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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风云[全八册]-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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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玉在雍正朝绝对是一个大忙人，一身兼任的职务繁多。有时候，雍正一天召他三四次。遇到公务繁忙时，通宵达旦处理事务。雍正把他和鄂尔泰看成是自己的左膀右臂。
张廷玉这么一个大忙人，然而遍查《清实录》却发现张廷玉并没有干什么事情，这是什么原因呢？
说白了，张廷玉不是干具体某件事的人，他是皇帝的首席秘书，他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文字工作，这种工作繁琐枯燥，当然不像平定苗疆之乱那样清清楚楚，可以摆在台面上说。如果说鄂尔泰是雍正的张良的话，那么张廷玉的工作有点类似于萧何了。
军机处的规章制度就是张廷玉制定的，《圣祖实录》也是张廷玉主修的，张廷玉的功劳外人看不出来，雍正自己最清楚。所以，他给予张廷玉非常优厚的酬劳，雍正五年，他赏赐张廷玉一个当铺，价值三万五千两白银。张廷玉得了小病之后，雍正对左右说：“近来我感觉臂膀很痛。”左右好一会儿才听出雍正的弦外之音。
雍正需要处理那么多的奏折和政务，张廷玉如果不给力的话，雍正估计会死得更早。所以，雍正一再对张廷玉施恩，还赠给他一个春联：“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以此表达了君臣二人的关系，一个是皇恩浩荡，一个是文治无量。张家世世代代用这个对联作门联，表示不忘皇恩。
张廷玉做官奉行沉默是金的原则，在他看来，埋头做事就行了。他经常对人说，富贵荣辱自有天命。他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说：“经常见到皇帝想用的人，或者遭到弹劾，或者得病，或者死亡，结果却没有用。而皇上不想用的人，或因为有人推荐，或一时间没有适当的人才，反而见用了。所以说，人生有一定的定数，荣辱进退全凭命数，我们凡人只要埋头做事就好了。”
因为埋头做事沉默是金，雍正赞扬张廷玉“器量纯全”。雍正说这话也是有深意的，以前在康熙朝的时候，张廷玉是鄂尔泰的上司，后来雍正把鄂尔泰提拔到张廷玉头上。张廷玉纵然再沉默是金，心里难免也有不甘心的，他的那番“命数理论”更多的还是用来安慰自己。
张廷玉和鄂尔泰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雍正能够做到人尽其才，确实有独到的用人之术。而且，这两人虽然不和，但是并没有影响到工作，反而各安其职，井水不犯河水，由此可见雍正驭人之高明。
模范督抚田文镜
田文镜，康熙元年生，在雍正的股肱大臣中算是最年长的了。田文镜不过一监生，康熙二十二年时因为没有合适的人才，候补的他当上了县丞，后来又升为县令。做了三十多年的官，康熙五十六年时，田文镜才升为内阁侍读学士。
雍正元年，田文镜开始发迹，出任山西布政使，第二年担任河南蕃司，不久又升为河南巡抚。雍正五年，晋升为河南总督，外加兵部尚书头衔。六年，为河南和山东两省的总督。雍正十年冬，田文镜病死，雍正给他上谥号“端肃”。
雍正给田文镜的评价是：“老成历练，才守兼优，自简任督抚以来，府库不亏，仓储充足，察吏安民，惩贪除弊，殚竭心志，不辞劳苦，不避嫌怨，庶务俱举，四境肃然。”
雍正的评价是有据可寻的。元年春，田文镜奉命去华山告祭，路过山西，发现闹饥荒，但巡抚德音谎称无灾。回来后，田文镜如实禀报给雍正。雍正立即让他去山西赈灾，罢免德音的职位。
