼团伙不分主次，全部正法。直隶盗贼案减少之后，雍正又取消了这个特殊条例。
对于一些法律的修改，雍正表现出了他非常人性化的一面。清朝秋审时，本来把案件分成情实、缓决、可矜、可疑四种，第一种是立即执行死刑的，后面三种还需进一步审理和查看。康熙五十年以后，对于死刑犯实行了酌情处理，如果死刑犯的高祖、曾祖、祖父母或者父母有七十以上的而且有疾病需要抚养的，家里又没有其他成年的男丁，可以根据犯罪情节的轻重，由皇上决定是否处以死刑；如果是流放罪，改为杖打一百，然后回家养育亲人。
雍正继位以后，进一步将康熙的人性化处罚发扬光大，他规定，杀人者首先要赔偿足够的银两，其次才涉及偿命的问题，如果不赔钱的话，等于是让受害者没有物质上的补偿，应当立即正法。对于犯有流放罪的犯人，雍正从轻处罚，杖打一百，让他们回家赡养父母。
雍正十一年，制定了一个更人性化的法令。如果丈夫不小心把妻子打死了，而他的父母都已亡故，没有人承袭香火，可以将案犯关上两月，打四十大板，留他们回家保留香火。
在江西永新县发生了一起有意思的案例，有个叫朱宁三的农民，是个盗贼惯犯，有一次因为盗窃被抓，他的哥哥朱伦三不得不卖掉儿子为他赔偿。朱宁三仍然屡教不改，后来偷牛又被抓，朱伦三便和侄子朱三杰把朱宁三淹死。案发后，刑部判朱伦三流放罪，朱三杰则坐牢。雍正对这个判法很不满意，他认为朱宁三是连累家族的罪人，朱伦三和朱三杰为了家族利益和社会安定处死朱宁三，实在是情非得已，为宗族剪除恶人，训诫子侄，用家法来治理也不为过。所以，雍正决定将朱伦三和朱三杰无罪释放。
在福建建安县有一个叫魏华音的乡民，偷割别人的稻禾，还将已故的哥哥独生子勒死，然后嫁祸于人，企图逃脱自己的盗窃罪。刑部拟罪时，打算按照长辈杀死晚辈的罪论刑，在封建社会，为了照顾尊长，法律规定，长辈害死晚辈可以减刑。但看到这个案子，雍正极不赞成，他认为魏华音虽然是死者的叔叔，但此人的凶狠歹毒已经超越了伦常，所以不能按照尊卑长幼来论刑。像这样的案件，过去都没有现成的例子，雍正要想重新判，必须修改法律，对于这种情节恶劣的，雍正裁断后处以绞刑。雍正对法律的修改考虑得比较全面，既照顾到长者的权威，又不纵容长者为非作歹，让法律显得更合乎人性。
当然，雍正的有些改革跟现代的法律精神是相违背的，不过有当时的社会需要。譬如，他规定犯有死罪和流放罪的人，不论官民，只要情节不是很恶劣的，都可以捐银买命。买命钱不是确定的，跟各人的身份地位有关。三品及以上的官员需要一万二千两，四品官需要五千两，五品六品的官需要四千两，七品及以下包括进士、举人的需要两千五百两，贡监生两千两，老百姓一千二百两。如果是充军流放罪，则根据上面的标准乘以百分之六十；如果是徒刑及以下的罪，根据死刑的标准乘以百分之四十。
雍正制定这个刑罚的时候，西北正在打仗，急需军费。这项法律大大地增加了军费，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雍正之后，清朝战事仍然很多，乾隆有十大武功，后来又有太平天国、鸦片战争，所以，这项法律一直保存了下来。
说实话，雍正本人也知道这个法律跟法律精神是相违背的，所以在实行的过程中他要求从严把握，对于那些情节恶劣影响极坏的人，再多的钱也买不了命。
雍正虽然是一个非常严苛的皇帝，但是执行还是相对公平的。对死刑犯的判决，雍正表示要慎重。雍正规定，对于秋审后情实的犯人也要三次重奏，最后由皇上裁决要不要处决，在一些细节问题上，雍正往往能做到明察秋毫。
雍正是一个对司法非常敏感的皇帝，这可能跟他深沉严苛的性格有关。他对各种案子也很有兴趣，在研究命案的过程中，他发现故意杀人和谋杀的占少数，大多数的命案是因为一些小事情引起，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结果酿成了命案，事后，当事人也后悔。雍正认为这都是因为老百姓无知，不懂法律，考虑到法律条文的繁琐，老百姓文化层次又低，雍正让地方官把殴打杀人的律例摘录出来，贴在乡里，并派地方官详细讲解，务必让大家都知道法律是怎么回事。
从上面的事情可以看出，雍正是一个务实的皇帝，虽然难免严勐了一点，但这丝毫无损于他执政为国的名声。
第五章 搞经济改革一定要精打细算