田文镜担任河南巡抚后，发现封丘出现了罢考事件。田文镜力举镇压，以维护雍正的新政。但河南的学政张廷璐却支持学生，张廷璐是张廷玉的弟弟，田文镜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但他仍然参劾张廷璐，雍正大大地赞扬了田文镜，给予张廷璐处分。田文镜所到之处无不以废除陋规为己任，哪怕因此得罪权贵，雍正对此非常欣赏。
田文镜在河南的时候，经常遭到人们攻击，大家说这个人非常刻薄。对此，田文镜非常清楚，但他表示自己不怕人言。前往山东之前，他就扬言推行河南的政策，即使闹得山东怨声载道也在所不惜。对此，雍正表扬田文镜是“巡抚中第一人”，各省如果都能学习田文镜，那么天下就可以大治了。就这样，雍正把田文镜树立为模范督抚。
当然，田文镜这个人终究是个老练之人，他所作的那些有很大的表演成分，但确实也做了不少的实事。譬如，他后来给李卫送礼，这是公然行使陋规，而他之前也可以说是废除陋规的一面红旗。
我们知道田文镜是以揭发德音隐匿灾情起家，讽刺的是，在他晚年也隐匿灾荒，最后被人捅出来，闹得满朝非议。雍正考虑到他立了不少大功，最后还是保了他。
后来田文镜的做官作风完全变了，经常报什么祥瑞、人瑞、丰登之类的，报喜的次数越来越多，就不习惯报忧了。八年，河南发生水灾，田文镜不但不报灾荒，反而说民间家里充实，可以自给。后来，灾民纷纷逃亡邻省，湖广总督迈柱将逃民送回原籍，并报告雍正。
田文镜的谎言被拆破后，不但不承认，反而狡辩说，直隶、山东、江南的饥民逃到河南后，河南的商人囤积居奇，导致粮价上涨。
第二年春，河南的饥民纷纷离乡背井，四处乞讨。田文镜不但不救济，反而竭力掩盖事实。雍正知道这事后，袒护田文镜，说：“田文镜是实心办事的大臣，绝对不会无视民生艰难，估计是他这些年来年老多病，精神不济，被下面的人欺骗了吧！”
雍正为什么要袒护田文镜呢？一方面确实是因为他有功劳，另一方面也是封建君主习惯把祥瑞说成是上天表扬政治好，把灾荒看成是上天的不满。田文镜一心维护雍正统治，所以瞒着灾荒不报，雍正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
田文镜跟李卫属于不同类型的人，李卫是真心办事的人，田文镜除了会办事之外，私心相当重。田文镜属于汉军正黄旗人，地位比较低，他很想跻身到上三旗里面去，但是又不便把自己的心思透露给雍正。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心思透露给河南布政使杨文干。杨文干再将他的想法转达给雍正，雍正知道后，立即提拔他进入上三旗，还由他自己选择。结果，田文镜选择了正黄旗。
事后，雍正以一种责备的口气对田文镜说：“我们君臣之间，恩重义深，有什么想法，你直接告诉朕不就行了。以后如果有什么不好开口的话，千万不要再吞吞吐吐，直接告诉朕就行了。”
用人就是一手刚一手柔
雍正在打击自己兄弟的时候手段非常残忍，容易给人留下这人无法容人的印象，其实雍正并非不能容忍不同观点，只是不能容忍对自己有威胁的政敌。
朱轼在康熙朝时颇受重用，雍正即位后，继续重用他，封他为太子太傅，兼任吏部尚书。但是朱轼不仅不感恩，反而处处跟雍正唱反调，雍正想推行耗羡归公，朱轼就表示反对。雍正没有因此而记恨，反而升他为大学士，让他教育皇子。后来朱轼生病，请求退休，雍正挽留他说：“你的病如果不可医，朕怎么能忍心挽留呢？如果可以治好的话，你又怎么忍心辞去呢？”
话说得非常动听，让人无法拒绝。
另外一个反对火耗归公的御史刘灿，雍正开始以为他有私心，后来看他心地还算纯正谨严，提拔他为福建汀漳道。他赴任之后，揭发督抚的不法行为，结果奏章被截回，刘灿气得用头撞墙。后来，福建陆路提督丁士杰密参刘灿为人浮躁。雍正保护他，说他只是感恩图报过于急切所以才失礼，没什么大错。
雍正是一个很有自己判断力的人，他不容易受臣下的意见蒙蔽。
在用人方面，雍正敢于用那些乖张狂妄的官员，而且有自己的理论依据：“下属中敢顶撞上司的人，不可能是彻底煳涂的人，这些人必然有自信的地方。你们这些封疆大吏，千万不要因为下面一些小人搬弄是非，而错误地把有才干的人也一起株连了。作为地方大员，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力，不要被下面的意见蒙蔽了。”
雍正经常说为政的第一要义在于用人，治天下的根本就是用人，其余都是细枝末节。
用人的前提是知人，知人还得胸怀博大，能够容人的缺点和一时的错误。有一次，河南布政使田文镜举荐了两人，结果这两人都不是人才，田文镜向雍正请罪。雍正怕打消他推荐的积极性，安慰道：“知人需要极大的智慧，连皇帝都觉得困难，即使是亲生儿子时间长了也难保他不会改变，你不用自责。”
对所谓的清官，雍正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他认为光具备操守还不行，还得对皇上绝对忠心，会干实事。对于那些洁身自好，却不会治理地方的官员，雍正认为他们是沽名钓誉之徒。
在用人方面，雍正经常打破成例，破格使用那些优点和缺点都非常突出的人才。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卫，李卫性格粗野，大字不识几个，而且脾气特别暴躁，经常骂上司，甚至经常把雍正的朱批公之于众。这些毛病，雍正都清楚，雍正认为，李卫天性如此，很难改正。正如鄂尔泰所评论，李卫这个人虽然狂直不谨，但长处很多，做事全心全意，从不瞻前顾后，而且心气高傲，为人正直，是个非常难得的人才。雍正对此非常赞同。
雍正对大臣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有时候显得有些过分。如果大臣生病，雍正会表现出极大的关心，或派医生过去医治，或者赐药。年羹尧受宠之时正值壮年，但是却气血两亏。雍正知道后，赐给他“天王补心丹”等名贵药材，让他爱惜身体，不要在无用的事情上劳心。田文镜受重用时已经六十岁，经常头痛发烧感冒，雍正非常关心他的身体，派遣医生为他治疗。李卫虽然身体壮硕，但体质不行，曾经多次在工作中吐血，雍正认为这是李卫急于报效，用心太过。所以，屡次劝他戒骄戒躁，要量力而行，不要透支身体。雍正的这些关怀可以看做是情感的投资，也是用人技巧的一面，收效非常好，可以看成是用人柔术。
柔术只是雍正用人的一面，雍正还特别擅长权术，他总是揪着别人的过错让人效死力。雍正对尹泰和尹继善的父子驾驭就是一种权术的考量。尹泰原本是国子监祭酒，康熙末年，闲居在锦州。雍正还是阿哥的时候，曾经到奉天去祭奠祖陵，住在尹泰的家里，了解了尹泰及其子尹继善，认为这两人都挺有才的。
雍正元年，尹继善考中进士，被召回京城，授内阁学士，从此以后，父子俩飞黄腾达。雍正让尹泰以左都御史的身份协理奉天将军。尹泰已经年过七十，思想保守，精力不济，把盛京管理得一团糟，雍正两次惩处了他。尹继善显然比父亲的能力更强，雍正觉得他是封疆大吏的料。雍正让他做署理江苏巡抚，为了让他安心做事，雍正还将他老爸官复原职。
雍正一面做好事，一面放出了警告的狠话，他告诫尹泰要改掉老毛病，还叮嘱尹继善，不要学习老父的坏毛病，之所以赦免你爸，是因为可怜他年老，另外也因为你是可造之材。尹继善感激涕零，发誓要为国家做一辈子牛马。雍正就是这样，让人在心惊胆战中过日子，让人不得不效力。
对于藩邸旧人，雍正并没有格外重用，许多人反而闲置不用，例如：戴铎、戴锦、博尔多等人基本上是处于闲散状态。像常贲、沈廷玉、傅鼐这些人，虽然被启用，但都受到罪责和斥骂。在主子当上皇帝后，这些人不但没有好日子过，反而整天生活在心惊胆战中。
在世人眼中，雍正是一个非常多疑的人，也确实如此，他在朝野中布置了大量的密探。傅鼐身败名裂后，本来应该发配到黑龙江，但是雍正却别出心裁，他让傅鼐去盛京，公开监视已经失势正在接受检查的蔡珽，让蔡珽一切事情都必须通报给傅鼐，傅鼐只能监视，不能干涉蔡珽，让这两个人互相恼恨。由此可见，雍正的心理是非常阴暗的，他总是从阴暗中摸索出控制人的办法。
密折制度也是用来监视群臣的，目的是把所有的人都操控在自己的手中，雍正最讨厌的是臣下结为朋党，一旦发现这种行为，雍正会毫不留情进行打压，有时候到了非理性的地步。
第九章 西北不安宁
准噶尔是一个游牧民族，擅长骑兵，机动性很强，历来讨伐他们就很不容易。清军要想跟他们作战，必须有强大的骑兵。骑兵好找，但如何保障军需是个问题。前线跟内地距离太远，又多是荒漠地带，粮食很容易受到敌人的截击。
年羹尧平青海之乱