一般来说，新皇继位的时候，都会表示豁免官员的亏空。但雍正再次吃螃蟹，拒绝这么做，以示自己对贪赃枉法深恶痛绝。雍正解释说，豁免官员只会助长贪官污吏的侥幸心理，从而让他们越陷越深，只有严厉打击才能遏制腐败。
亏欠多少补多少
康熙后期，贪污腐败成风，人民和国家的财产被官僚机构鲸吞，在康熙末年，国库只有七百万银两。在雍正继位之前，由于实地调查过这些问题，事实上已经了然于胸。
雍正继位之后，立即大力实行经济改革。
一般来说，新皇继位的时候，都会表示豁免官员的亏空。但雍正再次吃螃蟹，拒绝这么做，以示自己对贪赃枉法深恶痛绝。雍正解释说，豁免官员只会助长贪官污吏的侥幸心理，从而让他们越陷越深，只有严厉打击才能遏制腐败。
上任一个月后，雍正就要求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问题，一旦发现亏空，三年之内要如数补交完，而且不准从民间征收苛捐杂税。如果在规定期限内不能补足亏空，将治以重罪。补完亏空之后，如果以后还出现亏空问题，也治以重罪。
为了有效地查清亏空问题，雍正元年正月，发出设置会考府的命令。雍正把整个任务交给允祥，并对他说：“如果你不能清查，朕就另派大臣，如果大臣没有能清查的，朕就亲自查出来，绝不留漏网之鱼。”
以前各部动用的钱粮，都是自行奏销。成立会考府后，这么做就行不通了，一切钱粮奏销都要经过会考府的稽核，徇私舞弊的难度比以前陡然增加了不少。会考府成立三年，驳回的奏销事件占总事件的百分之十七。
允祥查出户部亏空库银二百五十万两，这亏空的钱如何收回来呢？这种问题也许能难倒别人，但不在雍正的话下，雍正命令户部历任官僚合赔一百五十万两，剩下一百万两由户部逐年填补。在清查中，难免涉及皇亲国戚和高官巨宦，对此，雍正一视同仁，绝不徇私。十二阿哥允裪以前掌管过内务府事务，为了补足亏空，居然把家里的东西拿到街上去卖。十阿哥允？补偿亏空，赔了几万金，还没补足，雍正直接抄了他的家。内务府官员李英贵和张鼎鼐挪用百万两银子，雍正也径直抄了他们的家。
在清查亏空的过程，雍正抄了太多的家，也因此落下了“好抄家”的骂名。
亏空先是从中央的部门查起，不久就开展到地方，许多官僚的家产被查封，譬如：湖广布政使张胜弼、粮储道许大完、湖南按察使张安世、广西按察使李继谟、江苏巡抚吴存礼、原直隶巡道宋师曾、江苏布政使李世仁……还有我们熟悉的曹寅和李煦……
在抄家这方面，雍正俨然是个专家，但是仍然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譬如：通政司官员钱以垲建议雍正在抄家的时候，同时抄衙门，以防止官员将财物转移到衙门里。雍正觉得这个建议不错，欣然接受。雍正抄家确实出了名，当时社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打麻将时都有了“抄家和”。
对于这些不满的舆论，雍正没有回避，而是坦然地说：“如果听任贪官敛财，将国家人民的财产肥自家子孙，那么国法何在？又如何警示人心呢？抄了贪官的家，既是对贪官酷吏的惩罚，又可以利用这些钱作国家公事之用，有何不好呢？”
一般被抄家的官员都会被革职，这又是雍正与众不同的一个措施。以前官员还可以留任，补足亏空。雍正有自己的看法，如果允许贪官留任，为了弥补亏空，他们必然会继续贪污。雍正打击贪官的力度是非常大的，雍正三年，湖南被参劾的官员超过一半。十年，担任直隶总督的李卫上奏说：“在任三年以上的官员寥寥无几。”
为了有效地收回赃款，雍正想了许多别出心裁的法子。譬如，他命令贪官的亲戚代为赔偿。雍正认为，很多贪官喜欢把赃款存放在亲友家里，而且这些人平时也参与分赃，要他们代为清偿，合情合理，所以连这些人的家产都有被抄的可能。不过，这个措施牵连太广，不得人心，四年之后，雍正就把它取消了。
在征讨赃款的过程中，雍正还禁止代偿。雍正元年正月，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该省官员帮助前任总督补清亏空，雍正坚决不同意，他说即使地方官民再富裕，钱多得没处花，也不能为他人补漏洞，有钱大可以为地方兴利。雍正看到代偿存在很大的弊端，很容易成为腐败的温床，譬如地方官可能借助代偿和当地乡绅勾结，也有可能借机征收老百姓的钱粮。