康熙亲征噶尔丹时，固始汗后代八家台吉谒见了康熙。康熙封他为亲王，并授予部落里其他的人一定的爵位，这实际上象征着青海和硕特部受到清朝的管辖。
康熙末年，固始汗子孙的势力重新崛起，罗卜藏丹津承袭了亲王爵位，以固始汗嫡孙自居，谋求成为青海和硕特部落的首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罗卜藏丹津不惜和策妄阿拉布坦勾结。
雍正元年夏，罗卜藏丹津在察罕托罗海召集各个部落的首领，要大家放弃清朝的爵位。罗卜藏丹津自称达赖浑台吉，要求统驭各个部落。当然，有人要统一，有人肯定不乐意，和硕特的另一个亲王察罕丹津和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不赞同，罗卜藏丹津就派兵攻打。
察罕丹津等人逃到甘肃河州，雍正妥善地安置了他们。
针对这场叛乱，雍正采取了两手政策。一面派人给罗卜藏丹津宣布谕旨，让他罢兵修好，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会惩治；另一方面，雍正命令年羹尧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出兵平叛。
罗卜藏丹津对雍正的警告置若罔闻，反而将责任全部推到察罕丹津等人头上。随后，他假装要罢兵，把雍正的使者常寿诱惑到察罕托罗海，囚禁起来。此外，罗卜藏丹津还和塔尔寺大喇嘛察罕诺门联系，希望他能支持自己。塔尔寺是喇嘛教的圣地，察罕诺门信徒众多，得到他的支持意味着势力的大增。察罕诺门选择支持罗卜藏丹津，顿时，归附罗卜藏丹津的人多达二十万。
得到察罕诺门的支持，罗卜藏丹津如虎添翼，叛乱迅速在青海蔓延，甘肃、四川一带人心也不稳。
雍正元年十月，罗卜藏丹津大军对西宁府周围的南川申中堡、西川镇海堡和北川新城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年羹尧在奏折中向雍正反映：“叛军包围南川、西川、北川，每处都聚集着贼众两三千人，贼众攻城放火，无所不为。”
警报传到京城，雍正决心用武力平叛，尽管这时国内局势不是很稳定。此时，雍正最能仰赖的就是年羹尧了，他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延信为平逆将军，岳钟琪为奋威将军。雍正谕令边防的大臣、总督、巡抚等等全部听从年羹尧的调遣。这时，雍正和年羹尧正处于蜜月期，两人关系非常好，难怪有人怀疑雍正是年羹尧的儿子。
年羹尧接受命令后，立即率军从甘肃来到西宁。随后，年羹尧对战争作出了周密的部署，派兵驻守在永昌和布隆吉河一带，防止叛军作乱；又分兵守在巴塘、理塘、黄胜关等地方，截断敌军的进藏信道。年羹尧还请示雍正让靖逆将军富宁安屯兵吐鲁番，隔断叛军与准噶尔部落的联系。
布置妥当之后，年羹尧下令进攻西宁周边的叛军，一一将罗卜藏丹津的党羽击溃。罗卜藏丹津看到部众这么不堪一击，不由得发了慌，主动送还清廷的使者常寿，向雍正请罪，希望清廷能罢兵言和。
年羹尧虽然有调度权，但这事不好自作主张，便请示雍正。雍正坚定地说，不可以求和，用武力消灭叛徒。
雍正作战态度坚决，十二月，许多蒙古的部落纷纷投降清朝，总计有十万余众。雍正二年正月，岳钟琪先后平定了作乱的喇嘛，在攻打郭隆寺时最为激烈。郭隆寺的喇嘛素来和罗卜藏丹津关系不错，抵抗得非常顽强。岳钟琪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将领，在他的指挥下，斩了几千个喇嘛的首级，其余的喇嘛纷纷逃到山洞里。最后，岳钟琪用火堵在山洞口，把他们活活熏死了。清军以三千的兵力击败上万喇嘛军队，属于以少胜多，连年羹尧都夸奖岳钟琪厉害。
二年二月，年羹尧召集各路将领商议，年的意思是调兵两万，从西宁、松潘、甘州、布隆吉河四个方向会攻。岳钟琪提出意见说，青海地域辽阔，敌军不下十万，如果我军分散的话，反而会四面受敌，不如趁着春草未生，派出五千精兵，直捣敌巢。
雍正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采纳岳钟琪的建议，让岳钟琪负责这次作战。二月初八，岳钟琪领军出击，经过一昼夜的时间，找到了敌人的巢穴。此时，敌人还在睡梦中，听说敌军偷袭，仓皇之态可想而知。罗卜藏丹津为了逃命，居然穿上女人的衣服，连夜逃往准噶尔。岳钟琪穷追不舍，每天追三百里，一直追到桑罗海，最后无路了，才归还。虽然岳钟琪没有抓住罗卜藏丹津，但俘获了他的母亲和妹妹，还有其他一些部落的首领。
这场战役历时十五天，杀敌八万，收降数万，获得牲口和武器无数。雍正说这次胜利是十年以来从未经历的奇功。雍正很高兴，封年羹尧为一等公，岳钟琪为三等公。
不久，年羹尧又肃清了叛军的残部。
善后处理
平定青海叛乱后，年羹尧提出了十三条善后建议，雍正全部接受了。这些建议分别是：一、根据青海和硕特诸部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分别给予奖赏或者惩罚，恩威并用，以此警示那些反复无常的部落。
二、仿照喀尔喀蒙古，实行札萨克制度，给和硕特各个部落制定游牧地，编为佐领，授予佐领为札萨克。让他们内部不能互相征战，也不能反抗中央。各个部落每年举行一次会盟，盟长由大清皇帝制定，不许他们私自推选。
三、以前和硕特人进贡没有规律，现在将他们的部落分成三班，三年一班进贡一次，九年一个轮回，进贡时马匹骆驼自备。和硕特人和内地的贸易，指定在西宁和西川口外的日月山进行，每年交易四次。
四、在青海的喀尔喀蒙古人，以前受到和硕特的统治，为了分化和硕特，允许喀尔喀设置佐领，创建札萨克，听命于中央政府。
五、青海的藏人原本受制于和硕特，需要定期缴纳赋税。现在应该把这些藏人统一编户籍，设立卫所，由我们来收税。再挑选一部分藏人任命为千户、百户、巡检，他们负责帮我们收税，我们收的税最好要比他们之前交给和硕特部落的要少，以便抚慰。
六、应该安抚达赖和班禅这些人。譬如，每年赏赐五千斤茶叶给达赖，班禅两千五百斤。过去藏人和内地贸易，要两处交税，既要交给清军，又要交给达赖。为了促进贸易的发展，不如两地都免收税。
七、整顿青海的喇嘛寺。喇嘛寺是这次叛乱的一个重要力量，而且这些喇嘛寺特别大，多的有几千人，少的也有五六百人。这些喇嘛收钱收粮，很容易成为叛乱势力的温床。所以，最好规定每个喇嘛寺里不准超过三百人，而且不能收税，他们的衣食住行由政府解决。
八、从西宁到北川口、大通河、野马河、甘肃扁都口，这些地方应该沿途建设一些城堡和土墙，严禁蒙古人进入这里游牧。
九、在西宁这些地方应该增加驻军，以便随时弹压。
十、在藏人居住的许多地方，应该设置驻军。
十一、设立一些新的军营，相应地减少一些旧的军营人数。
十二、在西宁和甘州、凉州之间，屯田种地，将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等流放的犯人押到这里干活。
十三、年羹尧从西宁撤回西安，办理川陕总督的事务，岳钟琪留兵四千，负责善后。
年羹尧还提出禁止青海十二事，雍正认为他的建议周密有效，都采纳了。平定叛乱，再加上这些善后措施，使得清政府有效地控制了青海。在康熙时期，中央政府对青海的控制还停留在间接统治的层次上。
青海平叛虽然名义上解决青海蒙古人叛乱的问题，但其实也涉及西藏问题。青海与西藏毗连，稳固了青海，有助于解决西藏问题。成功解决青海叛乱问题，固然有年羹尧、岳钟琪等人的大功，但也离不开雍正的英明决策。雍正一开始想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可惜行不通，之后便坚决主张武力，哪怕罗卜藏丹津再三请罪请求息兵，雍正都不答应。这次胜利，充分显示了雍正用人的高明，他将大权委任给年羹尧，同时又给岳钟琪充分的自主权。比如，岳钟琪曾经上奏给雍正，说军情千变万化，请求不必事事先请示年羹尧再行动。雍正批道：“朕信得过你，凡事都以持重为上。西边有年羹尧和你两位，朕可以高枕无忧了。希望你们快点成功，早点传来捷报。”
如果不是雍正充分放权，信任年羹尧和岳钟琪这样的人，平叛不可能如此顺利。
经营西藏
青海问题解决后，便是西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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