在清查亏欠的过程中，难免有许多官员畏罪自杀，对这些畏罪自杀的官员雍正反而加重处罚力度。
雍正四年，广东巡抚杨文干参奏李滨亏空钱粮，李滨得到消息后就自杀了。雍正并没有因为他自杀就这么算了，自杀的官员不少，但雍正一个也没放过。他说：“犯官知道官职和财产保不住了，想一死了之，来个死无对证，然后把赃款留给子孙。我们决不能让犯官的狡计得逞，犯官死了，要继续拷问他们的家人和亲友。”
应该说，雍正的政令还是执行得不错的，但对于雍正这样的人来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由于他以前深入官场一线，了解官员们的所思所想，他知道一些官员依然在敷衍自己，所以采取严勐的手段进行全国清查。
在清查的时候，雍正非常严厉，但是结案的时候，相对宽松，这是一种统治策略，让官员存着感恩的心理。
雍正的严勐手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清查工作进行了三年，各省清偿了一部分亏空，有的省做得更加彻底。譬如直隶总督李维钧在二年八月报告，说该省亏空四十一万两，到本年六月已经偿还了二十万两，剩下的二十一万两明年保证还清。
河南的情况也很不错，雍正二年，田文镜担任河南布政使，不久就升任为巡抚。田文镜深受雍正信任，他到任后，立即清查亏空，田文镜执法甚严，对贪污官员毫不容情。田文镜在任不到两年就弹劾了二十二人，补清了亏空。
对于田文镜雷厉风行的作风，雍正很欣赏，雍正说：“田文镜参劾的官员最多，鄂尔泰风格则完全不同，从来不轻易弹劾人，但两人都有自己的绝招。”田文镜因为工作出色，雍正将他捧为模范督抚。
雍正四年，大规模清查江西的钱粮亏空，江西各地亏空甚多，但是巡抚却偏私，清查不力。雍正让巡抚留在任上，派人去调查，随后换上新任的巡抚伊都立，但伊都立“为人软弱，好沽虚名”，无法完成清查重任。雍正遂又让吏部侍郎迈柱亲自到江西清查，迈柱到了以后，遭到了江西按察使积善的反对。雍正却高度赞扬迈柱，说他到任以后，为了国计民生，不避嫌怨，是个好官。
雍正五年，福建布政司沈廷奏报仓谷亏空，雍正对福建巡抚毛文铨很生气，认为他故意欺瞒，派广东巡抚杨文干和许容为钦差大臣，前往福建调查。杨文干和许容带来上谕：“清查即将进行，可能有赃官为了掩人耳目借富民的粮食暂充府库，如果有人借的话，借出的立即成为官家财产，发现后也不归还，希望大家好自为之。”
在清朝的法令中，挪移公款的处罚较轻，而贪污受贿的处罚则较重。所以，许多官员被查出有贪污情节时，往往巧施手腕，将贪污的赃款报成是挪移，以此避重就轻。雍正对这些官员的所作所为和心理情况了如指掌，所以他明确说道：“借挪移之名，掩盖贪污之实，想以此逃脱重罚。那朕就跟你们来个将计就计。”
结果，雍正铁手一挥，挪移的罪比贪污的罪反而更重。由此可见，雍正做事不拘泥于教条，注重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
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
大家知道，古代主要是以银子和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和铜钱在保存、熔铸、运输的过程中有一定的损耗，所以在征收时有一定的附加税。这个附加税又称为耗羡或者火耗，这个附加税通常由地方征收，被纳入地方财政，算是地方上的一个额外收入。
由于耗羡的数目没标准，所以主动权就掌握在地方官的手中，他们往往随心所欲地征收，借此增加百姓的负担。雍正很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在刚即位的时候，雍正就说了：“现在钱粮火耗越来越重了，重到每两增加四五钱银子，如此剥削民脂民膏，国法何在？”
在康熙朝的时候，就有人建议耗羡归公，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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